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上县积极探索水土资源开发新途径

一、颍上县积极探索水土资源开发新路（论文文献综述）

张宗芳^[1]（2021）在《安徽省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文中研究说明耕地是万物之本,是最珍贵的农业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耕地的过度使用以及耕地保护意识薄弱,导致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质量降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耕地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耕地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休耕轮作”等一系列战略部署,耕地保护已由单纯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与生态“三位一体”转型。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绿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成为衡量区域内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亟需通过指标量化和科学方法进行测算。安徽省颍上县是国家第一批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区,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亟需摸清该区域耕地资源承载力水平。为此,论文基于颍上县农业资源台账、颍上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阜阳市统计年鉴》等数据,从耕地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利用Driving-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了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指标权重,运用TOPSIS模型对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制约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2013年,这一阶段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阶段:2014-2019年,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其承载力水平实现了从中级向良好的转变。从障碍因子看,颍上县耕地资源承载力的障碍因子处于不断变化状态。制约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主要的障碍因子从2010的粮食单产(13)、高标准农田比例(18)、单位面积农药施用强度（6）、土壤有机质平均值（9）、免耕面积比(16)等向2019年的人均农业产值(15)、人均耕地面积（3）、粮食单产(13)、土壤PH（8）、人均粮食占有量（1）转变。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产能。第二,科学合理利用耕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第三,加强土壤环境监测与治理,建立耕地保护的激励与管控机制。

童亮^[2]（2021）在《基于模糊物元的地域景观空间绩效评价 ——以皖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地域景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地表活动最直观的体现,是地域人文过程与自然环境耦合发展的综合形式。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地矛盾越发尖锐,伴随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对于地域景观的关注热度逐渐上升。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在此背景下,地域景观的高质量发展逐渐提上日程,因此有必要明确地域景观的内在价值导向,通过空间绩效来评价地域景观的高质量发展状态,为地域景观可持续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量化的参照依据。皖北地区地域景观特征显着,是安徽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农耕平原地区,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后发地区,本文首先通过大量的文献整理、资料收集,对地域景观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总结出地域景观的深刻内涵,最后基于景观绩效对于建成环境的循证作用,归纳演绎了地域景观空间绩效是对地域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这一聚合系统的循证作用。其次选择模糊物元分析方法,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选取了15个评价指标,构建了皖北地域景观空间绩效评价体系,计算了2014-2018年皖北地区地域景观在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及其综合空间绩效指数的时间变化特征,并采用Arcgis软件和Geo Da软件分析了空间绩效指数的时空变化和相关性特点,同时基于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障碍因素进行了探测。得出结论:（1）2014-2018年间,皖北各区县地域景观空间绩效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社会生活方面,增长率显着,经济生产和生态环境方面仅少数区县单元表现为负向增长,其余均为正向增长,综合空间绩效指数均表现为正向增长趋势;（2）从时空分异来看,皖北地区地域景观空间绩效指数均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且呈现出空间相关性的特点;（3）从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的计算结果来看,各要素对各区县单元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相关指标对皖北地域景观空间绩效指数的障碍效果明显,且社会生活及其各指标与各子系统及其指标的交互作用强度显着。最后基于分析结果,从皖北的历史、资源、自然地理、区位、社会以及政策等宏观环境,以及基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三方面的具体因素进行了差异影响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同时点明了以皖北为研究区,对于皖北乃至全国范围内同类型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构建高质量景观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22]表[11]参[95]

周士园^[3]（2020）在《基于情景模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湿地景观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研究》文中指出湿地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其景观演化对城市整体的生态安全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黄淮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型城市存在的一个共性环境问题即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和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造成大量自然湿地的丧失,另一方面地下矿产资源的开采造成大量采煤沉陷湿地的形成,致使湿地的构成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威胁着湿地的景观生态安全并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优化湿地生态规划的视角出发,针对黄淮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型城市湿地的景观生态安全问题,在融合景观生态学、湿地学和生态规划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模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预警反馈”的研究框架,并以淮北市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首先利用1988年、2002年和2018年的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立了湿地景观演化监测数据库,模拟了淮北从成长期、成熟期到衰退期湿地景观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综合经济、社会、自然、区位和政策的空间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30年间湿地景观演化的驱动机理。进而采用情景模拟的方法预测了2034年湿地景观格局在趋势发展情景、快速城镇化情景、农田恢复情景和湿地生态保护情景中的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了不同时期淮北湿地的景观生态安全水平。最后,研究构建了湿地景观生态安全预警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黄淮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型城市湿地的景观演化过程具有显着的动态性和阶段性差异。整体上,30年间淮北湿地的面积呈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1988年至2002年增长最快。