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芙蓉》民间情歌——兼论人间情歌

一、“清水芙蓉”的民间情歌——兼论文人情歌（论文文献综述）

韩丽梅^[1]（2019）在《《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文中提出在上海1930年代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大众文化刊物《时代漫画》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1934年1月的创刊号,一增再增,累计印数一万本,在当时一般刊物两千本的发行量,可谓数量可观。本文以《时代漫画》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定位于“文学旨趣研究”,在整理《时代漫画》漫画漫文的基础上,择取主题叙事、创作品格、精神诉求、文学论争、审美趣味等典型论题进行探讨,依次考察其在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现代市场化以及图像普及中的具象形式,透视1930年代文学思潮与政治动荡,凸显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内容与情绪。第一部分关注《时代漫画》中漫画的主题叙事。1930年代中国文坛,尤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宏大叙事的对比下,漫画漫文显得无聊与空虚,但当摒弃了那些浅薄的、肉欲的、追求简单视觉刺激的内容之后,《时代漫画》在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时事纪实、大众媒介的社会批判、摩登都市的镜像传播与民生疾苦的勾勒窥探等方面建构了主题论域。《时代漫画》所表现的社会内容与情绪是1930年代所独有的,无论是政治讽刺还是社会讽刺,其背后无不隐含着一种强烈的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了拯救现世的民族情绪,也包含了讽喻现实的市民情感,抵御外辱、内反独裁、讽喻现实是作家们无法回避的主体意识。第二部分着重考察《时代漫画》中漫文的创作品格。本章系统梳理刊物的创作实绩,侧重分析漫文文本的内容与风格。根据作家的文学主张以及创作情况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林语堂、邵洵美等论语派作家,包括姚颖、黄嘉音、徐訏、胡徇遒、海戈、曾迭、岂凡、钱仁康、何容等;二是《时代漫画》培育的“新”作家,有荆有麟、张文元、徐心芹、黄震遐、陈了平、洪鹄、江风侠等;三是以漫画家的身份广泛译介漫画理论、漫画作品,并创作漫文的作家,如王敦庆、陈静生、蓝蔚邦等。尽管他们对“幽默”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机智风趣（徐訏）,有的尖锐犀利（荆有麟）,有的批判鞭挞（黄嘉音）,有的悲天悯人（张文元）,有的轻松诙谐（王敦庆）,但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鲜质素。第三部分集中讨论《时代漫画》的创编思想与精神诉求。在前两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主要对幕后老板——邵洵美的寻美之路进行梳理,对其编辑理念与办刊实践进行探讨。邵洵美留学西方,受西方现代艺术气息的影响较重,在编辑画报时始终脱离不了唯美主义的理想化追求,开创了我国现代期刊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邵洵美不仅在《时代漫画》创刊、资金投入、复刊发行中发挥巨大作用,并对其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刊物高举幽默大旗,走在贴近大众、出版创新的道路上。第四部分关注《时代漫画》的文学理念与论争。《时代漫画》是邵洵美、林语堂等文人宣扬文学理念的重要舞台,通过梳理确认,邵洵美所发表的三篇文章与汪子美刊登的两幅漫画均与邵鲁之争有关,其对于考辨二者交恶的前因后果,全面展示这一公案的整体过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徐志摩与邵洵美等新月同人,矢志追随崇尚唯美主义的诗观,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源自欧美的文艺观念,附着有绅士气、贵族气,与当时“为人生”的主流文学思潮相去甚远,因而走向对立。第五部分评析《时代漫画》摄影插图的美学趣味。《时代漫画》体现了1930年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吸收与发展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想,表现出对现代艺术的宝贵探索,同时将先锋派艺术形式运用到本土化的表现实践中,呈现出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继承与超越。以张光宇和《时代漫画》为中心的漫画群体被称为“时代派”,其创作中的立体主义倾向体现了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语言特点的共时性显现,与西方立体主义历史性发展形成了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移植和借鉴的独特对话方式。1930年代正值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与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时代漫画》在思想生产上又受到上海摩登话语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刊物以其绝对的杂志平台集结了当时一批上海有影响的画家与作家,实现了漫画与漫文的互动表达。尽管它的发展不能涵盖上海所有现代期刊的全貌,其讨论也不能替代其他文学期刊的探讨,但是海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化海派文化的研究就理应回到原初的场景中进行挖掘,否则,任何的定语都将是不确定的定语。

任明^[2]（2018）在《魏晋南北朝思妇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妇诗的发展自《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之后,在魏晋南北朝迎来了创作的兴盛期。思妇诗的起源较早,但目前学界对思妇诗的定义还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我们认为思妇诗应该具备三个要素:明确的女性抒情主人公、明确的思念对象和以思念为主的情感基调。《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在思妇形象的塑造、意象和题材的选取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思妇诗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思妇诗大量涌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受儒学衰微的影响,儒家传统礼教的统治地位逐渐发生松动,女性意识渐渐觉醒,女性积极追求个体的独立;受重情风尚的影响,士人逐渐重视女性的情感世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魏晋留守妇女群体使诗人们能够直接从现实中取材,通过思妇诗的创作来描写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魏晋南北朝思妇诗的主题主要包括思君和劝归两个方面。思君主题主要表现在抒情主人公的情感特征上,劝归主题主要表现在对容颜易逝的担忧。