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评论与新闻评论的渊源

一、司马迁的史评与新闻评论的起源（论文文献综述）

吴文杰^[1]（2021）在《知识社会史视野下元代史论着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汤振^[2]（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马科^[3]（2020）在《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之比较》文中认为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初创时期,出现了一批中国史学史专着。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便产生于此时期,是为国外“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多得之着作,代表了该时期日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水准。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则出版于20世纪末,“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压轴之作。”在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二者都是中国史学史通史着作,但在许多方面差异甚大。撰述指导思想上,内藤湖南以文化史观为指导,瞿林东则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在撰述旨趣上,瞿林东以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为己任,发掘史学理论,揭示史学全貌、史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内藤湖南则因为身份原因,着述有为满足自己学术需要、为本国政治服务的色彩;在史书内容及形式上,内藤湖南着作呈现出粗疏草创的特点,而瞿林东着作呈现出精心结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史文特点、结构设计、史学史分期、内容广度与深度等方面。通过系统比较,既可以凸显各自特点,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又能大致看到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历程,同时还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冯秀娟^[4]（2020）在《韩玉珊史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20世纪的美籍华裔汉学家,韩玉珊治学涉足众多领域,在教育学、哲学和史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是一个很博学的学者。韩氏于1929年获得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30年代返回中国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居沪期间,在中国的教育专刊上发表了很多有关宗教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文章,同时在一些教育组织担任相关职务,并参加一些社会性乃至国际性活动。40年代再次赴美并长期在美定居,期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写作了多篇史学评论文章,内容涉及到古代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对这些书评的阅读和分析是全面研究韩氏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史学方面,韩氏尤以《中国史学纲要》的撰写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此书是继查尔斯·席德尼·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中国传统史学》之后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史学进行通史性研究的第二本着作,书中从多方面对中国史学的理论性问题进行了论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观点上相比于前者都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如关于历史学家角色和地位的论述、对地理方志类作品的说明和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批判问题的观点。至今在中国国内没有中译本翻译出版。本文从韩氏生平事略、《中国史学纲要》研究和其史学书评三个部分展开。在写作第二部分时,主要从其撰述背景、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和史学论述进行论述。对韩玉珊个人生平和学术成就的系统梳理,尤其是对其《中国史学纲要》的探讨和分析之于我们全面认识韩氏的一生以及20世纪中期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亦或许能为国内的史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李鑫^[5]（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杜雷^[6]（2019）在《许冠三史学研究》文中指出许冠三是香港地区少数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史学家。1942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毕业,1949年初到达中国台北,当年末转赴香港,此后数十年一直在香港从事社会活动和史学理论研究。1974年至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退休后旅居美国。许冠三一生着述丰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翻译、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尤以历史学为多,偏重于史学理论研究。1958-1959年,许冠三在借鉴西方分析哲学、梁启超“新史学”的基础上,撰成《史学与史学方法》,以逻辑分析研究史学理论,名噪一时。1960至1970年代,许冠三游学美英,史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逻辑分析变而为推崇中国传统史学,撰出《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等多部古代史学理论着作。《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专门研究刘知几的“实录”精神,是该领域的重要着作。1986年、1988年又先后出版《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从学派角度建构“新史学”系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近代史学史着作。在史学方法领域,许冠三一生致力于“多元史络分析法”的研究与完善,直到1996年的《大（活）史学答问》方有定论。该法经历三次变化,最终将史学置于所有人文科学之中,又希望这些人文科学为史学所用,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作用,不啻为跨学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对许冠三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港台史学、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的不断进步,有一定的价值。

