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晋时期青翠姻亲群体的思想文化特征

一、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论文文献综述）

韩文杰^[1]（2021）在《中古兰陵萧氏宗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郭帅^[2]（2021）在《汉晋颍川荀氏家学研究 ——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汉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是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而家学家风对家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颍川荀氏家族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士族,家族文化博大精深,涉及到学术的多个方面,尤以史学见长。从东汉兴起到西晋式微的几百年间,其家族成员有近百人的事迹散见于史籍,家族子弟的作品多达百篇。这些作品不仅有《汉纪》《申鉴》《中经新簿》《荀氏家传》等史学专着,还有大量的表、奏议、政论等极具史料价值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颇具文学性,而且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环境,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出作者的史学思想、政治态度进而联系和印证当时社会大的背景。本文通过对颍川荀氏家族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的兴衰、确定史学作为家学传承的核心、家族代表人物的史学成就和荀氏史学世家的衰落等四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试图梳理出荀氏家族选择史学作为家学的核心以及能够在史学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同时可以探究魏晋时期士族文化与当时政治变迁的关系。从史学史角利于梳理荀氏家族的史学成就,进而完善荀氏家族整体度对荀氏家学进行研究,的学术史。结合学术界对于荀氏家族的经学传承、音律学传承、易学传承等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构成整个荀氏家族完整的学术史,进而管窥出汉晋时期的家族学术史的流变。

杨强^[3]（2021）在《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文中指出汝颍地区作为汉晋间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时人常以“汝、颍”并称,并流传有“汝、颍固多奇士”的谚言。汝颍士人不仅在政治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文化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东汉末年,汝颍士人通过交游、人物品评等方式,关系日益密切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不仅对汉末政局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汉末士风和学风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汉魏之际,中原混战,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对流迁地的选择以及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是不同的。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的主要原因是避乱保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汝颍士人选择并定居于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后,由于失去了其宗族乡里根基,故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权统治者的控制性和对其他地域士人的排斥性。在袁绍和刘表政权中,由于统治者政治天平的失衡,汝颍士人或深得统治者信赖而佞幸惑主,或不被统治者重用而明哲保身,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北和荆州政权的衰亡。在蜀汉和孙吴政权中,由于统治者采取平衡侨旧的政策,兼用汝颍士人和土着士人,汝颍士人能够进入其政权中心并定居于流迁地,从而对蜀汉和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献帝都许后,诸政权中的汝颍士人大多返迁中原并进入曹氏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间、汝颍士人与谯沛士人间有合作也有冲突。相较诸政权,曹氏政权统治者能够较好地调和政权内部的矛盾,使汝颍士人能够在矛盾中求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曹氏霸业的建立。