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蓬[1]（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吴倩蓉[2]（2020）在《山西文学谱系中的曹乃谦 ——以温家窑系列为中心》文中认为1986年曹乃谦在《云岗》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小说《我与善缘和尚》,开始登上文坛。1988年他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温家窑风景》五篇,随后又在五篇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到1997年正式完成了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系列）的创作。这部小说得到了文学大家和诺奖评委的赏识,本文拟将这部小说作为中心并且联系曹乃谦其他时期的创作,将它们放在山西文坛的创作谱系中进行考察。探讨作家在文坛中所处的位置,从而更加明确其在山西文坛中的意义和价值。论文的绪论部分分为几个方面,其中包括选题的意义,目的,特别是梳理当前学术界对曹乃谦的研究现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找到谱系学研究的空白。论文的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曹乃谦:“山药蛋派”的传承和变异。重点阐述了“山药蛋派”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以及“晋军”方阵中的现实主义佳作。“后晋军”作家梯队中的曹乃谦借鉴了这种文学精神,在他的创作中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和独特的视野构建出一系列乡土小说。在乡土小说之外,又以真挚为原则完成了散文体文本的写作。曹乃谦在两种不同的文风里完成着文学的使命,成为无法取代的异质性存在。第二章曹乃谦与山西文学谱系中其他作家的个案比较。首先从前辈赵树理和“晋军”中的李锐入手,试图在横向比较中深入挖掘曹乃谦的写作特点。探讨曹乃谦在剥离了“任务写作”之后的小说成就,以及追寻他在作品中“淡化时代背景,关注日常生活”的特质。其次将他与后进者王保忠进行比较,突出雁北作家的特质,阐明雁北的地域色彩为其提供的创作源流。第三章曹乃谦的文学创作对山西文学谱系发展的意义。作为非专职的作家,他的业余写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体现了文学写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的文风和创作意识为文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始终将自己的大爱放置在对人的关怀中,将悲天悯人的情怀落地在凡俗的烟火气中。他以悲情的书写走向以及超脱的寓言化写作为山西文坛提供了精神指引。
朱雯瑛[3]（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王怡菲[4]（2020）在《闲淡生活中的“女性言说” ——长治、晋城女性诗歌论》文中提出长治、晋城两地地缘文化接近。自赵树理以来,两地文脉赓续,对“晋军”的崛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诗歌”领域也不例外,其中的女性诗人群体,更应值得关注。历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奖的女性诗人迄今（2019）共计5位,来自长治的桑小燕、陈小素,晋城的郝密雅、悦芳,相继折桂,——另一席是临汾的裴彩芳,的确引人瞩目,也不仅仅属于巧合。然而,除了以上“赵树理文学奖”的得主,像张奕、周广学、和飞燕（长治）、杨秀清（晋城）等女性诗人的创作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她们对于地方风俗、山川大河的多元描写,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与挖掘等等,不仅展示着她们对于故乡的认同情怀,更是“自我”意志个性化言说的彰显。她们创作的成果主要见于《羊的眼泪》（桑小燕）、《素诗》（陈小素）、《周广学诗歌精选》、《含泪的花期》、《掩藏着鸟鸣》、《零的抑扬顿挫》（周广学）、《仿佛的清欢》（张奕）、《爱或者疼痛》（和飞燕）、《掌心里的河》（郝密雅）、《都是暂时的》（杨秀清）、《虚掩的门》（悦芳）,等;（其中周广学的几部诗集所收录的诗作多有重合）;本文以以上8位女性诗人的11部诗集为例,首先立足于时代与地域文化,具体考察长治、晋城两地女性诗人们对于旅游景观及自我身份的个性思考;接着围绕女性诗人们的身份意识,将之个性化的“思乡”书写予以观照;最后比较其中几位女性诗人不同时期意象选取的异同,进一步展现她们切入日常生活独特的视角,以期凸显女性诗歌抒情的“声音”之于山西诗歌总体把握所能提供的参照意义。
孙琳[5]（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指明“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崔聪聪[6]（2019）在《孙方友“陈州系列”小说的诗性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的中国在社会改革与变型中逐渐走向现代化,与之对应的当代文学书写也充满着各种现代意蕴。作家们不断的打破传统文学的写作规范,借鉴西方文学的艺术手法和写作风格,呈现出一定的先锋意识,也体现了对传统诗性写作的悖离。如果说古典文学作品重在通过对乌托邦社会的想象来最终传达作者的理想的话,那么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重在通过理性的剖析去揭示人在金钱和权利的异化下丢失自我的社会现象。诗性叙事凭借着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诗意描绘以及对诗歌显着特征的转嫁与消融,从而成为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种诗性叙事不仅可以给空虚状态的我们以精神慰藉,还可以使我们的文学写作能够重新回归传统,从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在文化变异的当下,也在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迟子建、残雪等作家的一次次实践中,诗性叙事创作日益走向成熟,逐渐呈现出“蔚为大观”的趋势。孙方友作为诗性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不仅用中国身份重写中国经验,从古典诗词和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出了具有浓郁中国味道的诗性叙事小说,而且他也努力承担起去发现生命中美与自由的责任,在倾力建构的“陈州系列”中呈现出生命应有的理想状态,并激活着人们对这片自由浪漫的精神领地的向往。孙方友自觉的承载起文学净化人心灵的使命,体现了他对文化退化现象的凝思,也反映了他对传统诗性精神的继承。