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灵魂的中国现代文论

一、没有魂儿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论文文献综述）

耿欢欢^[1]（2021）在《刘延陵诗歌与诗论研究（1921-1937）》文中指出

孟凡淼^[2]（2020）在《林斤澜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林斤澜50年代登上文坛,被誉为“短篇圣手”,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但他小说并不为广大读者和评论家所青睐,学术界对其作品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系统性。然而从艺术价值看来,林斤澜的作品确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因此,本文试图以林斤澜的小说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作品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为总领,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细致考察,力图实现更全面、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以“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为考察中心,研究这一时期创作的被压抑问题,首先分析作品中存在的颇具矛盾的模式化人物和抒情性基调;其次探讨作品中批判性话语的缺失,因为其潜在批判的隐现和显在批判的缺失,使小说丧失了深刻性和统一性;最后通过与“经验式”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的比较,发现了作为“体验式”作家的林斤澜在写作农村题材小说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第二章以新时期以来所创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为考察中心,以主题为切入点,探究作品摆脱压抑、表现历史的方式,这一作品实际上站在时代交汇点上表现前后两段历史,并建构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世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作品重点表现的矮凳桥朦胧、神秘的风情和矮凳桥人的坚韧品格;二、作品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建构:在写作手法上向古典传统复归,但同时又用象征的方法构建了深层时空;三、从小说的写作立场和文学史定位出发,一方面探究其既形而上又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内涵,另一方面试图从寻根的角度和先锋的姿态理解这部处在边缘地带的作品。第三章以《十年十癔》等系列小说以及同一主题下的独立单篇作品为考察中心,从作品叩问历史的角度出发,第一节探讨了作品独特的写作切入点——不直接写历史,却以当下反观历史,将人与非人、历史与现实通过癔症这个“中间地带”连接起来;第二节试图挖掘这些作品所凝聚的焦点,和为表现这些焦点所采用的艺术变形手段及小说形式的探索;第三节研究作品表现象征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小说利用蒙太奇的手法实现了作品内涵和意义的生长,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的在地性转化呈现在文本中,就将叩问历史的意义深化为反抗封建性。

彭婷^[3]（2020）在《论萧乾小说的儿童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萧乾作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儿童视角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儿童视角作品。他的儿童视角小说,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儿童视角创作,也不同于东北作家群的儿童视角小说,甚至在其所处的京派也显得尤为特别。因此,本文将以萧乾同时期的儿童视角作为对比,在相互对照中去探求萧乾小说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及价值意义。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一、绪论:整体介绍了有关于萧乾及其儿童视角的研究现状、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创新之处。二、萧乾儿童视角的观照主题:萧乾想借助儿童视角去呈现的主题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底层生活中,对于人性善与恶的揭示。二是在孤儿寡母寄人篱下时,对血脉亲情的疏离与人情交往的冷漠的控诉。三是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和文化侵略时,对爱国青年思想觉醒的赞颂。三、萧乾儿童视角的观照角度:为了更好地呈现儿童视角里所观照的世界与主题,萧乾选择从以下三个角度去建构:一是对平凡意象的深刻呈现,二是对细节的有意暗示,三是对弱者生存困境的揭示。四、萧乾儿童视角下的叙述变奏:萧乾的儿童视角小说,具有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一方面,在儿童叙述中间或有作者伤感忧郁语气的流露。另一方面,在回忆性儿童视角小说中,也存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下的叙述变奏。五、萧乾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及价值意义:一方面,通过与五四时期、京派作家及东北作家群的儿童视角相比较,得出萧乾儿童视角小说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两个层面来揭示萧乾儿童视角小说的历史意义。六、结语:对本论文进行总结,梳理出萧乾运用儿童视角进行小说创作的缘由,并概述本论文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与薄弱之处,同时发掘出本课题可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祝晓兵^[4]（2020）在《老向的“幽默”文学研究（1925-1948）》文中研究表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幽默文学在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之下蓬勃发展,并在激烈的论争中产生了轰轰烈烈且旷日持久的影响。幽默文学在彼时文坛之中毁誉参半而热度不减。迄今为止,学界围绕倡导幽默的主要刊物、具有幽默风格的作家与作品展开了诸多研究与讨论。然而,老向这位在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幽默作家却黯然蒙尘。