魏晋禅代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抉择是多样的。有的进入司马氏政权发展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后来因骄横跋扈并遭受排挤而死;有的在名节与家族之间徘徊,政治态度不明确,最终引起了司马氏的猜疑而身死族败;有的则选择忠于司马氏,不惜以人格的佞幸化谋取自身和家族地位的提升。在西晋重权势、重家族士风的影响下,不仅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而且汝颍士人内部彼此争斗,地域观念逐渐淡薄,家族观念日益浓厚。汝颍士人关心的已不再是地区的繁荣,而是注重家族的尊显。两晋之际,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沦为战场,汝颍士人选择进入诸王府和方镇,以期在避乱保身的同时提升政治地位。由于诸王府和方镇吸纳汝颍士人的主要目的是收取人望,故汝颍士人很难进入其权力中心并影响决策。由于地域士人间存有政治利益矛盾,导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生存境况较为恶劣,惟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迁移江东并进入司马睿府的汝颍士人则得到了重用。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使之在政治和社会声望上获得了较大的优势,从而为司马睿立国江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晋间,汝颍士人之所以在诸政权“清贫守约”、“俭约自居”,主要是因为汝颍士人受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门风和统治者政策的影响。此外,这也是汝颍士人出于调和政权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考虑。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化,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汉晋间诸政权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较为普遍,诸政权统治者能否调和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汝颍士人不仅对汉晋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化风尚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汝颍士人在汉魏之际的清谈和任诞风尚中具有开启和引领作用,但是在两晋之际入玄风者却是不多,汝颍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逐渐丧失。

王冰封^[4]（2020）在《唐诗中的嵇康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嵇康是正始玄学和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不仅生前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述嵇康及其事迹的文学作品就十分丰富。在先唐时期,嵇康自己的文学作品和他人记述嵇康的文史作品中就呈现出嵇康的诸种形象。唐代文学前踵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在继承先唐时期嵇康形象基础上,对嵇康形象作了继承和发展。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深化嵇康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唐代为研究阶段,把唐诗中所有涉及嵇康的作品都列入研究范围,力图描绘出唐诗中嵇康的立体形象,梳理出嵇康形象的发展流变,并探究唐诗中嵇康形象形成的原因。文章以五章来探讨唐诗中嵇康形象的相关问题。第一章主要介绍嵇康的生平事迹和先唐时期的嵇康形象。本章前半部分以嵇康与政治的关系为划分依据,将嵇康生平分三个阶段。后半部分,介绍了先唐文学中的嵇康形象,在嵇康自己的作品中,主要呈现出了嵇康的论辩、自适、刚直形象等形象;他人记述嵇康的文学作品,突出的主要是嵇康的神仙形象、名士形象和隐士形象。先唐文学中的嵇康形象,为唐代文学中嵇康的诸种形象的形成提供了依据、指引了大致的发展方向。第二章至第四章从三个方面对唐诗中的嵇康形象划分类别,共分为十种形象。其中,第二章从嵇康的交游交往方面,将嵇康形象分为四种:游乐形象、挚友形象、托孤形象、悼亡形象;第三章从嵇康的名士风度方面,将嵇康形象分为三种:俊美形象、雅士形象、仙隐形象。第四章从嵇康的性情命运方面,将嵇康形象分为三种:狷介形象、慵懒形象、失意形象。在论述每种形象时,笔者均力图从嵇康作品中的嵇康形象着手,梳理出每种形象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演变。第五章分析唐诗中嵇康形象如此形成的原因。