本文将孙方友的“陈州系列”置于诗性叙事这一文学视角进行考察,通过着重分析孙方友诗性叙事的文学基础、文本层面、审美层面以及诗性文化反思,透视孙方友对过往美好人性和文化精粹的缅怀,以及他对诗性叙事技巧的探寻和运用。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诗性叙事界定、论文的研究综述及论题的意义与价值。正文部分选取了孙方友“陈州系列”中呈现出的诗性叙事特征来分析研究,主要从诗性叙事的成因、文本层面、审美层面以及文化反思这四个方面展开阐释和分析的。首先,整理了孙方友关于诗性书写的成因。通过梳理周口古老的文化、渊远的历史以及孙方友个人的诗性体验,得出孙方友能够采用诗性叙事这一视角的成因。其次,系统的分析了“陈州系列”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光辉和诗意的文化,分别从诗性人物、诗性品格、诗性伦理这三个方面去挖掘孙方友对想象民间的诗性记忆。再次,从诗性叙事技巧角度来展开分析,并从叙事策略、叙事逻辑和叙事范式这三个方面探讨了诗性叙事的审美建构。最后,从文化反思角度重点考察诗性叙事在“陈州系列”的作用和意义,实现了从历史到现实的反思与拷问。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了这种文化变异现象,揭示了孙方友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审视以及探讨了他对当下文坛的启示意义。结语部分主要对本论文正文所陈述的观点进行总结概括。附录部分主要是笔者对孙方友的女儿——孙青瑜进行访谈的内容。
刘叶琳[7]（2019）在《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演变》文中认为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是指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象在影像媒介形态中的表现和传播。在本文中,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有特定的对象范畴,是指小说类文学经典作品（也包含一部分形象性、叙事性和语言艺术特性较强的戏剧类经典作品）在声像艺术媒介（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表现与传播。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是对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综合性认识和总体看法。它包含相当多的理论内容,本文着眼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几个核心问题,构成研究的主要范畴。首先,影像化传播的对象是文学经典,因此,经典态度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重要内容。其次,影像化传播是文学经典性在不同文化场域的转换,因此文化立场也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影像化传播是不同媒介形态的审美创造,因此媒介意识也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重要构成。本文的观念分析与阐述,侧重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实践理念,即以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思想、认识、主张、看法为主。具体地说,就是以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实践者的观念表述和艺术见解表达为主。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及其观念是20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发展和影视艺术发展的重要现象,也是自电影产生以来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许多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事件,都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有关;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成果,许多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影视艺术成果。关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研究,对于认识和把握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现状和发展,对于推动和促进文学艺术理论和影视艺术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活动,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在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活动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的商业文化倾向、历史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功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启蒙作用和大众文化品质,新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合流,这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演变的实践基础。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历史变化过程,体现了媒介文化与文学影视艺术相互影响的历史力量,也体现了文学影视艺术创造在媒介文化语境下演化的现实结果,20世纪中前期是我国早期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形成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是电影创作的戏剧传统的影响,一个是电影改编的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演变过程,就是在综合艺术范畴的跨媒介比较中,在影像艺术和语言艺术的跨媒介辨析中,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独立性理念逐步确立的过程。其中影像媒介意识的初萌、文学经典改编原则和艺术表现要求的自觉阐释,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进化的重要标志20世纪中期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是在政治文化环境下,在意识形态传播的要求中发展的。