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论中国文学中的胡人形象

一、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论文文献综述）

常诗曼,杜修庆,薛晓澜^[1]（2021）在《2020年吐鲁番学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年度中国大陆地区的吐鲁番学研究成果颇爲丰硕。据不完全统计,吐鲁番学研究专着及相关图文集出版（含再版与译着）近40部,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达400余篇。以下将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吐鲁番学相关研究成果分爲概説、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考古与文物保护、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古籍、科技、书评与学术动态等十二类专题择要介绍如下。一、概 説本年度总括性研究成果涉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吐鲁番学术史研究,

彭阿俏^[2]（2020）在《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湘西地理位置偏远,一说到湘西,给人们的印象比较复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湘西似乎总是给外界呈现出一种超乎存在的状态,与此相对应,在有关湘西的书写文本里,特别是域外人对湘西的书写文本里,湘西更是一个超越了其地理概念的集野蛮、暴劣于一体的文化形象。甚至对湘西形象的描述和想象,已经形成了“蛮”、“匪”、“巫”及“世外桃源”等套话。其实,湘西及湘西人本不如此,湘西形象的“他者想象”与真实的湘西以及湘西人的“自我表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单的统计表明,有关湘西形象的“自我表达”与“他者想象”,前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既体现了后人对湘西形象“自我表达”的关注度不够,也体现了湘西人“自我表达”的话语量不足。清代湘西地方志,特别是其史传文学及艺文,是了解湘西人形象的重要文献库,这里汇集了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湘西人,从中可以发现,清“改土归流”完成后的湘西人形象相比更古代的湘西人发生了明显的转折,本来,过去有关湘西人的显着差异的话语表述应该成为历史话语,可恰恰由于湘西地方志这种充分的“自我表达”,因其文献的严肃性在文献生产的时代没有被广泛传播,而近现代以来又忽略了对它的传播。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的湘西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了古典湘西想象的套话,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它真实地记载了自清朝乾隆、雍正以来的近200年的湘西人和事,比较全面地辩解了过去古代文献对湘西人的扭曲甚至污名化。在现存的30部湘西史志中,长长短短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艺文志等记录各类人物8000余人。有忧国忧民的湘西战士、淳朴尚仁的湘西民众、汉文化影响下的湘西文人,等等,他们同许多优秀的“汉民”一样,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是主流社会推崇与称赞的对象;同时,湘西史志中也记载了一批在当时与清政府对立的反面英雄,他们同样有追求真理的梦想,有血性刚强的人性美;还记载了一批具有审美意蕴的高尚女性形象,等等,这与我们今天所见的特别是“他者”笔下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里的湘西人形象大相径庭,至少可以区别“蛮”、“匪”之说。影响湘西人形象生成的原因很多,它是内外交替的产物,主要为以下两点:内在因素是湘西人的血性精神源远流长,早在尧舜禹时期,湘西地区就曾遭受强力用兵,经历多次实践的洗礼,湘西人学会了依靠自身力量求取生存与发展,造就了湘西人特有的血性。这种血性在民族大义上,则表现为爱国主义,在湘西少数民族内部,则表现为英雄主义的尚武崇拜。外在的强力因素便是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清“改土归流”前,汉文化的影响主要在湘西地区的上层社会,于普通民众而言有些遥不可及,这种“资源”的不平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清“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大量的书院、义学纷纷创立,为湘西地区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另有当地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及种种科举优惠政策的推动,湘西士子积极向学,纷纷应试,湘西地区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举人、拔贡等湘西本土文人。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湘西有识之士部分甚至被纳入了国家和地方管理阶层,成为清廷在湘西地区新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汉文化在湘西地区找到合适的土壤并茁壮成长,推动了礼制在湘西地区的推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湘西地区的“汉化”。面对这群自我书写表达出来的湘西人,结合“他者想象”与“自我表达”迥异的审美视角,对湘西人形象审美便可多元化。不同的视角造就不同的文本类型,从而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而通过对“自我”与“他者”这两种不同视角下的文本进行分析,会使湘西形象更加丰满。针对“蛮”、“匪”等湘西人形象的套话（或称为定型化）,湘西地方志这一重要文献史料库所表现的客观“辩解”,可解读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谁对湘西人进行了“蛮”的圈定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湘西“匪”的概念泛化,另一方面,为“蛮”辩解,对“匪”解读,从而解开种种“误解”,并揭示其“正义”背后的忽视现象,还原相对真实的湘西人形象,以实现湘西形象的更艺术化真实。