文学形象从本质上说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继承因素和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认为,唐诗中形象的产生是在先唐时期关于嵇康的文史作品和嵇康形象基础上产生的,先唐时期的文史作品是唐诗中嵇康形象得以形成和演变的基因;唐诗中嵇康形象的形成受到社会时代的影响,在唐代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嵇康的关注点是有差别的,对其认识和评价也有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嵇康形象;唐代的宗教深刻地影响士人的观念,这些观念影响到对嵇康某些行为的评价,进而在唐诗中形成不同的嵇康形象;唐代士人的特殊偏爱,影响到他们个人对嵇康特点的取舍,具有相同或相似审美的士人形成的群体对嵇康形象的接受具有相似性,这些均会影响嵇康形象的形成和呈现。唐诗中的嵇康形象是先唐时期关于嵇康的文史基因和唐代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钱成^[5]（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洪文莺^[6]（2019）在《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文中研究指明两晋之交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大移民,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产生新变的重要时期。以往对两晋文学的研究多偏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视角,因此,本文通过细致梳理两晋文人的流动轨迹、考察文学中心的聚散与迁移,来勾画、还原两晋156年间文学版图的变迁,探析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及文学史意义。本文利用《晋书》《全晋诗》《全晋文》《世说新语》《中古文学系年》《中国数字方志库》等文献或数据库,先对两晋265位可考文人的籍贯、生卒、南北地域归属、移民代际属性、姻亲交游关系、主要文学作品,进行细致的考录与制表;再以文人迁移轨迹、五大文学中心的聚散与互动为研究主线,以东晋外部视角的“南北差异与融合”、东晋内部辖域的“东西交游与互动”为逻辑暗线来考察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最后聚焦于这两大方向上双重文学轴线的交融及影响。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如下:对两晋文人静态分布、动态迁移轨迹、文学创作等信息的细致梳理、统计;确立了两晋陆续产生的洛阳、建康、会稽、江陵、寻阳五大文学中心;考察了两晋文人流动促成的南北文学轴线、东西文学轴线,重点探析了前人关注较少的江陵文学中心及东晋东—西“文学走廊”的形成与影响;分析了两晋文学版图的内在结构、演变逻辑及其文学史意义,尤其关注于由会稽之“山水文学”、寻阳之“田园文学”产生的两大原型空间。西晋文学中心洛阳吸纳了中原本土和吴蜀灭亡后的北上文人。南人的遗民身份在洛颇受轻视,当时重要文学团体“二十四友”的人员构成中,也以北人为主。洛阳文学以“忧生”为主题,文风华丽、讲究形式,但对人生短暂、痛苦、出路的反思也显得空前频繁与深刻。从文人情感哲思的深度、艺术风格上的绮靡来看,它为南渡后建康文学的发展做了重要铺垫。东晋前期,建康文学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南北文人的融合、建立了“南—北”方向的文学轴线。但当时南北文人的差异并不如预想的鲜明。因为南方本土的八大世族中,除顾家为越族后代,其余世族的祖先多在战乱的东汉末就开始南亡江左,他们的家学传承本身就是北方的中原文化。加之他们此前即有北上洛阳出仕的经历,“南人北化”的融合、趋同现象早已有之。但“北人南化”现象此时则很凸显,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对江南本土文化的吸收,都随着移民代际数量的增衍而变化。建康文学以“中兴”为主题,多有歌颂东晋政权中兴的赋作。东晋中期,先后形成了会稽、江陵两个重要的文学中心——但后者长期受到学界的忽视。会稽文学中心在两晋历时最长,而江陵文学中心也与其并存了20年之久。它们分属东晋的东、西部而差异明显:东部文人多为高门世族,仕途起点很高,西部文人多位寒门庶族,仕途前景无望;东部属故吴越地域文化、司马朝廷的皇室势力范围,西部属故荆楚地域文化、荆州刺史的权臣私辖范围;西部以“嗟时与应制文学”作品为主——有方志地记、宴集诗赋、山水游记、私家史传等多元题材的作品,而东部以“玄言与山水文学”作品为主——前期盛行玄言诗、后期受西部文学影响加速了向山水诗的转变。东、西部文人双向的流动主要通过走访、征辟、出使等方式实现,在江陵与东部建康、会稽之间形成了“东—西文学走廊”。尤其典型的是东部兰亭诗人与西部桓温幕府文人之间的频繁互动:西部文人的东迁与东部文人的西游,共同促山水文学的勃兴,他们是西部“地志—山水”的诗化倾向的东传媒介。而东部山水文学推崇“以形写神”、“应目会心”、“山水以形媚道”等论,兼容、内化了南渡而来的玄风,拥有“玄言—山水”的玄化倾向——于是在模山范水之中多了玄远的雅致与隽永的意蕴。山水描摹从用于比兴到用于寄情,从追求绘形的写实、再现到追求写真之外的神韵,催生了中国山水文学独特的审美意境。东晋后期,文学中心转向了特殊的江州寻阳:它处于东、西部文人双向流动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文学走廊”的中部,也是东、西部文学辐射力交汇的中心点。以慧远为首的白莲社、以陶渊明为首的寻阳三隐、以四世隐居庐山为耀的翟家高士,都促成了寻阳文学中心以“宗教与田园文学”为创作主题。