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肆无忌惮的威严——冈特格拉斯对小说的艺术诠释

一、汪洋恣肆的雄风──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艺术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张健旺^[1]（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研究表明“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张帆,李双志^[2]（2018）在《论新世纪德语文学的叙事格调与审美取向》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德语文学坚守庄重和雅正之根,聚焦"现实"与"真实"的回归和重塑。叙事格调与审美取向表现在,由峻急宏大的现实主义向温和的"小叙事"蜕变,对特定历史和现实的指涉成为叙事潮流,作者回归与"虚拟自传"的真实品格,"碎片化"拼贴叙事的"破碎的现实主义"。一种与后现代解构叙事、传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相映成趣的新现实主义"小叙事"勃然兴起,肩负起将德语小说再次推向世界的重任。

朱芬^[3]（2018）在《莫言作品在日本的译介 ——基于文化语境的考察》文中认为本论文讨论莫言文学在日本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与接受,探究日本译介莫言的历史必然性与文化动因,思考日本文化视域下的莫言文学解读,包括翻译解读和文学评论。文章主体部分以日本文化语境为背景,对“译介了什么”、“为什么译介”、“如何翻译”、以及“如何接受”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本文梳理了日本莫言译介基本情况。依据各个时期占据主导的文化因素,把日本三十年的莫言译介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种译介模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划定为日本莫言译介的发端期,这个时期主要受到当时日本诗学观念的影响,译介受众局限于少数文学爱好者,本文把这一时期的译介模式称为“爱好者型文学派”;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期,这一阶段日本的莫言译介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多,吸引了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和评论家,扩大了莫言在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力,这一阶段的译介模式称为“学者型社会派”;90年代中后期至现在为繁荣期,这一时期日本图书市场逐渐产生阅读中国文学的需求,莫言译介以赞助人为主导因素,以普通读者为导向,莫言文学在日本开始更多走向大众视野,这一时期的译介类型称为“市场型文学派”。第二,在译介莫言的动因方面,本文将日本的莫言文学译介放置到20世纪日本译介中国同时代文学百年学术谱系中进行历时考察,指出其背后的日本文化语境传承与变迁。本文发现,从20世纪日本译介中国同时代文学的历史语境来看,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曾与中国左翼文艺产生过密切联系;五六十年代,日本在二战战败反思的历史语境下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文艺”产生过共鸣;八九十年代,日本译介中国新时期文学,无论是爱好者型文学派还是学者型社会派,普遍诉诸于“去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其本质是去除“革命”范式,是左翼文学运动全面退潮之后,现代日本自我确证的意识形态诉求。本文还发现,从译介鲁迅文学到译介莫言文学,无论是“意识形态化”的模式,还是“乌托邦化”的模式,都是日本学者的“文学中国”想象,始终作为日本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他者镜像而存在。一方面,由于明治以来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定势是西方化,占据主流的中国形象大部分时候是日本进行自我确证的“意识形态化”想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越境日本发生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这是日本文化语境与西方文化语境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在日本二战反思的特定文化语境之下,一部分日本学者曾以鲁迅、以中国为方法,对日本现代性进行反思,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其“文学中国”的想象又有别于西方。尽管战后的特殊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但是日本学者的莫言文学想象延续了现代性反思的命题。第三,在日本文化语境观照下考察了莫言日译。首先,解构传统“忠实”翻译观,指出汉字文化圈下的莫言日译虽然总体看上去比英译更“忠实”,但是“字面忠实”背后存在无意识的“误读”。其次,肯定了莫言日译中的积极“重写”是有助于莫言文学精进的积极文化创新。