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文化奴役”

一、有感于“文化奴役”（论文文献综述）

李玉杰^[1]（2021）在《恩情中的奴役——严歌苓《人寰》对鲁迅《过客》的再书写》文中研究指明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人寰》,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散文名作《过客》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恩情文化的反思。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恩情经常异化为施恩者奴役他人的手段,也经常异化为受恩者自我奴役的镣铐。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两位作家在不同时代均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进行了各有侧重的书写,从而也从某个侧面呈现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互通性。

史丽娜^[2]（2020）在《华兹华斯诗学研究》文中认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然诗歌举世闻名,流传广泛。乔纳森·贝特认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不仅为浪漫时代与环保主义思想搭桥,也开启了华兹华斯研究的新纪元。美国生态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也声称环境问题将取代种族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问题。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生态批评兴起发展的关窍所在,因此,生态批评家们在追溯生态文学的源头时,英国浪漫主义被视为“一块肥沃多产的土壤”,作为浪漫主义的开山诗人,华兹华斯首先进入生态批评视野。他的诗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超时代的生态智慧,对后世的自然生态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重估。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对自然的关注直接引导了后世英美文学创作中对自然的观察、感受和抒写方式。他对诗人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与张扬,也是以大自然为源泉的。在他眼中,大自然永远充溢着激越的生命力量,他对诗学原则的思考,他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背景、人物、风物、语言以及情感、哲学思想等等,几乎一切的要素都是他在大自然的恩泽、启迪与引导下完成的。他热爱自然、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他将诗学建构与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参与社会文学改革的工具,其诗学思想饱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既批判资本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也反思批判了资本科技理性对人们心灵的戕害。他终身都在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疗救复元人们被减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而努力。而这种对人与自然间田园式相处的文学构建努力,既与当代生态批评遵循的生态整体论哲学信仰转变、呈现作家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立足生态的“环境想象”等几大批评原则一脉相通、也与生态存在论美学强调的“家园意识”以及当代生态伦理提出的“管理伦理”有着内在渊源,更是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发展走向和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种启迪与可能。泛神论宗教哲学观是华兹华斯诗学的基础。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自然万物“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为主要特征,注重在大自然中宣扬上帝的内在性,尊崇自然,以期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提高感受的敏锐度,培养人们的善德,帮人们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缩小人与自然的距离。泛神论使华兹华斯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先知,他以描写自然世界和自然人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含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较早出现的对人类中心倾向的批判。他诗歌中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泛神意识,则是一种信仰纬度的转变,为当代生态哲学基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同时,他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与我们当代倡导的“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一脉相通的。感受崇高是华兹华斯的崇高观。他在18世纪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将心灵在感知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继承前人朗吉弩斯、伯克的崇高思想,同时借鉴了同时代康德、柯勒律治崇高理论,独创了自己的感受崇高思想。他将传统崇高理论中典型的崇高体验对象——自然壮丽景观进一步扩展到一花一木,涵盖了自然万物。他借助想象力去弥合感性与理性间的裂隙,借泛神论思想,将神性内在化,赋予心灵超凡的感受功能。他的感受崇高思想有望唤醒人们为工具理性所麻痹的心灵,借助大自然的支持和培育,恢复心灵的感受功能和想象的自由。这也对转变传统中错误的认识论思想,应对当代的精神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华兹华斯诗歌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风景权威的建立,来疗救人们的为资本妆害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作品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典型的诗人有意识去构建的布伊尔式的“环境想象”。他认为诗乃人与自然之映像,相信诗歌在提升心灵的感动能力和疗救人们精神失衡方面的影响力,相信诗歌可以帮人们重建信仰,获得心灵解放。他尝试通过对湖区风景旅游的介绍和保护以及个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引领与回归,以期建立自己风景鉴赏的权威话语地位,这种对自然风景与人的理想相处模式的“环境想象”引导和改变了人们感受风景的方式,能够提升心灵的感受力,华兹华斯诗歌的治愈力得到了时代的认证。而他的风景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也恰为我们展示了环境文本是如何去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的,这正是当代的文学生态批评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所努力的方向。当然,在今天,华兹华斯眼中那个可爱的、能拯救人类的自然好似已经起了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得以重构。针对满目怆然的自然的疯狂报复,在生态整体论指导下的“管理伦理”似乎可以让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看到一丝重归和谐的希望。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识性词汇之一。华兹华斯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将自然视为培育想象力的源泉与摇篮,认为人类想象之河发源于童年的自然之境。他说随着心灵的成长,为俗世所扰,这条河流可能会意外中断,但只要回归自然、热爱自然并尊崇自然,那减损的想象力就必能接续起来。他还对想象与幻想做了区分,认为幻想是一种穿越时空场景的能力,而想象的目标则是追求一种情感上的永恒。他认为想象力是心灵的内在之眼,是个体超越世俗、追寻自由的最佳手段。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将文学想象与自然完美合璧起来,这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中“环境想象”理论原则的滥觞。华兹华斯认为情感是进行诗歌创作的基调。在他眼里,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这种强烈却是一种平静中的强烈,是回忆中往昔的情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触发重现。这时的情感不同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宣泄,它已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的情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就能触发读者的感受力,收获一种普遍的同情。华兹华斯认为这种永恒的爱之情感也是自然导师赋予他的,他也由对自然之爱引发了对人之爱。华兹华斯的宗教情感虽不单纯却很虔诚。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然诗人和诗学建构者,他对自然的虔敬和对人们心灵精神世界的始终如一的关爱,正是他呈现出来的一种较早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语言是华兹华斯进行诗歌实验依赖的直接工具。然而他又不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表达工具,而是认为语言乃是思想的呈现与化身。他放弃古典传统中既定雕琢的表达习气,将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强调语言的自然与纯朴。他为诗歌语言改革选取的主要是存在于大自然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中的常人的语言。他打破了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界限,认为散文语言也可以入诗。华兹华斯的诗学以自然思想为线索,将泛神论哲学观、诗歌功能论、情感论、想象论以及语言观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无论对后世的自然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甚或是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诗歌和诗学中由“自然”生发的相关理论,在21世纪的生态文学批评实践中引起极大的关注,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实践范本,也为了当代文学生态批评原则的建立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佐证,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诗学的构建。他对自然能提升人们感受力的抒写方式、对想象力乃永恒情感追寻手段的定位,都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也为他们增添了一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勇气。