从意象分析,魏晋南朝思妇诗使用了明月、高楼等主要意象,还使用了动物和植物意象。通过动物意象抒发思妇对爱情的美好愿望,表明思妇对时序变化的感悟,通过植物意象来象征思妇的命运和地位、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她们的生命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跨度大,思妇诗的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曹魏时期的思妇诗风格古朴,情感含蓄,两晋时期思妇诗多拟作,诗风渐趋繁缛,南朝思妇诗数量最多,受到宫体诗创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思妇身份逐渐从市井走向宫廷,诗人在表现思妇情感的同时开始关注她们的神态和饰物,北朝思妇诗数量较少,与南朝思妇诗不同,北朝思妇诗情感直率又不失雄健之气,同时北朝诗人也积极学习南朝思妇诗的长处并加以吸收。除了男性作家笔下的思妇诗以外,魏晋南北朝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诗人创作的思妇诗也很有特点,开创了“盘中诗”和“回文诗”两种思妇诗的新形式,对思妇诗常用意象的内涵也有所开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中也描写了思妇形象,民歌中的思妇诗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且多用双关隐语。思妇诗的大量出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思妇这一群体的普遍关注。通过不断的探索,魏晋南北朝思妇诗在人物形象塑造,意象的选用和情感的描写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为后世思妇诗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对唐代的闺怨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虹岩^[3]（2017）在《刘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朝宋,又称刘宋,指从公元420年刘氏代晋、至公元479年萧齐建国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区别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称南朝宋为“刘宋”。本文以刘宋文人及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刘宋文学进行宏观考量与微观探查,主要探讨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刘宋文人的文学交游,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格,文学观念及影响等问题。具体言之:第一章主要讨论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本文第一次对刘宋皇族生活及其对刘宋文学繁荣的重要作用,予以具体的探讨。刘宋皇族以文士身份为荣,其习文尚文既是对文学的爱好,也是欲跻身风雅的姿态。宴游从驾,推动应制文学的创作;招聚文士,文义赏会,催生同题诗文的产生;设立文学部,因文才而选擢官员,使文才成为华族延誉、素族进入仕路的阶梯,促进社会评价体系中以文为尚尺度的形成。第二章主要探讨家门氏族与刘宋文人地理的分布。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作者里贯地理文学的分布进行研究,指出家门氏族对刘宋文学地理分布的重要影响。从区域文人群落来看,作者较多的群落,是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邪临沂王氏、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从区域内作品数量来看,仅仅依靠家门氏族的文化普及还不够,更多依靠的则是在家门文化普及基础上子弟对文义的爱好与禀赋。主要以“三谢”、鲍照、何承天、颜延之等文士为典型,论述其在陈郡、东海、琅邪成为作品数量大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予以整体关注。刘宋时期文学交游以赠答诗、连句诗、书、记、铭、诔等文体,最为常见,几种文体之中,又以赠答诗遗存最多。研究中关注文学交游背景的描述,比如颜延之、谢灵运的文学往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谢灵运、谢惠连的游处,与谢灵运的人生走向有所联络;谢灵运、范泰的交流,基于二人对佛理的钻研;鲍照与惠休的唱和,缘于同侪知音的关系。论述中还关注那些易于为人所忽略却又对文学交游产生影响的一些细节,尽量客观地剖析研究对象。比如文字往来的款密、双方称谓的变化、双方交游时间的存续,这些都可以投射出文人之间的交往程度,尤其,研究中还紧密联系历史地理予以考证,探究地理位置对作品创作、文学交游的影响。这些,常常是作品创作及文学交游发生、完成的决定因素。这,亦是本章的创新之处。第四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审美风格。刘宋文学的价值体现于其对前代的嬗变,后世的沾溉。首先,对山水娱情与刘宋山水文学的新境界予以阐发,指出山水是文人朝隐嘉遁的乐游所在,模山范水的天然境界是刘宋文学的新境界。其次,阐述趣尚唯美与刘宋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包括文辞华丽之美、声律和谐之美及文体创获之美。再次,阐述笃好风雅与《世说新语》的创作。第五章主要论述刘宋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影响。阐释了刘宋文人在理论言说与创作实践中体现出的文体意识、尚古思想及后世对刘宋文学成就的宗尚与嬗变。要之,刘宋文学是南朝文学的滥觞,前承晋世,颇多发轫,后启梁陈唐宋,亦多沾溉。通观刘宋文学的发展,首先与皇族的关系密不可分,其次与魏晋南北朝家门氏族、门阀士族之间又有着血脉亲缘。刘宋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群体性特征,这表现于文学地理分布,亦关乎家门氏族的影响;文学的集团化,诸如皇族、僧侣、家门氏族等等皆有表现;文人生活上,药、酒、佛,都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着影响。刘宋文人有一些同题作品,连句诗,三月三诗,七夕诗,冬至诗,景阳楼诗,蒜山诗,过张良庙诗,华林园赋,北伐诗,等等,都有从驾同游或者文义赏会的痕迹,体现了刘宋文学创作上的群体性。刘宋时期文学的创作与审美皆有着嬗变,主要体现在山水文学、唯美追求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刘宋时期文学对唯美的追求及其形式主义与刘宋时期的豪奢之风密不可分。小说创作中,亦体现出对风雅的笃好。《世说新语》以对文人才学、容止、文学、风度等等的白描与记录,投射出对昔日文人风貌的追慕;《光世音记》等,主要辑录的是佛家故事,是刘宋文人重视佛理时尚的表现,亦是对当下文人风采的某种投射。刘宋文论,并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篇章,所能窥之者只能求索于零散分布的文学作品,这是遗憾之处。

