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与张爱玲都市情怀的异同

一、新感觉派与张爱玲的都市情怀之异同（论文文献综述）

龚玲芬^[1]（202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闾庆超^[2]（2021）在《在上海寻找“上海”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堪称中国近百年来最富传奇性的城市,只用了一百多年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使得上海文化总体呈现出丰富、多元、包容的特点,这些特质为文学书写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和广阔的写作舞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者为其着书立说。王安忆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她自20世纪80年代的“雯雯系列”、《流逝》,到90年代的《长恨歌》;从新世纪初的《富萍》、《桃之夭夭》、《天香》,到2018年的《考工记》、再到2020年发表的《一把刀,千个字》,在继承和借鉴诸如张爱玲、苏青等上海女作家的写作经验基础之上,赋予自身细致、丰富的上海生存体验以文学、历史等价值意义,把个人记忆和时代记忆、历史与现实、日常与永恒完美融合,在文学的世界中寻找和建构了独特的“上海”。本论文,将以王安忆小说作品文本为中心和基础,梳理归纳前人研究成果,试图探究王安忆由呈现具有上海特色的“弄堂”、“上海女性”到建构出上海“芯子”的书写策略,并对其笔下的上海精致、讲究又坚韧、务实的文化精神进行解读。第一章,探究上海、王安忆、上海书写三者的关系。论文认为,开放、包容且具有丰富历史底蕴的现实上海,以及长期以来,各个时期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对于上海的着书立传,加上王安忆本人的自身经历及思考,三者相互融合和支撑,共同造就了王安忆持久、丰富且独具艺术魅力的上海书写。第二章,探究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内容。本章主要通过对王安忆上海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意象——弄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上海女性,以及由“弄堂”（物）和上海女性形象共同呈现出的上海的“芯子”（精神）的进行重点解读研究,运用文学文本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王安忆上海书写内容由点而线,再到面的研究。第三章,探究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策略。论文认为,王安忆以独特细腻的女性视角,站在市民立场,以平视的叙事角度,把上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由表及里,从世俗中来,再到时代生活的本质里去。由此,她既寻找和建构了文学意义上的“上海”,也体现出她对历史与城市、时代与个人的深刻思考,具有较高的文学与社会学研究价值。

陈婧^[3]（2020）在《无名氏小说的传奇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无名氏是中国文学史上颇具神秘色彩和传奇命运的现代作家,从书本外的经历到书本中的故事,从风靡文坛的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到被历史尘封的长篇巨作《无名书》,都让无名氏成为了现代文坛中与众不同的存在。从前期写作言情小说高调登场到后期潜在写作成为文坛的失踪者,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对无名氏研究地不断推进,无名氏作为文坛“迟到的归来者”逐渐被大众认识,研究也呈多元化趋势发展,大多数的学者将无名氏归入“后浪漫派”的行列,本文基于此发现他擅长书写“现代罗曼史”,设定奇人、奇事、奇情、奇境,既有浪漫主义的个性化抒情,又加入了现代主义的个性化叙事方式,编织了一段段都市传奇,也因此形成了独具无名氏个人特色的叙事模式——传奇叙事。笔者通过相关学术研究发现传奇是中国小说写作中长久以来的传统叙事模式,无名氏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受中国古代传奇传统影响具有历时性的特征,随着时代发展,无名氏小说创作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故笔者需要联系时代背景,并回归文本内容重新认识无名氏小说中的传奇叙事概念。在此基础上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无名氏小说文本中的传奇表现和叙事手法的运用,进一步探讨无名氏小说传奇叙事的意义。因此本文针对无名氏小说传奇叙事问题的讨论可细分为绪论,综论、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围绕论文的选题缘由与意义讨论。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无名氏小说创作情况及研究现状的梳理,发现无名氏小说传奇叙事还有待深入探究。另一方面,笔者探讨了中国传统传奇叙事与现代小说传奇叙事承袭转型问题,为探讨无名氏小说的传奇叙事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回归小说文本归纳无名氏个性化传奇叙事的特点。综论部分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无名氏小说传奇叙事的形成,探讨作家个人经历以及中西方文化交融对无名氏小说创作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无名氏小说中的传奇表现,对文本内容中的传奇表现进行划分。第三个方面,无名氏小说中传奇叙事手法分析,分别从传奇人物、传奇情节、传奇情境分析叙事手法的运用。第四个方面,无名氏小说传奇叙事的意义,探讨无名氏传奇叙事模式在主题创新与审美意蕴上的表现,进一步思考作家运用传奇叙事想要传达的文化内涵。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论文进行简要概述总结,归纳论文的价值与不足。