丁燕燕^[3]（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周鸿^[4]（2020）在《论先秦儒道思想中的“自适”》文中提出“自适”一词最早出现于道家思想文献《庄子》,其内涵是指在“悦人”与“为己”的冲突之中,盲目地追随他人倡导的价值只会给自身带来痛苦,为了寻求情感上的悦适,应当以人的自我本性为标准来反抗外界价值对自我的束缚。道家思想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以“礼”为代表的政治制度,认为礼制的阶级性和强制性违背了人性,造成了社会个体的普遍痛苦。然而在考察儒家思想对礼制和礼乐文化的阐释后,可以发现其同样关注人的主观感受,并将人对制度的情感认同视为政治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因此,儒道思想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倡导着“自适”,共同目的是在保全自我的同时,反对专制集权政治对社会个体的压迫。“自适”一词伴随着两个基本含义,一者是以“自”为代表的自我范畴,一者是以“适”为代表的精神指向。自我范畴的确立意味着个人意识的极大觉醒,同时在与外界黑暗政治的对抗中,自我保全也是应有之义。道家思想提出“自然”与“无为”有力地消解封建王权话语,确立起了自我发展的合理标准。同时,“齐物”思想则从侧面推动了广义上的平等意识,无特权阶层便无政治压迫。此外,儒家思想自孔子起便开始强调人与人的共同之处,并在人性的根源处发掘出“仁”的道德境界,其本着人文主义的关怀,关联人所共通的情感,生发出了自我范畴的精神道德境界。最后,儒道思想都以“求诸己”的方式,独立于政治标准之外,构建起了自我范畴内的价值体系。伴随着价值体系的确立,指向适性悦志的独特精神境界也得以发扬,表现为“自适”中“适”的重要内涵。因儒道思想各自的价值标准的不同,“适”也表现为不同的方面。热衷于入世并践行仁道政治理念的儒家思想者,将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忧虑转化为体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同时在沉浸于实现政治理想的美好愿景中,收获情感的悦适;在始终践行仁道的持守中,收获精神的安稳平和。道家思想者则本着更加随性自然的态度,主张顺应命运的安排,消解其中的恐惧与痛苦,实现精神的安然适意。同时,在精神世界开辟的至乐极境中,忘却所有束缚,实现“逍遥”的“大自在”。