袁方愚^[3]（2020）在《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随之传入中原地区,从而对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到了唐代,盛唐时期西域文化的盛行使得西域成为此期诗歌书写的重要题材之一。本文以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书写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特点、情感意涵、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以期从诗歌书写的角度来认识唐代诗歌中的西域形象,并通过与史籍、图志以及其他文学体裁的对比来凸显出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的独特价值。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汉至唐中西交流与诗歌中的西域。从汉至唐,中原与西域的交流由初兴到繁盛,丝绸之路将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传入中原地区。自《史记·大宛列传》开始,史籍中对西域各国地理、物产、人口、风俗等内容多有记载,其所涉及西域的方方面面,而诗歌西域书写则凭借其文学性特征,表现出更为生动且丰富的西域形象特征,这也是诗歌西域书写的典型性所在。通过对汉至唐诗歌西域书写内容以及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诗歌西域书写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的价值意义。第二章为唐代诗歌中的西域典型书写。西域书写内容按照类别可以分为地理书写、风物书写、关隘书写、人物书写、战争书写五个方面,唐代诗歌西域书写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典型性。地理书写方面,唐代诗歌对如昆仑、天山、交河、葱岭等代表性地理物象以及西域突出的自然风貌都有较多的书写,从而凸显出西域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特征。风物书写方面,西域天马、乐舞深受中原人们的喜爱,唐代诗歌书写中,其呈现出生动形象的艺术风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记载和见证。关隘书写方面,地处中原与西域交界的阳关和玉门关自汉代起便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其见证了中西繁盛的交流以及行人的离愁,所以在诗歌书写中具有深刻的情感寄托。人物书写方面,西域胡姬因其热情的姿态呈现出独特的异域风貌,在诗歌书写中表现出鲜明的人文风采。同时,自曹植开始,以驰骋西北边疆的游侠儿为代表的爱国书写成为诗人边塞书写的重要内容,因此,游侠儿也成为诗人借以抒发报国情怀的典型人物形象。战争书写方面,由于西域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各方势力为争夺西域展开了许多战事,唐代诗歌从中原军队的威势、战争带来的惨烈伤亡以及连年征战的反思三个方面对西域战事进行了广泛的书写。这些西域相关内容经过诗歌语言的表现,具有更加生动的情态,并且随着诗歌的流传,从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成为后世人们不断吟咏的对象。第三章为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的独特魅力。唐代诗歌西域书写在内容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典型性以及独特的风貌。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壮丽恢弘的时代风貌。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由于所处汉唐盛世的历史环境中,诗人多具有昂扬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激昂的时代豪情作用下,诗人多以西域代表性的壮阔景象为书写对象。二是异彩纷呈的地域特征。唐代诗歌主要从地理环境、物产、人文风貌三个方面表现出西域地区典型的异域特征。三是深婉悲凉的现实色彩。唐代诗歌西域书写中对战后战场上的凄凉景象以及征人的孤苦情感这些内容的书写,表现出深婉悲凉的现实色彩。第四章为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的情感意涵。由于诗歌艺术具有典型的情感寄托性艺术特征,所以在唐代诗歌西域书写中,既有对西域相关事物的描述,同时也有诗人强烈的情感寄托。其主要表现在渴望建功西域的豪情、慕汉情节、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三个方面。第五章为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的成就和价值。唐代诗歌西域书写表现出典型的艺术成就对诗歌艺术产生了广泛影响。首先,在唐代诗歌中的昆仑、楼兰、玉门关意象成为后世诗歌创作中不断使用的经典意象。第二,唐诗西域书写形成的壮阔意境对诗歌意境的开拓产生重要影响。第三,唐诗西域书写展现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其在审美视野方面的开拓以及书写方式的呈现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由于唐代诗歌西域书写表现出的独特的艺术特征以及丰富的情感意涵,因而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具体表现为:西域史料的补充价值,西域形象的丰富,西域影响范围的扩大,新的素材和风貌,汉唐盛世的号召力。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统计、文史结合、跨学科研究等研究方法,对唐代诗歌中所涉西域书写内容进行了整理与统计,并对唐代中西交流的历史背景和诗歌书写中出现的西域文化元素进行了阐释。