论冈特·格拉斯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

一、试论君特·格拉斯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张昊林^[1]（2021）在《德国家族小说《蟹行》与《也许是艾斯特》中的记忆重构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徐姣姣^[2]（2020）在《论小说《铁皮鼓》在电影中的叙事改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即把一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使之成为一部影视作品。《铁皮鼓》从原着的经典到再创作的精品,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一次成功范例。本文针对由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的这一艺术转变,以《铁皮鼓》为从小说到电影的叙事改编为例,来探讨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异同,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影视与文学相结合。

吴声白^[3]（2019）在《惶惑的少年 ——沃尔夫冈·赫恩多尔夫《契克》中的青春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春成长主题”与德国近现代文学史珠璧交辉,相得益彰。诸多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作家早已蜚声德语文学界。研究赫恩多尔夫的青春成长小说不仅可间接理解德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生成,而且可直接洞察德国青春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德国成长小说的研究业已发展成为德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青春成长”始终是必不可少的重点探讨主题。本论文在文学文本解读理论研究的框架下,首先斟酌理论框架,重点使用了“正态分布”定理新理论;其次依托“正态分布”定理新视角,紧密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再次汇聚几种文本解读研究方法全力支撑一个文本主题;最后较为完整地从小说文本中遴选出恰当的人物、语言等新素材来烘托、佐证小说的主题思想。本论文主要研究的问题:以年轻人渐入社会时的青春成长经历作为研究主题,并以《契克》为案例,凸显年轻主人公成长道路上的“烦恼”遭遇,从而探讨“烦恼”的社会教育意义,启发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年轻人的成长。小说《契克》在2011年同时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奖”;在2012年荣膺“汉斯·法拉达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专家成员对赫恩多尔夫的小说《契克》作过精辟分析,一致对该作品赞赏有加。他们推举《契克》获奖的理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瓦拉几亚地区真实存在。两位十四岁少年正在旅途中,出于不同的缘由,两人均是班级边缘人。契克,本名安德雷耶·驰卡乔夫:一位俄罗斯移民,天资聪颖,课堂上默默无闻,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来上学。没有绰号昵称的麦克·柯林根博格:其父是个濒临破产的商人,在外包养小情妇;其母酗酒成疾,不时需赴戒酒中心,心绪稳定之际爱好打网球。作者以自我敏锐的视角,选择青春成长主题作为创作主线,故事情节成功糅合掺杂了作者赫恩多尔夫的童年读物情结。《契克》之所以能在诸多青春小说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小说的根本特色在于:风趣动人的对话、无须改编可直接拍摄影片的小说结局、与当代青少年相贴切的叙事语气口吻以及贯穿全文的绝妙情节设置。本论文共分五个章节:引言部分介绍了国内外研究近况,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并较为翔实地介绍了德国文坛新锐沃尔夫冈·赫恩多尔夫。本论文第三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以青春成长小说的典范之作《契克》为案例,分析文本两大主人公麦克与契克的青春成长历程。第四章旨在管窥《契克》与青年读者的关联度,从作品与青年读者之间的精神链接、作品的生命力及其接收情况以及作品在课堂上的教学实践三个方面加以展开。最后一章结语处,全方位阐述总结该小说的“正态分布”特色以及作家的文字能量。

李婵^[4]（2018）在《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文中提出本文以周瘦鹃的英译汉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方法,将周瘦鹃本人的创作文本作为参照,总结与归纳周瘦鹃翻译作品的语言特征,并借助经典叙事学理论,分析这些表层词汇和句法使用模式代表的深层叙事结构差异。周瘦鹃是清末民初时期上海文坛最活跃的文人之一,身兼作家、译者和编辑等数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不论在译、着和编等领域都十分多产。通过采用独特的翻译方式,周瘦鹃的译作激发了中国广大普通读者对外国文学翻译的阅读兴趣,在当时文坛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身处中国文学体例经受巨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从事各类文学活动的周瘦鹃,其作品必然是新旧文学传统激烈交锋的场所。然而,现有研究仍未对周瘦鹃翻译活动给予足够重视,低估了其翻译的影响和贡献,尤其在翻译研究领域。借助语料库方法,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地考察周瘦鹃翻译作品语言的累积性特征,并从叙事学的视角对这些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对周瘦鹃及其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理解,对现有语料库翻译研究从研究对象到方法论上也是有益的补充。近年来,人们对周瘦鹃着译活动有了重新的认识,从翻译的原文选择、语言特征、翻译策略、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等多个话题对周瘦鹃的翻译活动展开了讨论。然而,从整体上看,现有的许多研究仍依赖二手资料,在研究方法上多是宏观概述或个案分析,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分析描写的案例较少,导致讨论不够深入,部分重要课题鲜有涉及。多数研究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和探讨时往往挂一漏万,仍欠缺复合方法的分析和探讨。