谷伟^[5]（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王静^[6]（2019）在《境遇的人学阐释 ——基于人的公共性生存探寻困惑境遇的解决路径》文中提出境遇是一个真哲学问题,既是哲学的本体问题,构成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同时它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类在不断地依照自身所想面向未来创造新的境遇;它也是价值问题,因为他和人的生存命运相关,关乎人生存的终极意义;境遇更是人学问题,人在境遇中与世界遭遇,但不甘于做境遇的奴隶,而要做境遇的主人。境遇是人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要完整地解蔽人的过去、未来,仅仅在某一角度或侧面中去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人放在自身所处的真实境遇中去探讨。本文以人的境遇问题为切入点,将哲学家对境遇的阐释反思作为理论前提,对中西马哲学史上的境遇之思进行梳理。同时,严密地从多个维度分析剖析境遇的本质特征与属性。在对这两方面背景的研究基础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现实存在出发,试图为解决当下我国人们在精神上的无思、信仰缺失境遇和经验世界中的冲突境遇寻找恰当路径。关注境遇、反思境遇是人学研究的关键,也是时代所需,人作研究的为历史主体,必须有觉于自身所陷入境遇的危机冲突,作理性独立的时代主人。结合时代特征进行“构境”思考,在理念与实践中引领人类境遇向着马克思所描绘的更美好的新世界、新境遇进发。为此,笔者将马克思的公共性理念引入其中,并作为解答当代困惑境遇的线索。系统来看,本文是以“识境”为客观前提、“逆境”为意识指导、在马克思的公共理念线索下开展的“构境”为目标、对人的境遇问题加以系统阐述的过程。分别从人的境遇的哲学史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境遇问题的论述、当代中国现实困惑境遇的问题反思与解答路径几个方面为主要关切点,旨在为突破我国当下人所处的冲突境遇现实、为创建符合人的多方位需求的理想境遇提供理论思路。人的境遇厚重而全面,集主客观属性于一身,境遇中的人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境遇是客观的条件和历史,是前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客观前提,对于这些前件,人只能最为被动的承担者去顺应、接受。但是,人也具有能力扭转困惑境遇,即“逆境”的本性能动力量。在意识到经验世界之后,人就开始了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欲望为目的的主动改造客观境遇的过程,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向前创造境遇的奋斗史,是摒弃奴役、压迫、不公,追求平等、自由的美好境遇的发展史,是“构境”的历史。人的境遇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公共性,人在聚集众人合力对抗自然之时才成为真正的人,开启了人类境遇演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就在于追求全人类的最大公有未来现实。正是在逆境意识指导下,本文从现实境遇出发,试图为改变这样的境遇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本文以作为进入到新时代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为现实依据,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在精神和实践中的无思和冲突境遇,最终都将归结到个人私有意识的崛起和公共理性丧失这一原因上去。构造美好幸福的理想境遇,就要以人的公共性现实境遇为线索去寻找路径。境遇是特殊的、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的现实遭遇会因身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境遇各异;然而境遇更是公共性的,马克思在他的着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公共”,并以公共性信念和理想社会的建构为自己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人面对相通的时代困惑与喜悦,当今的环境、人口、暴力问题就是抛却身份、地位、种族限制的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人类史的演变是通过无数个体联合共同推动的,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因此,社会建设的中心其实就是公共性建设。结合时代特征进行“构境”思考,在理念与实践中引领人类境遇向着马克思所描绘的更美好的新世界、新境遇进发。

