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梅[1](2019)在《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全蝎用药规律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搜集整理古代全蝎方剂,构建数据库,对全蝎的炮制、用量、剂型、配伍药物和主治病证进行数据挖掘,探讨全蝎增效减毒的用药规律,为临床安全有效应用全蝎提供理论依据和文献支持。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和数理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梳理古代文献对全蝎毒、效、性的记载。2.构建全蝎古方数据库,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全蝎方基本情况,包括剂型、炮制、用量、药引、主治病证等,多方面探讨全蝎控毒增效的方法。3.采用数据挖掘技术,探索全蝎方主治病证药物配伍规律等。结果:1.影响全蝎毒效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给药途径、炮制、剂型、用量、配伍、送服药物等。2.通过合理配伍可增效减毒,常用方法有:伍以祛风化痰药增其息风止痉之功;配伍辛散祛风药,助其祛邪止痛;配伍气味芳香药,以理气活血、开窍醒神;配伍苦咸之药以软坚攻毒;配伍虫类药攻邪通络。配伍甘缓扶正之品以缓毒减毒;配伍滋阴之品以柔克刚;配伍酸收药物,散收相制以控其毒。3.全蝎最常配伍息风止痉、温化寒痰、开窍、发散风寒、补气、祛风寒湿等药物,如麝香、僵蚕、天麻、白附子、甘草、防风、天南星等,主要治疗惊风、中风、痫病、痹证、疝气等疾病,其证候多为风痰证、痰热证、风热证、风热痰凝证、风寒湿证、风盛脾虚证、风毒证等。结论:1.全蝎息风、通络之效和气烈、攻散之毒均源于其味辛走窜之性。全蝎味辛气烈,性善攻窜走散,既为其毒,又是其效能特征。2.历代全蝎用量差异不大,与主治病证的关系较密切,治疗恶疮、癣病、麻风及风毒证等病证时用量较大,小儿用量应酌减,在1-3g范围内较安全。3.性味既是全蝎毒、效之源,亦是影响其毒、效发挥之关键。在准确辨病辨证的前提下,炮制严格、剂型适当、用量适宜、配伍合理等是保证全蝎疗效最大化和毒性最小化的主要手段。
张子龙,谢月,梁奇,曹丽萍,杨洋,杨光义[2](2018)在《煮散与饮片、散剂和中药配方颗粒的比较及其现代化研究进展》文中提出该文综述了煮散的起源与历史发展,比较煮散与饮片、散剂以及中药配方颗粒的优缺点,辨析煮散的制剂优势。通过概述煮散现代化研究的现状与特点,探讨其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陈亮[3](2018)在《基于传统中药理论预测中药肾毒性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基于传统中药理论——药性(四性、五味、归经)和功效预测中药肾毒性,建立其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评估。方法:文献检索具有肾毒性证据的中药(Chinese Herbal Medicines,CHMs),以《中华本草·精选本》(Chinese Materia Medica·Featured)中去除上述肾毒性中药的普通中药作为非肾毒性中药纳入数据。第一部分数据来源,以《中华本草》为标准确定的每味中药(包括肾毒性中药和非肾毒性中药)的药性(包括四性、五味和归经)归属,同时排除无四性或五味或归经记录的中药。第二部分数据来自以《中华本草》为标准确定的每味中药的功效分类,并排除其中无功效记载的中药。收集整理上述两部分数据集,分别进行肾毒性和非肾毒性中药与其药性(四性、五味、归经)和功效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筛选出相关性变量因素用于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LRM)、神经网络模型(Neural Networks Model,NNM)和贝叶斯网络模型(Bayesian Networks Model,BNM),预测影响中药肾毒性的重要因素;同时,绘制三种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用于评估和比较模型的预测能力。结果:第一部分:肾毒性和非肾毒性中药与其四性、五味具有相关性(P<0.05)。LRM预测结果按重要性排名为甘味、辛味、平性、热性、苦味,且认为辛味、苦味和热性是肾毒性的危险因素(OR>1),甘味和平性则是肾毒性的保护因素(OR<1)。NNM结果显示热性、辛味、温性和苦味是影响中药肾毒性的重要因素,且NNM将热性排在重要性第一位;BNM则另认为甘味和平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三种模型ROC曲线的AUC结果分别为0.703(LRM),0.739(NNM),0.661(BNM)。第二部分:肾毒性和非肾毒性中药与功效分类具有相关性(P<0.05),相关系数为0.338。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显着性的变量因素用以构建模型,结果显示LRM、NNM和BNM三种模型均将杀虫、凉血止血和养心安神功效认为是影响中药肾毒性的重要因素,且其中杀虫可能是其危险因素(OR>1),而凉血止血和养心安神可能是其保护因素(OR<1)。三种模型的AUC结果表明NNM(0.788)的预测能力优于LRM(0.724)和BNM(0.742)。结论:1.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数理统计学方法相结合,分别预测了药性(四性、五味)和功效中影响中药肾毒性的重要因素。