姜晓梅^[4]（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黄金^[5]（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莫利婷^[6]（2019）在《新感觉派文学中的都市书写》文中提出新感觉派,因其刻意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实验和题材内容的现代性、都市性独树一帜（1）,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2）,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为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3）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中写道:“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而没有都市诗人。”（4）古老中国的文学多是家国情怀的主流话语,山水田园的归隐情节,以及花前月下纤细而精致的感情,真正将笔墨触及都市题材的少之又少。新感觉派不仅找到了适合都市书写的手法,更深入都市内部,体验并展示了都市真正的内涵,使“中国不仅有了都市,而且有了都市文学”。新感觉派作家操着“怪、新、奇”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文化图景,他们从民族启蒙的“庞大”话语中抽身而去,转而关注都市人生“微小”的内心世界,用独特的现代性手法展示了都市人身上由现代与传统、摩登和保守、都市与乡土碰撞所导致的困惑和焦虑。尽管这三位作家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他们具备共同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都市书写的研究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空间研究的转向而产生了新的生长点。当我们将目光置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物包围人”的上海都市时,摩登消费的都市文化气息不仅造就了现代市民阶层,其具象化的商业街区、电影院、百货公司等消费空间更催生了其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上海第一次以物质现代性想象的形式进入到新感觉派文学书写的世界。在“欲望已有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在写作中畅行无阻”（5）的当下,回顾当时风气先开的上海,正是混杂、流动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现代都市男女生命热忱发挥的可能,也促成了新感觉派对于性爱现代性的思考,性爱领域得以成为管窥都市人个性、个体、家庭种种问题的原点。尽管新感觉派是以描绘五光十“色”的都市空间而见长,但是自其诞生之日起,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乡土与都市的矛盾就一直伴随着它,在新感觉派的都市书写中,代表现代文明的“显性”的上海都市周围一直对照存在着一个代表传统农业文明的“隐性”的乡村社会,乡村空间常常呈现出牧歌情调而被都市人视为“灵魂息壤”之所在,但随着都市文明的侵入,传统文明本身所存在的卑劣精神的被揭示,田园牧歌被证明也只是一种幻想。都市的摩登并不仅仅在于有着现代化的建筑和面貌,更在于它内在的现代精神,而这些精神则主要是由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致力于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性”在上海发生发展的新感觉派,还着力于记录都市人在现代社会诸多压力下产生的“现在时”体验,他们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都市中生活的人。如果深受都市文明浸染,具有感性欲望的“都市尤物”是城市光影外表的话,那么“无家可归”的人则是城市厚重的内里,这种都市特有的感受拖着每一个热闹场里的人“跑得筋疲力尽,最后颓然倒闭在急行列车的路上”（1）。相比穆、刘二人而言,施蛰存多将目光投向陋室里弄,无限情感与笔墨观照来自于乡镇的异乡人,探究他们在到达大都市后的生存困境及精神困惑,展示这些异乡人身上乡土意识与都会意识的失调和撞击,最终揭示出在“明日的都市”和“昨日的故乡”中,感受到的双重“他者”、“异己”感,才是今日的异乡人们真正压抑的状态。新感觉派都市书写中对于现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的观照,直接反映了作家对于现代人的人本主义关怀。就新感觉派接受现代主义的视野和影响来看,将流派置于颓废主义影响的大背景中进行认识,更有利于理解新感觉派体现出来的审美现代性的艺术品格。颓废主义鄙弃绝对的肯定艺术,以“否定性激情”向现代派的审美风格靠拢,颓废主义在内涵上呈现出相对性特点:一方面出于对进步观念、物质世界的迷恋,表现为“物质性颓废主义”;另一方面,在高度繁荣的物质性满足后,产生出的失落感、异化感以及对都市文明抱否定性情绪,表现为“精神性颓废主义”。正是这种丰富驳杂而非单一纯然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价值判断,使新感觉派作家在接受并最终转化为小说创作时,呈现出一种“颓废”风格。颓废主义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注重“刹那”的生命感悟,从否定性维度出发,直面人性和生活中晦暗真实的一面,对忧郁、痛苦、神秘、偶然等现代质素的重视,不仅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内容,也为新感觉派审美艺术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启示。本论文立足于对新感觉派叙事文本的细致解读,从现代多元都市空间的营造,摩登压抑都市人的刻画以及都市书写中“颓废”风格的体现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还原新感觉派文学发生的现场,通过对都市景观和都市人生的双重观照,透析人与城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期对新感觉派都市书写丰富性内涵和现代性审美意识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郭晓敏^[7]（2019）在《陈丹燕城市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丹燕是当代上海书写的重要代表作家,是中国当代旅行文学的突出典型,她对上海和欧洲的城市书写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现实价值。近年来评论家对陈丹燕的文学创作研究,大都以其不同的题材领域为切入点,比较孤立片面地论述其儿童小说、成人文学或是上海书写的创作风格及意义,忽视了其作品中鲜明的空间地域特色,以及外在场域体验对她个人成长和文学创作转型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采用文化地理学、文化记忆、身份认同等理论,探讨陈丹燕文学创作中的城市书写,剖析其中蕴含的文化记忆、家园追寻、身份认同等的多重主题。绪论部分主要梳理陈丹燕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现状,概括本文所援用的理论来源及内涵,并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分析其城市空间意象的书写,挖掘上海与欧洲的咖啡馆、建筑物各自的特色和相互映照的部分。第二章阐释其城市记忆与地理阅读在上海和欧洲呈现出的不同特质。解读其上海殖民记忆与文革记忆的惆怅感伤,以及其欧洲异域想象的向往痴迷。第三章探究其作品中城市书写的主题意蕴与文化选择。总结其家园意识问题,并深入剖析其中折射出的个人身份认同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下上海乃至中国普遍面临身份认同危机的现状。第四章探讨其城市书写的立场和审美方式。从旅行者的写作立场、“非虚构”的书写策略以及镜像双重书写三方面阐述上海和欧洲城市记忆书写的差异和联系。结语。在总结全文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陈丹燕的创作对当代文坛的意义,包括她作为新一代海派作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对当代旅行散文的发展与升华。