不管译者是出于意识形态调适,还是出于市场需要,这种“重写”客观上操纵了莫言文学的世界声誉。然后,本文解析了大江健三郎、藤井省三异化翻译思想背后的日本民族文化建构立场,指出他们对于吉田富夫译本归化倾向的批评,主要因为文化目的和翻译观念不同。本文将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的同源日译本进行对照,发现实际文本中,藤井译本并不总是异化,吉田译本也并不总是归化,何时异化、何时归化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目的。藤井省三的文化目的是通过莫言作品观察他者中国,因此会在其关注的重点,如社会政治经济相关内容上体现异化立场,而在语言、诗学相关内容的翻译上采取归化态度,其译本中添加了不少与文学解读无关的社会注解,这种翻译文本特征决定了其译本潜在受众主要是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学者;吉田富夫的文化目的表现为以诗学话题规避中日意识形态层面差异,从诗学层面建立中日文化交流渠道,其译本在语汇翻译层面采用了日本传统汉文训读法中的“文选读法”,即采取音训相结合的方式直译汉语词汇,侧重于向日本普通读者传递异域风情的中国文学与语言文化,而在翻译的副文本,如注释、标题、序言等方面采取归化态度,其译本受众是大众读者。第四,考察日本视域下的莫言文学接受情况。首先,考察了日本文化语境对莫言作品叙事风格的接受。一方面“魔幻现实主义”在日本的接受具有世界文学同时代性和意识形态性双重意味;另一方面,日本视域下的莫言文学具有世界文学和亚洲文学的双重含义,这是中日两国作为弱势语言国家参与世界文学过程中,思考亚洲文学世界性与地域性问题方面的共鸣。其次,考察了日本学者不同文化目的视域对莫言文学创作立场的理解。大江健三郎、藤井省三以建设日本国民国家的文化目的想象了一个知识分子写作的莫言文学,以启蒙姿态进行社会批判;而吉田富夫则想象了一个农民写作的莫言文学,从农民视角自然呈现原生态农村世界。最后,考察了典型个案《红高粱》在日本文化语境下的接受史,反思日本莫言译介的效果。通过以上考察,本文发现,发端期“爱好者型文学派”虽然从从诗学角度接受莫言文学,但是最终无法理解莫言文学中的原生态农民世界;发展期“学者型社会派”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视域下的莫言文学想象,推动了莫言文学的世界声誉,但是对莫言文学的解读具有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色彩;繁荣期“市场型文学派”试图从农民写作视角理解莫言文学的艺术风格和价值观念,突出莫言文学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普世价值和人性书写。总之,本文从日本文化语言的视角呈现了莫言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辩证地分析了莫言文学越界日本这一文化事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反思视角。

陈秋丽^[4]（2016）在《作为游戏的小说—王小波小说艺术论》文中研究表明1997年4月11日北京作家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受到媒体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王小波之死”不但成为1990年代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随后持续升温的“王小波热”也给当时正处于疲软状态的中国知识界和文坛带来有力的冲击。“作者已死”既为结果又为前提,王小波被迫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文学争鸣、社会舆论交织而成的大众焦点,一个被传颂也被诋毁的“世纪末神话”。生前无名的王小波伴随着推崇和争议逐渐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令人瞩目的文化符号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综观王小波研究,不难发现几个普遍现象:1.对作者的兴趣多于对作品的兴趣;2.对其杂文价值的肯定大于对其小说价值的肯定;3.在小说研究中更偏重外部研究而非内部研究。本文即基于对王小波小说过度阐释与阐释不足并存的状况,以王小波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游戏”的角度去观察、理解、阐释王小波的小说世界,从中挖掘王小波小说的艺术价值。在本文中,游戏不是作为一种小说精神或小说功能,而是作为小说本身的存在方式。第一章《作为游戏的小说》通过对游戏观的梳理,阐释了游戏与小说的关系:艺术是审美的游戏,而小说作为一门虚构的艺术,与游戏之间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一部优秀的小说正是作为游戏的典范而存在。本文把游戏看作是王小波小说的存在方式而进行解读,所依据的正是伽达默尔以艺术作品本体论为核心的游戏观。但是,这与康德——席勒的“自由游戏”观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王小波的小说以其独特的文体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实现了创作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体现了小说创作道路上一条若隐若现的路径,一个时常被忽略却始终没有丢失的传统,那就是小说的游戏传统。