文学经典精神的现实价值、文学经典改编的现代视角,忠实于原着与反映时代精神的关系、文学经典电影化传播的宣传意义和教育使命等,是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核心内容。文学经典影像化叙事的题旨转换策略,电影改编活动中文学经典意识的特殊存在,从文学经典到影像经典的跨媒介经典化,体现了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变化特征。20世纪中后期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强调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的文化启蒙和大众普及传播功能,重视文学经典的价值意义和文学经典改编作品的文化品质。同时,影像艺术审美理念的自觉,促使改编创作者追求影视剧表现文学经典的独立性,继承了传统的“忠实于原着”观念,在涵义理解和方法运用上有了新的变化。90年代中期媒介文化的兴起,又使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引入了“媒介化”话题,媒介文化理论成为阐释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的“跨媒介”特性的重要思想资源,媒介属性也成为辨析影视审美和文学经典审美的重要标准。21世纪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呈多元化并存局面,以往的文学经典改编理念和实践,都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延续和发展,而娱乐消费主义倾向的出现,又在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中注入了新的内容,传统的文学经典认识发生了变化,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反映出新的文学经典态度和新的艺术审美塑造原则。在改编观念的批评语境中,改编创作者对负面评价所作的申辩和解释,透现出不同的艺术审美主张。此外,非文学经典改编创作内容的进入,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演变的一个特征,商业艺术理念和媒介市场化运作理念,成为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的组成部分。
李桂玲[8]（2019）在《生存体验 ——莫言小说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读解》文中研究表明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重要作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由此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莫言研究热潮。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数量巨大,研究成果各有特色。本文以“生存体验”为视角,审视莫言的小说创作,论证方向集中于其小说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意义的读解,努力挖掘其小说所葆有的人性共通性特征,通过对这种共通性特征的学理性发掘,探寻莫言如何运用体验性文学观念与方法创造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的辉煌,推动中国文学进一步与世界文学交流融通。论文主要围绕“体验”这一理论进行论证与铺展,详细解读莫言小说创作主体诉求中所蕴藉的生存体验及其来源,及其小说创作艺术中的体验性、感觉性表现特征,进一步解析莫言如何以这种体验性的方式实现了生存体验、主体叙事、民间立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联通,即莫言对于世界范围内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故乡,是莫言生存体验的“血地”。高密故乡的神秘土地是莫言魂牵梦绕、安身立命的“家”,源于故乡的生存体验是莫言最刻骨铭心的体验。这里的乡村生活、乡土经验既是承载其生命存在的基础,也是承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人性血脉的基础,这其中的中国故事和民族传统构建了莫言的诗性灵魂,构建了其文学创作的思想理念,也构建了其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用感觉赋予文学生命”,作为一种体验性文学观念,是莫言创作理念的核心。莫言认为,文学创作的宗旨就是源于故乡源于自我的生存体验的“为自己而写作”,他要作为老百姓写作,书写农民和土地,书写土地上的历史与传奇,书写故乡生存现实中的中国经验和悲悯情怀。莫言小说创作的立场和方法是一种源于“血地”父母之邦的感觉化言说。他既主张民间立场的写作态度,又提倡一种自我个性化的写作精神;他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努力把作家主观自我的体验、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积极融入小说的艺术表现之中,用感觉赋予小说人物以生命,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普遍存在的情绪情感,出色地实现了一种超越故乡实有的超验性故乡想象与建构。生命谱系的书写,是体验性视域下莫言小说创作的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核心话语。莫言写出了自我生存体验下的乡土世界,其作品的主题、情节等大都源于其生活现实、社会历史,其作品的精神意向又具有通过主观想象建构起来的民间性想象特征,深刻地展示出特定地域人群的生活史、情感史。小说从感觉、记忆等角度出发,写出了生活与生命自由存在、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博弈较量;从“我”、“我母亲”、“我父亲”为代表的人物形象的角度,写出了生命强力与生存极限的奇崛喧嚣;从小说的主题意象、结构情节、美感体验等方面解析了莫言小说如何以体验性、感觉化的艺术方式,使得其讲述的中国故事具有丰富而张扬的独特个性与民族性特征。生存体验是莫言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是值得深度挖掘的有价值的命题。莫言选择了非常适合自己的一种体验性、感觉性的创作方法,而选择体验性视域的研究视角,来解读莫言的生存体验及其体验性的小说创作,更能够发现莫言小说联通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途径与意义。首先,莫言小说的体验内容主要是生存体验,这是最根本的体验之一种,它扎根于现实生活和个体存在,指向生命、人性等普适性向度。其次,莫言小说体验性书写的性质是一种自我主体的诉求,它指向人的主体存在、人性的奥秘、人道主义的悲悯等思想启蒙、现实批判、历史反思问题。