对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的研究,不仅凸显出唐代诗歌艺术的典型价值,同时还表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瑜^[4]（2019）在《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文中提出“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唐诗史料为文本支撑,围绕商业——商人——士人——诗歌这一主线,系统分析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商业与诗歌间的深层关联,综合呈现多元立体的文学生态,重新定位其在唐代诗歌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缘起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再从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方面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论了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肯定的基础上,亦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论析;最后根据研究目的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考察了唐代商业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对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轨迹予以了动态呈现。本章辐射商业中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两个核心要素,择取最具时代新变和商业特色的代表性内容,以唐诗作品为切入点开展镜像分析,一是以“酒肆”一隅管窥唐代的商业店铺全貌,审视与探讨了诗歌的气质风貌与诗歌意象;二是以“坊市”“夜市”“草市”“花市”为例,对唐代商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予以剖析,并深入挖掘诗中展现的时代特色与社会风尚。通过点面结合地论述,将商业题材诗歌的研究从经济考略纵深到人文视野。第三章聚焦于反映唐代国际商贸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商胡”主题,从诗歌入手考述“商胡”的族属来源及来华路线,探寻“商胡”在华的行动轨迹与聚居之地,展现了唐朝国际贸易兴盛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共融的景象。本章还着重对唐诗中的“商胡”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阐述,唐代诗人以局部侧写和全景素描的方式诗意渲染了“商胡”的诡谲体貌,新颖艺术的书写模式有助于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对“商胡”重利轻身的冒险精神、慧眼识宝的超凡能力、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的多角度观照丰富了“商胡”的立体形象;对乡国梦遥的愁闷“商胡”的形象刻画则以思乡为契合点,通过“同化”体验的建构寻求彼此情感上的“同”以弥补胡汉间文化上的“异”,表现了唐人进步的民族观。唐诗中的“商胡”形象书写蕴含对异质文明的诗意呈现、审美体验、文化反思和历史回溯,视角独特,意蕴丰赡。第四章对唐诗中的“士”“商”关系予以重点阐发,通过深入剖析士商关系的嬗变轨迹和心态成因,论述士人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与情感。综观整个唐代社会,“士”对“商”的非难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根源有四:一是义利观下的“士志于道”与“逐利惟是”的价值取向差异;二是士人视角下的“贾雄农伤”的政治忧思;三是封建伦理家庭观标准下的情感批判;四是官商勾连背景下士不如商的激愤。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和身迹相合的心路发展,“士”与“商”的联系日渐加强,二者关系有所缓和与松动,“士”能对“商”的生活处境做出复杂多面的反映,“士”关注到“商”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与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在诗歌中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仕宦类商贾”的感叹中又抒发出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与赞扬。第五章着眼于商业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第一节总结了商业发展对诗歌艺术风貌的影响,一是创作突破得益于关注重点的变换与文风倾向的转变;二是创作群体中妓女与商人成为新兴创作力量;三是创作体式的选择深受歌诗传唱审美导向的影响;四是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第二节以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为例探讨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作为潮流观察员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唐诗中出现的花卉种植新变,深入剖析了唐代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的时人心态,将这些新兴现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表现内容。第三节以“瑟瑟”的色彩转喻为例探讨外来商品对唐诗语汇的影响。“瑟瑟”是波斯、南诏和西域诸国官方进贡与贸易交流的珍稀商品,随着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逐渐被文人纳入到诗歌语汇之中。唐代诗人自白居易而降,有意识地将“瑟瑟”进行色彩转喻,用以代替“碧”所涵盖的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颜色,将其转喻为江水碧色、茶末鲜色、衣饰丽色、松竹青色等色相,为诗歌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和新鲜个性的艺术境界,更创造性地将其与“猩猩红”对比,形成一对特定的意象组合,固化为诗歌中色彩对仗的修辞格式。唐代外来商品凭借诗人敏锐的审美体验、大胆新奇的意象转喻和生动夸张的艺术表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接受广泛。