带着警醒的态度和怀疑精神,王小波把小说外这个“不自由”的游戏场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游戏”的场所,它上至唐朝,下至未来,如此远离现实又始终拒绝遗忘历史,它既是虚构的王国,又是真实的土壤。而面对这个游戏的“无规则”,王小波给出了自己的规则——人性。小说首先是作者的独自游戏。第二章《“我就是王二”:智者游戏》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数学游戏、复调世界里的互文游戏、对可能性自我的探求游戏四方面展开论述。通过早期作品中的变形游戏、无趣世界里的发明游戏、作者与文本的对话游戏,王小波传递出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对生命自由和写作自由的坚守。在这份坚守中,他发现了虚构之美并以此为写作的最高追求。在诠释虚构之美的同时,王小波把对数学的热爱加入到小说创作中,拿数学说事儿是他的独门暗器,对数学的深刻理解成为他理解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精神出口。数学游戏作为王小波小说重要的个人标志,其核心是思维的乐趣。小说中随处可见各种逻辑推理过程,逻辑推理成为他讲故事的一种独特方式。作者精心打造了一个独特的众生喧哗的“王二”世界,既是复调小说的完美范例,又从不同层次诠释了互文性的内涵。无论是想象力的虚构游戏还是交错其中的数学游戏,无论它们建立起的复调世界里的多重生活呈现出怎样复杂的交错与诡谲的呼应,其目的都仍然是对自身的寻找——寻找现实的王二和可能的王二。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小波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自我言说和自我符号化乃至经典化的过程。透过笔下的主人公们,作者对人的存在处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对自我存在方式的寻找中,表现出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对极权制度的反抗,对自由的向往和坚持。寻找王二,对王小波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充满智慧的游戏。只有读者的加入,小说才能成为真正的游戏。第三章《“我来讲个故事吧”:作者和读者的二人游戏》首先从古老的讲故事游戏谈起,指出王小波的小说不仅是对现代主义传统的继承,而且在“后现代”的手法之下实现了对古老的故事传统的回归。不但把读者拉入了作者的游戏,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喜剧精神始终是这一古老的故事游戏里不曾改变和不可撼动的要素。王小波内心的自由不羁、对故事和虚构的迷恋以及跳脱大胆的想象力,三者合力促成了他把唐传奇作为想象的出口,精心而有序地打造了一个带有“王二”标志的传奇世界,在古今之间、在现实世界和传奇世界之间、在叙述人“我”和“我”的传奇主人公之间建立起既关联又独立的复调关系。我们能看到传奇背后的作者对自由主义独特的解读方式、对个人在群体中不趋同与不屈从的激赏之情,透过传奇世界的神奇和荒诞传递给读者,让这个故事游戏不仅仅是有趣的,而且在一个有限的封闭空间中解放读者被现实束缚住的想象力,实现放纵不羁的冲动。王小波的“新传奇小说”一方面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琐碎不堪,另一方面则意欲通过建立一个传奇世界而引发读者对神奇、诗意的向往之情、对智慧和有趣的追求之心,在《万寿寺》以“失忆——诗意”为线索的故事迷宫里,我们读到了王小波内心的声音: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而重要的是通过写作改变自己。在作为游戏的小说中,游戏场是指整个文本世界,是作者和读者共同身处的世界在文本中的投射。第四章《“我的阴阳两界”:语言搭建的游戏场》首先从“革命时期的爱与死”的角度,解读了王小波小说从个人经验出发,以一个个个案的面目,揭示了想吃、想爱、想活下去这些最基本的人性得不到满足的生存状况下人的存在。我们不但能看到作者对人性障碍清晰的认知,而且处处感到“这些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的态度。王小波以自己特有的举重若轻的方式还原了一个业已被遗忘的荒诞的现场,在黑色幽默中再现了人在强权之下身体和思想受到双重奴役的痛苦和沉重。作者时刻警醒不再受愚弄、拒绝被安排和设置的生活的思想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则形成了“乌托邦”社会模式下的文学场和“反乌托邦”的精神内核。王小波自始至终把他和几代中国人所经历的痛苦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宝贵的财富,用特有的黑色幽默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搭建起一个光怪陆离又耐人寻味的游戏场。在人类历史的荒诞时刻,在人的极端体验之中,人性既是被游戏者操纵的首要对象,又成为最后的游戏规则。这既反映在文本外的世界,也反映在文本世界之中。就中国当代文学短短的不到七十年的历史而言,我认为王小波小说既是先锋的,又是经典的。王小波及其小说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化效果不但是强烈的,而且是持久的,这对主流文学批评无疑是一个挑战,我们看到的是避而不谈的态度或将其边缘化的处理方式。对先锋文学的理解不同,对王小波小说的先锋性的判定就会因人而异;王小波小说是否称得上经典,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所作的一切努力,仅仅是为王小波能否“入史”所作的一次据理力争,是作为一个读者,为自己喜爱的作者所做的最诚恳的一次致意。