研究采用了强度分析模型和叠加分析法分析了湿地与其他地类的转化情况。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湿地的转化强度为活跃状态,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之间的相互转化规模最大,主要集中于矿区范围内。研究采用了质心函数模型、空间自相关性分析模型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发现淮北湿地的质心呈先向东北方向迁移,后向西南方向折回的摆动式变化,与资源开发的过程一致;同时自1988年至2018年湿地空间分布的聚集性特征更为明显;此外,湿地在区域景观中的优势度不断增加,但斑块的稳定性不断下降,破碎化程度加剧。第二,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驱动下,至2034年淮北湿地面积仍将保持增加的趋势,但不同发展情景中湿地的景观格局有显着的差异。研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识别了30年间影响淮北湿地景观演化的主导驱动因子。经济-社会因素中地下资源开发、城镇化和农业复垦为关键驱动力,政策因素发挥了重要的限制性作用,自然因素中高程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CA-Markov模型对淮北湿地景观格局在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中的变化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湿地生态保护情景中湿地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湿地率达到7.71%,高于趋势发展情景。在快速城镇化情景和农田恢复情景中湿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规模较大,因此湿地率小于趋势发展情景。第三,除快速城镇化情景外,淮北湿地景观生态安全水平呈持续改善的趋势。综合黄淮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型城市湿地景观演化的特征,研究从压力、状态和响应三个方面构建了湿地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从而计算了淮北不同时期的湿地景观生态安全指数（LESI）,结果表明:2018年淮北湿地景观生态安全等级较2002年有所改善;趋势发展情景中淮北湿地景观生态安全水平将继续提高,但仍处于Ⅲ级预警等级;在湿地生态保护情景和农田恢复情景中湿地景观生态安全等级提高至Ⅱ级较安全等级,然而在快速城镇化情景中则呈恶化的趋势。局部地区湿地景观生态安全等级的变化在各情景中有所不同,因此在湿地生态规划中应进行差异化管理。第四,构建了湿地景观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结合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变革的背景,研究提出了预警机制构建的目的、准则和主要作用。进而从预警触发、警情分析和预警反馈三个方面建立了预警机制的运作框架。预警反馈方面,研究从湿地保护专项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两个层面提出了整体调控策略;同时从斑块、节点和廊道三个层次提出了具体调控措施,包括湿地公园保护模式、小微湿地保护模式和低影响开发模式。本文通过对湿地景观演化的模拟预测和景观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的建立,为完善黄淮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湿地生态规划分析技术和规划体系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同时,在当前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论文选题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1524）:煤炭资源型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时空演变规律及其优化模型研究。该论文有图88幅,表29个,参考文献222篇。

柳丽娜^[4]（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王子贤^[5]（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皖北地区村域规划设计研究 ——以阜阳市颍上县吴寨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我国当前农村问题的重要决策,对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以及缩短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各地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陆续开展了乡村规划工作。为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安徽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地政策文件,使得乡村振兴战略得到了十分有效的推进。本论文在学习研究了国内外优秀乡村规划案例以及各学科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文献综合、交叉学科等方法以阜阳市颍上县吴寨村为例从村域总体规划和村域专项规划两个层次进行了实践,通过分析皖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进行规划时充分考虑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继而依据恢复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农业生态学理论、循环农业理论,针对吴寨村的村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主要问题所在,从生活废弃物专项规划、黑臭水体专项规划以及绿化景观专项规划三个层次解决了乡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使吴寨村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得到了有效改善,提升了村庄的整体竞争力,也为村庄建设提供了方向。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综合分析得出最适合皖北地区的村域规划设计策略,制定规划原则与目标,探索皖北地区村域规划设计思路与方法。在皖北地区针对阜阳市颍上县吴寨村的这种村域微观尺度规划设计研究是少有的,希望本论文可以为皖北地区其他村域规划设计或者地理条件相似的其他地区规划实践活动提供参考借鉴,也希望可以为我国乡村规划理论体系提供实际案例支撑。

于德^[6]（2019）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性命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古今中外、东西南北,概莫能外。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任务;消除贫困,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美好愿望。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人口规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反贫困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的大事要事难事,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在长期反贫困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反贫困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反贫困新模式,逐步加大反贫困投入力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彰显制度体制优势、减贫脱贫成效明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得累计近7亿人口实现减贫脱贫并即将建成惠及近14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反贫困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突出扶贫工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高度落实扶贫工作,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高度推进扶贫工作,鲜明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督战,通过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工作要求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形成了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体系严整、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开展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针。鉴于此,本文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主题,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视角,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反贫困理论,深入开展研究,系统进行总结,不断丰富完善,以彰显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因而本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背景、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重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强烈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这既归因于其对古今中外反贫困思想理论的借鉴、继承、创新和发展,也归功于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长期实践积累和其他国家地区反贫困政策措施的重要启示,更源于这一思想内在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具有着深刻的哲学维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光芒。