对比寻阳的游庐山诗文与会稽的兰亭雅集诗文,可以发现,山水文学因文人的隐逸——从此前偶尔的登临游览到日常深入地接触自然,开始衍生出充满质朴情趣的田园诗,从此“归园田居”与兰亭的“流觞曲水”一样成为一种文人可选的生活方式。南北、东西两条文学轴线的交融,促成了寻阳文学中心的兼收并蓄、繁荣兴盛。最后,探讨两晋文学版图演变带来的深远影响及文学史意义。五大文学中心的时空演进划分为两个层级:一是西晋洛阳、东晋建康文学中心,皆因依托于首都而具有更强的文学吸引力凝聚力,所不同者,西晋洛阳始终如一,而东晋建康则先强后弱;二是东晋会稽、江陵、寻阳文学中心,皆依托于州级城市,其文学吸引力凝聚力则因时而变,各不相同。其间的时空演变主要凝聚为以下三重取向:创作追求上的从伦理教化转向山水审美;创作主体上的从群体走向个体;创作重心上的从外在事物转向文人内心。从北方洛阳到南方建康,然后延伸至会稽形成的南北文学轴线,与从东部建康、会稽到西部江陵形成的东西文学轴线一起,交融并进而促成了寻阳文学中心的崛起。而会稽、寻阳也分别代表了承载中国“山水文学”与“田园文学”崛起的两大原型空间,为后世中国文学贡献了极其重要的两大主题。

彭卫民^[7]（2017）在《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礼法”与“天理”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核心要素与经典表达。“礼”可以分为感应天地自然的“无体”之礼以及心统性情的“有体”之礼,前者可以抽象为“理一分殊”的节文,后者可以具象为“仪章度数”的仪则,两者辩证地构成了“天理民彝”这一自然秩序的基本原则。在解构古典礼制与天理观的基础上,南宋着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1130-1200,以下统称“朱子”）以其“古今异宜”的学术变革气魄,证成“理”即“礼”,中国传统的礼法思想经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礼本”与冠、婚、丧、祭的“礼文”共同构建“泛家性”的特征。家礼是“自然之理（礼）”在家内秩序层面的表达,是整个“民彝”礼法规则的滥觞。朱子的家礼思想,是“礼理一体”思想的重要支撑,是古典法哲学中“常变相合”实践的根基所在,更是中国传统“天理民彝”自然观念的经典表达。本文的结构安排为,除“绪论”和“结论”“附录”外,正文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朱子《家礼》思想的滥觞。即朱子对于冠、婚、丧、祭四礼的创制,来源于其对《周礼》《仪礼》《礼记》中“天理”观的认知。朱子是上古礼学道统的承续者,其“源头活水”“知崇礼卑”“陈数知义”的礼治思想源于三礼的关怀,同时其礼制变革的成果——《家礼》,又成为整个东亚基层社会日用伦常的指南。朱子在家庭礼法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古今异宜”的“变法”运动:家礼有“本”有“文”,所谓“本”,即“名分之守、爱敬之实”,是等差与人情的浓缩;所谓“文”,即“冠婚丧祭、仪章度数”,是仪则与法度的总名。第二、三、四章,探赜朱子家礼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礼理一体”论、“常变相合”论以及“天命民彝”论。这三类思想蕴含着“理与气”“经与权”“常与变”“理一分殊”“亲亲尊尊”“爱礼存羊”“听讼原亲”等古典家庭礼法哲学命题。第二章,“礼”与“理”是作为自然秩序的一体表达。朱子通过“大一太极”“理一分殊”“体用一源”“先王作则”等理学命题,对“以礼训理”进行详尽的论证。从礼训上看,“礼”在六书上是“呈双玉”之会意而非“从豆从示”之象形,与后来“礼”的涵义并无直接联系,只有等到篆隶书出现之后,才衍伸为践履、备体、醴祀以及示神致福等多重含义。从礼源上看,家礼本于自然与天道。作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二气的表达,天道蕴含着“五伦”的家庭秩序哲学,家礼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践履。从礼义上看有“天理之节文”与“人事之仪则”二端,礼之分以谕义,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因仪之则而示民之常,这是家礼的两大核心要素。第三章,中国中古时代家庭礼秩沿革的思考。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的结构演变;从“家国公私”的礼制纠葛到“门第家法”的观念维系再到“敬宗收族”的制度探赜;从“核心家族主义”到“大家族主义”再到“宗法主义”的哲理表达,家礼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既注重渲染家国一体化的“复古”色彩,又同时宣称构造形态以“应时”为要。家礼沿革是“常变相合”论的实践与检验。“常”,是关于家庭法哲学在礼“本”层面如何进入长时段历史的基本理路;“变”,是关于家族结构及其社会关系在礼“文”层面所展现的不同姿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撑,共同勾绘了中国传统“家”在制度上的基本面貌。第四章,礼法德刑等“民彝”的终极关怀蕴涵于“家”,使家礼成为了不同位阶规则的重要参照,这被朱子称之为“天命民彝”。从治道上论,“家”的秩序先在于“国”,家礼与国法是“治之本”与“治之具”的关系,治国之道基于其对家内关系的基本认知。从治术上论,礼与刑是“修道之谓教”的关系,服制应先于刑罚而设,服叙不行,则家政失恩义轻重,彝伦必乱,则人之“变化气质”几无可能,人不知纲常,继而刑法失于繁琐,法愈烦则天下愈乱;而刑罚之设又应参酌服制,采取“听讼原亲”的司法理念,在国法实施中以家庭伦理作为重要参照。