宋达^[5]（2016）在《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翻译关系紧密。英国文学汉译总量巨大,不仅在现代中国审美观念形成中扮演了突出角色,更重要的是建构了“统一英国”的知识,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完整的英国文学概念。然而,1707年合并为大不列颠一部分的苏格兰,其文学始终保持着苏格兰民族诉求,却被英格兰所建构的统一英国文学压抑着,罗伯特·彭斯、司各特、拜伦等重要文学家,其苏格兰性皆被消解、限制,还有更多的苏格兰文学家则被排除在英国文学经典之外。中国根据英国主流文学史观理解和译介英国文学经典,由此汉译英国百年历史呈现的苏格兰文学,或折损苏格兰作家的苏格兰身份,或不关注没有纳入英国文学史的苏格兰重要作家。本文探讨汉译英国文学中苏格兰文学未被呈现的问题,具体包括：重新考察百余年来在大英帝国或联合王国框架下的英国文学汉译史,揭示苏格兰文学流失的情况,汉译“英国文学”中苏格兰文学隐形的历程、近20年微显的情况,对比英国的“英国文学”处理“苏格兰文学”问题,说明苏格兰文学匿迹于汉译英国文学的诸多后果；查考彭斯汉译史,还原他被销蚀了苏格兰性的情况,对比英国主流学术界和苏格兰学术界塑造的不同彭斯形象,说明汉译彭斯损失苏格兰性的客观原因,为未来汉译彭斯的苏格兰性提供思路；重新梳理司各特和拜伦作品汉译史、对比英国主流学术界和苏格兰学术界所建构的不同司各特和拜伦形象、未来司各特和拜伦的苏格兰性再现难题。该研究旨在面对未来苏格兰文学的汉译问题,包括重译英国文学经典中的苏格兰作家作品、译介“英国文学”遮蔽忽视的苏格兰经典文学以及还原再现英国文学中的苏格兰因素。

袁静^[6]（2016）在《论莫言小说中的“说书人”》文中认为在民间世俗生活及文化中的长期浸淫,对说书讲故事场景的熟稔和中国古典小说的痴迷,铸就了莫言小说的叙事精神。本文通过文本细读重点探讨古老“说书人传统”于作家创作立场、作品内容特征和叙述者言语风格三方面对莫言产生的深远影响。莫言自我定位为说书人,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立场,从民间汲取丰富驳杂、具有生命力的创作资源;小说中遍布的有灵世界来自根深蒂固的民间故事魔幻想象,及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怪力乱神”;叙述者效仿说书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姿态自由言说,于讲故事中贯穿游戏性闲聊,洋溢着生机勃勃的“小说精神”。在此意义上,莫言充分发挥叙述的力量,“复活”了说书人传统的内在精神。作为“讲故事的人”的莫言对说书人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特别是发出实际讲述动作、彰显“听故事的人”形象、模拟书场格局这三点在现代小说书写中独具一格。通过对讲故事艺术的强调和“讲故事—听故事”模式的自如应用,莫言超越故乡、历史和现实,超越本土、发现自我,实现了个性化的写作。他重新接通了与我们民族叙事传统及精神间的血脉关联,赋予“说书人”以全新的面貌和深远的意义。

彭秀坤^[7]（2015）在《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莫言小说创作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既发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体性高扬的精神,又有对其实用理性的对抗,体现出一种审美现代性追求。在创作观念上,莫言倡导的个性化写作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个性化文学思想有共通之处。他提出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和“自我写作”都强调边缘写作立场的重要性,也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独立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听从“内在自由”的叛逆写作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创作自由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其以“本我”同化万物的思想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个性化创新意识的延传。另外,莫言还提出要学习鲁迅的“自我批判”精神,主张忏悔写作,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批判自我之恶,还要有“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在人物个性精神的表现上,首先,莫言初期小说在对人物肉身与精神冲突的书写中走向了对肉身存在的关注,身体存在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倡导的“以自身为本位”的个性主义精神的完善。其次,莫言小说创作由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精神自主”转向了“肉身自主”的探索,其既表现了源自身体本能的“自主形象”扩张的积极意义与唯我式个人主义的悖谬,也隐含着对传统利己个人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滋生的忧虑;男权文化下女性被动“自主”的悲剧命运、母性扩张的神圣与压抑子女个性成长的悖谬的书写则流露出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否定;而“有价值的个性”人物肉身归宿的书写则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自由思想的反思与调控。