第二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以2013年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为“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七个强化”等扶贫开发基本方略,具体细化为一系列精准扶贫配套政策措施,工作落实为一个个精准扶贫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展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刻思考、精深谋划和强力推动,赋予了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鲜明内涵和主要特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中涵盖的精准扶贫、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念思路,科学回答了扶贫工作实践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现实问题,全面把握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特点,深刻揭示了我国贫困治理基本规律,深刻彰显出人民性、现实性、全面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第三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我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指南,具有显着的实践特点和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实践特点方面,主要包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第四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部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引的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性新发展、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但与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和人民的期待而言,仍面临诸多新难题新任务新要求,这也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未来要解决的时代新命题。主要包括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等三个主要方面,因而2020后的精准扶贫工作必须树立新理念、推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第五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什么样的扶贫开发工作、怎样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进一步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建立健全和丰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多方协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历经脱贫攻坚工作实践的全面系统检验淬炼,取得了贫困治理的开创性、历史性伟大成就,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国际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发挥了中国作用。结语部分对本课题论文进行了简明、扼要、系统的梳理总结,概要阐述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发展逻辑、理论实践特点、鲜明时代价值和重要研究意义,并前瞻性展望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发展动态。

曹书^[7]（2019）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体系改革的日益深化,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义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化解该项“非对称性矛盾”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及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等方式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纵向补偿,形成了补偿机制“纵多横少”的格局。但是财税体系的纵向补偿因周期性与有限性无法独力扭转资源型城市颓势,还须为资源型城市脱困振兴提供长效性横向补偿机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当中将“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予以重点强调,指出“围绕煤炭、石油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快完善资源开采、生态治理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可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获得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横向利益补偿之正当性已经得到国家认可,资源型城市要避免矿竭城衰的悲剧,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非资源型城市利益回流,让资源红利反哺当地。但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问题仍停留在战略与指导思想层面,其具体机制的构建问题亟待学界破题。横向补偿研究的滞后主要表现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权利义务关系、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具体补偿方式等要素尚未制度化、权利化与法律化,一套科学合理的横向补偿法律机制能够为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提供理论基础与权利依据,以权利结构为指引设计横向补偿技术性措施,并在确权入法中引导和鼓励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与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间建立约束性横向补偿关系,落实横向补偿效应,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利益横向补偿向权利化、法律化及常态化的补偿路径倾斜。截至目前,法学界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无法为操作层面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法律机制展开研究,其目的即是为了从经济法学角度填补这个法律机制短板。因此,该项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现实迫切性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主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形成递进与总分的逻辑结构。首先以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为开端,指出横向补偿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意义;随后分析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紧接着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在前三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方式展开论证,包括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三种类型。具体要点如下:第一章——“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资源型城市纵向补偿的不足、横向补偿机制的价值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作用。首先,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尽管人们对“资源型城市”一词早已熟知,但其具体内涵与外延却在随情势变更而不断变动,对其作出限定实有必要。同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保障落后及生态环境恶化构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在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范畴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其次,明确横向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补偿机制在各学科及同一学科不同领域均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并衍生出众多的研究范畴。