最后,莫言小说体验性的艺术表达最明显的特征是感觉化、体验式,这种主观感觉的艺术方式既立足于现实主义根基,又充分吸收现代主义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体验性叙事升华为一种超验性的艺术表征,从而以感觉化、体验式的故事书写,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融。关于体验性文学创作的思辨与追问,也关乎中国经验与世界文学层面的交流融通问题。一方面,体验性书写及其研究作为心灵沟通的方式,使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各国家间的文学交流成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体验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容、途径与方法,但不应该是其终极目标,即对生存体验的描写不能限于体验层次,如何使感性体验在面对理性认知时,实现一种互补或超越,而不是逃逸或规避,是对作家的一种挑战。如面对写生存与思想、写肉体与灵魂等关系时,将莫言小说与鲁迅小说进行比较,会发现莫言小说描写生存体验,对于体验性、感觉性层面的书写有时甚至达到了一种极致,但对比鲁迅刻画民族的灵魂特质、挖掘国民劣根性方面,仍显得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
关煜[9]（2019）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近三十余年,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一些颇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尤其以架上绘画最为显着。就艺术本身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创构某种“艺术类型”甚至“艺术流派”。比如,以张晓刚、曾梵志、岳敏君、方力钧为代表的着名艺术家,他们都创作了“面具化”作品。画面中的肖像形象具有表情凝固、抽离了鲜活生命状态与不断复制等特征,符合汉斯·贝尔廷对肖像艺术中“面具”概念的定义。即使目前尚不能称他们的作品为“面具艺术流派”,但毫无疑问已形成了一种绘画现象,不妨称之为“面具”现象。将这种“面具”现象置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则可以认为,它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发生发展有着明显契合。这些“面具”艺术改变了古典艺术中对“优美”的追求,肖像中或傻笑或呆滞的表情无疑具有朴素写实的追求,蕴涵了现代性反思的文化精神。我们只有结合社会现实,才能透过面具本身理解这些表情下的震惊体验,实现艺术作品对现代人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积极探索。论文以当代艺术的“面具”形态为切入点,结合丰富的作品实例与文献材料,运用图像学、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艺术“面具”群像现象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与具体概念。首先界定“当代艺术”的概念,认为其是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所出现的一批具有“观念”特征的先锋艺术。其次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别现代主义”多重维度着手,在中西方艺术视野的比较关系和中国当代不同艺术家的平行关系中建立观察中国“面具”化艺术的视角,确立中国当下文化与艺术的民族身份。第二章,从表情凝固、复制与面具表达的中国式呈现视角分析当代“面具”艺术的生成过程。主要运用汉斯·贝尔廷的“面具”理论,结合史上面具的流变发展过程对当代艺术中的“面具”形态下定义。并通过对本雅明、安迪·沃霍尔、当代艺术中的不同“复制”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艺术“异质同构”的特性。同时,揭示出“天价面具”现象背后存在的“双重矛盾”,即国际艺术市场对作品、艺术家的热捧和国内官方艺术平台对其的冷遇之间的矛盾,以及当代艺术发生之初的批判意识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作品符号化、自我重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由此探讨当代艺术的先锋内涵与存在意义。第三章,围绕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为突出的“面具”艺术家的作品,考察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杂糅性特征。通过对张晓刚的“中国脸”面具、岳敏君的“傻笑人”面具、方力钧的“光头”面具与曾梵志“假面”面具的代表作品进行梳理,一方面归纳“面具”的合理性称谓,另一方面在确立不同艺术家面具审美风格的基础上,对“面具”作品的中国式真伪寓言及深层人文关怀进行揭示。第四章,从“面具”艺术作品中的戏仿、反讽、隐喻等手法入手,分析当代艺术中面具的功能效果及中国式审美意蕴。认为当代“面具”艺术对传统面具的遮蔽、遁形功能有所保留。其以当下的视野与观念,和有别于西方艺术的隐喻与寓言的方式,共同开启“面具”的内在记忆与暗示功能。旨在重塑过去,抵抗记忆的断裂与遗忘,实现自我救赎。同时以自嘲与解构的方式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的内在情感,获得了当代艺术反思与批判的创意。第五章,从构成面具的外在艺术形态线条、色彩、构图等组成部分入手,深入分析西方艺术语言的中国式变革。认为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的“记忆”与“反记忆”才是构成“面具”的主体部分,并以此为脉络形成当代艺术的叙事逻辑和基本情感表达。由此可见,当代艺术是建立在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之上,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绘画语汇、逻辑结构和空间意识的独立艺术。亦是对于文化蕴藉、审美蕴藉、政治蕴藉有着内在追求,带有反思批判性的先锋艺术。尽管这些“面具”作品吸收了西方艺术的手法,不免带有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印记,但作品呈现出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艺术共同交织的不规则,不平衡性却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绵延生命力之所在。