2.建立中药肾毒性的预测模型,其中NNM预测能力较LRM和BNM更优,具有更好的预测性,但LRM对预测影响因素的解释能力较优。3.现代数理统计及建模方法对于中药肾毒性的预测研究以及中药的毒理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王婧[4](2018)在《方剂配伍药味的剂量与功能相关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自古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说法,其含义有三:一者保密而不外传;二者很难被人领悟理解,流传不下去;三者药味剂量是决定配伍作用及药效的关键。方药剂量历来缺少统一的标准和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历代相关中医学着作中多是关于理、法、方、药及其药物功效、炮制方面的论述,系统讨论药物剂量的书籍很少,临证遣方用药,量之大小多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使之成为“不传之秘”。关于经典方剂药物剂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形成了一个亟待系统研究的领域。本研究主要对中医经典方剂相关文献进行汇总整理,分析经典方剂药味剂量与方剂配伍、功效以及安全性之间的关系。方法:本研究运用文献学方法,以中医经典医着中的经典方剂为研究内容,选取《伤寒论》、《金匮要略》、《肘后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医宗金鉴》等古代经典医着中有关方药剂量的内容,进行回顾性整理研究,对经典方剂药味剂量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挖掘、剖析,分析经典方剂用药剂量与方剂配伍的关系以及剂量与功效、以及安全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方药剂量在临床应用方面的医案整理和药理实验方面的文献研究,阐明配伍的科学性,分析方药剂量在组方中发挥作用的最佳剂量。结果:1.剂量影响药味在方剂中的地位:方药剂量与君臣之间的关系大致呈现正相关性的对应关系,即剂量占比越大,越有可能成为方中的君药,臣药。方药剂量于佐使之间不存在相对应关系。2.剂量影响方剂中药物配伍的综合作用和趋势:剂量比例影响药味固有作用的发挥,决定药物配伍的综合作用。并非药物剂量越大越好,恰当的剂量配伍可以使方剂发挥最佳作用。3.剂量影响药物功效强弱:药物剂量与功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剂量越大,功效越强;药物剂量与功效之间存在双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剂量的逐渐增大,药物甚至出现相反的功效;药物剂量不同,功效也不相同。4.剂量决定安全性:对于中药中的下品药,其用药剂量和安全性之间受患者体质、药物炮制、煎煮方法、服法等多方面影响。临证中通过药物间的互相配伍可抑制药物毒性作用的发挥。5.基于药物有效部位二次配伍的中药复方: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对中医经典方剂进行拆方研究,逐步发现药物发挥作用的有效作用成分,通过研究最佳配伍剂量,对其进行二次配伍。不仅可以提高复方疗效,还大大节约中药资源,使患者获益最大化。结论: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方药剂量受配伍、功效和安全性等诸多方面影响,临证遣方用药时要严谨慎重,正确把握药物剂量,合理配伍,应用得当,确保用药安全。同时要合理使用中药材,避免药材浪费,确保患者获益最大化,即获得最佳的药效作用。
岳振松,谢广茹[5](2017)在《谢广茹二元分类分阶段治疗肿瘤经验介绍》文中研究说明谢广茹主任医师为天津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专业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工作近40年,中西并重,学验俱丰。谢广茹主任医师提出"二元分类分阶段治疗肿瘤"的学术思想,依据患者的有瘤、无瘤两种状态分阶段进行治疗,为无瘤状态下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指导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颇具临床价值。1分阶段治疗的必要性谢广茹主任医师认为,现代医学的介入对于
张硕[6](2012)在《基于数据挖掘的房定亚教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经验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未知病因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本病多见于青壮年男性,常见症状为腰背僵直和疼痛,活动后可以缓解;晚期可发生脊柱强直、畸形,以致功能严重受损;病程多呈慢性、进行性,反复发作。现代医学多采用免疫抑制剂和非甾体类药治疗。本研究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房定亚教授辨证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以期有助于临床。