故而本文试图回归历史语境,利用史源学的方法对“幽默”之源流进行考证与梳理,并分析幽默文学在建构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同时以老向的幽默作品为切入点,探究其别具一格的幽默观与“黄土泥”式幽默风格,重点发掘其大众文学及其在抗战文艺场域中的“幽默”型塑,从而指出老向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补充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一个侧面。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绪论部分简述老向生平及重要作品,并对国内外有关老向的研究材料进行综述,而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第一章论述何为幽默的问题。首先运用史源学方法对“humour”被引入中国之后的具体定名过程进行考证,并梳理中国现代文学中“幽默”的概念及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争论与问题。最后将重点放在老向“幽默无定型”这一极具包容性的幽默观上,结合作品对其进行具体阐述。第二章系统地探究老向的“幽默”禀赋及资源,主要分为五个方面:老向自身的幽默性情及其交游情况,独特的地理空间:北京,特殊的时代背景,丰富的民间文化以及传统文学与戏剧资源。本章探究以上多重因素是如何催生并影响了老向的幽默文学。第三章以老向平教会的大众文学实践为切入口,探讨其“黄土泥”式幽默的诞生。通过与其他幽默作家的比较指出老向难能可贵的“土气”并将之概括为“黄土泥”式幽默,且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探讨,着重分析定县平教会的经历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时,对老向的同情于农民的幽默底色以及幽默背后平民教育的严肃要旨进行分析。第四章阐述战争对“幽默”的冲击与淬炼。本章对老向抗战前后的幽默文学作纵向梳理,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老向将幽默作为表达抗议的武器;北平沦陷之后,老向作品中的幽默风格隐蔽,老向由“幽默作家”转向“抗战通俗文艺作家”,侧重于鼓词、小调、歌谣等抗战通俗文艺的创作;四十年代初,随着老向抗战必胜的信念愈加坚定,其作品中幽默元素有所回归,及至抗战取得胜利,其幽默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浑然一体的特征。结语对老向的幽默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尤其强调其“黄土泥”式幽默在中国现代幽默文学中独特性,肯定其在幽默文学的本土化所做的贡献。并指出老向及其幽默文学仍有的广泛的空间有待探讨。

于健^[5]（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指出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范思维^[6]（2019）在《迟子建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文中研究说明疾病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古往今来许多作家都对此有所涉猎。它不仅指向医学领域,更指向超乎病理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在这方面迟子建小说非常典型。她的小说充满了丰富的疾病书写,或是以此为重要主题,或是以此为重要情节。迟子建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疾病书写传统,与此同时又呈现出不容忽视的新特点。本文将深入分析迟子建小说建构的疾病世界,力图发掘迟子建小说疾病书写的特质及其深刻内蕴,并以此为支点窥视其小说的独特价值。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探究迟子建小说疾病书写的文本形态和动因。在梳理迟子建以疾病医疗为主题或重要情节的文本的基础上,归纳迟子建小说疾病书写的主要类型和具体表现。本章还将探析迟子建小说疾病书写所赖以产生的知识背景,主要从社会语境和作家个体原因两方面着手分析。第二章主要围绕迟子建小说疾病书写的特质展开论述。基于性别立场,迟子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隐喻传统（以男作家为主导）。一方面她使疾病返归身体本体,呈现女性久被遮蔽的身体经验,揭露历史中备受戕害的平凡肉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下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另一方面她敞亮了本体层面的生命,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第三章论述迟子建小说疾病书写与小说主题的关联。首先,迟子建通过疾病书写,实现了对乡土文化沉疴的真实披露和对乡土的诗意观照,同时构筑了性别和乡土互动下的乡土叙事独特空间。其次,她通过书写日常生活层面的疾病、医疗事件重构了历史。其历史叙事既构成了对男作家宏大历史叙事的有力祛魅,又突破了90年代女作家以日常历史消解宏大历史的拘囿。再次,疾病书写成为了迟子建建构地域文化传统的重要支点,成为了她呈现萨满文化底蕴、探索民族精神的独特方式。结语部分总结全文。

刘叶琳^[7]（2019）在《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是指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象在影像媒介形态中的表现和传播。在本文中,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有特定的对象范畴,是指小说类文学经典作品（也包含一部分形象性、叙事性和语言艺术特性较强的戏剧类经典作品）在声像艺术媒介（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表现与传播。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是对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综合性认识和总体看法。它包含相当多的理论内容,本文着眼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几个核心问题,构成研究的主要范畴。首先,影像化传播的对象是文学经典,因此,经典态度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重要内容。其次,影像化传播是文学经典性在不同文化场域的转换,因此文化立场也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影像化传播是不同媒介形态的审美创造,因此媒介意识也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重要构成。本文的观念分析与阐述,侧重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实践理念,即以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思想、认识、主张、看法为主。具体地说,就是以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实践者的观念表述和艺术见解表达为主。