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

一、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罗长青^[1]（2021）在《作为方法：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民族视角》文中提出已有的生态小说研究,"生态"和"民族"两个概念并不孤立。介绍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意识,或者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态书写其实并不鲜见。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如杨海涛《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1]、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的一种综观》[2]、王静《人与自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3]等。尽管如此,

周燕^[2]（2021）在《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新时期云南哈尼族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批评是一种有责任感和道义的文学批评,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生态批评中饱含着对人类生存危机、人类未来的关注。哈尼族作家的生态写作是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其生态写作中所反映的问题既是民族地区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是全人类生态危机的缩影。本文从生态角度分析自新时期以来的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哥布、黄雁、郎确、艾吉、莫独、陈曦等的文学作品,并对他们作品中生态思想的来源加以分析和追溯。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浅析哈尼族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生态忧思。首先,是关于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所产生的动物生存困境、植被森林被破坏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忧虑;其次,对生态危机导致的人类精神危机的隐忧。第二章,追溯哈尼族作家生态思想的来源,大致分为三个方面:民间文学中生态思想的传承、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作家个人经历。第三章,追寻哈尼族作家生态价值观的终极关怀和意义。从生态批评出发,一方面,哈尼族作家生态写作的价值在于:告诫人们反思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跨越式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哈尼族作家生态写作的最终意义在于:以小见大,民族地区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是全人类生态危机的缩影。作家们呼吁人们对人类生存、人类未来的关注,回归长久以来被人们当成背景的自然;寻回在自然危机中,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被消解的诗意情趣,守护心中那片圣洁的真诚,那片葱茏的诗意。文章结语部分,从文学角度、人类生存角度以及当下社会问题三个角度,对哈尼族作家的生态写作进行总结。对于文学而言,亟需重振自然之维;对于人类生存而言,需要寻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对于2020年这特殊的一年,生态文学写作带给我们反思,思考生态伦理关系的重构;展望未来,人类应该走入生态文明这一崭新的时代。

付玉琪^[3]（2021）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着人们的生存焦虑,各种现代科学的治理方案却未能立竿见影。因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在精神领域探索疗救的重要路径。生态批评超越了国家、地区、种族的界限,在当今全球化态势愈加明确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批评的东西方对话趋势逐渐突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寻求跨文化的生态文明事业的共赢。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关注儿童生存的具体文化语境,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童年生态问题的救治。尽管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但是运用生态批评方法论对整个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出系统化梳理和研究的着作尚未出现。因而本论文将社会性的生态问题与个体精神疗救相结合,探寻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识的嬗变规律,概览生态童年的特征,进而试图建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生态整体主义赋予了“自然”与“人”同等的独立审美地位,它不再是抒情工具与征服对象,能够以其自身特有的美质吸引读者,并塑造他们独特的童年经历与生命体认。受到社会文化与儿童“野性”思维的双重规约,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童年建构由“非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童年精神也经历了由“家园意识”、“荒野意识”到“星球意识”的发展,并且逐渐带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以及“生命写作”的文学内涵。!生态童年建构始终贴近童年生活现实,同时勾连起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人类历史与宇宙历史,从而将儿童生命的自我实现置于更加广阔的“自然”空间。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或将能够积极推动中国童年研究、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更新,以及社会生态文明事业。

郭靖宣^[4]（2020）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且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以其独特的风格盘踞重地,并自成体系。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北方三个较为独特的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习惯称“三少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即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作为草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下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对我国七十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同时对“三少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了总括;第二章“三少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对三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是第三章“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对这三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述介;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重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整体概况的总结和问题查摆。