杨毅^[4]（2015）在《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侗族大歌,侗族民间称为“嘎老”,是流传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的一种具有强烈地域性和浓郁原生性的民族音乐。自20世纪50年代侗族大歌被音乐工作者发现以来,侗族大歌就以其无伴奏自然和声的音乐魅力而逐渐为世人所熟知。侗族大歌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民间进入主流文化关注视野的60年,也是侗族大歌文化场域发生剧烈变动的6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的带动,现代传播的带动,他者视角的介入,以及社区环境的变迁,对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侗族大歌的传播使得这种独特的地域音乐获得了他者认同,展示了侗族文化的特有魅力；另一方面,他者视角的介入也改变了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社区音乐的评价标准。而地方政府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筹划,更使侗族大歌从自足自为的族群文化,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标识和符号。侗族大歌在现代语境中的传承保护,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文化场域变动。从微观的层面来看,这种文化场域的变动可能只是某种传承方式的变化,而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文化场域的变动其实是侗族这个族群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向。因此,从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侗族大歌的整体考察,为它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探求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显然有着现实意义。除去绪论和结论,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简要介绍了侗族大歌的分布地域,并对侗族大歌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及对侗族大歌的文化地理学因素、依生的民间习俗及其审美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侗族大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历史文献的梳理；此外,还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了必要的交代。第一章论述侗族大歌的发展演变。对侗族大歌的地域分布、历史形态、发展态势、未来趋向予以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解析。尤其注重从大歌所处的空间状态中去探寻其区域结构和人文特征。并将其还原到侗族族源与侗歌起源的历史叙事中,从而揭示了侗族大歌当下传承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语言环境与“文化自觉意识”的丧失、传承结构的断层、生态空间的破坏。第二章论述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本章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展演环境四个层面对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阐述。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是侗族大歌存续的核心基因之一。脱离具体生息环境的形式化、抽象化、概念化的侗族大歌,实际上已经在慢慢丧失其艺术生长和发展的土壤。保护侗族大歌最首要的是保持其生态环境的整体存在。第三章论述侗族大歌的歌唱内容。自然意识的张扬、民族记忆的口述、婚姻制度的展演、人伦亲情的礼赞和日常生活的叙写,是侗族大歌歌唱的最主要内容。自然、人生、历史、社会,侗族大歌内容的繁复,体现了整个族群的集体意识,使侗族大歌成为整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审美反映和文化认同表征,富有浓厚的自然气息和生活特质,并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深入到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从而获得恒存的价值。第四章论述侗族大歌的歌律形态。侗族大歌以格调柔和、委婉优雅的抒情旋律与协调和声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支声复调音乐。同时,侗族大歌又以其浪漫独特的气韵转换、形象生动的自然模拟、和谐优雅的风格呈现、错落有致的调式转换（游移）、话语方式的诗意表达以及悠扬自然的和声运用,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音乐发生的自然性、话语方式的诗意性、演唱风格的整一性、和声运用的层次性、音乐调式的柔和性、押韵形式的交互性,是侗族大歌音乐属性的最鲜明特征。本章充分运用了田野调查时收集到的侗族大歌曲谱,对侗族大歌歌律形态进行了实例分析。第五章论述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侗族大歌的产生、发展、成熟都离不开特定族群社会对它的需要。特定的侗族社会对侗族大歌的萌生起着规约作用。南部侗族方言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其艺术社会学基础。本章从群体娱乐、社会交往、审美教育、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六个方面探讨了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第六章论述侗族大歌的传承调适。本章从侗族大歌文化场域、符号叙事、现代语境、当下视角的分析入手,呈现了侗族大歌传承过程中接受心理异动、艺术形态固化、审美体验转型、传承模式嬗变等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要从生态维度对侗族大歌进行意义生产重构的观点：侗族大歌是艺术审美存在,但其艺术原动力在于它是一种基于生计操持的艺术。保护侗族大歌,不仅要保护其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它与社区水乳交融的联系。结论从侗族大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场域进行了分析。在侗族大歌的深层结构中,侗族传统文化与侗族传统社会的同构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侗族大歌在侗族族群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域。这个场域既是地理空间意义的,又是精神领域意义的。时代自觉与文化自觉是侗族大歌这一类民间艺术保护传承不可或缺的两种意识。时代自觉要求我们视其为活态的文化存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观瞻,这是文化得以延续的外部条件。而文化自觉则要求我们视其为特定的文化独体,它的生命来自于它所依存的那个特定的族群共同体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确认。这是某种特定文化最终存亡的内在基因。