第五章,从明清之际丧礼的地方实践,提炼朱子《家礼》播迁中的“地域社会”论。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的“小传统”建构一套具备各自特色的行动规则,并尽可能享受地方仪式的自治,在客观上影响精英文化代表的“大传统”秩序意识。兼具“连贯性”与“弥散性”特点的民间丧礼,主要通过仪式专家、地方知识人——礼生对《家礼》的地方性解释来加以调适。礼生将《家礼》适用于民间社会,通过在仪式上的“扮演”与“周旋”,达成国家控制与民间教化之间某些不谋而合的主张。使其在制度与俚俗之间、在仪文与秩叙之间寻求一种巧妙的平衡,这种建构不仅可以节省国家司法、监察、政教资源以对家族事务的调控,更能收到定纷止争、敬宗收族乃至构建“家国一体”的目的。第六章,《家礼》一书思想在东亚的影响。探讨东亚藩国对理学化的礼法思想的继受与发扬,通过勾绘以《家礼》为代表的中国礼学东亚化的进路,中国家庭的“四礼”法哲学思想在东亚扎根、生长及其对整个东亚基层社会构建的全部过程,是自称“礼义之邦”的东亚诸国传承中国儒学体系的关键所在。东亚朱子学者对于《家礼》的尊奉,呈现出鲜明且共同的特点,即宋代以后,中国儒学正统的家庭礼法思想已经“太山遍雨”流转东亚,并成为推动东亚国家儒教思想繁荣的关键动力。总之,朱子对“家”的认知,不是依据法权意义上的契约与权义,而是基于礼法意义上自然关系的表达。在神圣的“家”中,指导中国人正确行动的德性得以孕育,规范社会的秩序得以生成。“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源发地,承担着建构“心智心力”与“权力话语”的基本功能。“家”的礼法构造,意味着“义理”与“秩序”分别在“体”与“用”的层面充当着维系的家国儒学长盛不衰的角色;而“家”的自在演变,意味着中国古人致力于推动这种二元理论有效地在地域中“下行”与在时空中“播迁”,以此来确保家的永久合法性。

何超^[8]（2016）在《魏晋南朝时期的庐江何氏家族及其政治选择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之际,庐江何桢以文治武功为庐江何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西晋时期,何桢子孙的累世仕宦使得家族进入了士族行列。东晋何充在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两大高门的对立之际,把握机遇,借助琅邪王氏的力量在仕宦及婚媾方面为庐江何氏迈入一流门阀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朝时期,庐江何氏经历了宋齐至梁前期的繁荣阶段到梁末的衰败过程。其中,在南朝宋齐之际,庐江何氏成员出现了大量隐逸的情况,尤以何求、何点及何胤的隐逸最为世人所知。何求、何点的归隐之路大致相似,主要由年少时便己遭逢父母双亡的惨境所致,但是何求的隐遁与家世崇佛的宗教信仰有关,而何点的归隐则与其儒玄双修的家风及对南朝初年政治环境的不喜联系密切。何胤早年并没有隐逸的倾向,但是作为齐武帝旧臣,其不可避免的参与了明帝与郁林王的权力斗争,在齐明帝逐渐掌权,并大肆杀戮高武功臣之际,何胤不得不以隐遁的姿态来躲避政治迫害。及至梁世,梁武帝有感于士族的衰落与社会风气的败坏,从而在国内掀起了改革运动,庐江何氏家族成员或多或少的都参与了这场改革。作为当世硕儒的庐江何佟之与何胤为梁武帝儒学复兴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预演,何敬容则为了振兴家族,献媚于梁武帝,并对其所做的选官制度及用人政策的改革积极地进行了实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庐江何氏家传礼学,何氏家族成员也因此在六朝时期参与了许多朝廷的礼仪论争,而这些礼仪论争的背后往往暗含了深刻的政治背景。泰始四年（268）,何桢的“反服旧主”之论,既保障了士族的利益,又对士权进行了限制,保障了皇权的稳固,为家族在崛起之际借助皇权发展壮大及逐渐融入士族阶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晋咸康六年（340）,何充参与的“沙门应敬王者”之争,实则反映了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的政治权力斗争。虽然最终以何充一方失败告终,但是何充在这场斗争的表现为其日后的翻盘捞取了政治资本,也为提高何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作出了贡献。南齐中后期的两次明堂礼仪之争,何佟之提出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观点,明确的表现出其站在齐明帝一系的皇室的政治立场。这一举动提高了其所属一系的家族支脉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反映出了何氏家族在此时的分裂倾向。