研究方法:选取2009年—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科住院患者103例,所有患者均根据1984年修订的纽约诊断标准明确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并在住院期间由房定亚教授查房后拟定处方,且病案资料完整、辨证用药明确。其中男性67例,女性36例。将选取的103例患者的基本信息、辨证分型及处方用药录入由“中国科学院系统所”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开发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病历采集系统V1.0-[病案]”,同时建立数据库,利用SQL Server系统对其辨证分型及用药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患者证候出现最多的依次为筋脉拘挛证(82例)、湿热内蕴证(37例)、瘀血阻络证(34例)、督脉瘀滞证(15例)、肝肾不足证(6例);治疗上以舒筋解痉(82次)、通络止痛(44次)、清热利湿(37次)、活血化瘀(34次)、补肾疏督(15次)、补益肝肾(6次)为主要方法;用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依次是白芍、葛根、威灵仙、蜈蚣、生甘草、山慈菇。筋脉拘挛证(共82例)用药排在前7位的是:白芍(100%,82/82)、葛根(98.8%,81/82)、威灵仙(85.4%,70/82)、生甘草(79.3%,65/82)、蜈蚣(78.0%,64/82)、山慈菇(62.2%,51/82)、生薏米(59.8%,49/82)。湿热内蕴证(共37例)用药排在前9位的是:白芍(91.9%,34/37)、葛根(89.2%,33/37)、威灵仙(89.2%,33/37)、生甘草(75.7%,28/37)、蜈蚣(73.0%,27/37)、稀莶草(64.9%,24/37)、生薏米(56.8%,21/37)、白花蛇舌草(56.8%,21/37)、山慈菇(54.1%,20/37);瘀血阻络证(34例)用药排在前8位的是:生甘草(85.3%,29/34)、白芍(82.4%,28/34)、葛根(79.4%,27/34)、威灵仙(79.4%,27/34)、红花(79.4%,27/34)、桃仁(79-4%,27/34)、稀莶草(61.8%,21/34)、蜈蚣(58.8%,20/34);督脉瘀滞证(15例).用药排在前8位的是:葛根(100.0%,15/15)、白芍(93.3%,14/15)、蜈蚣(86.7%,13/15)、山慈菇(66.7%,10/15)、生甘草(66.7%,10/15)、生黄芪(60.0%,9/15)、生薏米(60.0%,9/15)、威灵仙(60.0%,9/15);肝肾不足证(6例)用药排在前7位的是:白芍(100%,6/6)、葛根(100%,6/6)、生甘草(83.3%,5/6)、杜仲(83.3%,5/6)、生黄芪(83.3%,5/6)、威灵仙(66.6%,4/6)、蜈蚣(66.6%,4/6);用药关联分析是由白芍、葛根、威灵仙、蜈蚣、生甘草、山慈菇相互为强关联性。研究结论:通过SQL Server系统能够基本反映房定亚教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思路及用药特点,房定亚教授认为强直性脊柱炎当归于中医“筋痹”的范畴,肝气不疏,肝血失养,筋脉拘挛是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病机。认为痉挛、强直是本病主要的病理特点,筋脉拘挛证是其主要证型,故治疗应以舒筋解痉、通络止痛为法。同时,用药注重中药的传统作用与现代药理研究结果的结合。其中白芍、葛根、威灵仙、蜈蚣、生甘草、山慈菇是出现频率最高及关联性最强的核心药物,组成了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方。
肖小河,王伽伯,鄢丹,赵艳玲[7](2012)在《转化医学:让中药现代化又快又好走进临床》文中提出国家大力推进中药现代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已为中药学人所共识,然而临床医生和广大老百姓对中药现代化成果的感受仍较为滞后。重视临床、结合临床,大力开展中药转化医学研究,是推动中药现代化走进临床的重要出路和举措。中药转化医学研究路径可概括为:源于临床-证于实验-回归临床的循环往复过程;其研究内容可概括为:面向临床的中药标准化研究和源于临床的创新中药研制。面向临床的中药标准化研究的核心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建立以功效为基础的中药品质与性效评价方法和标准,推动中药"品-质-性-效-用"一体化,使中药标准在临床上能让医生看得懂、用得上;源于临床的创新中药研制,包括基于临床经验和循证医学证据的特色复方中药研制、基于临床标本和组学方法的现代组分中药研制,加快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进程,为中医临床提供"源于传统、优于传统"的安全高效药物。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从科研立项、人才培养、新药审评及配套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组织机构等方面,支持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工作。
常中飞,李菁,胡秀敏[8](2011)在《浅论抗恶性肿瘤中药及有效成分研究思路与方法》文中认为就现代医学对恶性肿瘤的认识、祖国医学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中西医结合对抗肿瘤新药的开发的意义等进行了阐述,并归纳总结了近10年来在构效关系研究中,中药各类抗肿瘤有效成分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作用药效基团,并探讨其研究意义。