苏盈盈^[8]（2017）在《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爱玲及其影响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两岸的张爱玲接受过程是这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于她的讨论并未随着她的香消玉殒而减弱,反而热议不断。将张爱玲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立场下的张爱玲传播与接受上的差异,以此对比两岸的张爱玲接受状况所面临的不同境遇。整体性地观察张爱玲在大陆与台湾的特殊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不仅对两岸的张爱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且以此透视两岸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思潮的生成和演变。研究以时间为主线,将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对比。第一个阶段,1950年代初,张爱玲因外部环境的改变离开上海奔赴香港,在迫于生活压力的情况创作《秧歌》《赤地之恋》。被冠上“反共作家”名号的张爱玲得以凭借《秧歌》进入台湾文坛,她的其它作品在1960年代也相继于台湾出版,并掀起一阵“张爱玲热”。而海峡对岸的大陆学界却因为特殊原因对张爱玲不再提起,这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文坛沉寂了近三十年。第二个阶段,1970年代,在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的背景下,张爱玲逃避社会责任的作品遭到不同立场的学者的质疑。其中,林柏燕与水晶、夏志清等对张爱玲历史定位的问题进行讨论,唐文标与朱西宁、林以亮等围绕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标准展开争论。1980年代,大陆学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迷雾,开始重新发掘、审视张爱玲及其作品。与此同时,张爱玲及其作品通过多种渠道被大陆读者熟知,并被写入文学史、专题史中。第三个阶段,1990年代后,两岸张爱玲研究呈现微观化、趋同化的态势。但趋同中又因文化环境的不同呈现出细微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岸文学史对张爱玲的定位与书写方面。通过对比张爱玲在两岸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反观文化环境对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使张爱玲及其作品在两岸有着不同的定位与读者期待。