郭潜深^[7]（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创立和发展的方向标和动力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强大支柱,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述并大力弘扬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理想缺失、信念动摇,对共产主义思想知之甚少是重要原因。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不可能有信仰上的坚定。因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解决“知”的问题,就成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来源相关理论、主要内容和特征,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在当代中国最新发展成果。论文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及其影响,分析了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主义三个维度来梳理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概括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以“自由”为线索探讨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摆脱自然的奴役、繁重的体力劳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社会管理机构代替国家、消灭了压迫,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消灭了宗教,实行计划经济、消灭了经济危机,每个人能够得到全面发展,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不仅从自然界获得物质需要,也能从社会获得精神需要,最重要的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成为自身的主人。第三章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崇高性和革命性的特征。科学性表现在科学的理论基础、成功的实践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践性表现在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共产主义运动是实践、共产主义制度是实践的结果。崇高性表现在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人类最艰巨的事业和能够实现的理想;革命性表现在彻底的批判精神、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消灭私有制。第四章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历史价值体现在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行动指南、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当代价值表现为人们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行动指南和引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第五章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不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设计,主要体现在新时代、中国梦、四个全面;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忘初心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余巧英^[8]（2018）在《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光复初期的文学既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流脉,同时随着外省籍作家的涌入,输入大量祖国文学思潮,两岸作家在这一时期首次实现汇流。对台籍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在日据时期文学的废墟上再出发,摆脱“皇民化”文学的束缚,从日文转换成中文写作,同时也要重新寻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外省籍作家而言,需要努力融入台湾社会,将祖国大陆文学的流脉注入台湾文坛,创作更契合台湾本土社会的作品,同时,帮扶台籍作家更快地实现跨语写作也是他们在此一时期的使命。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省内外作家抛却省籍观念,跨越语言障碍,合作创办杂志,希冀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交流,填补因为政治隔断导致的“澎湖沟”；在报纸文学副刊发起文学论争,在论争中的诘问和抗辩,双方得以沟通文学观念,了解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后,互相尊重,进而消弭误会。来自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在参与长官公署提出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政策过程中,通过国语运动和编辑国语教材、读物等方式推进台湾的文化建设,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倡从“方言学习国语”和建立“台湾学术”模范省的目标。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省内作家克服“跨语”的困难,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发出台籍作家的声音,银铃会诗人们的跨语写作,对台湾新诗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跨域到台湾工作生活的省外作家,努力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创作契合台湾当地的文学作品。对省内外作家而言,他们都对台湾新文学和文化建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注了心力,在论争和文学创作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论文拟从语言、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实况展开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面向包括“中国化”政策的具体推行;“从方言学习国语”的倡导和《台北酒家》在方言文学方面的倡导;围绕《桥》副刊产生的文学论争和“衍生”的文学活动;以及省内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异同点等角度考察光复初期的文学发展。