徐玲玲^[9]（2015）在《唐代清河崔氏家族研究》文中指出世家大族一直是中古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清河崔氏作为传统的世家大族更是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崔”：“崔，大高也。”诚如其原意一样，中古时代的清河崔氏家族是一个支脉繁杂、成员众多，同时又声名显赫的大家族。清河崔氏家族形成于两汉之际，发展于曹魏两晋时期，其家族发展在北朝时期达到鼎盛，走进隋唐时代的清河崔氏家族虽受到统治者的某些特定政策的打压，已不能再现北朝时期的辉煌与荣耀，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其家族仍有着极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唐王朝时期清河崔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也是本文的主要探讨的问题。论文第一章追本溯源，主要探讨了崔氏的源流，崔氏的形成和崔氏的前期发展以及清河崔氏何时出现的问题，同时对清河崔氏在唐代以前各个时间段的发展进行了考察，理顺其家族发展的脉络。本章力图理清清河崔氏的形成来源以及其后世子孙世系的延续，再有就是清河崔氏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成为世人认可的世家大族，在社会上开始声名显赫，及其在后续各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如何，论文尤其注重探讨了崔氏家族在北朝时期的发展，这一时期清河崔氏家族全面发展，人员众多，成就非凡，其家族的发展达也到顶峰，为其后世的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其后世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文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清河崔氏在唐代的世系延续，论文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清河崔氏六房的记载顺序，同时结合后世诸多文献以及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对清河崔氏六房进行了分别分析，并且为了更加直观清晰的展现其世系延续，论文采用了列表分析的方式进行分析整理，同时在列表的基础上分析各房的盛衰荣辱。最后发现无论是显赫一时的清河小房崔氏还是仕宦不显的青州房崔氏在唐末无疑都走向了衰落，究其原因，其家族自身的发展及子孙后代的作为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大的时代背景也在影响着其家族的发展，因此在此章的最后笔者对世家大族在唐朝的衰落做了简单的分析，探讨了世家大族在唐朝衰落的原因。论文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清河崔氏的婚姻状况。在中古时代，“婚”与“宦”即政治与婚姻，始终是维系世家大族地位的重要因素。清河崔氏家族作为传统的世家大族，以礼法传家，门风优美，更是注重家族的婚姻状况，这也使得其家族备受其他家族的推崇，纷纷想要与之联姻，以提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本章先是对清河崔氏家族的婚姻态度作了简要的分析说明，力图理清其家族对于婚姻关系的观念，找出其形成此种婚姻关系的原因。之后又通过列表展现出清河崔氏各房与其他世家大族的联姻状况，力图理清清河崔氏的婚姻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论文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清河崔氏的家族文化。作为中古时期的显赫家族，清河崔氏家族自形成之初起就有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好学的家风累世不替，即使在战乱频仍的乱世之中，仍然不放弃学习的机会，也正是这种好学之风，使得清河崔氏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经学家、文学家，同样也是这种家学渊源深厚是的其家族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其他家族纷纷想要与之交往。另清河崔氏家学深远前期以经学闻名于世，但这种情况在唐朝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唐朝选官制度以科举制为主，而科举制又着重要求有文学素养，这使得清河崔氏家族不得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将家学的主体由经学转向文学，虽是主体改变，但长期积累的家族文化素养依然使得清河崔氏在科举制中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论文最后，笔者对清河崔氏在唐代的发展做出了总结。清河崔氏形成于两汉时期，发展于魏晋，鼎盛于北朝，作为传统的世家大族，其发展产生的历程是贯穿于整个中古时期的，并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享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唐王朝时期清河崔氏虽是一度受到统治者政策性的打压，不能重现南北朝时期的无上辉煌，但是其家风不辍，门法优美，始终凭借其良好的家学门风，维持着其社会地位。