李明奎^[7]（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赵轩^[8]（2019）在《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文中提出本文主要关注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思潮起伏,研究时段是从中国电影批评最早发端一直延续到左翼影评集体亮相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急于融入世界潮流的社会功利倾向;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国人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而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也不断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本文即着力观照上述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研究内容将涉及文化整合、民族意识、威权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电影舶来中国之时,适逢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晚清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多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但各色思潮在老旧中国落地的过程几近必然地交织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蛮横与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懦弱,这令救亡图存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较之西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有两点不同,一是“救亡压倒启蒙”,使得思想界过度关注物质追求与权力宰制,显现出较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二是“启蒙成了唯一的救亡”,使得国人在潜意识中认同了“文明等级论”等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简单地将东西文化比附于新旧文化,进而促成了极端的“西化”倾向。这为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渲染了精神底色。同时,基于救亡图存而不断显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文以载道”等传统文脉的无意识固守,也均参与到了上述思潮的流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具体分成以下几个板块。绪论——系统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前期研究成果,以及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特征。第一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在梳理早期电影批评的思想史语境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早期电影批评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承继与变奏,具体着眼于“影戏话”等早期批评文本所显现出的传统诗话“缘情遣兴”之思维,以及潜隐于现代性震撼体验之后的“文以载道”的批评观。第二章——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主要关注早期电影批评中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西学中源”意识、影戏说的“中体西用”意识,以及卢梦殊主编《银星》杂志鼓吹之“新英雄主义”影剧观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改造。第三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意识。着力于梳理“国片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电影”运动、辱华电影抗议事件中所渗透之力避欧化、国民性批判以及民族国家（nation）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达成民族认同的过程。第四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关注早期电影评论中对电影的娱乐属性与教化属性的交锋,涉及商业娱乐电影、教育电影运动以及电检制度创设伊始电影评论围绕上述话题所做的讨论,对于类型叙事、电影宣教以及国民党文艺政策做思潮上的厘清。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文始终观照文化整合、民族意识、权威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对影人批评、学人批评、报人批评和大众批评等各种批评模式的话语取向做出归纳,对商业话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以及市民话语在多个问题上的表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期勾勒一段历史思潮的真实面貌。在上述板块的讨论中,仰仗于当前大量民国期刊电子数据库的广泛建立,本文借助更为快捷和相对完备的史料搜集,重新考证了“影戏源流中土”理念的滥觞、电影“第八艺术论”的译介过程、《银星》杂志“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理论渊源、《电影月刊》“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外部政治环境,清华“丄社事件”的前后因由。同时,本文从思潮史的角度审视早期“影戏话”对传统“诗话”思维的承继,“国片复兴运动”对晚清以降“实业救国”理念的延续,以及“高台教化”文艺理念在“电影教育运动”中的显影与变奏。进而,本文以新史料的挖掘与新视角的选取体现了创新意识,并希望借助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宋世瑞^[9]（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王波^[10]（2017）在《《左传》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成熟最早的一部叙事作品,其在经学、史学以及文学方面取得的成果代表了先秦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左传》所取得的文学成果,对后代作品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特别作为一部叙事文学,对同样以叙事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小说来说,《左传》是滋养其萌芽、发展乃至成熟的一片沃土。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艺术技巧,都是古代小说思想和艺术的渊薮。尤其是取材于《左传》的《东周列国志》,研究《左传》对它的影响,能够更清晰地辨识中国古代文学从史传到小说这一发展路径,对于追溯小说发展的源头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左传》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第一部分,分析《左传》中的小说因素,并探究其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先秦时期史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身份特征决定了,文中多记录有鬼神、梦兆、预言等成分,这些虚构的因素为《东周列国志》所继承;另一方面由于当时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史料的缺乏,造成了《左传》中某些情节的虚拟,这为《东周列国志》演绎历史时作者遥体人情,代人物发言,虚构情节提供了借鉴。第二部分,从思想方面研究《左传》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左传》是春秋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不同于春秋战国诸子着书立说,招徒讲学,左氏“以史为鸣”,通过记录历史,来表达自己仁政爱民和任贤图治的思想主张。这对自小就耳濡目染儒家文化,并饱含深切忧患意识的冯梦龙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部分,从艺术手法方面研究《左传》对《东周列国志》影响。《左传》是一部成熟的编年体叙事巨着,它不仅为《东周列国志》提供了故事原型、人物群像、历史框架,而且其叙述人物、故事、战争的艺术手法为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范式和借鉴。第四部分,从创作理念方面探究《左传》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中国史学发达,受史官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也形成了崇尚真实的审美传统。《左传》是一部信史,左氏“秉笔直书”创作理念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求实”的审美倾向无疑有着深刻影响。冯梦龙秉持着“羽翼信史”态度,将《东周列国志》引向了一条求实补史的道路;其作蕴含的教化思想也受到了《左传》“惩恶劝善”思想的影响。

二、司马迁的史评与新闻评论的起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司马迁的史评与新闻评论的起源（论文提纲范文）

（2）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4）韩玉珊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6）许冠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8）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左传》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司马迁的史评与新闻评论的起源（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社会史视野下元代史论着作研究[D]. 吴文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之比较[D]. 马科.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韩玉珊史学研究[D]. 冯秀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许冠三史学研究[D]. 杜雷.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7]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8]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D]. 赵轩. 上海大学, 2019(02)
•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左传》对《东周列国志》的影响研究[D]. 王波. 西北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