刘航^[5]（2019）在《唐代音乐诗研究》文中指出唐代音乐文化繁盛,它不仅吸收了前朝音乐成果,任用前代乐人,还吸收民间音乐,接纳异国音乐,修订古乐,改善演奏方法,升级记谱方式,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音乐题材。唐文人大多有很高的音乐素养,王维、白居易、李群玉等人音乐造诣非常深,中唐以后蓄妓风盛,推动了音乐诗的繁荣。唐代音乐诗中弹拨乐诗歌最多,此外依次是打击乐诗,吹奏乐诗,歌唱诗和综合表演诗。不同类型音乐诗包含有不同的文化思想:琴诗寄予了文人们不遇的悲愤与闲适的逍遥,琵琶诗和筝诗展现的是时尚和流行,笛诗多承载了边塞羁旅之思。面对新声,文人们或沉潜欣赏,或极力反对,均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原因。唐代音乐诗写音乐凝练出了不少的技巧,如以境衬声,以曲化声,以声摹声,以形显声,在诗歌中设置变调、留白处理,好不精彩。除描写声音外,唐代音乐诗还有对音乐演奏者的形神刻画,丰满动人。唐代丰富的音乐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它记录了唐代乐人演奏的具体风貌,从演奏指法到乐曲风格,事无巨细,甚至它对音乐的描写方式也为后代所继承。可谓牢笼千载,衣被后世。