钟海林[10]（2018）在《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严歌苓是当今汉语新文学领域中最着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因内涵丰富深邃、类型丰富多样、创作手法灵活多元、语言细腻清新而大受读者欢迎。与此同时,伴随她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她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和同时代作家相较,严歌苓小说的风格独具特色。她从女性立场出发对人性善恶所进行的揭示是十分犀利、深刻的。她的作品也彰显了女性、母性意识,语言常可触及人的心灵隐秘和柔弱之处,因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拥有宽广的胸襟,对人类苦难持有普遍的悲悯和同情,这又使其作品充满人性的温情,并给读者以人性的温暖。严歌苓以求变求新的精神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创新。她的每一部小说作品都带有文体实验与探索的印迹。她多样化的文体展示着小说的无限可能。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小说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当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本论文主要借鉴小说文体学理论,从严歌苓小说文本出发,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方面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分析为基点,系统勾勒严歌苓小说文体形态特征,梳理严歌苓小说文体多样化的存在形态。严歌苓的小说文体以小说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史诗体和女性文体两类。她的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品格。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发表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这种美学追求。这类小说具有反映生活内容广阔、历史跨度长、人物众多和故事曲折等文体特征。她的作品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女性体验、女性的精神世界等。在小说中,她塑造出了扶桑、小渔、多鹤、小环、王葡萄、田苏菲、梅晓鸥、何小曼、萧穗子、张蓓蓓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女性生存境遇做出深刻反映和剖析,这也使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作家,其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小说的样板。史诗性品格、女性意识,以及多种叙事手法运用、丰富意象的营造、灵动的语言运用等,一起促成独具特色的“严歌苓文体”。以情节线索或表现方式分类,严歌苓小说可以分为传记体、传奇体、自由联想体、仿侦探体、象征寓言体等多种,有的文本同时兼具多种文体特征。她改造、发展了现有的文体,使这些文体以新的面貌出现。基于她孜孜以求小说文体的创新,勤于探索和实验,她的小说在文体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与中国当代作家相比,她的小说文体特征更加突出。本论文选取几部海外华文作家和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与她的作品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对比,更能发现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特色,由此,也可以看到严歌苓高超的文体驾驭能力。如果说张翎、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有属于自己文体的话,严歌苓有属于自己的文体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严歌苓多种小说文体的尝试及其独特文体的形成,与她小说的人性探索、她的世界观、编剧身份、商业化写作有着密切关联。总之,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追求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一创作现象值得研究。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动态 |
| 0.3 研究现状总结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曹乃谦:“山药蛋派”的传承和变异 |
| 1.1 “山药蛋派”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
| 1.2 曹乃谦小说创作对山西文学传统的继承 |
| 1.3 曹乃谦文学创作的异质性 |
| 第二章 曹乃谦与山西文学谱系中其他作家的个案比较 |
| 2.1 曹乃谦与赵树理的比较 |
| 2.2 曹乃谦与李锐的比较 |
| 2.2.1 回避历史的日常书写 |
| 2.2.2 欲望式表达与反思性追问 |
| 2.3 曹乃谦与王保忠的比较 |
| 2.3.1 相同地域背景下的书写 |
| 2.3.2 回望中的记忆与当下乡愁 |
| 第三章 曹乃谦小说创作对山西文学谱系发展的意义 |
| 3.1 非职业作家的成功 |
| 3.2 “精品”意识的坚守 |
| 3.3 创作艺术的范例 |
| 3.3.1 极简叙事与民间文化的征用 |
| 3.3.2 苦难叙事中的寓言化与悲情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万物有声 |
| 1.1 “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 |
| 1.1.1 “旅游”入诗 |
| 1.1.2 “构筑在一张白纸上的信任” |
| 1.2 “感知岁月,寻求灵魂的自在” |
| 1.2.1 “自白”囵圄下的创作转变 |
| 1.2.2 “闲暇”生活方式的书写 |
| 2 “在地的乡愁” |
| 2.1 “返乡的忧心” |
| 2.1.1 “外乡人”的独白 |
| 2.1.2 “皆属陈姓” |
| 2.2 似是故人来 |
| 2.2.1 对于“亲情”的守望 |
| 2.2.2 “呓语化成文字” |
| 2.3 中国的“窑庄” |
| 2.3.1 “故乡的气味” |
| 2.3.2 符号化的“原乡” |
| 3 “发现世界的另一面” |
| 3.1 “寻找一条明亮的线索” |
| 3.1.1 以“黑夜”解救异化的自我 |
| 3.1.2 与“死亡国度”的沟通 |
| 3.2 “旁观者”的失语 |
| 3.2.1 “自我——他人”的主体转变 |
| 3.2.2 独具情思的“感性”观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诗性叙事的界定 |
| 论题的研究综述 |
| 论题的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陈州系列”的诗性书写探源 |
| 第一节 说不尽的陈州世界 |
| 一、周口文化与周口作家群 |
| 二、孙方友对陈州文化的继承和诗意阐释 |
| 第二节 孙方友的诗性体验 |
| 一、外在环境——丰富坎坷的生活经历 |