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9](2010)在《信息一览》文中认为中医药防治代谢综合征高峰论坛暨高级研修班征文通知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多靶点、个体化、整体调节的优势,更好的交流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代谢综合征及其靶器官心脑血管
郑身宏[10](2010)在《伤寒学术流派及其在当代中医伤寒学科的传承研究》文中认为中医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自《内经》成书以来,众多医家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各自独道的学术思想和经验,这些不同的学术内容经过实践证明,有的被淘汰有的被保留,保留下来的学术内容被后世医家所推崇,在经过师承传授和学术沿革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流派因各自学术观点不一,互相争鸣,从而丰富了中医学内容,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故开展与加强祖国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各个中医学术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评价他们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医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促进现代化条件下的中医药学术的繁荣与提高。目的与方法:目的:仲景伤寒学术发展历史悠久,产生了众多的着名医家,每一位着名医家在继承中医理论和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更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而形成了其个人的独到经验及学说。独立的研究每一位医家,虽然可以从中挖掘出其理论建树及临证经验,但往往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学说,并难以对其学术成就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也不能从中发现此流派发展的清晰脉络,及总结伤寒学术所取得的历史宝贵经验。同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伤寒学术流派的划分方法、判定标准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特别是关于近现代中医伤寒学术流派传承、发展及应用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的状况,而本文在梳理伤寒学术流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对伤寒学术流派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进行了探讨,这正好可以弥补以上诸方面的不足。方法:本文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及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当代名老中医学术流派分析整理研究”两个课题中的211名名老中医和伤寒大师刘渡舟老、胡希恕老、广州中医药大学原伤寒教研室主任熊曼琪教授为筛选对象,研究他们的临床经验、思辨特点、学术思想、学术传承等,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分析当代名老中医伤寒学术流派现状;分析总结当代典型伤寒学术流派的形成背景、师承脉络、学术特色、临证特点、发展状况等。具体方法为“先纵后横”。“先纵”是指按照研究任务的要求,调阅、收集、整理214名名老中医基本状况、学术思想、传承体系等相关信息,同时筛选出符合当代伤寒学术流派要求的名老中医。“后横”是指在纵向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初步筛选出来的名老中医进行进一步分析其学医历程、传承脉络,筛选出具有学术流派传承的医家。从而能够对名老中医为学术核心的当代伤寒学术流派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客观评价伤寒学术流派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发展状况、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及临床疗效、存在问题等。结论与启示:结论:通过综合分析,伤寒学术流派发展到当代大致有以下四个流派:火神派,寒温统一派,方证对应派,六经辨证论治派。1.火神派,火神派又称扶阳学派,是指以清朝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着称的一个伤寒学术流派,其中,又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这个流派以郑钦安为祖师,其后代表者有卢铸之、吴佩衡、祝味菊等,此派至当代学者众多。2.寒温统一派,“寒”是指伤寒,“温”是指温病。