章家谊^[5]（2015）在《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一项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关于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批评语言学研究。母语教育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教科书则是母语教育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国目前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即使是学术层面的研究,也多是在学科教育学框架下开展,很少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语文教科书可以说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一种,“分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从这一行为的本质入手”（胡范铸）。而要有效地认识语文教科书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语文”的本质。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一直纠缠于语文的性质问题,其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说最为流行。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母语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语文教育即母语教育的行为本质?母语教育是否只是一个学科的教学行为?甚至只是一个语言知识的教学行为?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重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语文教科书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样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阿普尔等）；而语文教科书提供的知识类型、呈现的认知水平、构建的意识形态更是对于未来社会人群的一种塑造方案,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阿普尔等）。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汉语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获得以外,——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知识类型,这一知识类型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缺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呈现了一个怎样的认知水平,这—认知水平是否有助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为学习者构建了—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否一致?——在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新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和规则?由此,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四种版本的初中阶段语文教科书,以书中所含所有名词为分析比较对象,综合运用依据观念结构理论、批评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教科书政治学理论、预设理论等相关理论,针对上述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认知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考察当今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否符合语文教科书的行为本质,并就此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原则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据此提出在语文教科书研究方面前人未涉及而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论述语文教科书行为的本质。语文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语文教育的行为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教育,是人的存在性教育,必然要求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知道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语文教科书,作为传达语文教育行为本质理念的载体和主要途径,其行为本质和本质功能必然是提供语言本身的各种可能性,以显示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本章还介绍了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原因和其所含全部名词概貌。第三章——第五章以四版本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所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文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认知水平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其中,第三章是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分析。基于“现行大学学科分类基本合理有效”和“母语既构成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必须,也开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的可能”的假设,通过对于语文教科书名词所反映的观念和观念结构与大学现行学科分类的对比,努力客观描写初中语文教科书知识类型结构。并进而对各种版本教科书的知识类型分析比较,得出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总体上均具有比较完整的大的知识类型框架,但是深入到具体的知识类型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观念结构之间不均衡、知识类型缺失等问题。第四章是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语文教科书认知水平分析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研究,本文主要讨论“认知强化功能”、“深度思维功能”及“多元思维观功能”。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初中语文教科书存在认知强化功能弱化、深度思维能力弱化、多元思维观能力弱化的问题,并提出其主要原因源于语文教科书编写存在的最大弊病——“角色预设偏误”。第五章是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分析。