| 二、内在因素——以苦为乐的内在气韵 |
| 第二章 “陈州系列”的诗性文本建构 |
| 第一节 诗性人物——生命原色的自由奔放 |
| 一、“痴人”——对爱的永恒追求 |
| 二、“狂人”——自然生命力的展现 |
| 三、“奇人”——传奇色彩的呈现 |
| 四、“真人”——本真人性的讴歌 |
| 第二节 诗性品格——生命色彩的理想回眸 |
| 一、民间智慧的凭吊 |
| 二、民族大义的守望 |
| 三、职业操守的追忆 |
| 第三节 诗性伦理——想象民间的诗意栖居 |
| 一、“人情往来”的社会伦理 |
| 二、“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 |
| 第三章 “陈州系列”的诗性审美建构 |
| 第一节 叙事策略：含蓄蕴藉的叙事姿态 |
| 一、比兴手法与隐喻性书写 |
| 二、留白艺术与开放性结局 |
| 第二节 叙事逻辑：非逻辑性叙事 |
| 一、情节突转的设置 |
| 二、“翻三番”的妙用 |
| 第三节 叙事范式：强烈的外在形式感 |
| 一、纪传体的叙事模式 |
| 二、精简性的叙事语言 |
| 第四章 “陈州系列”的诗性文化反思 |
| 第一节 诗性变异——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审视 |
| 一、束缚本我——倾向平庸与一致性 |
| 二、精神虚无——信仰的缺失 |
| 三、品德退化——良知的溃散 |
| 第二节 重拾诗性——对当下文坛的启示意义 |
| 一、对现代空虚灵魂的救赎 |
| 二、对传统诗性叙事的继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研究的意义 |
| 二、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研究的现状 |
| 三、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研究的内容 |
| 四、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概念范畴 |
| 第一节 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 |
| 一、文学经典的界定与确认 |
| 二、文学经典性认识的媒介文化视角 |
| 三、文学经典化的媒介文化影响 |
| 第二节 文学经典的影像化传播 |
| 一、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特定范畴 |
| 二、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相关词语 |
| 三、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基本形式 |
| 第三节 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观念 |
| 一、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中的经典态度 |
| 二、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中的文化立场 |
| 三、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观念中的媒介意识 |
| 第二章 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历史过程 |
| 第一节 20 世纪40 年代以前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 |
| 一、文学经典影戏化传播的历史背景 |
| 二、古代文学经典戏曲片段的影像复制 |
| 三、古代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 |
| 四、其他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 |
| 第二节 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 |
| 一、革命战争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 |
| 二、革命战争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 |
| 三、在历史机遇中曲折浮现的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 |
| 第三节 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 |
| 一、文学影像化传播高潮中的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 |
| 二、文学影像化传播平稳发展中的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 |
| 第四节 21世纪的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 |
| 一、文学影像化传播的多元化发展 |
| 二、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新状况 |
| 第三章 艺术媒介差异与文学经典影像化审美的早期认识 |
| 第一节 综合艺术范畴的跨媒介比较 |
| 一、早期电影认识中的戏剧艺术语境 |
| 二、电影艺术与戏剧艺术的跨媒介认同 |
| 三、媒介差异与电影艺术独立性的确认 |
| 第二节 影像艺术和语言艺术的跨媒介辨析 |
| 一、文学价值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 |
| 二、电影艺术中文学表现元素的介入 |
| 三、电影叙事与文学叙事差异的媒介因素 |
| 第三节 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初步阐释 |
| 一、商业的和文化的传播动机 |
| 二、时代性、大众化的价值取向 |
| 三、不失原意的改编原则 |
| 四、个性化、视觉化的表现要求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语境与文学经典影像化对接的艺术理念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影像化叙事的题旨转换策略 |
| 一、文学经典改编对原着意义的现实化演绎 |
| 二、文学经典改编对原着人物关系的对立化调整 |
| 三、文学经典改编对原着叙事身份和视角的跨时代置换 |
| 四、文学经典改编对原着人物活动和情节的意义化改动 |
| 第二节 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中的文学经典意识 |
| 一、影像化传播动机和目的所体现的文学经典意识 |
| 二、影像化传播原理与方法运用所体现的文学经典意识 |
| 第三节 由文学经典到影像艺术经典的跨媒介经典化 |
| 一、文学经典改编作品的影像艺术经典地位 |
| 二、文学经典改编作品的影像艺术经典性创造 |
| 第五章 文学经典大众化传播的主张与媒介审美意识的成熟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跨媒介文化启蒙与大众普及传播的倡导 |