郑博心^[6]（2018）在《盛唐诗中胡人形象及其文化意义浅析》文中研究指明唐朝是中国多民族交流融合一个重要时期,这一盛况大量出现在唐诗中。他们或是胡兵,骁勇善战;或是胡姬,貌美活泼;或是胡商,精明能干。唐诗中出现大量胡人受到民族政策、"尚胡"的风气以及边境战事等影响,使文人百姓深受胡人文化影响。从众多作品中不难看出盛唐时期民族与文学的融合;士人"华夷之辨"观念也愈发开放;儒学也随佛教渗透日渐式微,这也成为中唐儒士"批佛尊儒,复兴古文"的一个重要契机。

李娜^[7]（2018）在《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是基于文学本位的跨学科研究,在细读唐代诗文总集、别集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史书、政书、类书、方志、佛藏、道藏等文献,通过检索梳理、综合归纳,以文史图相结合的方式,着重分析在唐代文学中留有大量印记的十一种外来代表植物的书写境况,探究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双向互馈关系,同时以此为窗口审视唐人对待外来植物的态度、接受心理,唐时外来植物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图景,乃至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状况。具体从以下方面展开:绪论部分,叙述选题缘起,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尚需拓展的空间、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论文开展的分论点与方向,对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研究的价值等作出阐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重点,以外来植物沿丝路传入的路径,将其分为陆上与海上两类,又另辟佛教外来植物专章,选取胡麻、蒲萄、石榴、苜蓿、芜菁、甘蔗、刺桐、木绵、娑罗、菩提、贝多等作为个案,在细读文本,辨析正名、异名、冠名、错认现象的基础上,分析十一种外来植物在唐代文学中的呈现境况,并附加因错认、冠名的七叶树、多罗、海石榴等三种外来植物,解析其在唐代文学中出现的位置、并联搭配的物象、使用的情境,分析其在初盛中晚不同时期的文学中的变化特点,全面细致地还原并绘出外来植物进入唐代文学的真实图景。第四章在此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展开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二者有着密切深入的双向互馈关系,一方面,丝路外来植物文化作为背景影响着创作者的认知,而外来植物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状态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创作者的视野、情感与心灵,激发其创作灵感,成为其创作的源泉,作为其表现对象与素材,丰富其内容、思想与情感,与它物及融入的诗人情感共构出唐诗别样的意境,让唐诗充溢着一种鲜活的异域情韵。另一方面,外来植物在唐代的生长情境与生态景观,其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心理,其累积的衣食住行医药文化,均藉由唐代文学生动地展现出来,同时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亦对外来植物作以本土化的选择与模塑,赋予其诗意化的美名,如诗如画的中国化气韵,中国化的风韵,从而让其更丰富、灵动,更具美感,具有了包容中外、兼容二美的文化内蕴。当丝路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它不仅被再现着,也被表现着,唐代文学创作者会通过亲见后的直观描写再现眼前物,也会将个体的情感、认知注入其中,甚至通过文献载录想象着这种来自异域并未亲见的事物,还会在追忆中为其涂抹上朦胧唯美的色彩,于是当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在唐人眼中、心目中辗转后的样子,从而别具风采,焕发出别样的光华。可以说唐诗与丝路外来植物在特定时空下的相遇,交汇时即绽放出动人的光芒,当唐人遇见丝路外来植物,凝视中激发了创作的火花与灵感,丝路外来植物装点着唐代文学的风景,而唐代文学也充实着丝路外来植物的意蕴,使其不仅是过去的文化载体也是当时的文化承载者,不再是无意识的物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被人格化的物,不仅是异域的、外国人的也是唐代本土的、唐人的,不仅是个体的也是卓具代表性的,是与唐代的天空、阳光、风雨,唐代的人与物关联的,增添了更丰富文化内蕴的诗意的精灵。论文能独辟蹊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11种外来植物书写细节作以分析,包括其在唐诗中的位置,搭配、对仗、连接等物象组合与对接,构成的诗境与意蕴等,并以此分析其在唐诗中的具体作用,唐人对其的本土化重塑,乃至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融的具体方式与呈现情境。阐释唐人选用特定外来植物异名,以外来植物冠名之名入唐代文学等现象,亦进一步分析其中所透露的外来植物在唐代的生长、被唐人接受的态度、心理、中西方文化交流意蕴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作出系统、细化分析,令研究时现闪光点与创新点。

屈玉丽^[8]（2018）在《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代龟兹地处丝绸之路主干道,其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库车、阿克苏等地,也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绿洲,这里汇集了中华文化和古印度、希腊罗马文化之精髓,并集政治、宗教、艺术于一体。在唐代,龟兹是统辖安西四镇的都护府治所所在地,大唐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龟兹的繁荣,龟兹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也在蓬勃发展。本论文以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在龟兹文化、唐五代文学研究各自独立的背景下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融合拓展研究;以文化对文学的关联和影响为理论支撑,结合出土文献、实地调查进行多层面和多元化的探索。重点致力于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关联的挖掘:首先,龟兹文化对唐五代文学独特价值的研究,考察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代表的龟兹佛教文化对唐五代诗文的影响,探索龟兹佛教、语言、乐舞和壁画文化对唐五代戏剧内容、类型及演出方式的影响;其次,以新疆发现的重要文物如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文本、龟兹石窟壁画及地下出土文物等作为重要参照依据,以研究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关系。论文由六章组成,以综合研究与个案分析两条线索布置篇章结构,结合具体问题展开论证,主要论题包括六个方面:第一,鸠摩罗什译经与王维诗文的佛教意涵。以龟兹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鸠摩罗什译经为切入点,选取唐代典型诗人王维,考察鸠摩罗什译经在情节设置、譬喻运用、文学想象、偈颂翻译、说理方式等方面对王维诗文创作的影响。第二,龟兹佛教影响下的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研究。从龟兹佛教文化和龟兹语言文化出发,探究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所受龟兹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比较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及其两个异本的文本内容要素和形式特征,确定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唐代戏剧文体性质;探讨吐火罗A《弥勒会见记剧本》对后世讲唱文学的影响。第三,龟兹壁画与唐五代戏剧研究。通过分析龟兹乐舞类壁画对戏剧表演和戏场设置的启发、龟兹壁画故事内容及其世俗化特征对剧本内容形成和戏剧情节选择的意义、龟兹壁画三种构图方式对戏剧结构安排的影响,探讨龟兹壁画对唐五代及后世戏剧发展的重要作用。第四,龟兹乐舞文化与唐五代歌舞戏。探讨龟兹歌舞戏的兴盛及其与龟兹乐舞文化的关系;选取唐代歌舞戏的典型代表苏幕遮、拨头、狮子舞,解读各歌舞戏的戏剧文体特征,进而分析其所受龟兹乐舞文化的影响。第五,唐五代时期的龟兹本土文学。集中讨论唐五代文学作品中以龟兹本地人、事为基础所形成的龟兹传说故事和佛教故事,探求其中所蕴含的龟兹文化的丰富内容。第六章,唐五代文学作品中的龟兹名物。选取最能体现龟兹本土文化特征的两类名物进行分析:一类是“乐舞”类名物觱篥,以论证觱篥与芦管在唐诗表现中的同质化倾向;一类是“用器”类名物龟兹枕、龟兹板、屈支灌,作为龟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意象呈现在唐五代文学作品中,成为联系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学的重要纽带。