寒温统一派是指赞同用某种辨证施治的方法(如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八纲辨证)来结束寒温分离,实现伤寒与温病的合二为一,同时建立一个统一、完整、开放的外感病学辨证体系的一大群医家。自清代中期开始,由俞根初、吴贞首先提出。至当代寒温统一的观点已成为多数中医学者的共同观点,但是如何统一,则是见仁见智。3.方证对应派,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契合(有时“但见一证便是”),便可放胆使用而不必强求舌、脉、症的面面俱备。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颇有执简驭繁、驾轻就熟之妙,这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方证对应追求的是疗效,靠的是经验,总结识证、组方、遣药方面的经验,使方与证之间达到固定的最佳组合从而确保最优的疗效。这个学派的学术渊源来自唐初孙思邈所着《千金翼方》,其后代表性医家有许宏、柯琴等。在当代持有方证对应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4.六经辨证论治派,六经辨证论治是指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以六经辨证贯穿着八纲而联系于脏腑、经络,尢其是以脏腑、经络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对人体的病因、病性、病位、正邪盛衰等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和综合,来确定其为六经的某病、某证、某方。这一学说早已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所采纳,故当今的大部分伤寒学者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这种六经辨证论治。启示:“读经典、拜名师、做临床”是中医成才的三大法宝,是中医学术流派形成与发展的保障。当代伤寒学术流派其繁荣程度已大不如前,其要想继续繁荣就必须发展中医师承教育,提倡师带徒制度,改革中医教育体制,走精英教育之路。从而为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全蝎毒、效相关文献研究 |
| 一、全蝎之毒 |
| (一)毒性源流 |
| (二)中毒机制 |
| (三)中毒表现 |
| (四)使用禁忌 |
| (五)中毒解救 |
| (六)炮制减毒 |
| (七)配伍减毒 |
| 二、全蝎之性效 |
| (一)性味归经 |
| (二)功效主治 |
| (三)增效配伍 |
| (四)性味功效特点 |
| 第二部分 全蝎增效减毒用药规律研究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一)全蝎方药数据库选择标准 |
| (二)全蝎方药信息数据库构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中医文献学方法 |
| (二)数据标准化处理 |
| (三)统计学方法 |
| 四、研究结果 |
| (一)古代全蝎方基本情况分析 |
| (二)全蝎炮制分析 |
| (三)全蝎方剂型分析 |
| (四)全蝎方送服药物分析 |
| (五)全蝎方量效关系分析 |
| (六)全蝎方配伍规律研究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一、全蝎毒效的辨证关系 |
| (一)毒效源自药性 |
| (二)毒效发挥赖于合理运用 |
| 二、影响全蝎毒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
| (一)给药途径 |
| (二)合理炮制 |
| (三)药用部位 |
| (四)剂型 |
| (五)送服药物 |
| (六)用量 |
| (七)配伍方法 |
| (八)辨病辨证 |
| 三、全蝎主治病证用药规律分析 |
| (一)惊风 |
| 1.痰热动风证 |
| 2.风热痰凝证 |
| 3.脾胃虚弱证 |
| (二)中风 |
| 1.风痰入络证 |
| 2.痰浊蒙窍证 |
| 3.痰热壅盛证 |
| (三)痫病 |
| 1.风痰闭阻证 |
| 2.痰火扰神证 |
| 3.心神不宁证 |
| (四)痹证 |
| 1.风寒湿证 |
| 2.肝肾两虚证 |
| (五)痈疽 |
| 1.热毒证 |
| 2.风毒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 1 煮散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
| 2 煮散的制剂优势 |
| 2.1 煮散与饮片的比较 |
| 2.2 煮散与散剂的比较 |
| 2.3 煮散与中药配方颗粒的比较 |
| 3 煮散的现代化研究 |
| 3.1 煮散的质量控制研究 |
| 3.2 煮散的量效关系研究 |
| 4 前景与展望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基于四性、五味和归经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的研究 |
| 1.数据来源 |
| 1.1 学术期刊 |
| 1.2 学术着作 |
| 2.方法 |
| 2.1 文献检索策略 |
| 2.2 数据筛选 |
| 2.3 数据记录 |
| 2.4 统计分析 |
| 3.结果 |
| 3.1 自变量的筛选 |
| 3.2 预测模型的建立 |
| 3.3 预测模型的评估 |
| 4.讨论 |
| 4.1 影响因素的选定 |