章玉茹^[5]（2020）在《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文中提出山水自然是山地民族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之一,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山水自然相关的独具特色的山神信仰体系。笔者所言之山神,究其本质是对山体、山中的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人格化,是超自然力量的高级形态。山神信仰研究将“山神”这一形象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关注人们对自然的感知,梳理原始宗教中的山神信仰体系及其祭祀仪式,并经由“山神”这一符号来窥探特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能够为我们理解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生态行为及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重要视阈,对于丰富我国西南民族山神信仰研究个案及民族地区山水自然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这也是对传统生态观念现代性转型认识的延伸,能够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区域文化价值提升。从广义上说,山神信仰的范围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信,即指一种具有人格但没有形象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它是模糊不清、隐隐莫测的,所以人们总是将它与具体的自然事物和力量相联系,这种神秘力量是山神观念的最初形态。其二是对掌管山中一切事务的神灵的崇信,即既有人格,又有形象（如人形、动物形等）、神性和司职的山神。本文选取的田野点为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乡,其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腹地的老君山地区,以神奇壮丽的丹霞地貌,错落有致的高山湖泊着称,拥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居住在当地的傈僳人认为,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充满神灵的,日、月、山、川、河、流、树木等等,都幻化为“尼”（ni31）,他们主宰不同的生命,发挥不同的功能,而“米司尼”（mi33 s（?）33 ni31）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并且决定着人的吉凶祸福。当地傈僳族居民生活在这样人神共场的场域空间,衍生出一套山神信仰下的山水自然互动行为和生存哲学,人们通过“尼”（ni31）的祭祀仪式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因之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规训与护林制度,指导其生态行为。文章旨在以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对山水自然的“感知——敬畏——信仰——规范”为线索追溯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串联起傈僳族与山水的认知和互动行为,探究其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内涵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导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包括四个章节。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资料收集方法,同时对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进行系统梳理。第一章介绍了黎明乡的文化生态背景、历史、生计与族群以及田野点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叙述的是傈僳族对自然的感知及人神共享的空间观,着重对以老君山为载体的宗教文化与山神信仰体系进行研究。此部分以神话传说与口头文学作品中的山水自然为导入,梳理人们对山体、山中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譬如米司山神、水火沟壑、动植物、天体自然、山中神秘力量等。第三章从傈僳族氏族图腾入手,对生命溯源的伦理观进行描述和分析,梳理与人生礼仪相关的祭祀仪式,概括与分析傈僳族山神祭祀活动与生命认知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中蕴含的生态观念。第四章探究傈僳族道法自然的生产观,他们依据不同的海拔居于山,农具获取于山,生产于山,采集医药于山,并依据花开花落、候鸟回归、草木枯荣等规律性的自然变化记录时间,安排生产活动。对他们依据不同海拔生产、居住与祭祀仪式中所体现的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与护林制度进行研究梳理,探讨其生态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山地民族傈僳族的传统生态观念及其现代转型,认为在傈僳族传统宗教信仰中将对米司山神的崇拜置于突出地位,而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同源生命体之观念是傈僳族先民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思想根源之一,体现了傈僳族先民在漫漫岁月中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得出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经验,这种传统的生态观念为黎明地区的傈僳族世代继承,并指导其生态行为,形成坚实的生态自觉性,使今天的黎明成为众人向往的生态园区。这些传统生态观念在现代社会亦将有益于推进山地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菁竹^[6]（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提出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哈司依提·艾迪艾木^[7]（2020）在《中国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研究 ——以12个民族的爱情叙事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民间叙事诗是我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主要门类之一,其中的爱情叙事诗在各民族民间叙事诗中,是数量繁多、形式优美、篇幅较长、传播率极广、艺术感染力较高的叙事诗类型。民间爱情叙事诗与人民的生活、节日、民俗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承载着他们的生产生活、伦理道德、爱情婚姻、价值取向、道德追求等,结构形式完整,艺术手法比较成熟。许多民间爱情叙事诗在今天仍然流传,而且被改编成其他种类的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对各民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素材。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运用文学、人类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民间爱情叙事诗进行叙事研究,分析其叙事结构,叙事手法、叙事程式、叙事时空与叙事原型。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绪论部分研究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定义、分类、题材来源以及各民族民间爱情叙事诗的相互影响。同时,从多元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我国民间爱情叙事诗的价值进行阐述。最后简要评析民间爱情叙事诗的研究现状,指出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和方法。正文有五章,具体如下:第二章为爱情叙事诗的叙事结构。本文运用法国学者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行动元模式、叙事程序和符号矩阵等叙事理论,通过分析各民族代表性爱情叙事诗文本共有各种要素及其关系,找出它们的普遍叙事结构模式,在此基础上发掘其叙事不变的深层结构,探讨其背后意义的形成。第三章着重探讨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手法。首先分析爱情叙事诗的两种叙事文体类型及其说唱特征,指出韵散相间爱情叙事诗中韵文的特征和作用,并从叙事学角度探讨其在转换叙事视角、调节叙事节奏、丰富叙事方式、完善故事情节及塑造人物形象等重要的叙事功能。其次对爱情叙事诗的问答式叙事手段进行分类,分析爱情叙事诗中常见的叙事传统。第三,通过探讨爱情叙事诗中的序歌和尾歌等非情节类诗歌的特点及作用,指出它们是在叙事诗开篇和结尾的有效叙事技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爱情叙事诗的叙事活动本是一种传统,是一种歌手和听众的交流互动模式。第四章研究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程式。叙事程式是爱情叙事诗得以长期传承的载体。它增强了民间叙事诗传承的系统性和稳固性。本文采用口头程式理论,通过探讨其中的词语程式、句法程式、主题程式以及引导性程式等程式,初步认定爱情叙事诗是一种具有程式化特点的口头叙事,并指出这些叙事程式是在各民族民间爱情叙事诗演唱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的叙事规律和方式,在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传统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五章研究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时空。在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中,时空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本章从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入手,对民间爱情叙事诗的时序、时距、叙事频率、叙事空间类型特点及其象征意义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阐明民间爱情叙事诗与成年仪式的渊源关系。第六章研究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原型。论文在前四章的基础上,运用原型理论及人类学相关的理论,在“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阶段中,对民间爱情叙事诗与成年仪式进行并行对比,阐述民间爱情叙事诗与成年仪式的原型关系,展现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历史脉络,籍此揭示出仪式和口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最后为结语部分,总括全文的主要内容,认为民间爱情叙事诗具有程式化叙事诗特点,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叙事程式来自于口头叙事传统,二是取决于其叙事原型。