在回顾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最能体现语文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名词还是与人有关的名词,因此本文通过对四版本所含的人物类名词本身属性隐涵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考察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倾向,揭示了教科书存在的“意识形态简单化”、“意识形态刻板化”的问题。第六章是教科书“叙说”（编写）行为的规则分析。结合对四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所含全部名词的分析结论,提出针对四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文教科书编写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的研究展望。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切实的意见,为语文教科书的语言学视角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张小虎^[6]（2011）在《南朝文人乐府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朝文人乐府诗数量众多,题材广泛,上承汉魏质朴之音,下启隋唐华美之气,既有沿袭,又具创变,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相比20世纪以来轰轰烈烈的乐府民歌研究,南朝文人乐府诗研究则要冷清许多。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拟对现存南朝文人乐府诗作宏观的考察和分析,以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和价值。本文由绪论、正文与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扼要地概述了20世纪以来南朝文人乐府诗的研究特点和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阐明了本文的写作意图及基本思路。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刘宋文人乐府诗的继承与渐变”,将刘宋文人乐府诗置于汉魏两晋以来文人乐府诗发展历程中考察,从刘宋音乐发展、文人旧题乐府诗创作、文人新题乐府诗创作等方面展开论述,对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吴迈远等人的乐府诗论述较详。从曲题、题材、美学风格和艺术手法诸方面对鲍照的乐府诗的创新之处做了分析与论述。第二章“南齐文人乐府诗的变革”从南齐音乐发展、永明文学思潮与文人乐府诗创作、乐府诗写作手法的创新三方面对南齐文人乐府诗详加考察,对南齐文人乐府诗择题特点、“竟陵八友”的乐府诗、新体乐府诗“赋题法”的运用等问题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南齐文人乐府诗创作深受永明诗歌思潮的影响,并因民间俗乐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更多带有“创变”特征。第三章“梁、陈文人乐府诗的多元化发展”从梁、陈音乐发展、梁、陈皇族文人的提倡及乐府诗创作、文人乐府诗体式的完善和题材的拓展等方面展开分析,对梁、陈文人乐府诗的择题特点、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四萧、陈后主、张正见等人的乐府诗创作做了考察,认为梁、陈时期随着皇族的提倡及音乐文化的繁荣,文人乐府诗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艳体乐府诗、边塞乐府诗及七言乐府诗获得较大发展,为唐诗的繁荣做了有益的铺垫。最后的结语部分,简单地概括了南朝文人乐府诗整体特点及阶段特征,简要指出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李娜^[7]（2011）在《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的研究向来是比较薄弱的。吕叔湘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而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关注于民国词汇的研究又显得更加稀少了。社会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词语中被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下来,词汇就象研究历史的活化石,所以对民国时期词汇的全貌进行细致的考察、描写和分析,不仅对汉语词汇史、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将为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本文以《汉语大词典》为原始语料库,对其中始见书证（主要为新词、新义）为民国作品的词语进行搜集整理,在对这些语料进行全封闭、穷尽式统计、描写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中反映的数字变化,来表现词汇的消长变化,表现词汇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发现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词汇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并借鉴语义场理论的成果,从宏观上将词汇研究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探索词汇中的系统联系,把握词汇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引起研究者们对民国词汇的关注,对词汇史研究的关注。文章整体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前言部分,主要是分析当前词汇史研究的现状、民国词汇研究的意义及本论题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在词汇的研究中,民国词汇的研究始终是十分薄弱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历来对这段时期的词汇的研究都仅仅局限在词语的举例、或者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们又都不能忽视这段历史,忽视在那段动荡的历史之中,词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的转折与变化。处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交界期,处于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交融、磨合、争斗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词汇的发展我们尤其要关注。而传统的词汇研究的那些套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同义词、反义词、方言词语、外来词等等的分类研究方法,尤其是举例式的方式,我们认为难以对民国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全貌作出比较客观的判定,所以,我们运用语义场的研究方法,将词汇的发展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并引用自然科学数量统计的方法,同时大胆的选用《汉语大词典》作为我们的语料库,用数字结论作为我们理论探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一系列数字的基础上,我们对民国词汇的发展展开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四章中,前两章都是关于“标志性新词语场”①的,即对民国新词中,那些能够代表或者反映出民国时代独特特色的词语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与系联。