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及其观念是20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发展和影视艺术发展的重要现象,也是自电影产生以来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许多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事件,都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有关;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成果,许多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影视艺术成果。关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研究,对于认识和把握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现状和发展,对于推动和促进文学艺术理论和影视艺术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活动,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在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活动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的商业文化倾向、历史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功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启蒙作用和大众文化品质,新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合流,这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演变的实践基础。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历史变化过程,体现了媒介文化与文学影视艺术相互影响的历史力量,也体现了文学影视艺术创造在媒介文化语境下演化的现实结果,20世纪中前期是我国早期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形成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是电影创作的戏剧传统的影响,一个是电影改编的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演变过程,就是在综合艺术范畴的跨媒介比较中,在影像艺术和语言艺术的跨媒介辨析中,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独立性理念逐步确立的过程。其中影像媒介意识的初萌、文学经典改编原则和艺术表现要求的自觉阐释,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进化的重要标志20世纪中期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是在政治文化环境下,在意识形态传播的要求中发展的。文学经典精神的现实价值、文学经典改编的现代视角,忠实于原着与反映时代精神的关系、文学经典电影化传播的宣传意义和教育使命等,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核心内容。文学经典影像化叙事的题旨转换策略,电影改编活动中文学经典意识的特殊存在,从文学经典到影像经典的跨媒介经典化,体现了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变化特征。20世纪中后期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强调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的文化启蒙和大众普及传播功能,重视文学经典的价值意义和文学经典改编作品的文化品质。同时,影像艺术审美理念的自觉,促使改编创作者追求影视剧表现文学经典的独立性,继承了传统的“忠实于原着”观念,在涵义理解和方法运用上有了新的变化。90年代中期媒介文化的兴起,又使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引入了“媒介化”话题,媒介文化理论成为阐释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的“跨媒介”特性的重要思想资源,媒介属性也成为辨析影视审美和文学经典审美的重要标准。21世纪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呈多元化并存局面,以往的文学经典改编理念和实践,都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延续和发展,而娱乐消费主义倾向的出现,又在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中注入了新的内容,传统的文学经典认识发生了变化,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反映出新的文学经典态度和新的艺术审美塑造原则。在改编观念的批评语境中,改编创作者对负面评价所作的申辩和解释,透现出不同的艺术审美主张。此外,非文学经典改编创作内容的进入,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演变的一个特征,商业艺术理念和媒介市场化运作理念,成为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组成部分。

金基永^[8]（2019）在《尹基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是朝鲜文学开始和世界文学接轨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朝鲜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各种交流和接触中,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交流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性革命文学的高涨中,朝鲜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在“拉普”为核心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20世纪20、30年代朝鲜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思潮。有些学者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出现的“卡普”是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该时期韩国现代文学真正和世界最进步的文学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大家知道,1925年,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的成立,是朝鲜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它的成立标志着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时代的开始。