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凝[1]（2022）在《莎士比亚《约翰王》的非正统性——基于“多面人物”菲利普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595—1596年期间,莎士比亚在创作上下历史四联剧的间隙创作了《约翰王》。此剧因涉及英国中世纪的历史资料而与两部四联剧在内容与情节上相脱离,导致其处于历史剧研究的边缘领域。但实际上,《约翰王》在过渡阶段所呈现的非正统性特征及其隐含的激进倾向,代表着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特殊类型。剧中的"多面人物"菲利普是此剧非正统性的关键载体,此人物是莎士比亚借鉴前人剧本所作,但他将这个次要角色提升为全剧的中心人物。菲利普一方面以边缘身份替代了国王的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则从丑角的闹剧行为演变成王者的英雄行动。他性格多元裂变,承担多重功用。对于多面人物菲利普的研究,可以深入探析莎士比亚创作系列历史剧的整体演进路径,并能充分理解历史剧在伊丽莎白民间剧场上演过程中所生发出的非正统性特征。
高继海[2]（2021）在《论BBC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改编》文中研究指明英国广播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2012年和2016年先后拍摄过两个系列版本的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这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虽然差异较大,但是各有所长。莎士比亚戏剧系列电影侧重对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完整再现,《空王冠》系列电影则是基于戏剧情节的再演绎。《空王冠》整个系列的诞生是假借时代的东风,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60周年、伦敦奥运会,再到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影片将英伦文化之风从本土吹向了世界。此外,沈博绝丽的剧本、适当的布景、技艺出神入化的演员、细致的拍摄过程、精益求精的后期制作等都是影片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空王冠》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完美演绎为其他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范式,更对重新唤醒经典作品的活力、引发大众的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宁[3]（2020）在《超越历史与传记的真实:莎士比亚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早已不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却很少以其历史剧的成就而着称,与他的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相比就更是如此。莎士比亚不仅在西方是被人们研究最多的作家,在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他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时其影响力远不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莎士比亚的生平故事在国际莎学界依然有着较多的争议,莎士比亚生前并未留给人们多少个人生活的记载,因此不同时期的莎士比亚传记作者完全可以依据历史进行艺术的想象再加之叙事的力量,为我们栩栩如生地讲述莎士比亚故事。由此看来,优秀的传记作品,尤其是那些文学传记,应当超越历史、实现传记真实。
徐阳[4]（2021）在《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兄弟失和”与中国元代史剧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兄弟失和"是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比较常见的戏剧设置,它不仅促成重要的戏剧冲突,而且是历史剧所着力表现的重要主题。在取材于史籍的中国元代历史剧中,"兄弟失和"几乎是一个缺失的主题,这反映了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类似历史事件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张秀仿[5]（2020）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着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着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李正栓,马洋洋[6]（2020）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国王形象》文中研究说明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中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脉搏相结合,对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刻画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传达了他的人文主义理念。本文首先指出英国国王的产生方式:继承、选举、征服,选取莎士比亚的10部历史剧进行分析,探索剧本中国王形象的差异,并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概念分析形成这样形象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进而剖析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理想君主应具备的素质。莎士比亚历史剧寄托着莎士比亚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展示了他的国家意识。这种人文关怀永远不过时。