同时其家族各支系成员仕宦不绝于唐朝，且多人出任中央高官，参与国家决策，对于唐王朝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这一切使得终唐一代清河崔氏始终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高鹏^[10]（2014）在《长芦盐商与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文中认为天津盐业发展史早于天津建城一千余年,盐业的发展和繁荣在天津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盐商是传统盐业体系中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从天津建城初期,长芦盐商便参与到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使这片“斥卤之地”沿着独特的发展脉络前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俗和“城市性格”。盐商的流动、盐商对文士的拉拢、盐商的选择、盐商的爱好等等,都在天津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芦盐商们在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及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本论文要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将主要采用史料实证的研究方法,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个案分析,综合运用考证、综合、统计、比较等方法。笔者选择在天津文化史具有代表性的盐商家族在高雅文化、科举、教育、民俗等方面的作用为主线,综合利用方志、族谱、史料笔记和其他资料,通过文献整理,逐步梳理出盐商家族与天津文化形成发展之间的关系。除绪论外,全文共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军卫时期天津的文化生态,分析、考证了军卫时期天津城市的基本条件和早期天津的文化特征,提出了考察天津文化脉络的两个主要维度。第二章详细梳理了主要长芦盐商家族在天津的兴起与发展,考察了盐商家族兴起背后的力量。第三章研究了长芦盐商在南北文化交流和天津科举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津郡文化中的江南“基因”与文人北上的内在需求;长芦盐商与江南文人的互动;长芦盐商对天津科举的推动与带动。第四章详细考察了长芦盐商对天津高雅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在诗词书画与诗社方面取得的成就。第五章考察、分析了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的贡献,重点研究了盐商家族的女子教育以及盐商在推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方面的贡献。第六章阐述了长芦盐商对天津通俗文化的影响。

二、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论文提纲范文）

（2）汉晋颍川荀氏家学研究 ——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诗中的嵇康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7）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晋南朝时期的庐江何氏家族及其政治选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清河崔氏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长芦盐商与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古兰陵萧氏宗教信仰研究[D]. 韩文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汉晋颍川荀氏家学研究 ——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D]. 郭帅. 河北大学, 2021(02)
• [3]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D]. 杨强. 扬州大学, 2021(02)
• [4]唐诗中的嵇康形象研究[D]. 王冰封. 暨南大学, 2020(04)
•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6]两晋文学版图的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D]. 洪文莺.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7]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D]. 彭卫民. 西南政法大学, 2017(10)
• [8]魏晋南朝时期的庐江何氏家族及其政治选择的研究[D]. 何超.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2)
• [9]唐代清河崔氏家族研究[D]. 徐玲玲.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10]长芦盐商与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D]. 高鹏.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