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道,传到朝鲜后,在殖民地朝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与反日反帝斗争相结合,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巨大的文学洪流,成为当时朝鲜社会最壮观的文学潮流。它从传到朝鲜之日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进步的先进青年也在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旗帜下,利用文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虽然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因为当时表现出的激进的、过度的阶级和斗争意识,导致了一些不应有的社会问题,从而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其作品也过于强烈的目的意识性以及缺乏艺术性而受到各种非议,但从文学史和朝鲜文学革命运动的角度看,它的革新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所提出的文学阶级化、大众化、民主化概念在当时的朝鲜无疑是最进步的观念意识;文学创作上的大众性原则也具有时代意义;文学创作上健全的指导原理、文学批评中的科学化、文学活动和文学运动的组织化等等方面,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韩国近代文学中,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它给彷徨中的朝鲜青年指明了一条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热切相应无产阶级文学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下自觉地开展了小说、诗歌、评论等一系列文学活动,使无产阶级文学达到了未曾有过的新的高度。尹基鼎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20年代初期开始,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一位自觉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重任的作家,又是力图改变丑恶社会现实的革命家。他常被人们称为“卡普”作家、实践派作家、日帝强占期审查文学的受害作家、投身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社会运动作家等等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是20世纪20年代,这一特殊的朝鲜社会和历史造就的典型人物,是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特征的典型人物之一。所以他和他文学的研究在整个朝鲜文学研究和无产阶级文学有着重大的意义。尹基鼎一生肩负作为作家的社会使命,其鲜明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文学观念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意识。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左右派的思想对立时,尹基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观点大胆地提出意见,展现出“卡普”文学作家的风采。其作品作为20世纪20、30年代朝鲜社会生活的产物,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堪称当时朝鲜文学中的独树一帜。尹基鼎进行创作作品活动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下,整个朝鲜民族失去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尹基鼎面对惨淡的社会现实,利用文学反映现实社会中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着重描写贫困,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朝鲜社会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进而从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尹基鼎的文学活动大体可分为小说创作和批评文学两部分。尹基鼎的小说反映阶级文学运动理念要求,利用现实主义创作技巧,批判性地描绘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以贫困题材小说为主,进一步将阶级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尹基鼎在文艺评论中表明无产阶级坚定立场,为促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朝鲜近代文化批评走向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尹基鼎的评论和部分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社会性强于艺术性,注重把作家的主观认识—即阶级意识传递给读者。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视之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然,作品中也存在着阶级主义色彩过重、机械性和公式化的倾向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尹基鼎文学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殊的社会变革需求之下诞生的,所以虽然有浓厚的阶级意识为主的各种观念形态,但它的革命性、战斗性、人民性而言,可以说当时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比拟。他是一个时代的宠儿,是勇敢的唐吉坷德,他利用文学向旧世界宣战,向殖民社会发出了怒吼。在历史人物以及他的文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美学的”方式最为重要。尹基鼎主要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时期是“卡普”文学运动和“卡普”解散后的一段所谓的“转向期”。在“卡普”文学运动时期,他倾倒在阶级主义文学理念,以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为目标,把文学视为宣传无产阶级和阶级主义文学的工具。他力主“卡普”文学的目的意识论,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人民大众的贫苦生活和社会的黑暗面,在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揭露中寻求文学的价值。