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盾牌”还是战争的“礼物”——面向新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防发展趋势

一、是和平之“盾” 还是战争之“予”——面向新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防发展趋向（论文文献综述）

张霜^[1]（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指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黄忠^[3]（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潘男^[4]（2019）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文中认为国家核心利益随着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决策者主观认识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决策的出发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家安全防卫、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等不同层次的需求不断调整国家海洋战略,先后经历了以“国防安全”为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当下的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的海洋战略重点变化。在近70年的海洋战略布防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的海洋战略发生以下演变:由以国防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传统的陆型发展模式转变为陆海统筹发展模式;海军作为战略性军种受到重视并逐渐从“建立强大的海军”转向“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呈现出“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走向;性质由“防御”转向“积极防御”;始终遵循“和平崛起”的目标,由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转向提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海洋开发与管理日臻全面和成熟等等。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决策者主观认识与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海洋战略的影响是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演进逻辑。这为新时期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刘潇湘^[5]（2014）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三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吕平^[6]（2013）在《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着眼于对美国政府当前区域战略进行研究，即通过对2009——2013年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进行透视、剖析，评估其战略影响寻找中国对策。本文力图将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放在全球格局巨变时代背景下，寻找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特点，在美国对中、朝、韩、日、俄、蒙战略中寻找内在联系，提取共性内容，实现宏观、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笔者尝试从战略高度解析美国各项战略举措，客观、全面地评析美国区域战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力求做到理论深刻、论述准确。本文主体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环境剖析。奥巴马政府肩负着调整美国内外战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历史重任。以致于它既无法割舍主导东北亚地区欲望，又不得不谨慎介入域内事务。经典地理政治学的三大学说揭示了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特殊地位，对理解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困境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居于东北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日本、韩国对美国巩固在东北亚优势具有重要的依托作用。陆海交错的朝鲜半岛、东海、台湾海峡是东北亚地缘矛盾集中所在，朝韩、中日、台海两岸三大矛盾则成为奥巴马政府控制太平洋两岸实力变化的有力砝码。而雄踞东北亚大陆纵深的中、俄则是制衡美国霸权构建的主要力量，两国战略实力的增加令美国如芒在背。总体而言，东北亚战略环境对美国既富于机遇又充满挑战，虽然在该地区构筑完全霸权秩序的难度有所增加，但美国对其他各方的战略优势并未动摇。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与实力分析。美国区域军事目标相对冗繁，囊括维持对中国海上优势、遏制朝鲜核威慑能力、淡化俄罗斯强化远东海上力量影响、如期完成部署调整、保证战略资源供给等内容。经济目标则更加简明，包括构建“开放”的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整合框架、扞卫美国对东北亚各国制造业优势。政治目标由巩固同盟体系、协调传统、新兴伙伴系统两部分构成。通观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目标，其指向性明确，可实现性较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独占鳌头，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优势，其领域影响并不均衡。在军事领域，美国军事财政开支受到限制，但奥巴马政府区域军事财政资源保障并未动摇。在经济领域，美国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牢固，区域经济战略受制于财政危机，可供调动的战略资源有限。在政治领域，经济危机影响微弱，美国区域政治战略资源充裕。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实现区域战略的资源瓶颈尚未出现。第三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解析。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也可以延续战略目标分类，从军事、经济、政治领域着手审视其战略措施。美军一方面通过部署调整维持东北亚地区前沿威慑，部队任务更为明确，进攻性更趋明显；另一方面利用技、战术创新，提高对中国压制能力。通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奥巴马政府得以迅速打开区域经济整合局面，利用缔结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抢占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的主动地位，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扶植制造业复苏争取时间。面对东北亚岛屿争端同时激化的复杂局面，奥巴马政府采用不同介入立场，引导地区力量走向。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注重依托信息时代背景，利用与中俄社会直接沟通机遇强化对彼意识形态渗透，削弱两国制衡美国的战略实力。纵观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其格局更加宏大、议题更为广泛、领域更趋全面、手段更为多样、内容承接更为连贯，对其战略效果实现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对东北亚各国战略的多维透视。新时期美国对日战略集中于压制鸠山外交挑战，引导菅直人、野田佳彦内阁外交路线，扞卫“美主日从”基本关系框架。奥巴马政府对韩战略则侧重于诱导韩国参与规制中国的区域战略，曲意迎合李明博当局强硬北方政策，诱导韩国将中国崛起与朝韩关系恶化相联系，参与防范中国战略。由于中美关系影响广泛，奥巴马政府刻意将对华战略区分为全球、地区两大层次。在全球层次，美国维护与中国基本合作关系，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在地区层次，借助邻国对中国疑惧心理，加强联盟合作维持对华优势。对朝战略中，奥巴马政府打破美国对多边对话机制依赖，利用全球安全机制、地区军事联盟加大对朝鲜压力，同时注意避免压力过大导致朝鲜崩溃。奥巴马政府对各国战略思维内核在于“分而治之”，压制与拉拢并存，提高了各国合作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难度。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效能评估与中国的应对。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内正面效果居多，目标外负效果不足以抵消已取得成果，基本实现了预期效果。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效能有所提高，总体战略能耗获得较好控制。在战略影响方面，除在岛屿争端中偏袒日本遭到他国非议外，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获得域内多数国家肯定。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当局可能在既有区域战略基础上，在全球战略收缩与东北亚战略重点等矛盾之间微调，以期完善对东北亚地区战略。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的成功映射出中国崎岖的崛起之路，中国只有摆脱思维束缚，面向未来最大限度挖掘战略机遇期价值，以“自变”带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改善，才能破解美国的规制之局。