陈俭叶^[9]（2015）在《唐诗中的将军形象研究》文中提出从人物形象的角度研究唐诗是一个有待深入的学术课题。考察唐诗中的“将军”形象,无论是对于唐诗的分类研究,还是窥探唐代的历史文化风貌都有独特的意义。唐前诗歌中对将军的描写较少,其中塑造的有特色的将军形象更是寥寥无几,而唐代有关将军形象的诗歌有680首,将军形象鲜明,富有特色。对唐诗中将军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真实地了解唐诗中将军形象的类型,形象的嬗变及原因,塑造形象的艺术手法,以及将军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风貌。本文分四章来论述唐诗中的将军形象,力求对有关将军形象的唐诗做一个系统、深入的分析。第一章,唐诗中将军形象的类型。梳理唐诗中涉及将军形象的篇目,对其中塑造的将军形象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的分类研究,这些将军或是武艺高强、英勇杀敌,或是滥用武力、无德无能,或是势屈失意、处境凄苦,或是功高权盛、豪奢享乐,分析各类将军形象的特征,进而把握唐诗中丰富多彩的将军的整体形象。第二章,唐诗中将军形象的嬗变。主要分为唐代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进行比较研究,从纵向的、历时性的角度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将军形象的演变轨迹,探究将军形象的演变与特定时期政治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第三章,唐诗塑造将军形象的艺术手法。从多借助对兵器与马的描写侧面烘托形象,善用铺叙手法塑造将军形象,好用唐前名将典故丰富唐代将军形象,巧用对比手法突显将军形象四个方面,探讨唐诗塑造将军形象的艺术技巧。第四章,唐诗中将军形象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论述有关将军形象的唐诗所反映的唐代将军的地位及其变化、唐人在不同时期的战争观,发掘唐诗中的将军形象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本文运用统计法、比较法、文史结合法等方法研究唐诗中的将军形象,力求将宏观概括与微观审视相结合,将唐诗中的将军形象与唐代政治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对唐诗中的将军形象作整体地观照,力图对唐诗中的将军形象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笔者依据曹寅等编《全唐诗》及后人补录等相关资料,辑录出有关将军形象的诗歌680首,作为研究的主要素材,并依据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修订本）》、张撝之等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对唐代诗人生平的记载,依据唐代诗人的生卒年为排列顺序制成《唐诗中关于将军形象的诗歌一览表》（见附录）。对这些诗歌的统计分析,主要以诗人姓名、诗人生平、诗歌题目、诗歌正文、诗歌出处等5个板块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探讨唐诗中将军形象的特色。