张婷[7]（2020）在《伦敦剧场与舞台上的小丑 ——以《亨利六世》为例》文中提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舞台演出而写作的,因为舞台演出而感动人影响人。剧场与舞台组成的戏剧空间,带有组织性与目的性。戏剧若抛开了舞台设置、舞台指导与表演艺术,那便只是可供阅读的印刷品文本。十六世纪,英国的泰晤士河南岸出现了永久性剧院,其中玫瑰剧院因成功上演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而名噪一时,环球剧院则是伦敦剧院中的最佳剧院模型。戏剧的繁荣促使剧院兴起,而剧院设施的完善又进一步提升戏剧表现力。莎士比亚的戏剧在玫瑰剧院、环球剧院等上演,研究历史剧《亨利六世》演出的舞台设置、各类服装、军事道具以及舞台指示中的乐器是一个有趣的论题。在不同的场景下演员需要采用分组上场或集体登台的方式、借助对应的舞台背景、道具与背景音乐设置,最大程度展现戏剧的宏大场面,达到应有的震撼效果。小丑是《亨利六世》中不可忽视的舞台人物形象,可将小丑划分为弄臣（Jesters）、傻子（fools）、滑稽搞笑者（clowns）三类进行深入研究。论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小丑在舞台上的形象,需结合戏剧舞台的各要素进行分析,其中《亨利六世》第一部的作者具有较大争议,因此需要考察《亨利六世》第一部的作者问题。在戏剧舞台上,小丑的表演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大特色。身着彩衣,手持短木棍是小丑（clowns）在戏剧舞台上的显着标志。小丑在莎士比亚创作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艺术形象,该变化与剧团中喜剧演员自身的技能和执政者更换下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从剧院与戏剧舞台（第一章）着手、分析舞台上小丑的演变与服装（第二章）并考察《亨利六世》第一部的作者问题（第三章）,继而系统地分析把握《亨利六世》三部曲中小丑（Jesters、fools、clowns）形象。这是本研究论题的主体部分。《亨利六世》第一部中的小丑性格单一,其中约翰·福斯塔夫爵士所显现于观众面前的是一个懦弱逃跑的弄臣（Jester）形象,而贞德的父亲牧羊人则被刻画成一个愚昧、不知礼仪的乡下人（fool）。在第二部中小丑形象较为丰富性。萨福克伯爵是贯穿这一、二部中巧言令色又心狠手辣的弄臣（Jester）;凯德起义者中也有一些具有混杂性格的小丑角色,如狄克是喜剧性十足又粗鲁的乡下人（fool）形象,利用旁白的方式向观众们揭露真相。类似的有织布匠史密斯、霍兰德和贝维斯等。莎士比亚借鉴模仿民间闹剧的喜剧要素,在他的喜剧中融入了许多追逐、殴打的场面,如铠甲匠霍纳（Horner）和他的徒弟彼得（Peter）醉酒决斗的场面、用鞭子抽打辛普考克斯的场面。小丑具备了演员与人物类型的双重身份,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研究小丑在戏剧舞台上的不同作用,尤其是小丑的机智讽刺,有利于人们对社会道德规范与现实人生的深入思考。
高继海[8]（2020）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与电影改编——以《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莎士比亚的戏剧深受导演青睐,被改编成各种形式走向观众,其中以电影居多。2012年和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以《空王冠》为名选择其中八部改编为电影,进一步让莎士比亚历史剧深入人心。本文将以《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为例,从莎士比亚历史剧对历史事实的取舍重组以及影片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改编入手,从剧本和历史的互文性、电影和剧本的复调性两方面分析比较戏剧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试图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不朽魅力和电影大获成功的秘密所在。
史乔依[9]（2020）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暴力书写》文中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中存在大量的暴力书写。从施暴者想要达成的目的来看,莎剧中的暴力主要表现为,作为争权夺利手段的暴力、作为追求正义手段的暴力、作为病态快感来源的暴力。权贵们争权夺利的暴力斗争,造成巨大内耗,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权力,终究会被颠覆。暴力有时也被用来追求正义的目标,暴力复仇、人民起义和对外战争中,都蕴含了正义的诉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暴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越来越受到限制。有些人能从暴力行为中获得满足和快感,这就使他们的施暴行为更加凶残。莎剧中的畸形暴力,主要表现为性暴力和病态复仇,其中包含了施暴者对其所承受的某种隐秘压力的宣泄和释放。莎士比亚戏剧中暴力书写的成因较为复杂。一方面,暴力书写是戏剧创作的内在要求。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观众,对戏剧中呈现的暴力内容,表现出极大兴趣。受古罗马剧作家塞内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剧作家,也对书写暴力表现出极大热情。莎士比亚以相对冷静和克制的姿态,进入到戏剧的暴力书写传统中,借助适度的暴力书写,实现他的创作目的。