再次,莫言小说批判了专制社会、“常人”社会和假道学思想对人物个性的压抑,“种的退化”表达了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不同的社会历史观,而身体异常者隐喻了新时期社会文化的转向;他的小说不仅展示了专制文化如何通过身体规训来实现身体与人的异化,还批判了功名文化、物欲文化和酒文化对人的异化,这也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文化批判传统的拓展。最后,莫言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自我批判精神,呼吁人的个性忏悔与个性化生存方式的构建。从个性化叙事的文体自觉意识来看,莫言小说创作既有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相似的形式创新精神,又有对其文体自觉意识的纠偏。其对文体互渗的探索体现了对五四小说私语化倾向的反拨;而叙述视角实验表现了对五四小说限知叙事的拒绝;感知化结构的运用反映了对五四小说心理化结构的补充和完善;而“言体”语言的诗性智慧与狂欢色彩则体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言心”语言的反抗。童年时期饥饿孤独的身体体验与话语压抑决定了莫言小说创作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取向,而广采博取的兼容思想、“以人为本”的利民思想和万物有灵的泛神思想等齐文化血脉对其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态度,以及传承与重构其个人主义思想与恋魅特征等都有很大影响;新时期文化生态的变化为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现实土壤,而文学主体性理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莫言小说创作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传承与重构实现了从表现“自我”到表现“自身”、从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从“拿来”到“寻根”的创作转换,这也是我国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由世纪初“重精神”向世纪末“重肉身”的身体一体化思想转型的表征。当然,这种传承与重构也带来了感性泛滥与理性约束、人物个性的转化与长篇小说结构的安排、个性表达与读者接受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远离“重精神”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会让我们变得平庸,而远离“重肉身”的莫言小说,可能会使我们忽视肉身的存在。莫言小说创作传承与重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拯救“自身”的个性化写作,对当下的个人化写作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任红红^[8]（2015）在《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文中研究指明莫言的小说以其“个性化叙事”呈现了汉民族乡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莫言的小说在多元叙事技巧的革新中,以结构和视角的不断变幻与尝试,从关注乡村世界里平凡的个体,男人、女人、婴童、青少年,到关注这个空间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这些个体的信仰和情感等,以对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文学想象和诗性的语言,发现了汉民族乡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和这里的主体——农民。小说通过个体故事的不断呈现和强化,从整体上书写了作为人类的一个群落的文化模式。因此,莫言通过短、中、长篇小说建构起来的乡村世界里的一切有其自足性,这些通过文学叙事出现在文本中的人物符号和文化因子,表征了汉民族乡村世界强有力的文化事实。论文首先将莫言的小说放置在汉民族主流文学的参照系中,通过比较研究这些作品中书写的乡村世界和莫言的人类学深描中的乡村世界,探寻莫言小说的人类学特征和表现。这一部分在系统认知和梳理文学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研究的不同范式的基础上,先确立本论文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关注的是作为人类族群之一的汉民族乡村世界里的农民的家庭伦理关系、婚姻状况、个体的成长,以及农民与动物的关系、乡村动物崇拜和他们的超自然力信仰等层面。并指出莫言小说中深描的这些地方性知识,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发现了乡村的同时发现了农民。