| 4.2 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3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研究的意义 |
| 4.4 神经网络模型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研究的意义 |
| 4.5 贝叶斯网络模型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研究的意义 |
| 4.6 三种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估 |
| 5.结论 |
| 第二部分 基于功效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的研究 |
| 1.数据来源 |
| 2.方法 |
| 2.1 文献检索策略 |
| 2.2 数据筛选 |
| 2.3 数据记录 |
| 2.4 统计分析 |
| 2.5 数据分析流程 |
| 3.结果 |
| 3.1 自变量的筛选 |
| 3.2 预测模型的建立 |
| 3.3 预测模型的评估 |
| 4.讨论 |
| 4.1 影响因素的选定 |
| 4.2 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3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研究的意义 |
| 4.4 神经网络模型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研究的意义 |
| 4.5 贝叶斯网络模型对中药肾毒性预测研究的意义 |
| 4.6 三种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估 |
| 5.结论 |
|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中药肾毒性的机制及其评价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2.在学期间参与科研项目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古代医家对方剂药味剂量的探析 |
| 一、剂量影响药味在方剂中的地位 |
| 1.方剂药味剂量与君臣之间大致呈现正相关性的对应关系 |
| 2.方剂药味剂量与佐使之间不存在相对应关系 |
| 二、剂量影响方剂中药物配伍的综合作用 |
| 1.固定配伍比例的方剂 |
| 2.方药组成相同,剂量不同的方剂 |
| 3.药对组成相同,配伍比例不同的方剂 |
| 三、剂量影响配伍的作用趋势 |
| 四、剂量影响药物功效的强弱 |
| 1.药味剂量与功效的正相关性 |
| 2.药味剂量与功效的双向调节作用 |
| 3.药味剂量变化影响方剂功效 |
| 五、剂量决定安全性 |
| 1.对中药毒性认识 |
| 1.1 毒性的概念 |
| 1.2 毒性的分级 |
| 2.药味剂量与安全性 |
| 2.1 因人制宜,体有强弱 |
| 2.2 因药制宜,性有峻缓 |
| 2.3 因病制宜,病有轻重 |
| 第二部分:方剂药味剂量的临床应用和现代药理研究 |
| 一、剂量的确定需考虑多方面因素 |
| 二、剂量影响药味在方剂中的地位 |
| 三、剂量影响方剂中药物配伍的综合作用 |
| 四、剂量影响药物功效强弱 |
| 五、剂量与安全性关系 |
| 1.附子剂量应用探究 |
| 2.矿物药物安全性应用探究 |
| 六、基于药物有效部位二次配伍的中药复方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文章发表情况 |
| 致谢 |
| 1 分阶段治疗的必要性 |
| 1.1 无瘤状态或微瘤状态: |
| 1.2 机体和肿瘤及现代医学治疗相互作用: |
| 1.3 重视肿瘤微环境对于癌细胞的影响: |
| 2 有瘤患者治疗方案 |
| 2.1 中西医结合阶段: |
| 2.2 中医药单独治疗阶段 |
| 2.2.1 初始阶段: |
| 2.2.2 身体状态恢复之后: |
| 2.2.3 攻邪不忘顾护正气: |
| 3 无瘤患者治疗方案 |
| 4 典型病例 |
| 5体会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强直性脊柱炎的研究现状 |
| 1. 概述 |
| 2. 病因及发病机制研究 |
| 2.1 遗传及免疫介导 |
| 2.2 感染因素 |
| 2.3 环境因素 |
| 3. 病理改变 |
| 3.1 关节滑膜炎 |
| 3.2 骨附着点慢性炎症 |
| 4. 临床表现 |
| 4.1 主要表现 |
| 4.2 外周关节及其他表现 |
| 4.3 化验室检验 |
| 5. 诊断标准 |
| 5.1 纽约标准(1984年) |
| 5.2 欧洲脊柱关节病研究组标准 |
| 5.3 应用CT及MRI诊断早期强直性脊柱炎及轻度骶髂关节炎 |
| 6. 西医治疗 |
| 6.1 药物治疗 |
| 6.2. 生物制剂 |
| 综述二:强直性脊柱炎的中医药研究现状 |
| 1. 中医病名 |
| 2. 中医病因病机认识 |
| 2.1 古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
| 2.2 现代医家对病因病机认识 |
| 3. 中医治疗 |
| 3.1 辨证分型 |
| 3.2 辨证论治 |
| 3.3 辅助治疗 |
| 4. 名老中医经验 |
| 第二部分 数据挖掘及结果分析 |
|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1.1 研究目的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纳入标准 |
| 1.4 排除标准 |
| 1.5 数据处理 |