因此,从现在的眼光看,在“卡普”文学理论的理解上尹基鼎虽然有些教条地生搬硬套,从而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卡普”运动紧密结合,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品中人物有脸谱化、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缺点,但是,他还是做到了客观而冷静地谛视人生,细致而准确地观察生活,真实再现现实生活,为朝鲜现代写实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在创作中,用人物的性格逻辑塑造人物形象;擅用摇曳多变艺术手法充实故事的发展;用枝叶繁密的描写手法描绘各种场景,为稍微枯燥的“卡普”文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在“卡普”解散后的“转向期”,在日本的掠夺政策从经济扩张到文化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尹基鼎关注的仍然是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在描绘都市的小说中,尹基鼎重点描绘都市病态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揭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现象和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在农村小说中,他则重点描写自然和田园般的农村社会生活,可谓是再现了30年代中期的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在艺术上,作家虽然没有像20年代那样,揭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但他还是利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迂回、象征等手法,多角度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30年代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尹基鼎是一名“越北作家（所谓的越北作家指的是1945年光复后,倾倒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赴朝鲜落脚的作家）”,所以由于是理念,换言之是政治上的原因,尹基鼎的文学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在韩国至1988年所谓的“越北作家”的研究成为一个禁忌。1988年7月19日,在南北关系出现了“解冰”的迹象,韩国出台了所谓的“结冰措施”,即所谓的“7·19解禁措施”,从此,包括尹基鼎在内的许多“越北作家”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整体上来讲,这些“越北作家”的研究还是相当有限的。尹基鼎一生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但目前对尹基鼎的评价还停留在作为“卡普”组织中重要成员的层面上,在“卡普”中的作用,针对尹基鼎生平与文学的先行研究目前十分匮乏。本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以“文学史是对文学事实的记录”为前提,将对一直被视为禁忌的尹基鼎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他的文学行为作出客观评价,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其在韩国无产阶级文学乃至整个20、3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的地位,给予“历史的、美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尹基鼎在20世纪20、30年代进步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既是文学运动家、文学批评家,也是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和电影批评家。自1924年以来,他参与组织成立“卡普”,之后,担任“卡普”秘书长,是“卡普”的核心人物。解放后,他参与进步文学组织的重建工作。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无产阶级组织运动家。也由于这种原因,他的文学在韩国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受到了冷落。因此,到目前为止,尹基鼎的文学研究还是非常片面和不成体系的。从此意义上,本文作为尹基鼎文学的首次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填补了对尹基鼎文学研究的空白。通过对尹基鼎文学的研究,丰富了中韩两国无产阶级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献内容,扩大了两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推动了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持续发展。

李婵^[9]（2018）在《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周瘦鹃的英译汉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方法,将周瘦鹃本人的创作文本作为参照,总结与归纳周瘦鹃翻译作品的语言特征,并借助经典叙事学理论,分析这些表层词汇和句法使用模式代表的深层叙事结构差异。周瘦鹃是清末民初时期上海文坛最活跃的文人之一,身兼作家、译者和编辑等数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不论在译、着和编等领域都十分多产。通过采用独特的翻译方式,周瘦鹃的译作激发了中国广大普通读者对外国文学翻译的阅读兴趣,在当时文坛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身处中国文学体例经受巨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从事各类文学活动的周瘦鹃,其作品必然是新旧文学传统激烈交锋的场所。然而,现有研究仍未对周瘦鹃翻译活动给予足够重视,低估了其翻译的影响和贡献,尤其在翻译研究领域。借助语料库方法,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地考察周瘦鹃翻译作品语言的累积性特征,并从叙事学的视角对这些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对周瘦鹃及其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理解,对现有语料库翻译研究从研究对象到方法论上也是有益的补充。近年来,人们对周瘦鹃着译活动有了重新的认识,从翻译的原文选择、语言特征、翻译策略、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等多个话题对周瘦鹃的翻译活动展开了讨论。然而,从整体上看,现有的许多研究仍依赖二手资料,在研究方法上多是宏观概述或个案分析,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分析描写的案例较少,导致讨论不够深入,部分重要课题鲜有涉及。