在确立了这一研究视域之后,论文通过对多部“乡土文学”文本的细读,着重分析和系统梳理了汉民族主流文学中未被发现的乡村世界和农民,指出莫言的小说在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叙事中,走出现代性启蒙话语的书写视域,建构了自足的乡村世界独特性。其次,汉民族乡村家庭成员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莫言在几乎所有书写乡村的小说中都涉猎了这些关系。在这一部分。论文通过对莫言小说叙事中乡村世界的家庭伦理关系详细梳理的基础上,以其中的夫妻、父子、母子关系的书写为具体的研究视域,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论文深入研究了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夫妻关系。莫言小说中书写的几乎所有乡村夫妻关系的缔结仍然离不开父母包办、尽孝、传宗接代的婚姻“义理”,这种因顺从而“有序”缔结的婚姻虽然相对比较稳定。但农民夫妻间只有义理却无爱的情感关系模式,使夫妻关系在“有序”的结合和相守中潜藏着“无序”的婚外情感和家暴的普遍性,论文在梳理和研究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论文深入研究了莫言在对乡村记忆的“伦理召唤”中,通过小说呈现的父子关系的和谐与不和谐,并深入分析了造成不和谐的父子关系的深层文化原因。论文对莫言小说中深描的母子关系的研究,在和以往主流文学作品对此概念化书写和想象的对比中,认为莫言的书写将父权文化遮蔽在“深闺”的乡村母亲前置,让她们在养家、育儿的辛劳中自己言说自己.以关注人类的情怀关注这些默默无闻的母亲。论文也深入分析了小说深入细致的文学想象与虚构中显现的乡村母亲的智慧和德性的价值和意义。第三,通过对莫言多部小说地解读,研究莫言通过多部小说深描的特定年代乡村婴儿、儿童和青少年的饮食、娱乐游戏、情感、性相、人生选择等个体成长中遭遇的众多方面,系统研究了莫言小说以文学的“轻”、书写方式的“轻”,书写乡村世界里一直以来被主流文化遮蔽、没有话语权的“轻”的群体,给读者默思的空间的同时思考文化赋予这些群体的“重”。深入研究了莫言小说中这些群体被书写的独特性,和这些群体自由和不自由的生存状态和主体意识的缺失,及其中彰显的汉民族文化对这些群体成长影响的深层文化结构。第四,论文研究了莫言小说中深描的农民和动物的关系,即农民与六畜的关系和乡村动物崇拜。论文在对汉民族农耕文化和六畜关系的系统研究中,通过对莫言的小说对农民和六畜关系的深入书写和以往主流文学对此的有限想象和书写的对比研究,深入研究了莫言小说中对农民和六畜亲密关系人类学书写的独特性。此外,论文研究了莫言小说中深描的乡村动物崇拜,通过对小说中对此的想象和书写,着重研究了乡村里的蝗虫、狐狸和狼等动物在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农民却对它们有敬畏之心,因为恐惧而敬畏,因为敬畏而崇拜的文化心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主流文化尊崇周孔礼教,视儒家文化为宗教的时候,乡村里的农民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巫术思维,视动物为图腾,在乡村广阔的地域中与动物和谐相处。因此,莫言通过小说展现了乡村生态人类学的和谐图景。第五,论文研究了小说中深描的乡村世界的超自然力信仰。乡村世界里的农民不但有自己崇拜的动物图腾,而且在根深蒂固的孝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规约下,虔诚地保持着祖先崇拜。论文研究了莫言笔下以“场景再现法”完整呈现在多部小说内部的汉民族乡村世界里的祖先之灵信仰的丧葬礼仪式,以及特定的日子里祭祀祖先的各种仪式具有的浓郁传统文化色彩。莫言没有像鲁迅、茅盾、巴金、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一样仅仅书写官宦、士绅、地主家族有关祖灵祭祀的典礼和仪式,而是用人类学深描的笔法,再现了乡村世界里的普通农民的祖先之灵祭祀的丧葬礼和其他仪式。除此之外,论文系统深入的研究了莫言小说中的乡村鬼魂信仰和禁忌等其他超自然力信仰。莫言通过对乡村世界里的超自然力信仰的人类学深描,打开了走进乡村神秘信仰的大门,在被主流文化遮蔽、主流文学不屑书写的文化语境中,在各民族作家关注并书写自己民族文化的全球化文学语境中,深入展现了乡村世界的风俗与信仰。虽然莫言的小说以其不经意的追忆,以不必转换文化视角和做田野调查的便利,在小说中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做了人类学家做的对汉民族乡村世界的深描。但小说中丰富的人类学因子是在小说本身的语言、文字、故事中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的。因此,论文的最后部分研究莫言小说的独特叙事艺术和以上各部分研究内容中展现的乡村世界人类学书写的紧密契合,探寻莫言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莫言的人类学书写以其关注边缘、书写边缘和日常经验的视角和立场,为汉民族当代文学创作的范式转换做出了贡献。莫言对乡村世界的人类学深描,在全球化语境中和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各民族作家一起,建构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同时,莫言对汉民族乡村世界的书写,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语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