究竟是哪一学科最早将补偿机制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加以使用,现已无从考证,但近些年在法学领域对补偿机制的研究持续升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的初期研究领域主要在于国家合法行为对公民损失的行政补偿机制,而后开始转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各要素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补偿机制开始分化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等机制类型,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与演进。故此,在本文深入研究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对横向补偿机制的限定也十分必要;再次,提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找准现有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为法律机制研究提供价值依据。从现实国情角度看,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长期开发后的资源型城市也必将面临资源储备量递减甚至枯竭,资源型城市也随之衰落,并引发了产业升级转型、下岗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生态环境修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仅靠资源型城市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也不该让其独立承担,亟待外部大量的资金、资本及其他带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投入。相较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资金、资本及优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享有者。因此,本章揭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滞后与非资源型城市“受益板块”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提出“两类城市的损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并在梳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之后,发现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所在,为后续法律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第二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构成”。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机制的权利化意义、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生成的可行性,以及横向补偿权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等问题。首先,明确由横向补偿机制向法律机制蜕变的路径。法律机制是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工具,法学领域业已关注法律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补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法律机制的含义、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的路径以及权利作为法律机制核心的认识等方面仍未深入,只谈法律机制之形,不谈法律机制之魂,造成机制与法律机制混为一谈。因此,在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具体措施之前,应率先对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路径予以界定,并对横向补偿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描述出该法律机制权利化的具体形态;其次,证明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权最早出现于因资源开采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偿实践,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保障义务对传统补偿权提出了挑战。考察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有助于更准确的理顺新型补偿权的内在法律逻辑,指导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举措的设计;再次,揭示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属于现有行政区域关系的横向化,主要以横向补偿权为核心的法律机制来完成,故而将横向补偿权称为该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此外,与传统生态补偿权不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且错综复杂,因此在阐述横向补偿权基本内涵与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应在不同类型利益关系中界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第三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的原则、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及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三方面。首先,在进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时,具体的横向补偿措施与补偿标准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须遵循区域利益协调、社会福利增加、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四大原则。其中,区域利益协调原则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社会福利增加原则为横向补偿措施的评价原则,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则为横向补偿行为的适用原则;其次,总体设计横向补偿方式。基于前述分析,资源型城市确实存在“资金、公共事业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补偿”之客观需要,且该横向补偿客观需要具有显着的层次性。⑴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横向补偿因主要围绕民生改善,可被界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补偿,即生存性补偿方式,其在横向补偿方式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⑵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价值、生态保护、公共事业及经济可持续的资金横向补偿虽可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生存与发展各方面予以全面补偿,但无法做到按需补偿,是在保障资源型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发展机会的适当补偿,即兼具生存性与发展性的适当补偿方式;⑶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接续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科技及企业家才能等优质生产要素的引入,非资源型城市在良性资产充裕度和优质生产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均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这些优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补偿属于发展性补偿方式。本文认为,基金、公私合作PPP模式及对口合作三种制度的功能性与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致性。三种制度与具体补偿领域相结合,能够形成横向补偿基金、横向补偿PPP项目和短缺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三大横向补偿方式。三大横向补偿方式只有紧急结合,形成合力,方能全方位保障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有效输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及生态保护等多元任务的落实;再次,设定横向补偿标准。在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确定为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第四章——“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首先,指出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资金不足”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价格与价值剪刀差、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产业升级与转型及民生福祉的提升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财政纵向补偿规模与上述事权并不匹配,资金缺口很大,亟需另觅补偿资金来源;其次,归纳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是资源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某类资源型城市所独有。