多数研究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和探讨时往往挂一漏万,仍欠缺复合方法的分析和探讨。鉴于此,本研究首先结合线上和线下资源,对周瘦鹃翻译活动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然后把来自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语料库文体学等研究领域的定量分析方法,和基于经典叙事学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将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与他本人的创作对比,考察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首先,根据语料库软件给出的基本数据,比较周瘦鹃译作相较于其创作的宏观语言特征;然后,借助前一阶段分析所得周瘦鹃翻译语料的关键词表,锁定两类文本中使用频率具有显着差异的词汇。通过进一步比较关键词的分布、搭配、词簇和上下文语境等,分析周瘦鹃译作在女性人物形象建构、故事情节编排、叙事者和聚焦者的选择以及人物话语呈现等深层叙事效果。从分析结果可见,周瘦鹃的译作在如下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其创作:第一,语料库软件给出的宏观数据显示,周瘦鹃的翻译作品词汇丰富程度较低、形式化程度较高,但可读性不减。具体来说,周瘦鹃译作与创作相比词汇密度低,词汇重复率高,词汇变化性低。两类语料在各词类的使用上也呈现显着差异,翻译文本的虚词使用占比显着高于原创文本。译作的句段结构容量得到扩展,长句段比重较大,但并未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由此可见,虽然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以可读性高和通俗易懂着称,但在语言使用的累积性效果上看明显区别于其创作。第二,结合对关键词表中的人称代词“伊”以及部分使用差异显着的名词和形容词的分析可见,周瘦鹃翻译文本在叙事结构的故事层面也偏离了其创作文本。周瘦鹃译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描写资源更加丰富,更常聚焦于女性主人公,构建出的女性人物更加写实、丰满和复杂。在故事情节建构上,周瘦鹃在译作中保留了大量来自源语文化的相关词汇,同时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少了许多原创中弥漫的哀情成分。第三,通过分析两类语料中使用频率迥异的人称代词“我”和部分感官动词和言说动词可见,周瘦鹃译作与创作在叙述者和聚焦者的选择、人物话语呈现等话语层面的叙事结构特征上呈显着差异。译作中叙述者对叙事进程的显性干预减少,对受述者的引导减弱;采用故事内人物聚焦的频率提高,人物对话在故事情节推进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对故事内人物聚焦,尤其是借助次要人物侧面烘托主要人物和主线情节的依赖性明显加强。研究最后还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诗学传统、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者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对上述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进行了解释。周瘦鹃翻译语言词汇密度较低,虚词使用比重和句段长度增加等文本层面的特征,可以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包括认知特征和源语干扰等方面得到部分解释。中西方诗学传统的差异则造就了周瘦鹃译作和创作在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话语等深层叙事结构上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通过翻译目的和发表媒介对翻译文本产生影响。而译者的个人因素,包括他的性格、文学素养和职业身份,在翻译作品的故事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视角等各方各面都留下了印记。本研究不仅对现有采用定性方法分析所得的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进行了证实或证伪,为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提供了量化数据的佐证,同时也在以往采用单一研究方法无法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上得到初步的分析结果。在方法论上,现有语料库研究中鲜有将同一译者/作者的文学作品两相对比,本研究在比较模式上是对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最后,研究使用语料库手段,针对文学史与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中国早期文学、特别是早期翻译文学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刘琼^[10]（2018）在《从自由主义看萧乾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文中指出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流派之一,是以个人所有权和精神独立为核心,追求人的身心自由与平等价值,强调个人道德至上和自由选择,赋予人以平等的道德地位。它认为所有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可以通过改造实现向善的理想,追求人的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以人道主义作为其内在的价值尺度。萧乾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自由主义是贯穿萧乾文学创作和心路历程的主要精神脉络。既是他文学创作的灵魂,也是他精神世界的主体,充分体现在他对平等、自由、民主、向善的追求和人道主义关怀。自由主义在萧乾的身上,显现出一种自我存在的精神气度和审视世界的思想深度,最鲜明地体现在他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民主平等的理想和善与美的价值追求。萧乾作为一个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其心路历程也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表现。萧乾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追寻与沉淀的过程。童年时悲惨的人生遭遇激起他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进入青年后他树立起“不带地图旅行”的人生自由理想。三十年代在京派与《大公报》两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耳濡目染让他逐渐走向成熟。七年的海外漂泊生涯是他与自由主义思想的近距离接触,也奠定了他坚守自由信仰的思想基础。