宋达^[7]（2013）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甚至出现数次危机，但之后都能化险为夷，最终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迄今为止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显着的规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和“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把握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逐渐确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并依仗其实力掌握着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动性。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到导致这一规律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其决策层是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关键。本文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冷战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四任六届政府决策层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包括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图式（political schema），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心理因素这一微观层次上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冷战后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信念体系包括其主要成员（总统、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驻华大使等）的成长历程、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政治思想和对华观点等，这是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采用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上的第二代认知结构理论——政治图式理论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心理因素。图式是指“反映现实世界某些方面、围绕特定主题组织人们知识和设想并有助于理解和处理社会信息的一种心理框架或结构”。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是“美国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利益”、“美国安全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四位一体组合构成的心理框架结构（老布什政府是除“美国安全利益”之外的三位一体组合）。历任决策层根据自身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对大量的涉及中国的信息进行加工，这些信息以中美互动关系（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经贸关系、台湾问题等）为核心，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基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大国关系和全球问题等），同时受到美国国内因素（外交决策机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和第三方因素（如美国的盟国、敌视国、国际突发事件等）的影响。涉华信息首先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存在于决策层的大脑中。表征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与决策层既有的对华政策的政治图式相互作用。美国决策层以其政治图式作为干预变量，对所得到的表征进行加工，使其所做出的任何对华政策都符合其既有的政治图式；如果在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与政治图式不符之处，决策层用其政治图式重新检验并修正该政策，直至最终做出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践。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冷战后美国四任六届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找到其异同点尤其是共性，从微观层次上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美政策。笔者发现，冷战后美国四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均包括三个方面：美国战略目标（维护霸权）、美国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发展国内经济等）和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增加了美国安全利益（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全球性问题等）的内容。相同点是“美国战略目标”在所有政治图式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其不同点是：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互动关系（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加之两党传统信念体系的不同，“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安全利益”在维护其战略目标时的相对地位和优先次序有所调整，三者或四者由此形成以战略目标为支配地位的不同的关系组合。同时，历届政府决策层和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妥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修正了对华政策，表现在前三任政府的对华政策都由上任之初的对立或竞争转向后期的接触与合作。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避免了前三任的这种政策失误，但其第一届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有矫枉过正之势。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防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从未放弃向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历任决策层尤其是其中的强硬派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价值观普世性上存在认知偏差。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意图，但有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世界主导性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霸权竞争和取代关系，而是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很多国家与民族并不适用。美国决策层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即“战略互疑”呈上升趋势。中国制定对美政策时，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同时避免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偏差。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体现在中国对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宣传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增进互信，从心理上矫正美国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在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形成共识。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应从根本问题上、长远发展和当前关系处理三个方面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相互尊重；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强化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减少对双方不利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当前应着重管控分歧，考虑和照顾对方的需求和关切，彼此妥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中国应和美国共同努力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并积极推动与美国构建更加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