鉴于此,本研究首先结合线上和线下资源,对周瘦鹃翻译活动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然后把来自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语料库文体学等研究领域的定量分析方法,和基于经典叙事学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将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与他本人的创作对比,考察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首先,根据语料库软件给出的基本数据,比较周瘦鹃译作相较于其创作的宏观语言特征;然后,借助前一阶段分析所得周瘦鹃翻译语料的关键词表,锁定两类文本中使用频率具有显着差异的词汇。通过进一步比较关键词的分布、搭配、词簇和上下文语境等,分析周瘦鹃译作在女性人物形象建构、故事情节编排、叙事者和聚焦者的选择以及人物话语呈现等深层叙事效果。从分析结果可见,周瘦鹃的译作在如下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其创作:第一,语料库软件给出的宏观数据显示,周瘦鹃的翻译作品词汇丰富程度较低、形式化程度较高,但可读性不减。具体来说,周瘦鹃译作与创作相比词汇密度低,词汇重复率高,词汇变化性低。两类语料在各词类的使用上也呈现显着差异,翻译文本的虚词使用占比显着高于原创文本。译作的句段结构容量得到扩展,长句段比重较大,但并未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由此可见,虽然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以可读性高和通俗易懂着称,但在语言使用的累积性效果上看明显区别于其创作。第二,结合对关键词表中的人称代词“伊”以及部分使用差异显着的名词和形容词的分析可见,周瘦鹃翻译文本在叙事结构的故事层面也偏离了其创作文本。周瘦鹃译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描写资源更加丰富,更常聚焦于女性主人公,构建出的女性人物更加写实、丰满和复杂。在故事情节建构上,周瘦鹃在译作中保留了大量来自源语文化的相关词汇,同时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少了许多原创中弥漫的哀情成分。第三,通过分析两类语料中使用频率迥异的人称代词“我”和部分感官动词和言说动词可见,周瘦鹃译作与创作在叙述者和聚焦者的选择、人物话语呈现等话语层面的叙事结构特征上呈显着差异。译作中叙述者对叙事进程的显性干预减少,对受述者的引导减弱;采用故事内人物聚焦的频率提高,人物对话在故事情节推进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对故事内人物聚焦,尤其是借助次要人物侧面烘托主要人物和主线情节的依赖性明显加强。研究最后还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诗学传统、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者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对上述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进行了解释。周瘦鹃翻译语言词汇密度较低,虚词使用比重和句段长度增加等文本层面的特征,可以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包括认知特征和源语干扰等方面得到部分解释。中西方诗学传统的差异则造就了周瘦鹃译作和创作在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话语等深层叙事结构上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通过翻译目的和发表媒介对翻译文本产生影响。而译者的个人因素,包括他的性格、文学素养和职业身份,在翻译作品的故事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视角等各方各面都留下了印记。本研究不仅对现有采用定性方法分析所得的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进行了证实或证伪,为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提供了量化数据的佐证,同时也在以往采用单一研究方法无法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上得到初步的分析结果。在方法论上,现有语料库研究中鲜有将同一译者/作者的文学作品两相对比,本研究在比较模式上是对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最后,研究使用语料库手段,针对文学史与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中国早期文学、特别是早期翻译文学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张蜻^[5]（2016）在《铭记与救赎 ——论2000年以后德国反思文学的历史记忆新模式》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下半叶,德国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学的热潮,很多文学作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国人加害犹太民族的大屠杀进行了表现和反思。二战结束以后,两德反思文学主要是对战争及纳粹罪行的直观回忆和再现；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由于受“68学生运动”的思潮影响而集中呈现模式化的反思和问责,主要是对经历过纳粹时代的父辈们进行清算；80年代出现的“父亲文学”,从德国作为施害者的角度对罪责进行反思；而2000年之后出现的反思则多是从德国作为“受害者”这一角度出发,记录和揭示德国普通民众在二战时所受的困难,对过去的反思和问责进行了更全面的补充。反思文学作品通过对过去的追思以及对记忆的追溯来铭记历史,记忆在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借助记忆理论对2000年之后的德国反思文学进行梳理,选取乌伟·提姆（Uwe Timm）的《以我的哥哥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2003）、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的《蟹行》（Im Krebsgang,2002）以及尤利娅·弗朗克（Julia Frank）的《午间女人》（Die Mittagsfrau,2007）这三部作品作为分析对象,以梳理出2000年之后德国反思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新模式。2000年之后的德国反思文学作品较之以往,主要有三点较为新颖之处。首先,这些作品是以多代并存的家族史回忆为主要回忆方式,展现了家族成员对二战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其次,在讲述家族回忆时,作者都引用了大量关于二战的史料,叙事情节呈现出虚实结合的特点,从而使作品中呈现的二战更加客观、全面。最后,家族成员都是战争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既表现了德国民众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创伤记忆,也揭露了战争的无情和残酷。这样的历史记忆模式主要有两个重大意义——铭记和救赎。一方面,这些反思文学作品可以使家族中不同代际的个人记忆融入了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使民众更加客观地铭记二战的历史情况,使这段历史被世人铭记；另一方面,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记忆是对二战历史记忆的补充,使后人能够更加全面且客观地看待二战历史。德国民众从而可以重新审视历史罪责,找到身份认同,并且从被批判的压抑历史环境中得到救赎。