| 一、以思想文化启蒙为主导的文学经典跨媒介大众普及 |
| 二、以社会公众需要为目标的文学经典跨媒介大众普及 |
| 三、以揭示历史时代价值为核心的文学经典跨媒介大众普及 |
| 第二节 文学经典价值意义的确认和影像化诠释 |
| 一、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原本选择 |
| 二、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主题侧重化处理 |
| 三、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文化品性确定 |
| 第三节 文学经典影像审美创造中媒介意识的自觉 |
| 一、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中媒介性尺度的确立 |
| 二、文学经典语言符号转换中媒介性制约的认识 |
| 三、相同媒介表现形式中文学经典审美转换差异的阐释 |
| 第六章 文学经典影像娱乐消费与媒介市场运作的认同 |
| 第一节 影像化传播对文学经典原着的基本态度 |
| 一、对文学经典原着的尊重 |
| 二、对文学经典原着的扬弃 |
| 三、对文学经典原着的拓展 |
| 第二节 娱乐消费与文学经典影像化审美追求 |
| 一、娱乐消费环境中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审美倾向 |
| 二、文学经典形象影视审美转换的人性化主张 |
| 三、文学经典改编批评中的艺术观念辩释 |
| 第三节 商业影视理念与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市场化运作 |
| 一、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的商业化理念 |
| 二、文学经典影像化传播的市场化运作理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莫言研究现状概述 |
| 1.2.2 海外莫言作品传播、研究概述 |
| 1.3 论文的理论框架和写作思路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体验的视域：生存体验与文学的体验性表现 |
| 2.1 体验与生存体验：文学创作的本原性探寻 |
| 2.1.1 体验的切入：文学活动的原点与指向 |
| 2.1.2 体验的书写：源于生存源于主体的共生共存 |
| 2.1.3 体验的重构：对传统经验的借鉴与传承 |
| 2.2 莫言的生存体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交流 |
| 2.2.1 生存体验：乡土经验与民族性的承载 |
| 2.2.2 民间立场：民族精神与中国故事的生成 |
| 2.2.3 体验性言说：生命话语与世界性品格的感觉性汇通 |
| 第3章 体验的“血地”：高密故乡的生命根基 |
| 3.1 故乡的生命根性与文学地理的源头 |
| 3.1.1 土地的承载：安身立命的“家” |
| 3.1.2 生命的寓言：动植物的灵性及其隐喻 |
| 3.1.3 农民的形象：乡野性情与生命的强力 |
| 3.2 故乡的文化根性：历史性的积淀与民族性的传承 |
| 3.2.1 民间故事：志怪神话与鬼狐幻化的理想世界 |
| 3.2.2 民间艺术：茂腔与忧郁悲凉曲调的情感寄托 |
| 3.2.3 民俗信仰：民风巫术与因果报应的原始崇拜 |
| 3.2.4 民间视角：管氏家族的传奇经历与生存智慧 |
| 3.3 故乡的生存体验：人性探微与生命存在的焦虑 |
| 3.3.1 饥饿情结：苦难的原初记忆带来生存现实的执着批判 |
| 3.3.2 孤独幽闭：自卑的性格与文学创作的感觉化言说 |
| 3.3.3 精神创伤：焦虑的创作心理与生命本体的超验性追求 |
| 第4章 体验性的文学理念：“用感觉赋予文学生命” |
| 4.1 故乡情结：源于生命体验的为内心而写作 |
| 4.1.1 生命体验：文学的原创性与“影响的焦虑” |
| 4.1.2 人性与人心：自由地表现人的复杂多义的本性 |
| 4.2 故乡记忆：源于民间生命体验的创作资源 |
| 4.2.1 农民与土地：回归土地的作为老百姓而写作 |
| 4.2.2 传奇与历史：心灵史的描述与英雄情结的变种 |
| 4.2.3 苦难与命运：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大悲悯 |
| 4.3 故乡想象：源于“血地”父母之邦的感觉化言说 |
| 4.3.1 发现故乡：对人类普遍认可的情感的揭示 |
| 4.3.2 民间写作：超越故乡的自我个性化写作 |
| 4.3.3 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主观体验的介入性契合 |
| 4.3.4 想象与虚构：用感觉赋予小说人物以生命 |
| 第5章 体验中的生命谱系：生存本能与生命本体论的焦虑书写 |
| 5.1 生存与身体的献祭：生存体验与生命谱系的建构 |
| 5.1.1 身体体验：生存欲望与生命自由存在的挣扎呼唤 |
| 5.1.2 生存体验：乡村生活与民间伦理道德的怅惘叩问 |
| 5.1.3 平民记忆：个体体验与历史发展轨迹的博弈较量 |
| 5.2 人与生命的实践：生命强力与生存极限的奇崛喧嚣 |
| 5.2.1 “我”：敏感羸弱的金童与灵魂炼狱的磨难 |
| 5.2.2 “我母亲”：最宽容最坚强的胸怀与生殖女神的屈辱沧桑 |
| 5.2.3 “我爷爷”：最丑陋最英雄的性格与生命意志的自由不羁 |
| 5.3 体验与感觉化的描述：人鬼神共舞与东方想象主义的狂欢 |
| 5.3.1 意象与主题象征：中国故事借助东方想象而丰富而张扬 |
| 5.3.2 体验与结构情节：叙事时间伴随生命体验而敞开而断裂 |
| 5.3.3 超验与美感语言：民间艺术倚重生命气息而释放而怪诞 |
| 第6章 体验与超越：生存体验与乡土中国的世界性交流 |
| 6.1 生存的体验：个性体验与生命本体意义的普适性关怀 |
| 6.1.1 底层的生存体验：个体生命与生存现实的挣扎和自我博弈 |
| 6.1.2 民间的道德理想：个体自由与传统理性之间的寻找探索 |
| 6.2 主体的体验：自我存在与乡土中国经验的批判性指向 |
| 6.2.1 现实性批判：自我主体的叙事与人道主义的人性审判 |
| 6.2.2 历史性批判：生命主体的搏斗与民族脊梁的精神呼唤 |
| 6.3 感觉的体验：主观感觉与现代主义艺术的超验性表现 |
| 6.3.1 体验的内向性：现代主义感觉与生命强力的民族性张扬 |
| 6.3.2 体验的超越性：现代主义隐喻与中国故事的世界性沟通 |
| 第7章 体验与思辨：中国经验与世界文学的心灵性沟通 |
| 7.1 体验的追问：感性体验面对理性认知的感觉性规避 |
| 7.1.1 生存体验的拘囿：生存物欲与灵魂批判之间的悖论性选择 |
| 7.1.2 审美体验的异质：感性叙事与美感意象之间的迷失性狂欢 |
| 7.2 体验的思辨：现实经验与文学叙事的象征性隐喻 |
| 7.2.1 个体体验的镜像：自我想象与现实真实之间的文学性指向 |
| 7.2.2 文学体验的主体：本土经验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世界性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艺术的定位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艺术的逻辑起点 |