| 2. 数据统计及结果 |
| 2.1 数据统计 |
| 2.2 统计结果 |
| 3. 人机结合完善经验 |
| 4. 讨论 |
| 4.1 房定亚教授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诊疗特色分析 |
| 4.2 房定亚教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思路 |
| 5. 关于SQL Server系统 |
| 6. 存在不足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西医综述参考文献 |
| 中医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1 传统中医药与现代转化医学的世纪交会 |
| 1.1 转化医学提出的背景及认识 |
| 1.2 对中医药转化医学的一些认识 |
| 2 转化医学驱动下的中药研究与开发 |
| 2.1 面向临床的中药标准化研究 |
| 2.1.1 在品质评控方面 |
| 2.1.2 在寒热药性辨识方面 |
| 2.1.3 在量-时-毒-效关系研究方面 |
| 2.1.4 在用法合理性评价方面 |
| 2.2 中药品质性效用一体化研究 |
| 2.3 基于临床的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
| 2.3.1 基于临床经验和传统方法的特色复方中药研制 |
| 2.3.2 基于临床标本和“组效关系”的现代组分中药研制 |
| 3 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的政策保障与人才培养机制 |
| 3.1 政策保障及管理策略的拓展与完善 |
| 3.2 中药新药评审法规的改革与发展 |
| 3.3 转化医学人才培养机制的突破与创新 |
| 4 中医药双向转化医学研究平台的构建及实践 |
| 5 结语 |
| 1 抗肿瘤中药研究须以临床疗效为基础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 |
| 2 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抗肿瘤中药的筛选 |
| 2.1 清热解毒药 |
| 2.2 活血化淤药 |
| 2.3 扶正补益药 |
| 2.4 以毒攻毒药 |
| 3 抗肿瘤中药研究开发需中西医结合 |
| 4 注重创新, 把握研究的突破口 |
| 5 加强中药活性成分的构效关系研究 |
| 5.1 喜树碱 |
| 5.2 长春碱 |
| 5.3 2-苯基吲哚 |
| 5.4 紫杉醇类 |
| 5.5 鬼臼毒素类 |
| 5.6 人参皂苷 |
| 5.7 靛玉红 |
| 5.8 合欢皂苷类 |
| 6 小结 |
| 6.1 把中药当作天然药来研究, 走单体分析提取的道路 |
| 6.2 依据中医药的特点, 开发中药复方新药 |
| 6.3 注重抗癌新药剂型的安全性、有效性研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医学术流派与伤寒学术流派 |
| 一、中医学术流派的认识 |
| (一) 中医学术流派的概念 |
| (二) 中医学术流派的划分标准 |
| (三) 影响中医学术流派存在与发展的五大因素 |
| (四) 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意义 |
| 二、伤寒学术流派 |
| 第二章 伤寒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伤寒学说的形成期(先秦-西晋) |
| 二、伤寒学说的发展期(东晋-建国前) |
| 三、伤寒学说的繁荣和创新期(建国后) |
| (一) 伤寒学说的传承方式的改变 |
| (二) 伤寒学说的理论研究 |
| (三) 伤寒学说的临床研究 |
| 第三章 建国前的伤寒学术流派 |
| 一、明清时期的伤寒学术流派 |
| (一) 重订错简派 |
| (二) 维护旧论派 |
| (三) 辨证论治派 |
| 二、民国时期的伤寒学术流派 |
| (一) 绍派伤寒 |
| (二) 火神派 |
| 第四章 当代(建国后)伤寒学术流派研究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章 当代典型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及其传承体系分析 |
| 1. 李培生 |
| 2. 于己百 |
| 3. 陈瑞春 |
| 4. 方和谦 |
| 5. 郭子光 |
| 6. 何任 |
| 7. 陈可冀 |
| 8. 李寿山 |
| 9. 段富津 |
| 10.聂惠民 |
| 11. 梅国强 |
| 12. 李可 |
| 13. 伍炳彩 |
| 14. 刘继祖 |
| 15. 黄保中 |
| 16. 刘渡舟 |
| 17 胡希恕 |
| 18. 熊曼琪 |
| 第六章 当代伤寒学术流派及核心医家共异性 |
| 一、核心医家共性 |
| 二、核心医家特异性 |
| 三、当代伤寒学术流派 |
| (一) 火神派 |
| (二) 寒温统一派 |
| (三) 方证对应派 |
| (四) 六经辨证论治派 |
| 第七章 当代伤寒学术流派核心医家典型医案 |
| 1. 李培生医案 |
| 2. 于己百医案 |
| 3. 陈瑞春医案 |
| 4. 聂惠民医案 |
| 5. 梅国强医案 |
| 6. 李可医案 |
| 7. 刘渡舟医案 |
| 8. 胡希恕医案 |
| 9. 熊曼琪医案 |
| 第八章 当代伤寒学术流派面临的困境与可行方法 |
| 一、当代伤寒学术流派面临的困境 |
| 二、可行方法 |
| 结语 |
| 一、结论 |
| 二、创新点 |
| 三、不足点 |
| 四、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