第四、五章是分别进入到词汇内部,即对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的研究。第二、三章是系统的从社会角度总结归纳民国时期能够表现民国时代特色的民国时期时代标志词。研究这些具有社会时代标志性特征的新词语,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他们由于同属某一社会领域的新词语,因而相互之间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将这些词语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反映不同领域的社会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一个词语反映某一社会特征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由多个在义域上有联系的词语组成的“词语场”反映相关的社会特征的能力就要大很多很多了,甚至可以说能够相对比较全面的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领域的时代全貌。同样道理,如果某一时代独特的社会时代特征已经形成了,就必然会催生出一批反映和记录这种时代的社会特征的新词语。因此我们就以这些新词语各自所反映的社会领域为内容,以“标志性新词语场”的形式,按照其内部一定的逻辑关系来组织、排列它们。由于篇幅较大,因此分为上、两部分。上半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是从反映民国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文学艺术方面的新词语,以及反映民国社会风俗的新词语三大角度对民国新词语进行归类的。下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几个互相影响的相关领域的新词语,如反映民国工商业、娱乐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教育及出版业、印刷业、造纸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纺织业及服饰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科学技术、翻译学、语言学的新词语,反映民国交通、通讯方面的新词语等等。通过将互相影响、链条式影响比较大的产业系联在一起的方式,以一发牵动全身的线索来串连起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新词语场。第四章是探讨分析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特点的。我们主要集中在对双音节新词（包括新义词语）中的复合词的语法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上。并对每一类语法结构的内部词素的词性的组合情况,及其对应的组合成的复合词的词性的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析与探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力图深入到最深处,力图挖掘出汉语新词的组合规律,以便更好的约束、规范新词新语。第五章是对双音节复合词中的新词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语义关系的类型到底有哪些,语义关系是什么,这一点历来有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的研究是集中在对复合词从语法结构的角度出发,探讨每一种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其组合词素之间在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而不是从词义与词素义的对比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因此这一研究角度也是主要着力于对成词词素义的相互之间的语义上的组合关系的探析。并且,从对这些复合词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的类型的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挖掘出各个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的强势语义模式。在这两章中,我们运用大量图表的形式,从各个角度对蕴藏在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内的各种关系进行数量上的统计与比较,在数字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创新点一：开拓了民国词汇研究的新的领域。将我们的研究视角深入到词汇研究的薄弱环节。将民国词汇研究这一领域全面的展现出来。在对民国词汇研究中,我们将更好的搭起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之间的桥梁,连贯起汉语史的历史。创新点二：“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①,只有在社会的真实面貌中,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语言词汇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运用“标志性新词语场”的概念来组织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众多词语,将词语置身于其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从而更真实的还原词汇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一组组相关的时代新词语中,我们可以清晰而深刻的触摸到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脉搏,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感受到民国的时代特色和时代面貌。创新点三：对于语法结构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着眼点放在了词语内部词素的词性与成词词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在对六大类语法结构的新词语的内部词素词性及其组合关系的量化描写的基础上,我们运用数字来说话,得出同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远远高于异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而在异性词素的组合中,也表现出诸多的差异：如在名词性词素、动词性词素、形容词性词素三大主要词性的词素对复合词词性的影响上,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或者说,也有大小或先后之分；如在构成词素中如果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基本上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以动词为多,位于第二位词性选择位置上的是名词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两个词素中没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又以名词性的数量相对要多于形容词词性的复合词的数量。另外,由于《汉语大词典》自身存在的一些需要修订、完善之处,所以,本文在文后附录中,针对在进行《民国词汇史》研究时所发现的问题,特附“《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词语补充（始见书证为民国时期作品的词语）”等内容,希望能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有帮助。