莎士比亚认为,戏剧风格应该兼顾与柔和,戏剧内容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这种戏剧观,也对暴力书写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暴力书写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产物。原始的尚武精神和悠久的复仇文化,对英国社会仍有较大影响。一种追求财富与权势的价值,正在侵蚀着英国社会和英国人民。莎士比亚的戏剧,真实反映了社会文化心理中的暴力倾向,并对错误的价值观予以批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暴力书写具有重要价值。暴力书写具有伦理价值,其中传递出莎士比亚辩证的暴力观。一方面,暴力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人类社会中的偏见和利益对立,都有可能带来难以调和的冲突,进而引发暴力事件。暴力难以消除,人们应该正视暴力,看清暴力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坚决地反对暴力,他希望人们可以构筑起更加和谐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暴力书写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首先要给人以美的享受。戏剧中的暴力书写,通过揭示人的欲望与苦难,激发读者的激烈情感,进而带来审美快感。在审美的享受中,读者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得到净化和更新。
李晓凡[10]（2020）在《《理查三世》中的王权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威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主要涉及到两位君主:理查三世和亨利七世。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理查三世身上,且对他的评判较为单一。本文拟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王权伦理”为切入点,围绕其核心概念“利益”与“道德”,论述王权伦理破坏再重建的过程。着重分析王权伦理之道德内涵如何在理查三世身上得以体现,从中窥探莎士比亚的王权伦理思想。本论文将理查三世与亨利七世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分别分析他们在王权伦理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且将对理查三世的道德评判置于其君主身份和个人身份,文本背景和时代背景之中,进行客观评价。绪论部分主要从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理查三世》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这三部分为全文的论述奠定基础。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围绕王权利益之争造成的混乱秩序。支持等级、渴望秩序是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观念,莎士比亚的秩序观念在此基础上还包括对伦理道德的重视。理查从贵族到君主的不合理关系转变使国家秩序陷入混乱当中。由此造成王权不稳定,再加上国民对秩序的渴望,王权的争夺之战不会就此结束,王权随时面临着会被再次颠覆的可能。第二章论述王权伦理中蕴含的道德理念。理查本人是王权伦理道德内涵的最大体现者,他是作品为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而诅咒的人物。作为君主,他是弑亲篡位的暴君形象;作为个人,他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当然,他也是被亨利七世塑造的“都铎神话”之下的受害者。道德失衡使理查在篡位过程中面临着艰难的伦理境遇,先天伦理身份和后天伦理处境导致他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接着又使他陷入伦理困境当中,不得不做出下一个选择,直至里士满出现才将这个循环打破。理查的失德行为和强大能力共存于他的政治身份上,显示出能与德之悖反。该角色所负载的这两种特征也是其引发观众的兴趣甚至同情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章论述王权伦理的复归。从中世纪早期形成的神权伦理到亨利八世时期王权伦理发展成熟,在神权伦理向王权伦理更迭的过程中,理查是这两个权力巅峰之间的低谷期,是王权伦理巅峰的另一个极端。里士满是将王权伦理从低谷拯救出来的新任君主,但他的继承权也并不十分正当,通过分析里士满恢复由理查所破坏的王权伦理的背后动因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一些王权理念。也借此阐发笔者对英国王权伦理的思考:一是莎士比亚通过理查展现出权利与伦理道德的悖论,二是体现出他对秩序的追求。结语部分总结了《理查三世》蕴含的伦理思想,重申在英国王权伦理建构过程中理查三世的破坏作用和亨利七世的重建作用。总之,《理查三世》是一部具有丰富伦理思想的戏剧。本文以“王权”伦理概念为起点,分析王权伦理的内涵和理查三世在王权伦理建设中的特殊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莎士比亚自身的伦理思想。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一、《约翰王》作为非正统历史剧的辨析 |
| 二、非正统性的载体：多面人物菲利普 |
| 三、非正统历史剧与民间剧场实践 |
| 四、结语 |
| 一、莎士比亚戏剧影视化改编概况 |
| 二、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影视化改编 |
| 三、《空王冠》系列对莎士比亚原剧的影视化改编 |
| 1．以《理查二世》为例 |
| 2．以《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为例 |
| 3．以《亨利六世》(上、中、下)为例 |
| 4．以《理查三世》为例 |
| 四、结语 |
| 一、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兄弟失和” |
| 二、中国元代历史剧中类似主题的缺失 |