贾伟^[9]（2016）在《上海客：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生活与文化认同》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移民族群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现象和相关文学叙事做了梳理,着重分析了江南文化、乡土文化、市民文化与上海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论文从移民族群的文化认同角度,提出了“上海客”、“都市乡愁”等概念,对移民作家、文学社团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移民生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和分析,认为20世纪上半页的上海移民不仅处在从乡土向都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中,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移民群体乃是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在内的移民族群一方面保留了诸多原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又不断融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中,通过社会身份的重新建构和对城市的文化认同,逐渐成为新的都市市民。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和乡土一样可以成为人们心灵栖息的所在,在对城市生活和文学想象的不断深化中,一批批外来移民从“上海客”成为“上海人”,完成了他们的现代性身份的转换,也形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家园记忆。

黄蓓^[10]（2016）在《王安忆的上海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王安忆文学作品中的上海叙事为分析对象,结合现代性概念和现当代上海文学文化历史,试图从叙事角度、叙事内涵、精神空间和叙事特点四个层面深入分析王安忆上海叙事的内在逻辑结构,试图深入剖析王安忆上海叙事的文化意义,归纳王安忆上海叙事独到的文学经验。上海是王安忆最重要的创作资源,书写上海的作品代表着王安忆创作的高度,王安忆上海叙事也凝聚了其核心理念:上海的文化特质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凸现的,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投入和坚持中,体现在对个体生活的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中。只有在琐屑的日常世界,才能窥见上海精神文化空间的历史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论文的第一章从王安忆上海叙事的身份入手,通过分析王安忆个人经历,尤其是与上海的关系来观照她笔下的上海,将王安忆的个人身份定位为外来者、弄堂居民和知识分子,分析她以多重身份和视角展开的上海叙事。论文的第二章梳理了贯穿王安忆上海叙事写作过程中的书写对象,她对生活在上海的众生相的,尤其是底层人物的关注以及对城市与乡村的隔膜形成了独特的上海叙事主题。论文的第三章试图通过对王安忆如何在上海叙事作品中描摹市民日常生活表层下的城市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内涵来寻找王安忆的上海叙事为上海构建的精神空间,同时揭示了上海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身份认同的焦虑。论文的第四章归纳了王安忆上海叙事的特点,纪实与虚构相融合,真实城市生活的细腻描摹和城市历史的想象性体验;日常与传奇相映衬,日常平庸中的城市生活所浮现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构成了王安忆上海叙事的一种独特风貌;女性书写的鲜明特色,成就了王安忆上海叙事的风格特征。论文的结语部分对上海叙事的文学旅程做了回顾与比较,其中重点将王安忆与张爱玲做了分析。王安忆的上海叙事是与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苏青、张爱玲等的上海叙事一脉相承的,这主要不是表现王安忆在时间维度上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延续,而在于王安忆用自己独特风格的书写刻画出了上海真正的精神内涵,表达了对海派文化的深刻解读。王安忆上海叙事以女性诗情的叙述模式,通过细密详尽的描述勾勒出市民生活的日常态、都市文化的恒常性和稳定性,并以此不断在历史中寻找一个虚构的出发于现代性的想象的上海。王安忆由此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叙事的文化内涵,当之无愧地与张爱玲并立上海叙事的文学高峰。以女性意味的抒情性笔调书写的日常生活风貌在王安忆的作品中以诗意的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并且充满了柔韧和稳定的精神特质,这是王安忆独特的上海叙事风格。

二、新感觉派与张爱玲的都市情怀之异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感觉派与张爱玲的都市情怀之异同（论文提纲范文）

（2）在上海寻找“上海”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无名氏小说的传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5）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感觉派文学中的都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陈丹燕城市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客：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生活与文化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10）王安忆的上海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感觉派与张爱玲的都市情怀之异同（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D]. 龚玲芬.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在上海寻找“上海”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研究[D]. 闾庆超.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无名氏小说的传奇叙事研究[D]. 陈婧.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6]新感觉派文学中的都市书写[D]. 莫利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7]陈丹燕城市书写研究[D]. 郭晓敏. 湖南大学, 2019(07)
• [8]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D]. 苏盈盈. 闽南师范大学, 2017(01)
• [9]上海客：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生活与文化认同[D]. 贾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10]王安忆的上海叙事研究[D]. 黄蓓. 上海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