党会阳^[10]（2015）在《《全宋词》中的胡人文学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词是宋朝的标志性文学样式,既代表着宋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水平,也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最主要的文学体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虽然我国词学很早便已兴起,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全宋词》胡人文学形象的研究着力不足是其局限性的主要体现之一。对《全宋词》胡人文学形象的研究是词学全面发展的保证,宋词题材研究的有力补充、宋词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尊重少数民族贡献的体现。因此,对《全宋词》胡人文学形象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以《全宋词》为考察对象,立足具体文本,从绪论、 《全宋词》胡人文学形象分析、从形象塑造上看宋代词人对胡人的接受、胡人文学形象对宋词的影响和结论五个部分探讨胡人文学形象相关问题。第一章绪论包括论题研究的理由和意义、论题研究综述以及论题研究方法和思路三方面。第一节从四个方面探讨本论题研究的理由和意义,即本论题研究对词学发展、宋词题材研究、宋词人物研究和处理民族关系都有积极意义。第二节对与本论题相关的已有研究进行介绍和评价。学术界目前尚没有专门研究《全宋词》中胡人文学形象的论文和专着。对宋词其他人物形象的研究和对其他文学样式中胡人形象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成就较突出。第三节阐述本论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本论题研究涉及到《全宋词》中所有与胡人文学形象相关的词作,必须立足于文献文本,对《全宋词》两万余首词作进行检索、筛选、甄别和认定。此外,本论题研究还借助计算机检索、仪器扫描等现代技术以提高研究效率。第二章《全宋词》中的胡人文学形象分析包括《全宋词》胡人族群分析、胡人文学形象历时性概述和胡人文学形象共时性分类三节。 《全宋词》胡人族群分析探讨了“胡”和“胡人”概念释义和宋代的胡人两方面。第一小节综合分析学术界对“胡”和“胡人”的不同释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胡”和“胡人”是华夏民族或汉族对异族人和异国人的称呼,其内涵随着时代的不同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若想对“胡”和“胡人”的概念做出科学、合理的把握,必须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第二小节对宋人观念中的胡人族群进行分析,探讨宋人对胡人的态度以及宋代民族关系状况。通过对《全宋词》中的涉胡词进行梳理发现,胡人文学形象呈现出很好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其历时性特征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涉胡词在数量上表现出相应特征,在第二节呈现；其共时性特征为不同的胡人群体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第三节呈现。第三章从形象塑造上看宋代词人对胡人的接受包括欢迎胡人经商和同情胡人遭遇、欣赏胡族的乐舞和风物以及憎恨胡族的骄横嗜杀三个方面。根据第二章的研究成果分析宋代词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胡人群体表现出的复杂感情。第四章胡人文学形象对宋词的影响包括胡人文学形象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和宋词的产生离不开胡族乐舞的影响两个方面。胡人文学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常被宋代文人用来追忆往昔或借古喻今。“胡人”作为迥异于汉人的、富有特色的文学形象,丰富了宋词的人物形象长廊,胡族乐舞为宋词增加了异域风情,胡人入侵成为以咏古、爱国和边塞为题材的词作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人文学形象的存在又能清晰明了的反映宋代民族关系。因此,胡人文学形象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此为第一节内容。第二节从胡族乐舞为“依声填词”提供条件和胡姬酒肆孕育宋词两个方面探讨胡族乐舞在宋词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结语对本论题论点进行总结：《全宋词》中的胡人文学形象呈现出很好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通过对其进行历时性分析可以探讨宋朝不同历史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通过对其进行共时性分析可以探讨宋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接受；胡人文学形象对宋词影响巨大,表现在胡人文学形象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和宋词的产生离不开胡族乐舞的影响两个方面。另外,结论还交待了本论题研究的不足和待解决问题。

二、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论文提纲范文）

（1）2020年吐鲁番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音乐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盛唐诗中胡人形象及其文化意义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7）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诗中的将军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宋词》中的胡人文学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论文参考文献）

• [1]2020年吐鲁番学研究综述[J]. 常诗曼,杜修庆,薛晓澜.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 2021(00)
• [2]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D]. 彭阿俏. 吉首大学, 2020(03)
• [3]唐代诗歌西域书写研究[D]. 袁方愚.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D]. 陈瑜. 吉林大学, 2019(02)
• [5]唐代音乐诗研究[D]. 刘航.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6]盛唐诗中胡人形象及其文化意义浅析[J]. 郑博心. 北方文学, 2018(29)
• [7]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D]. 李娜. 西北大学, 2018(01)
• [8]龟兹文化与唐五代文学研究[D]. 屈玉丽. 浙江大学, 2018(05)
• [9]唐诗中的将军形象研究[D]. 陈俭叶.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6)
• [10]《全宋词》中的胡人文学形象[D]. 党会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