| 一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现代性理论向度 |
| 二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与后现代及前现代之维 |
| 三 当代艺术之于“观念艺术” |
| 四 当代艺术中的别现代性思考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表情复制与面具表达 |
| 第一节 表情复制与面具表达 |
| 一 张晓刚作品中的表情“脸”形态 |
| 二 岳敏君作品中的表情“脸”形态 |
| 三 方力钧作品中的表情“脸”形态 |
| 四 曾梵志的“面具”表达 |
| 五 “面具”与“非面具” |
| 六 面具背后的天价神话 |
| 第二节 脸的角色与面具表达 |
| 一 面具 |
| 二 人脸 |
| 三 面具与人脸 |
| 第三节 从表情凝固、复制到面具表达 |
| 一 表情的凝固与面具生成 |
| 二 面具的隐藏与伪装 |
| 三 面具之后：遮蔽与彰显 |
| 四 从信仰崇拜到自我偶像 |
| 第四节 本雅明、安迪·沃霍尔与当代“面具” |
| 一 “灵韵”的消失与“面具”的返魅 |
| 二 重复的艺术与光晕的嬗变 |
| 三 由本雅明到当代艺术的技术嬗变与艺术革新 |
| 四 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异质同构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艺术中面具化的多样性面孔 |
| 第一节 冷漠与僵滞：张晓刚的“中国人”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 一 千人一面的阿尼玛、阿尼姆斯与伪个性化 |
| 二 意识形态、集体无意识与“压抑”的潜文本 |
| 三 关于“沉默”的体验和“僵滞”的表达 |
| 四 “中国人”面孔 |
| 第二节 怪诞与可怖：岳敏君的“傻笑人”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 一 玩世写实主义的灵魂狂欢 |
| 二 用偶像亵渎偶像的文化批判 |
| 三 可笑的理想主义与悲观的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泼皮与体道：方力钧的“光头”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 一 入世的“光头”面具对崇高与英雄的消解 |
| 二 体道的“婴儿”与几道于水 |
| 三 天人合一的现世救赎 |
| 第四节 异化与空洞：曾梵志的“假面”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 一 面具符号的标准化与非标准化 |
| 二 面具符号的寓言精神 |
| 三 空洞化了的世界和严重萎缩的利比多 |
| 第四章 当代艺术中的面具化手法、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戏仿(Parody)：波普偶像与互文本 |
| 一 戏仿与“互文本” |
| 二 戏仿内在的“图底”机制 |
| 三 对戏仿与恶搞现象的反思 |
| 第二节 反讽(irony) ：伪装与悖论 |
| 一 反讽概念的一般化 |
| 二 当代艺术中反讽的多重面孔 |
| 三 当代艺术中反讽之来路与归途 |
| 第三节 隐喻(metaphor)：“面具”的本体、喻体与喻底 |
| 一 当代艺术的隐喻功能 |
| 二 隐喻：面具的表征策略 |
| 三 隐喻产生的现实基础 |
| 第四节 反思与批判 |
| 一 以“丑”的形态进行“面具”化自我表达 |
| 二 以“真”的思考介入社会现实 |
| 三 “面具”的所指：反思与批判 |
| 第五章 面具艺术：形式与记忆的中国表达 |
| 第一节 艺术形式的中国式改造 |
| 一 集中西方审美风格于一体的线条 |
| 二 具有中国审美意蕴的色彩 |
| 三 汲取中国古典美术风格的构图 |
| 四 “面具”艺术手法的中国化表达 |
| 第二节 拼凑：艺术手法的中国式创新 |
| 一 中国式“拼凑”产生的机制与内在结构 |
| 二 当代艺术中“拼凑”的特征与表达效果 |
| 三 “拼凑”背后：自由游戏与人文理想的丧失 |
| 第三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忆与反记忆 |
| 一 记忆与技艺的渊源 |
| 二 有关“记忆”的本质问题 |
| 三 以视觉经验构筑记忆的想象和情感 |
| 四 “面具”的符号记忆 |
| 五 当代艺术馆、艺术展的视觉“集体记忆” |
| 第四节 当代艺术的中国哲学基础与中国观念表达 |
| 一 西方之哲学、美学与艺术的影响 |
| 二 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合流的影响 |
| 三 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资源 |
| 第五节 当代艺术的民族身份认同 |
| 一 从“去中国化”看中国当代艺术的西化本质 |
| 二 从“去中国化”到同质多样中的“中国性” |
| 三 建立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论文的创新点、研究意义及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小说文体类型及严歌苓小说文体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概述与小说文体类型 |
| 第二节 新小说文体构成因素与新小说文体创新变化 |
| 第三节 严歌苓的小说文体观念和创新 |
| 第二章 多样化的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一) |
| 第一节 史诗体:《一个女人的史诗》等 |
| 第二节 女性文体:《第九个寡妇》等 |
| 第三章 多样化的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二) |
| 第一节 传记体:《陆犯焉识》等 |
| 第二节 自由联想体:《人寰》等 |
| 第三节 仿侦探体:《密语者》等 |
| 第四节 传奇体:《赴宴者》等 |
| 第五节 象征寓言体:《床畔》等 |
| 第四章 多样化小说文体探索与实验(三) |
| 第一节 严歌苓的叙事个性 |
| 第二节 舞动的语言 |
| 第五章 严歌苓与海外、当代作家文体抽样分析 |
| 第一节 严歌苓与当代小说文体 |
| 一、《雌性的草地》与《爸爸爸》 |
| 二、《舞男》与《长恨歌》 |
| 三、《第九个寡妇》与《蛙》 |
| 第二节 严歌苓与移民小说文体 |
| 一、《我不是精灵》与《色·戒》 |
| 二、《人寰》与《桑青与桃红》 |
| 三、《扶桑》与《金山》 |
| 第六章 严歌苓小说文体的演变及得失论 |
| 第一节 人性探索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 第二节 世界观转变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 第三节 编剧身份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 第四节 商业化追求与严歌苓小说文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