就此而言,中央财政专项划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措施。早在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之前（2007年）,国家就着手设计能够全覆盖各类资源型城市的基础性、长效性的资金补偿筹措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并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希望在201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束之季由准备金制度接力,继续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但时至今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仍未出台,中央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也已疲态尽显。那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在理论上如何设计的?是否在实践中已有试点?相关指引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为何?存在哪些缺陷?上述疑问均须作出准确解答;再次,总结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横向补偿基金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分散的资金用途与多变的资金管理三大典型特征,将有效弥补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显着的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体现于资金用途的分散性,即所提取的资金均被用于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接续与转型、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生态环境治理、民生福祉的改善等资源型城市系统问题的解决,而非专门用于某方面问题的风险处置,这是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二者的不同点在于:⑴资金来源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源于当地资源型企业,准备金的多寡与企业的资源开采数量正相关;横向补偿基金则由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组成。其中,原始资金来源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非资源型地区资源使用权市场交易额的提成及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积累资金为原始资金的投资收益,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所形成的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用于资源型城市系统建设。⑵资金使用方面。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所负担的任务过重,有些任务并非仅凭资金支持即可解决,还须其他方式配套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作出了明确划分,但分配给资源型企业的负担过重,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过轻;横向补偿基金在使用上须明确补偿基金的专用性与适当性,并须强调“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方面要由市场实现”,充分考量政府与市场能力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⑶资金管理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不具备增值功能,横向补偿基金则应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融资市场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总之,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与横向补偿基金的异同关系,二者方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充裕。第五章——“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本章主要讨论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及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首先,挖掘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中,不仅可以通过设立横向补偿基金实现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补偿,还可以由非资源型城市优质社会资本方与资源型城市政府间通过PPP项目实现资本补偿,以大幅度提升资源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PPP模式的精髓,这一精髓决定PPP模式具有横向补偿的品质;其次,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资源型城市能够运用PPP模式在与非资源型城市公私合作中实现资本的跨区域补偿,横向补偿PPP项目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主要方式。与一般PPP项目相比较,横向补偿PPP项目更加强调公私合作对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效果,这种补偿效果的落实须依赖横向补偿PPP项目评审对象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及相应合作类型、实施主体、采购方式、特定融资方式及评估方式五个方面;再次,规范与重构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作为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先行者,国有资本应起到样板作用。但是,横向补偿PPP行业有效市场的形成更须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参与热情,PPP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应清醒的意识到,由于资源型城市营商环境的恶化、机制体系的陈旧及支付与消费观念的落后,致使非资源型城市民营资本对该区域的PPP项目必将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民企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因股权变更限制所导致的横向补偿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和资本运营效率偏低问题。作为平衡政府与民企对股权变更限制与自由的重要工具,我国PPP模式锁定期制度应发挥消除民企参与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顾虑,确保横向补偿PPP行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第六章——“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本章主要讨论对口合作的源流与横向补偿效应、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与缺陷,以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首先,梳理对口合作的源流,抽象其横向补偿效应。在横向补偿中,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资金、PPP项目方式对横向补偿权予以具体化,还可以结成对口关系,以对口合作机制促成二者间的横向补偿关系。对口合作源于对口支援,但并非仅限于对口支援的适用范畴,将对口合作机制引入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结对关系中,能够起到横向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效应。其次,指出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对口合作横向补偿应然效果以“飞地经济”为理论基础,但其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还须配备可行性路径。当前,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对口合作主要以中央积极参与和地方主动对接为主要推动力,但存在“领导力与执行力”不足的风险;再次,设计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法制化能够为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政府间对口合作提供稳定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法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品质是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规范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存在使命与本来面目,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实然与应然的结合才能够理解法制建设对于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的法制化是其“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长效来源,但地方立法对“对口关系”方互补共赢的规范力度不足,无法胜任该法制化要求,唯有跨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才能满足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法制化的客观需要。为此,须在地方协同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以便真正落实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的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实效性。