肖珊珊^[9]（2018）在《“间”结构下的困境：多重身份的冈仓天心研究》文中指出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曾经这样评价冈仓天心:“天心是一位难以定论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位危险的思想家。”的确,作为亚洲言说者的冈仓天心,出版了《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1901-1902）、《东洋的觉醒》（The Awaking of the East,1903）、《日本的觉醒》（The Awaking of the Japan,1904）以及《茶之书》（The book of Tea,1906）等四部英文代表作,可以说他是因出版这样的“英语着作群”而被世界所熟知。尤其是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冈仓天心开篇就提出“Asia is one”,即“亚洲一体论”。这一思想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被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推动“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向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宣扬口号,由此冈仓天心也就被认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者和辩护者,是一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思想家。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与把握他?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化学的立场,通过解析冈仓天心作为世界旅行者、中国文明批评者、亚洲诠释者的多重身份,尝试探索隐藏在多重身份背后东洋与西洋、美术与政治、日本与亚洲之间的潜在关系,从而呈现出冈仓天心在这样的“间”结构下的精神困境。作为绪论,即第一章,首先提出本论的研究缘起,其次梳理和概述日本、中国的冈仓天心前期研究,最后基于研究缘起和前期研究,提出本论的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第二章的标题为“作为世界旅行者的冈仓天心”。在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冈仓天心开启其世界之旅。无论是最初以欧洲美术考察为中心的欧州之旅还是以中国美术探究为目的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或者是为了脱离日本美术学院经营困境而寻求精神解脱的印度之行,抑或是作为亚洲文明言说的美国波士顿之行,都为构筑作为“世界人”的冈仓天心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西洋与东洋之间的旅行,才奠定了冈仓天心站在东洋与西洋、进而站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的二元框架之内来思考东洋、思考日本的实证性支持。让冈仓天心在面向世界之际不仅言说东洋的文明与美术,还突出日本作为亚洲文明代表的“博物馆”或“领导者”角色。第三章的标题为“作为中国文明批评者的冈仓天心”。本论通过解构冈仓天心的中国文明考察,试图揭示冈仓天心“为了日本”的根本目的和动机。首先是基于儒教政治、老庄思想的文化风土考察,冈仓天心提出将中国的文化区域划为南北迥异、分而治之的格局,进而提出“在中国无中国”、“中国无共性”、指出“（日本）不必因为和中国不一样而感到耻辱”等话语,从而确认中国不具备国家“国性”的统一,不是欧美现代意义下的国家,意在打消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否定中国的统一性与现代意义;其次冈仓天心通过基于美术、镜子和茶道的中国美学艺术考察,追溯作为日本艺术源泉的中国古代艺术的灿烂文明。但是,在冈仓天心的笔下,不论是中国的美术、镜子,还是茶道,最终都成为亚洲文明的过去,亚洲文明的接力棒早在历史的进程之中交接到了日本手中。中国只是亚洲文明的过去,而日本不仅是亚洲文明的“储藏库”,还是亚洲文明的现在乃至未来。第四章的标题为“作为亚洲诠释者的冈仓天心”。本论通过梳理冈仓天心的四部英文着作,探讨冈仓天心眼中的东洋与西洋,以及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的理念究竟为何。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主张亚洲,即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圈;在《东洋的觉醒》一书中,则高呼高举利剑,“反抗西方、回归东方”;在《日本的觉醒》一书中揭示日本国民得以自觉的渊源:在《茶之书》一书中则是在精神领域方面为东洋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与反驳。概言之,冈仓天心的英文创作,是在确证日本文明的源泉——亚洲文明之后,落脚于当下日本文明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消除西洋人心中现代日本的“残忍形象”,树立起日本文明作为亚洲文明的代表地位。至此,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亦可归结为如下三点:首先,站在东方美术史的立场,冈仓天心论述了日本美术史的发展历程,阐述自身的思想主题——亚洲的理想;其次,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是一体”的根源正是在于追求终极的、普遍的存在的“爱”;第三,在整个亚洲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为精粹的就是日本文明,“实现这种复杂中的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作为结论,即第五章,笔者试图呈现出冈仓天心在多元“间”结构下的精神困境。作为世界的旅行者,冈仓天心处在东洋与西洋之间;作为东方美术的批评者,冈仓天心处在美术与政治之间;作为亚洲的叙述者,冈仓天心则处在日本与亚洲之间。也正是在这样的“间”结构之下,冈仓天心开始探索自身的、乃至日本的“现代性”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种宿命式的“困境”之中。