白珍珍^[6]（2016）在《论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精神》文中指出君特·格拉斯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当代重要作家,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者,他对战时及战后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文本创作之中。总体观之,君特·格拉斯是一位具有新历史主义精神的作家,由《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组成的“但泽三部曲”便是其新历史主义精神的创作实践。本论文即以“但泽三部曲”为研究对象,主要根据新历史主义相关理论,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精神进行研究。本文由引言、主体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一是对君特·格拉斯的创作概况进行了梳理,二是探究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和核心内涵,从而为主体部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三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章的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对君特·格拉斯的新历史主义精神进行探源。从个人成长经历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发现：成长经历引发了君特·格拉斯对权力话语书写的历史的质疑；流浪汉小说给予了他历史底层关照视角,关注复数小写历史的书写；教育小说培育了他开放性的思维,使文本在多声部对话的过程中消解所谓的“权威”叙事；对启蒙的反抗赋予他一种非理性精神,怀疑一切,并试图通过虚构的历史图景质疑“真实”的历史记载。第二章是梳理“但泽三部曲”新历史主义精神的文本体现。第一节中君特·格拉斯建构了市民审视视角,展示了市民的盲目、麻木等,还原了历史真实。第二节讲述君特·格拉斯在文本中颠覆了英雄崇拜情结。第三节展现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将创作活动同社会大背景相协调,运用神话、寓言、逸闻轶事将叙事的真实与虚构沟通,解构了宏大叙事。第三章是探究“但泽三部曲”新历史主义精神的创作特征。本章从文本独特的创作手法入手进行分析,展现了具有新历史主义精神的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大胆探索。历史视角的个人化使历史视角的切入趋向于主体化,改变历史的客观实在。历史进程中偶然性的存在颠覆了正史,消解了崇高,否定了历史的必然性。理想追求的隐寓化使通过历史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成为可能。第四章是挖掘“但泽三部曲”新历史主义精神的书写意义。本章具体阐释了君特·格拉斯如何在社会文化与自我生活体验的合力下在文本中实现了自我塑型,并在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中,深化了文本的反思主题。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个人成长经历与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君特·格拉斯能够具备新历史主义精神来反思历史,并运用独特的创作特征将历史重新书写,完成了自我的塑型并深化了文本的反思主题。

杨洪敏^[7]（2016）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是一个当前十分关键的问题,其中有诸多细致的问题尚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梳理取得的学术成就,把握当前的研究态势,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论文所探讨的“本土化”问题既属于中西比较诗学中存在的具有共性的问题,同时属于叙事学本身发展的问题,两者存在交叉之处,因此必须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可以说,“本土化”问题早在中西比较诗学之初就已经被意识到并提出,其在西学东渐与中西文论对话过程中如影随形。就传播与接受的规律而言,任何一种异域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存在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目前很多学者从“全球化”、“中国化”、“民族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本土化”的内涵。在综合考察国内学者对“本土化”各种研究后,笔者采纳了从中国语境的分析思路,因为语境化就是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所以“本土化”与中国语境构成正向关系。笔者基本按照新时期的三个十年的语境变迁,即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语境、第二个十年的“多元性”语境、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来分析“本土化”相应的内涵,即西方文论的翻译引入、阐释对照、中西文论对话的不断深入。叙事学从传入中国以来,其“本土化”历程也遵循上述的基本线索。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的语境,“本土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化”,主要是将西方论文用中国方式表述出来,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到了第二个十年的“多元化”语境,西方文论在翻译的基础上不断被鉴别阐释和运用,因此这一语境的“本土化”不再是简单的表述上的“中国化”,而是有了建立在对西方文论精神领会基础上的“化中国”的新内涵。所以从这一角度讲,“本土化”又不简单等于最初的“中国化”。