宫洪涛^[8]（2010）在《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同一作家虽兼作诗、词,但对二体之态度及着力之轻重有别,再加以诗、词体性之殊与“人才各有分限”之间矛盾,故同一作家难以兼美诗、词二体。专意为诗,才性与诗之体性暗合者,终以“诗人”名世,词则是其馀力抑或携余勇所填,借鉴于学界常用的“诗人之文”、“文人之诗”等范畴,笔者将创作主体为“诗人”的作家所填之词,以“诗人之词”称之。本论文截取唐五代北宋一段,对白居易、皇甫松、潘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诗人所填之词进行研究,终得出“诗人之词”发展至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以苏轼为核心的“诗人词派”,并得出“诗人之词”的共性：题材上逐渐脱离艳情,走向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风格上突破了单一的绮靡冶艳,而是豪爽与婉约并存；功能上使词如诗般可以谕志讽谏、沟通交际,真正地将“词缘情”转向了“词言志”；传播上使词远离了歌妓之口,代之以文本形式；内质上使词向诗歌靠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出温柔敦厚的中和美。总之,在一定程度上,“诗人之词”改变了词的“小道”地位,振立了词格,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推动了宋词的繁荣,终使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而通过对诸家“诗人之词”的探究,也进一步论证了“诗人之词”这一范畴,较之于“诗化之词”、“以诗为词”等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全面性,它既注意到了“诗人”填词的客观现实,又揭示出词融“诗法”、具“诗心”的内在原因,还隐然可见诗、词两种文体之间的互动。

黄胜江^[9]（2010）在《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研究》文中提出乾隆时期是封建时代极盛而衰的转折期,受统治者的提倡和社会风习的影响,乾隆时期戏曲文化活动十分兴盛,同样处于生存模式的转折期：折子戏取代全本戏、花部开始取代雅部、以舞台演出取代剧本创作成为新的范式。乾隆时期成为最后一个古典戏曲文化的高潮,乾隆时期文人剧作成为古典戏曲史最后一批经典意义的文人剧作。已知143位文人曲家创作了382种剧作,至今形成超过七成的较高存留率。唐英、蒋士铨、张坚、杨潮观、徐爔、沈起凤等一批优秀剧作家继承前代艺术经验,在花雅争胜、古代传统与近代思潮交织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努力营造经典性的文本形式,剧作呈现主观化、征实化、道德化、诗文化、风雅化、感伤化交织的整体特征。由于抒写动机的强烈主体性体现,通过文本传播和舞台呈现,文人剧作的传播体现出小众化、当行性、即时性的特点,说明文人剧作内倾自喻性与案头化加强。乾隆时期文人剧作体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一代文人之心态,在盛世之下的分化和失落,呈现感伤色彩；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的历史意义在于折射了回光返照的盛世实质；乾隆时期文人剧作作为古典剧作之殿军,是古典戏曲继“南洪北孔”之后的终结次盛期,在晚近戏曲文化坐标上居于承上启下的极其重要位置。

易瑛^[10]（2010）在《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 ——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论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三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暖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二、“清水芙蓉”的民间情歌——兼论文人情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水芙蓉”的民间情歌——兼论文人情歌（论文提纲范文）

（1）《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魏晋南北朝思妇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宋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南朝文人乐府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论文提纲范文）

（9）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 ——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水芙蓉”的民间情歌——兼论文人情歌（论文参考文献）

• [1]《时代漫画》文学旨趣研究[D]. 韩丽梅. 河北大学, 2019(08)
• [2]魏晋南北朝思妇诗研究[D]. 任明.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3]刘宋文学研究[D]. 陈虹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
• [4]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D]. 杨毅. 武汉大学, 2015(07)
• [5]基于观念结构分析的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批评语言学研究[D]. 章家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1)
• [6]南朝文人乐府诗研究[D]. 张小虎. 西北师范大学, 2011(04)
• [7]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D]. 李娜. 山东大学, 2011(12)
• [8]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D]. 宫洪涛. 暨南大学, 2010(09)
• [9]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研究[D]. 黄胜江.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1)
• [10]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 ——巫文化与中国现当代小说[D].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