| 三、莎士比亚历史剧“兄弟失和”与中国元代历史剧类似主题缺失原因探究 |
| (一)由长子继承权引发的生存焦虑与中国古代诸子均分的现实原则 |
| (二)宗教文化与人伦文化及不同文化体系中历史书写模式的影响 |
| (三)冲突与圆融的审美习惯 |
| 四、结论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新古典主义莎评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奠基期:德莱顿时代莎剧演出、改编与批评范式的确立 |
| 第二节 跃升期:蒲柏时代莎剧出版、校勘与鉴赏批评范式的形成 |
| 第三节 完善期:约翰逊时代莎剧校勘、阐释与传记批评范式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寓教于乐原则:德莱顿论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性格的准绳 |
| 第二节 自然法则:蒲柏论莎士比亚戏剧结构的标尺 |
| 第三节 普遍人性论:约翰逊论莎士比亚戏剧悲喜杂糅的法则 |
| 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身份与形象的演变 |
| 第一节 偶像化:从德莱顿到加里克的莎士比亚崇拜 |
| 第二节 经典化: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校勘过程 |
| 第三节 大众化: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演出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索引 |
| 后记 |
| 0. 引言 |
| 1. 治国才能与道德品性 |
| 1.1 亨利六世:孱弱怯懦的“牧羊人” |
| 1.2 理查二世:刚愎脆弱的“昏君” |
| 2. 罪与罚 |
| 2.1 亨利四世:承受痛苦的忏悔者 |
| 2.2 理查三世:篡弑僭越的“恶魔” |
| 3. 玩弄权术和阴谋的奸雄 |
| 3.1 约翰王:有能无德的“背信者” |
| 3.2 亨利八世:残酷虚伪的“集权者” |
| 3.3 亨利五世:厚积薄发的“政治家” |
| 4. 结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历史剧《亨利六世》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选题的意义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历史剧《亨利六世》与伦敦剧场之戏剧舞台 |
| 第一节 环球剧场的舞台设置 |
| 第二节 历史剧必备的舞台道具 |
| 第三节 舞台上的演员服装 |
| 第四节 舞台上的演奏乐器 |
| 第二章 莎士比亚戏剧舞台上“小丑”的特征 |
| 第一节 莎士比亚戏剧中小丑的演变与分类 |
| 第二节 舞台上“小丑”的特有装扮与表演技巧 |
| 第三章 历史剧《亨利六世》舞台上的“小丑” |
| 第一节 《亨利六世》第一部的作者及其中的“小丑” |
| 第二节 《亨利六世》第二部中的“小丑” |
| 结语 |
| 附录一 《亨利六世》三部曲的叙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一、剧本:历史的“互文” |
| 二、影片:剧本的“复调” |
| 结 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莎士比亚及其作品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莎士比亚戏剧研究 |
| 0.2.2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暴力研究 |
| 0.3 理论依据及选题意义 |
| 0.3.1 理论依据 |
| 0.3.2 选题意义 |
| 第1章 暴力书写的具体呈现 |
| 1.1 作为争权夺利工具的暴力 |
| 1.1.1 权贵阶层的暴力斗争 |
| 1.1.2 反对贵族暴行的声音 |
| 1.2 作为追求正义手段的暴力 |
| 1.2.1 暴力复仇 |
| 1.2.2 底层人民起义 |
| 1.2.3 对外战争 |
| 1.3 作为畸形快感来源的暴力 |
| 1.3.1 性暴力 |
| 1.3.2 病态复仇 |
| 第2章 暴力书写的成因 |
| 2.1 戏剧创作的内在要求 |
| 2.1.1 戏剧文学的暴力书写传统 |
| 2.1.2 莎士比亚的戏剧观 |
| 2.2 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 |
| 2.2.1 原始的尚武精神 |
| 2.2.2 悠久的复仇文化 |
| 2.2.3 追求财富与权势的价值导向 |
| 第3章 暴力书写的价值 |
| 3.1 积极的伦理价值 |
| 3.1.1 正视难以消除的激烈冲突 |
| 3.1.2 追求更加和谐的人类关系 |
| 3.2 丰富的审美价值 |
| 3.2.1 审美快感 |
| 3.2.2 审美教育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价值、研究意义 |
| 二、《理查三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王权利益之争下的混乱秩序 |
| 第一节 秩序背景 |
| 一、伊丽莎白时代的秩序观 |
| 二、莎士比亚的秩序观 |
| 第二节 《理查三世》中的秩序体现 |
| 一、君主与贵族 |
| 二、君主与民众 |
| 三、君主与教会 |
| 第三节 混乱秩序下的王权隐忧 |
| 第二章 王权伦理中的道德理念 |
| 第一节 理查三世的形象书写 |
| 一、弑亲者 |
| 二、时代精神的“践行者” |
| 三、都铎神话的受害者 |
| 第二节 理查的伦理境遇 |
| 一、伦理选择 |
| 二、理性意志与非理性意志的撞击 |
| 第三节 对理查的道德思考 |
| 一、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 |
| 二、能与德之悖反 |
| 第三章 王权伦理的复归 |
| 第一节 理查三世在王权伦理形成过程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政治秩序的重构 |
| 第三节 对英国王权伦理的思考 |
| 一、权力与伦理道德的悖论 |
| 二、对秩序的追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