杜璐^[8]（2020）在《“民族志”书写：阿来的作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阿来对藏地的书写,是以藏地文化变迁为主轴,突出对藏地文学真实性的追寻,对“有生命的共同体”的祈愿,对藏地现代性的反思等,这也因此具有了“民族志”的性质。虽有学者介入此话题,却留有较大延伸空间。正因为如此,笔者借鉴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序,细读阿来的小说以及其他作品,呈现藏民族从古至今的社会文化变迁史,并从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深描阿来民族志书写的情感追求,从中揭示作品体现的独特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具体如下:第一章:“民族志”书写的文本呈现。王铭铭认为民族志创作者对社会文化的表述离不开基于三种关系的阐释。纵观阿来的文学创作,发现有部分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具有民族志的特征和价值。以时间为序,主要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佛）三个维度为切入点,探寻阿来对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地理风物、价值观念、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的动态呈现。作者把这些文化素材或以文化背景融入作品,或以文化片段的形式直接插入作品中,使作品具有了民族志般的文化记忆功能。第二章:“民族志”书写的情感理路。从追求藏地文学“真实性”、消除民族隔阂以构建“有生命的共同体”以及现代性反思等角度阐释阿来民族志书写的情感追寻。面对藏地文学市场上存在的文化误读现象,阿来期望以自己的创作实现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他借鉴人类学的写作方式,在“田野归去来”间积累真实的写作素材,并以主客位相结合的视角客观地对其进行解读,从而避免了文化误读。唯有消灭文化误读,正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才能对外实现与不同民族间的沟通、交流,从而构建“有生命的共同体”,并从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中实现对本民族内部的现代性反思。第三章:对阿来“民族志”书写的反思。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使作家们开始借用其他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观念,以期重塑文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阿来以阿坝嘉绒和甘孜康巴为叙述空间,追溯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并以发展的眼光记录下地域民族文化的变迁,实现了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深描。他又不仅仅沉醉于对地方和民族的表现,而是以此为窗口,从特殊走向普遍,使其作品深具人类性关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以及对藏民族社会文化从古到今的历时性叙述进一步丰富了藏族文学的表现维度。当然,其民族志书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如:由于阿来本人对教职人员的质疑和不信教的价值取向导致其作品对宗教内在精神的揭示不够,对史料的过度引用造成其部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失衡。