邱华栋^[9]（2014）在《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 ——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借助地理学的“大陆漂移”假说,评述“一战”之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新浪潮,即从欧洲波及北美洲和南美洲,进而波及亚洲直至整个世界的创新浪潮,探讨在这股创新浪潮中中国小说如何借鉴和创造性地转化拉丁美洲小说的艺术经验。小说的空间位移或地理迁移,作者称之为“小说的大陆漂移”。论文描述了“一战”以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从欧洲现代主义、美国文学的繁兴,到“拉美文学爆炸”,再至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无国界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整个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彼此勾连的文学链条。这个发展的流脉既在小说的内部显现为结构、形式、语言、文学观念的变迁,从外部看,则演绎出小说地理学式的迁移——从欧洲到美洲,最后到亚洲和非洲。纵观文学发展史,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代代的大作家树立了写作的标杆和尺度,与此同时,他们也以伟大的作品造就了文学世界的座座高峰,等待世人通过阅读去靠近,并在大师的激发下,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论文希望通过研究描述并揭示出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论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扼要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拉丁美洲文学的译介情况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概述了“一战”之后,文学创新的浪潮如何从欧洲肇始,扩展到北美、南美和亚洲,不断延伸,并形成了一股互相关联、“求新谋变”的创作潮流。这股“新浪潮”在时间上从“一战”结束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跨度近百年；空间上则形成了从欧洲到北美洲,再到拉丁美洲,进而扩展到非洲和亚洲的“大陆漂移”,比如,从卡夫卡、普鲁斯特到威廉·福克纳,再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至中国的莫言,他们之间就有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系。第一章重点论述了“拉美文学爆炸”现象前后出现的八个小说大家的作品,以及他们与欧洲文学的关系。第二章以二十个中国作家为例,详细探讨了他们所受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外来的影响,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新变,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之“亚洲文学”中的重要环节。论文的第三章着重探讨了拉丁美洲文学在21世纪这十多年来对中国产生的后续影响和更为年轻的中国作家面对拉美文学的影响所做的回应。

周婧景^[10]（2013）在《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其一,儿童阶段是人一生中语言、智力、性格和潜能开发之关键期,儿童教育成败直接关系一个民族未来的群体素质及其发展高度。其二,研究显示博物馆记忆重要而持久1,早期正面或负面的经验会继续在记忆中保存、发酵,影响受众与博物馆的长期关系,经营儿童,即经营博物馆的未来。其三,博物馆区别于家庭、学校教育机构,采用新颖活泼的教育形式,摒弃传统的空洞说教,鼓励儿童动手操作并参与探索,以“革新”的方式加入儿童教育之列,成为家庭、学校教育之延伸和补充。其四,我国约3亿儿童,儿童博物馆数量却屈指可数,一般博物馆亦较少为儿童开设专区,教育忽视儿童群体。与美国0.6亿儿童建有300余家儿童博物馆,教育从娃娃抓起,争相推出各种适合儿童的活动2,形成鲜明反差。其五,除国内实务界尚未推广儿童教育外,此领域的系统研究亦属理论界的薄弱一环。基于诸上五点原因,本研究择定开展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欲解决问题为：针对检测出的国内博物馆儿童教育现存问题对症施策。由此,一系列问题摆置面前：儿童教育内容庞杂,研究如何展开?现存问题多样,怎样科学检测?原因浮于表面,内在症结如何发掘?问题呈现纷杂,针对性的改善之策怎样寻绎?本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聚焦于博物馆儿童教育,实施分类；构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检测各类型现存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同时,再就各类型抽象出共同核心问题,寻求根本解决之道。思路为：基于博物馆儿童教育现状分析,从广义博物馆教育出发,依实践领域将儿童教育划为两类,构建起本研究论述开展之框架；经由两种类型国内、外案例解析与评估,并结合对比与讨论,窥寻影响其效益之症结,针对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并对症施策,同时归结各类儿童教育特征；将研究推至高潮,把国内两类教育“融为一炉”,试图标本兼治地提出根本问题之解决策略;最后,将实务升华至理论,完成本研究总结与前瞻。