陈寿光^[8]（2012）在《冷战后越南对美国的经济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过程，一直是所有双边关系中最为复杂多变的关系之一。冷战结束之后，越美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美越经济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和深化，越南一跃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一成就的取得，与越美经济关系的多形式发展密不可分。回顾越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历程，总结其性质和特点，并且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已经成为越南所有当代研究战略、改革政策和经济政策改革的学者们强烈的愿望。本文将从经济外交的理论入手，系统分析和研究冷战后越南对美国经济外交的实践状况。除了绪论之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理论建构，主要梳理了学术界对经济外交的分析视角，并回顾了经济外交的实践过程和现状，为引入越南的经济外交做好铺垫。第二章从历史角度回顾越南对外政策的发展历程，包括越南对外政策的基础、对外路线的形成过程以及当前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经济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勾画出越南经济外交的主要背景。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总结了冷战后越南对美经济外交政策及实践。其中将冷战后越南对美经济外交分为三个阶段，1995-2000年、2001年-2005年及2006至今，在不同的时期，越南对美经济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第四章结合第三章的历史回顾，在第一章经济外交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越南对美经济外交的决策机制、国内外制约因素等。第五章对未来越南对美经济外交进行预测，并就如何进一步发展越美经济关系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越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尽管两国还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复杂的历史恩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迥异的政治经济制度，越美经济关系将会迈上一个新台阶，并外溢到政治、安全、文化等其它领域，推动越美全面关系的稳定发展。

郑毅^[9]（2012）在《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美俄关系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在此期间，美俄两国宣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宣称两国要构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战略伙伴关系”的相互定位下，迅速在核裁军谈判和防核武器技术扩散等诸多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美国也积极介入并推动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但随着美国开始启动北约东扩进程、介入独联体地区事务，美俄之间龃龉和摩擦逐渐增多,两国在诸多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开始争吵。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美俄之间援助资金丑闻的频现，俄罗斯人开始怀疑美国和西方指明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是否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国家利益。在1999年3月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而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后，美俄关系跌到冷战后的冰点。而此时美国国内开始质疑俄罗斯是否已在西方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上“脱轨”，要求调整对俄政策，美俄关系也因此进一步弱化。本文致力于通过综合分析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美国总统对俄政策的宏观战略目标与微观决策环境，尝试对美俄两国关系从“蜜月”到“摩擦”的转变原因提供解答。在政策剖析过程中，笔者将注重考察老布什与克林顿对俄政策变化的原因与动机，结合分析影响冷战后美国外交与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要素，以求更清晰地定位冷战后的美俄关系。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剖析了老布什时期美国对苏超越遏制战略出台的背景、内容和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笔者认为老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应对戈尔巴乔“和平攻势”的一种被动性反应，美国并没有为执行此战略做好充分准备，其超越遏制战略的实施实际上分为“试探”、“合作稳定欧洲”与“合作稳定苏联”三个阶段。笔者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简要地论述，并指出老布什对苏遏制战略的本质是一种冷战胜利主义。笔者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老布什对俄政策的主要动机、特点以及克林顿早期对俄政策的变化。老布什政府对俄政策继承了对苏政策保守和审慎的特点；他本人信奉政治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地区安全和力量均衡，而对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援助显得并不热情。而克林顿信奉政治自由主义，认为美国介入和支援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是可行、必要和紧迫的，且美俄的良好关系可以为美国集中力量恢复经济、推动军工转产创造良好环境。为此克林顿执行了“叶利钦第一”和“俄罗斯优先”政策。而这种政策趋向使得两国“蜜月”气氛更为浓厚。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美俄关系由“蜜月”到“摩擦”的演变过程以及克林顿对俄政策的两次调整与对俄定位的变化。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进入战略扩张阶段，美国战略扩张的明确性与俄罗斯改革转型的不确定性形成鲜明的反差，并最终促使克林顿对俄政策的调整。这一时期克林顿的对俄政策主要通过改造俄外围战略环境和继续介入俄罗斯内政的方式实现。但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忽视和损害、支持叶利钦掌权的功利性、口惠而实不至的经济援助促使俄罗斯开始质疑美国的动机；这导致两国原本掩盖的利益冲突逐渐激发，两国关系也至此进入“摩擦期”。而美国国内对俄罗斯外交行为变化的不满以及怀疑俄罗斯转型“脱轨”的声音最终促成了克林顿对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并导致两国关系继续弱化。笔者将对此次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和深层次影响进行分析。第四章简要探讨了导致美俄关系弱化的深层原因和影响要素。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护持和战略扩张倾向是限制两国关系发展的体系性因素；美国“救世主”心态和俄罗斯“大国情结”的冲突是促成两国关系摩擦的文化根源；美国在政策实践中“理想主义”言辞和“实用主义”选择的矛盾导致了俄罗斯怀疑美国对俄政策的真实动机；俄罗斯对美国国内政治过弱的影响能力、美国国内多层面的“恐俄力量”是阻碍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国内因素。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俄关系由“蜜月”到“摩擦”的主要责任者在美国，其理想主义包裹下的援俄行动并不能掩饰其从长远角度出发、限制和遏制俄罗斯崛起的深层动机。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战略诉求使其不能平等地对待俄罗斯，两国关系的下滑也就不可避免。