到了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本土化”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是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与之相应,“本土化”不仅指要将异质文化在本土吸纳,还要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参与对话。按照上述语境的变化,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内涵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翻译的中国化问题;二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精神层面的中国化问题;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这其实是西方话语在经典及经验阐释上的中国化;四是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这其实是在西方文论激发下中国文论的对话要求。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中国阐释和中国式运用分而论之,阐释和运用往往是一体的,故与三个语境对应形成了四个层面。值得说明的是,这四个层面大致与三个语境的前后顺序对应,但不是时间上的截然独立而是互相交织的,也不是严格的对号入座。按照“本土化”内涵的这一理解,论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是对本土化视域下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的基本思想与理论演进的梳理。为此回顾了叙事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柏拉图对模仿与叙事的区分、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相关思想;梳理了叙事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即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分析了法国结构主义到经典叙事学的具体过程,重点对托多罗夫、热奈特、巴特、布雷蒙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分析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流派主要指修辞性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文字媒介叙事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二是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的文献学分析。笔者整理了国内相关的着作和论文,用数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文献分析,包括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脉络和总体文献分析以及具体层面的文献分析,从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问题与特点。第二是本土化语境中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中术语翻译和使用的统一性问题。为此笔者首先以一些翻译为例,分析了叙事学翻译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探究。主要是翻译的文化语境与已有知识的干扰、作者思想发展的矛盾性。二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误读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以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如本土化境遇下对“叙事视角”存在理解混乱,笔者进行了澄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视角的理解框架图。在当前国内对“叙事结构”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中,首先指出了对国内“叙事结构”的各种表述和带来的分类随意性以及深层理论误区,然后提出了准确把握“叙事结构”的几个关键点,如“叙事结构”与“意义”的关系、从“功能”把握“叙事结构”的重要性、“叙事结构”的层次性、“叙事结构”的多元性等。论文指出,类似的误读问题还有许多,需要认真对待。三是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范畴的整体研究中需要强化的方面。笔者选取大量的英文范畴与相应的翻译,对西方叙事学中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具有探索性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范畴归类、范畴体系研究等。第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运用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本批评的得失问题,指出叙事学对当代中国文本批评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当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形式观念的产生了很多启发,并从文本批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了说明,梳理了重要成果、文本分析的主要类型、分析文本的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的运用为例,指出了批评分析具体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表述的准确性问题、对所运用批评理论的误读、机械套用理论框架的现象,从而对当前文本批评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二是西方叙事学对中国文本创作实践的影响。论文首先说明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然后分析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影视剧的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例,说明了影视剧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及其叙事效果。第四是本土意识与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旨在探究西方叙事学激发下的中国叙事学问题。