吴凌志^[8]（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程慧琴^[9]（2019）在《安徽省县域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文中指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障,协调好水、土资源之间关系、充分认识区域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水平是确保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安徽省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明晰安徽省农业水土资源禀赋状况,定量测算和科学评价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水平和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厘清制约水土资源承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对推动安徽省农业高质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县域中观视角切入,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理论模型,发展构建了一套包含1个目标层、3个准则层、15个具体指标的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16年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进行定量测算和评价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农业承载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和识别。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安徽省水土资源禀赋总量有一定优势,但人均资源稀缺,同时在资源配置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2）安徽省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水平整体水平较低。61个县域单元中,处于高度盈余状态的县域有2个,处于盈余状态的县域有5个,处于平衡状态的县域有5个,处于预警状态的县域有18个,处于超载状态的县域有31个。全省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平均水平处于预警状态,县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显着。在分类指数评价上,安徽省整体农业水土承载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响应指数和状态指数处于较低水平。（3）安徽省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十分显着,呈现皖北、皖中、皖南依次递增的趋势。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高度盈余区、盈余区集中分布在皖南地区,而超载区集中分布在皖北地区,皖中地区为过度地区。（4）障碍度诊断表明,响应系统对提升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的障碍程度最高,其次是状态系统,压力系统的障碍程度最低,在具体指标层面,具有共性的障碍因子分别是水土资源协调度、人均水资源占有率、复种指数、森林覆盖率和土地生产率。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分类提升安徽省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皖北地区应加强水土资源保护,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皖中地区应提升农业物质装备水平,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皖南地区应发挥农业水土资源禀赋优势,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何俊洁^[10]（2019）在《芷江东门公园设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的高速发展,人们物质条件提升之余,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如城市扩张,人们接触自然的空间被一点点掠夺;年轻人压力大,两点一线,没有休闲放松的空间;老人和小孩没有社交的场所,生活圈子越来越窄等问题。公园恰好有内容丰富、设施相对全面、能够满足各个年龄阶段人群需求、适合开展各种活动的特点,尤其对于县城缺少娱乐设备,生活较为单调的情况下,公园的建成对丰富当地社交活动、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改善地域生态环境、弘扬当地特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芷江东门公园基于综合性公园为研究对象,在深入了解公园的相关概念基础上,学习经典案例,进行分析,总结设计思路,进而展开对芷江东门公园的实践。具体研究内容及成果如下:（1）通过对公园原场地的实地调查和上位规划进行分析,确定芷江东门公园的景观结构布局为“一湖、一环、多节点”。其中“一湖”为原场地现有水塘整理、疏浚而形成的湖心,作为公园的核心观赏区;“一环”是由古城墙遗址、生态游憩区和南北出入口广场构成环湖景观:;“多节点”指全龄儿童活动区、湿地体验区、历史建筑风貌区等功能分区,旨在为芷江居民打造一个集休闲、娱乐、体验、科教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2）梳理芷江文化,确定芷江侗族自治县东门公园设计的文化主要以体现侗族文化为主,和平文化、五溪文化为补充。将芷江的侗族文化进行整理、提炼,分别从建筑、色彩、材料、装饰、植物五大方面展示,突出公园地域性特征。目前,越来越多的小县城有新建公园的需求,但存在缺乏对当地文化的认同,公园建设存在无主题、求新求大等问题。芷江东门公园建立在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合理、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取当地元素为景观资源,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提升群众参与感,打造有民族自豪感的公园。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对其他小城市公园建设和民族元素的运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颍上县积极探索水土资源开发新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颍上县积极探索水土资源开发新路（论文提纲范文）

（1）安徽省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模糊物元的地域景观空间绩效评价 ——以皖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情景模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湿地景观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5）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皖北地区村域规划设计研究 ——以阜阳市颍上县吴寨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9）安徽省县域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芷江东门公园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四、颍上县积极探索水土资源开发新路（论文参考文献）

• [1]安徽省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D]. 张宗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 [2]基于模糊物元的地域景观空间绩效评价 ——以皖北为例[D]. 童亮. 安徽建筑大学, 2021(08)
• [3]基于情景模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湿地景观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研究[D]. 周士园.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皖北地区村域规划设计研究 ——以阜阳市颍上县吴寨村为例[D]. 王子贤. 安徽农业大学, 2020(04)
• [6]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 于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 曹书.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安徽省县域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D]. 程慧琴. 安徽农业大学, 2019(05)
• [10]芷江东门公园设计[D]. 何俊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