解放后萧乾以自我的消解与身份的认同来再造“新我”,以艺术的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体现其对生命本真的追求。虽有几次精神历程的急转,自由主义思想的被遮蔽,但他仍坚持以独立的灵魂和对平等生命尊严的追求来完成自我的道德完善,从而在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中把握自我的存在,实现了萧乾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拷问。这也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精神的漂游与浪漫主义精神的消逝过程,体现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现实的悲剧抗争历程。萧乾的小说创作观念中有着鲜明的自由主义思想。萧乾对底层民众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对自由民主的渴求,对文学创作个性的自觉选择,实现其对善和美的价值追求,有着独立的人格和浪漫的信仰,体现了萧乾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悲凉和忧郁是萧乾小说创作的情感基调,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时代民族苦难时的真实心境和无根漂浮命运的表现,以此表达他对底层民众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和对自由生命与性灵的追求,抒写独立清醒的灵魂。萧乾的散文创作展现了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思想世界。他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世界的观照,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终极追寻,以一种独立的人格重塑姿态写作,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他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独立自主的审美意识,以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精神所展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建构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世界。萧乾的新闻特写以“探寻”和“跋涉”为创作心理实现其探寻人生自由的梦想,将创作看作是一场深入探索生命自由和性灵自由的文字探险,以此实现他对文学的自由和“在鼓面上跳舞”的理想,以其自由主义的创作理念进行新闻文体的创作实践,以“对现实发言”的创作姿态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萧乾的书评理论与实践中也体现了自由主义思想中人的平等和精神独立的主张。萧乾认为书评家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实现思想和精神的独立和自由的评论空间,实践他“善”和“美”的文艺创作观念。独立宽容的态度,自由发表的言论空间,主张道德自主道德自律,这是书评创作艺术的标准也是客观公正、宽容平等的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萧乾以文字记录下他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嬗变,展现了一颗多情而敏感的灵魂漂游在这世界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感悟。自由是从心底的自我解放,也是萧乾精神世界里的自我释放与不断向外拓展,形成了他的思想边界,呈现他生命的完满和精神世界的丰盈,袒露出他深沉而轻盈的灵魂。在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思想空间里,知识分子们的精神世界的相互交织,形成了现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瑰丽多奇的精神场域。作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萧乾的自由主义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又很有代表性,从他的身上可看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对人类精神家园追寻的精神脉络和思想轨迹,清晰地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上个世纪近百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流变史。

二、没有魂儿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没有魂儿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2）林斤澜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萧乾小说的儿童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老向的“幽默”文学研究（1925-1948）（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迟子建小说中的疾病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8）尹基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从自由主义看萧乾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没有魂儿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刘延陵诗歌与诗论研究（1921-1937）[D]. 耿欢欢.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林斤澜小说研究[D]. 孟凡淼. 山西大学, 2020(01)
• [3]论萧乾小说的儿童视角[D]. 彭婷.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老向的“幽默”文学研究（1925-1948）[D]. 祝晓兵. 山东大学, 2020(11)
• [5]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迟子建小说中的疾病书写[D]. 范思维. 厦门大学, 2019(08)
• [7]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演变[D]. 刘叶琳. 吉林大学, 2019(10)
• [8]尹基鼎文学研究[D]. 金基永. 吉林大学, 2019(10)
• [9]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D]. 李婵.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6)
• [10]从自由主义看萧乾的心路历程与文学创作[D]. 刘琼.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