一是中国叙事学的主要学者与理论研究视角问题,主要是杨义等对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与尝试;傅修延、董乃斌等对中国叙事学的史学研究整理;张开焱、高小康等的文化叙事学及中国叙事分析;浦安迪等国外汉学家关于中国叙事学的比较研究等,指出还有众多学者,从而使得中国叙事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二是对中国叙事学的评价与思考。认为其不但对西方叙事学基本思维框架如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人物、叙事事体、叙事作者等方面有充分运用并有所创新,而且有诸多基于中国诗学的叙事学独特创造,如叙事发生、叙事意象、叙事技巧、叙事音律等。最后指出了中国叙事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继续发掘可供研究的丰富资源、在拓展研究方法中要不断思考方法论问题、把握中国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相通的特点和发展走向等。在上述基础上,第五部分进行了概括思考,即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方法问题研究。这是论文的结论,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在路径选择上,从不同的文化思维分析了对话的可能性,为此首先回顾了中西文论比较中的原发性问题即文化失语症的提出。然后归纳了当前中西文论对比研究的几种理论观点,也是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逻辑解释方法、归纳法、对比参照法、迂回进入的方法等,对之一一进行说明。二是在吸取上述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中西叙事理论通融的可能路径。包括在出发点上坚持叙事学理论的一般性和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之统一,要从中国文化原点寻求中国叙事传统,要研究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体现,思考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根源,确立中国叙事学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要学会异中求同,在两种思维框架中寻求意义沟通;其次要学会同中求异:在相似思想线索中发现理论差异;最后要互通有无:从空白与裂缝中激发新对话空间。在论述中选取了很多叙事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生动说明。三是在上面的基础上,笔者以《论语》中的叙事特征探究为例进行了分析,在文本分析中尽可能综合性、汇通性地运用中西叙事学的各种方法,意在突出《论语》中叙事的本土化特色,从而回应论文关于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主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繁杂,涉及的学者着作极为广泛,因此在勾勒出基本的线条的同时要突出重点,既要资料翔实,又要关注问题,有理论深度。因此论文十分重视选材、逻辑性及论述方法,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其中文献研究不但进行总体性的宏观分析、而且进行准确性的微观统计。论文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误读”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呈现和讨论。在研究思路上,论文以范畴分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始终围绕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范畴,体现了理论的高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例的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抓住一些前沿问题、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为此大量参阅和研究叙事学基本理论,从写作的结果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如此,由于“本土化”的丰富内涵,还有许多由于篇幅不得不忽略的内容,这将是下一个阶段和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任务。

马智锋^[8]（2015）在《论“但泽三部曲”的童话因素》文中研究说明君特·格拉斯,德国着名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其作品有着非常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特点,童话因素就是格拉斯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但泽三部曲”三部作品中尤为突出。“但泽三部曲”中童话因素写作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童话式的人物、童话式的语言和童话式的神奇等三个方面,作者用荒诞夸张、戏谑讽刺的童话语言塑造出非现实、儿童化的人物形象,构建超时空的离奇巧合的故事情节,揭露出德国二战前后黑色的历史现实并深刻的反思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作家于青年时期经历二战、德国战后文学发展禁锢以及因战争而异常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对格拉斯的创作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他倾向于在创作上采用非真实的童话揭露真实的历史现实。童话因素是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中采用的艺术创作手法的一个总体概括,这种创作手法蕴含着深厚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一方面,童话因素为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让读者借助未成年儿童的仰视视角来看社会,将当时的社会万象一览无余;而童话因素的化繁为简,则更易直揭主题,增强作品的悲剧性冲击力;虽然童话允许超现实神奇存在,但是再神奇的人物也无法逃离二战所带来的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命运,尤其是小说中的这群孩童,他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更加引人悲愤,发人省醒。另一方面,格拉斯在“但泽三部曲”中借用童话来反思历史,以通过达到一种超越真实的层次来再现社会历史,以此揭露纳粹主义影响下扭曲的人性和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同时,格拉斯也希冀用童话来重建德国人民的希望,启蒙和呼吁德国民众回归理性、反思历史罪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剖析出产生疯狂战争的缘由,才能从源头上救赎战争发动者的罪责,避免这种人类灾难的再次发生。