张键^[10]（2011）在《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文中指出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主要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展开的。本文对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要素以及地区战略环境判断、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地区战略决策、地区战略评估、地区战略实施以及对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战略,既具有外交战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地区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的第四层次。因此,地区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外交整体战略。地区战略是战略理论在地理和区位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一般包括地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地缘战略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地缘经济因素、国际地缘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了开放地区主义及其对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指导。“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区域战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方针的指引,整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为中国进入21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是成功的,在新世纪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21世纪初中国推行的区域合作地区战略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的延续和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实施新的睦邻地区战略势在必行。从战略内涵来看,中国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富邻、安邻”地区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和深厚积淀。“睦邻”,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治发展战略,即强调平等协作、共同发展。“富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领域。具体地说,“富邻”就是强调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上的交往、联系、对话以及战略协作,不断拓宽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安邻”,主要指的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在安全领域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式去处理地区分歧与争端,从而为地区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有利地区环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安全。新世纪初以睦邻地区战略为依托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进而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当前东亚战略环境比较复杂,东亚战略安全环境尤其严峻,尽管如此,当前东亚战略环境中仍存在不少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东亚外交战略,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未来也息息相关。具体地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分为地缘优势和大国优势两种。战略上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大国太多,存在诸多地缘上的制约,并且中国存在诸多地缘困局,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内各国文化及价值观差异较大等。中国由于长时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因此拥有很多战略机遇。中国的战略威胁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真正的战略对手。具体地说,中国受到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压力也主要是来自美国“重返东亚”以及美国利用制度性参与和领土争端挑动东亚国家对抗中国。中国未来的东亚地区战略选择应该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开放地区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一种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坚持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着眼未来东亚地区战略的核心主张。未来中国东亚战略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框架具体可以包括地缘重心论、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开放地区主义理论等等。未来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战略部署应该注重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强多样性的多边区域合作,同时将东亚地区构架明确化。

二、是和平之“盾” 还是战争之“予”——面向新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防发展趋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是和平之“盾” 还是战争之“予”——面向新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防发展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的历史演进与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5）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6）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7）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后越南对美国的经济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是和平之“盾” 还是战争之“予”——面向新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防发展趋向（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张霜. 吉林大学, 2021(02)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的历史演进与逻辑[D]. 潘男. 海南大学, 2019(07)
• [5]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D]. 刘潇湘. 武汉大学, 2014(08)
• [6]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D]. 吕平. 吉林大学, 2013(08)
• [7]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D]. 宋达.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8]冷战后越南对美国的经济外交研究[D]. 陈寿光. 外交学院, 2012(12)
• [9]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D]. 郑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
• [10]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D]. 张键. 外交学院,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