田仁湛^[10]（2017）在《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人之解放是马尔库塞思想的主题。他通过批判现代性来观照人之命运和存在,从个体角度阐释人类解放,力图另谋解放路径。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主旨是,揭示现代文明何以导致个体生存的新困境,解决“人的本真存在和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中,个体既不是孤立的人,又非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独立的激进的历史性主体;解放是从人的内在性出发,通过人的本能、意识、观念,谋求爱欲解放、审美救赎。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发轫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相遇。在其早期经历中,为了救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马尔库塞不断尝试从其他理论寻找出路。卢卡奇学说影响了他,但由于卢卡奇的辩证法缺乏历史性维度,所以,马尔库塞扬弃了它,求助于现象学。经由对接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力图从海德格尔之“此在”和黑格尔之“自我意识”中,寻找激进的历史性个体和解放要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马尔库塞转向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深度探究。通过对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及其扬弃等思想的激进阐释,马尔库塞剖析了个体压抑的根源、个体解放的路径。马尔库塞爱欲解放论建构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这一理论标志着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的确立。弗洛伊德悲观地认为,文明压制本能是人类进步的代价。马尔库塞洞穿了弗洛伊德文明辩证法的消极性,将之改造为解放的辩证法。通过对负罪感和俄耳浦斯-那喀索斯形象的分析,马尔库塞回溯了文明的起源和个体生存原型,并试图以席勒美学型塑现代文明,摒弃额外压抑,消除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实现政治救赎。此外,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勾连起来,谋划性欲与劳动的双重爱欲化,以解决本能内部对立,释放力比多,通达本能解放。通过重塑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以超越操作原则来实现爱欲解放,从社会现实和个体意识两方面,分别寻求非压抑性文明的物质前提和生物基础,重建非压抑性个体。马尔库塞解放思想付诸于批判现代性的实践。通过鞭挞苏联的现实原则,马尔库塞批评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使之教条化,其官僚权力压制个体权利,阻隔人的解放。在抨击美国意识形态时,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理论,经由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钳制人的新形式和现代性的陷阱。技术在满足个人虚假需求中,操纵人的物质诉求和精神世界,解构生活方式。个人分享制度好处后被同化,在单向度思维泛滥中与制度一体化,丧失否定性、批判性及超越性向度。因此,拯救否定性意识是个体解放的前提,关键是建构批判理性,塑造超越单向度的新人,以“大拒绝”实现解放大变动,构建新技术、新社会。“大拒绝”方案失效后,马尔库塞从爱欲解放转向艺术解放。他认为,既然人已完全异化,人的思想和社会单向度化,那么,必须再次审视解放的主客观条件。社会难以提供解放的物质前提,激发爱欲解放的动力,唯有艺术形式才能还原人的本真存在,赢得解放之意识基础。为此,马尔库塞力图通过新感性培育、艺术自律和审美解放,重建艺术的革命性维度,以审美之维的艺术革命克服异化境遇,塑造人的新的心理-观念结构,让理性与感性重返和谐,获取个体解放。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的主要价值及限度凸显如下:它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高扬了人的主体向度,发展了辩证法,是辩证的想象,而且其中浓郁的现代性反叛和解构意蕴,内含解构主义的哲学话语,开启了后现代转向的先河。同样,它对现代文明的透视和批判,启迪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对虚假需求、异化消费等违背人性的生存方式及其困境的洞察,明示了当代人的解困之路。但是,马尔库塞过度张扬主体性,倚重意识、本能和审美等人的内在性,无视经济、交往和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导致其解放观的先验性和内在对立。这种原则性限度使它疏离现实的个人和感性活动,尚未深入历史的那一度去,虽有思想深度,但历史唯物主义之原则高度付诸阙如。

二、有感于“文化奴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感于“文化奴役”（论文提纲范文）

（1）恩情中的奴役——严歌苓《人寰》对鲁迅《过客》的再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华兹华斯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4）论先秦儒道思想中的“自适”（论文提纲范文）

（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境遇的人学阐释 ——基于人的公共性生存探寻困惑境遇的解决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9）“间”结构下的困境：多重身份的冈仓天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感于“文化奴役”（论文参考文献）

• [1]恩情中的奴役——严歌苓《人寰》对鲁迅《过客》的再书写[J]. 李玉杰.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华兹华斯诗学研究[D]. 史丽娜. 山东大学, 2020(01)
•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论先秦儒道思想中的“自适”[D]. 周鸿.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6]境遇的人学阐释 ——基于人的公共性生存探寻困惑境遇的解决路径[D]. 王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郭潜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8]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D]. 余巧英. 厦门大学, 2018(07)
• [9]“间”结构下的困境：多重身份的冈仓天心研究[D]. 肖珊珊. 厦门大学, 2018(07)
• [10]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D]. 田仁湛.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