唐佩^[9]（2013）在《论君特·格拉斯小说《铁皮鼓》中的陌生化》文中认为君特·格拉斯在谈及他的创作时曾多次提起“陌生化”理论，他的代表作《铁皮鼓》则是运用陌生化的成功之作，从人物形象塑造到叙事方法再到主题表现，都有陌生化的表现，然而，到目前为止，鲜有学者对《铁皮鼓》中的陌生化进行全面研究。《铁皮鼓》中的“陌生化”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陌生化、叙事角度的陌生化，主题表现的陌生化三个方面。人物形象的陌生化表现为主人公是永不长高的畸形儿：他既是外形怪异的畸形儿，天赋异禀的超常者，又是焦虑压抑的孤独者，拒绝天命的反抗者和邪恶多欲的犯罪者；父子角色的混乱不清：父亲身份不明，儿子血缘不清；母亲形象人性异化：生母美丽而虚荣，继母情人兼母亲。叙事角度的陌生化主要表现为不固定的叙事者：叙事人称突转，其他叙事者突现；叙事视角奇特：自下而上的观察角度，儿童的视角；有意为之的详略颠倒：事件描写详因略果，题材选择重小轻大；间离效果：坚持奇特原则，制造不确定性。主题表达的陌生化主要表现在为非战争化的战争主题：反英雄式的战争主题，弱化战争的战争主题；非纳粹主角的反纳粹主题：大众为纳粹的推手，促进道德自省。《铁皮鼓》中的陌生化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领域，其目的在于多维度地剖析小说的艺术魅力并为同类作品研究提供借鉴。

韩海燕^[10]（2013）在《论君特·格拉斯笔下的“丑男”形象》文中提出君特·格拉斯喜欢用童话的幻想和艺术的夸张来构思小说，善用动物、侏儒、半人半动物来寓意男性形象,以至于塑造出各种“丑男”形象。他作品中的“丑男”可以分成三大类型：一是动物型，君特·格拉斯以两种方式来塑造这种形象，其一，让动物担当小说的角色，这类动物外貌丑陋、内心邪恶。其二，让人担当小说的角色，这类人外貌似动物，内心也扭曲如动物。二是侏儒型，这类人外貌形似侏儒，但个体内在精神又有所不同，一部分能够坚守道德良知，一部分随大流迷失自我。三是半人半动物型，指外表和内心矛盾分裂的人，一类，似动物的外表下有一颗坚强、反抗的心；另一类，拥有人的外貌，但内心却似动物一样的凶残。君特·格拉斯笔下的系列“丑男”有着丰富的寓意。动物型中，猫狗凶狠残忍是纳粹与原恶的象征；猫狗在“老鼠”的帮助下作恶无数，背负罪责，影射德国罪民；比目鱼代表一种男性统治原则，具有男权统治的寓意。侏儒型，男性特征弱化退化的侏儒寓意对父权制神话的颠覆；奥斯卡自残成为侏儒寓意着对现代人生存的环境的绝望；知识分子奥斯卡和贝布拉都是侏儒，寓意着纳粹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境遇；奥斯卡敲打鼓点寓意着以奥斯卡为代表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勇敢反抗；奥斯卡和贝布拉的不同寓意着二战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半人半动物型男性形象以马特恩、阿姆泽尔和奥托为代表，马特恩矛盾而分裂，一度成为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永远都无法从法西斯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个人物形象寓意法西斯对人们的毒害与摧残。阿姆泽尔和奥托，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大学教授，这两个人外貌都丑陋，但内心正直、善良、坚强、勇敢，代表着“国家精神”。纳粹所操纵的“国家政权”对代表“思想精神”的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寓意着德国“文化艺术与政治的对立”。在强权压制下外表异化似动物的阿姆泽尔和奥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这是“在集体政治重压下外表异化内心反抗的知识分子存在主义思想的表现。”君特·格拉斯作品中的系列“丑男”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写“丑”是为了言说德国人民的罪责，让人们在对“丑”的反思中走向美，在对“丑”的审视中学会怀疑和理性思考。

二、试论君特·格拉斯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君特·格拉斯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2）论小说《铁皮鼓》在电影中的叙事改编（论文提纲范文）

（3）惶惑的少年 ——沃尔夫冈·赫恩多尔夫《契克》中的青春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铭记与救赎 ——论2000年以后德国反思文学的历史记忆新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6）论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但泽三部曲”的童话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9）论君特·格拉斯小说《铁皮鼓》中的陌生化（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君特·格拉斯笔下的“丑男”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君特·格拉斯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德国家族小说《蟹行》与《也许是艾斯特》中的记忆重构之比较研究[D]. 张昊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论小说《铁皮鼓》在电影中的叙事改编[J]. 徐姣姣. 文化产业, 2020(36)
• [3]惶惑的少年 ——沃尔夫冈·赫恩多尔夫《契克》中的青春主题研究[D]. 吴声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4]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D]. 李婵.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6)
• [5]铭记与救赎 ——论2000年以后德国反思文学的历史记忆新模式[D]. 张蜻.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6]论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精神[D]. 白珍珍. 扬州大学, 2016(02)
• [7]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问题研究[D]. 杨洪敏. 兰州大学, 2016(08)
• [8]论“但泽三部曲”的童话因素[D]. 马智锋. 湘潭大学, 2015(06)
• [9]论君特·格拉斯小说《铁皮鼓》中的陌生化[D]. 唐佩. 湘潭大学, 2013(03)
• [10]论君特·格拉斯笔下的“丑男”形象[D]. 韩海燕. 湘潭大学,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