任燕青^[9]（2019）在《论社树的历史习俗及生态文化意义》文中提出中国的树木崇拜源远流长,其中社树的习俗最为典型,本文回溯梳理社树的习俗及历史,阐释其文化意义,论证民俗的文化传统对当今生态文化建构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社树是远古山林崇拜在礼乐制度与民间风俗中展演的印记,它的习俗浸透了生态和谐的理想。研究表明,首先,社树的存续与文化意义与社的体系密不可分。社坛植树的形制,是对上古以山林为社祀场所的模仿。社树习俗渗透农耕社会的生态意识,体现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自然馈赠的感恩。其次,社树是民俗符号,承载了故园、丰产与福禄的意义。社树始于树木图腾崇拜,同世界许多民族的树木崇拜一样,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挥协调作用。最后,社树的习俗源于各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实践,体现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文化精神。社树将自然之美、人文之意和社会情感寓于一体,充满了古老而常新的生态智慧。总之,古代中国的社树崇拜,经由国家制度推行,与民间社会力量携手打造,以制度、习俗的形式传承延续,持续地协调自然、社会、文化三者关系。其中,观念的引导和支撑,制度的保障,习俗行为或操演,互为彼此,综合发挥着作用。这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多启示意义。

袁飘^[10]（2019）在《诗意与危机 ——夏曼·蓝波安的生态叙事与文化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台湾海洋文学代言人的夏曼·蓝波安,于90年代初进入文坛,此后迸发出非凡的创作力和持续的影响力,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受到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本文以“生态叙事和文化建构”为支撑,以夏曼的个人经历和台湾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探索夏曼的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生态危机之间的关联。第一章主要以“文学生态位”为切入点,分析“童年生境与历史记忆”、“传统信仰与地域文化”和“社会运动与文学思潮”对夏曼创作的影响。第二章着重讨论“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在夏曼作品中的危机主题呈现。第三章从“原生态”叙事、“主体间性”叙事和“边缘人”叙事形象三个方面,探讨夏曼作品的生态叙事策略。通过以上研究,揭示夏曼作品中的诗意自然与现实危机,进一步肯定夏曼作品的文学历史意义与生态美学价值。

二、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作为方法：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民族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新时期云南哈尼族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3）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5）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研究 ——以12个民族的爱情叙事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民族志”书写：阿来的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社树的历史习俗及生态文化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0）诗意与危机 ——夏曼·蓝波安的生态叙事与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作为方法：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民族视角[J]. 罗长青. 创作评谭, 2021(05)
• [2]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新时期云南哈尼族文学[D]. 周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D]. 付玉琪. 兰州大学, 2021(09)
• [4]“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D]. 郭靖宣.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5]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D]. 章玉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6]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中国民间爱情叙事诗的叙事研究 ——以12个民族的爱情叙事诗为中心[D]. 哈司依提·艾迪艾木. 新疆大学, 2020(06)
• [8]“民族志”书写：阿来的作品研究[D]. 杜璐. 西南大学, 2020(01)
• [9]论社树的历史习俗及生态文化意义[D]. 任燕青.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10]诗意与危机 ——夏曼·蓝波安的生态叙事与文化建构[D]. 袁飘.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