文分八章节。绪论在于阐明研究动机、意义、范围、方法及相关研究回顾与总结。第一章提出问题,为研究开展之前提,主要进行历史梳理、对象分类及现况分析。第二、三、四章分析问题。第二章进行本研究相关理论的整理及运用,归结之意不在于呈现整理结果,在乎对其巧加运用,据此科学设计本研究之方法。第三、四章施用此法,分别就博物馆两种教育类型进行深入、针对性研究与探讨。先开展问题描述；阐明案例选定因素并依此择定国内外3组计12个案例；再通过案例各要素细致解析,研究者内部评分以及问卷或访谈外部检测,并结合国内外案例对比,寻绎国内各类型所突显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同时提炼此类型共有特征。第五、六、七章解决问题,分别就检测出的国内各类型问题展开策略研究。第五、六章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现存并影响效益的问题,结合观察、问卷或访谈反馈信息,提出相应的改善之策,并构建不同类型的理想模式。第七章研究转向深入,将两类型合一,发掘根本症结,并提出解决策略——依据先贤研究成果,结合博物馆特性,尝试订立博物馆0——18岁儿童四阶段教育指南。第八章为研究成果总结与升华。从实务到理论,藉由本研究所获研究成果,凝练出具普遍意义的四大理论；就本课题未来的研究作出前瞻性思考和趋势分析。研究成果及其发现：经由国内问题案例与国外先进案例横向对比,及国内案例自身纵向比较,切实地归结出各类型各九大问题并施以对策；为科学检测问题,构建各类型评估指标体系；针对各类型核心问题,制订博物馆儿童教育指南；就博物馆儿童教育现象,凝练四大理论；参鉴国际博物馆儿童教育流变,展望博物馆儿童教育未来之路。尽管研究显示国外博物馆儿童教育现今“略胜”一筹,然,国内儿童教育亦逐步呈现发展态势,若能避己之短,互取所长,方可有效提升国内儿童教育效益。同时,依各类型属性差异,主张各类型发展采取阶段性策略。现阶段宜广泛推广儿童教育项目；新馆预留空间、老馆另辟分馆或改陈,逐步试水儿童专区；政府大力援持下,儿童博物馆从个别试点起步。

二、汪洋恣肆的雄风──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艺术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汪洋恣肆的雄风──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艺术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2）论新世纪德语文学的叙事格调与审美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3）莫言作品在日本的译介 ——基于文化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作为游戏的小说—王小波小说艺术论（论文提纲范文）

（5）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莫言小说中的“说书人”（论文提纲范文）

（7）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9）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 ——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10）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汪洋恣肆的雄风──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艺术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2]论新世纪德语文学的叙事格调与审美取向[J]. 张帆,李双志. 当代外国文学, 2018(04)
• [3]莫言作品在日本的译介 ——基于文化语境的考察[D]. 朱芬.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作为游戏的小说—王小波小说艺术论[D]. 陈秋丽. 吉林大学, 2016(08)
• [5]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D]. 宋达.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12)
• [6]论莫言小说中的“说书人”[D]. 袁静. 苏州大学, 2016(02)
• [7]莫言小说创作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研究[D]. 彭秀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15(12)
• [8]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D]. 任红红. 兰州大学, 2015(01)
• [9]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 ——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D]. 邱华栋. 武汉大学, 2014(12)
• [10]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D]. 周婧景. 复旦大学,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