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灾害有所减少，环境质量不容乐观

一、海洋灾害有所减轻 环境质量不容乐观（论文文献综述）

孙泽玮^[1]（2021）在《地方政府自然灾害防治问题研究 ——基于山东省S县的实证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后疫情时代人类面临着重大瘟疫对社会交往方式、世界格局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深刻影响。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力量不断增强,自然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正是针对人类所遭遇的巨大挑战所提出的,这要求人类不断地去探索重大危机与风险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建构预防重大灾害与化解重大风险的应对机制与策略。自然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严重破坏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与破坏的严重性不仅会损害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也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严峻挑战。现代政府必须肩负起不断增强人民福祉与提升文明程度的责任,同时,也必须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与条件,避免突发性的重大自然灾害对其的破坏。正是立足这一现实背景,中国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自然灾害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立足深入的田野调查,加强学术研究,有助于推进自然灾害治理现代化。在自然灾害防治的典型案例中,既包含灾害发生的过程与严重破坏力所造成的后果,也包含自然灾害发生的条件与规律性因素。同时,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防治的政策体系、运作方式与治理过程,都值得展开深入研究。通过个案的深入挖掘,能够呈现当前地方政府自然灾害治理所存在的不足,为更好优化县域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自然灾害防治的研究遵循如下思路展开:首先,明确所使用的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自然灾害防治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能够更为清晰地描述自然灾害和突发性危机的共性与特质,明晰研究对象的范畴以及边界,并为进一步分析奠定良好的概念与理论基础。责任政府理论与风险治理理论的讨论为研究提供框架依据。第二,防治现状呈现。自然灾害治理及其防治现状的呈现,主要通过现有制度、行为与效果三个主要维度来展开的,具体化为治理政策与制度规定的梳理、实际灾害预防治理过程和行动的回溯、治理效果的评估三个主要方面。在其中,通过个案挖掘,重点关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并讨论自然灾害的治理实践与制度规定、防治行动与系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状况。第三,防治行为与治理效果的呈现与评估。依据国家治理基本要求,结合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评估灾害治理结果,并关注存在的不足之处。第四,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制度与行动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即文本的完善性与实践行动的实施存在着区隔现象、灾害信息治理传播的机制不顺畅、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不高、人财物储备与灾害治理的需求存在差距等,都是其中的主要问题。而防治机制科学化水平不高、缺乏现代自然灾害治理观念、科层化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影响灾害信息传播、政府财政压力与自然灾害的偶发性造成储备不足等,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优化防治体系的对策建构。主要从防治体系更新、现代灾害防治思维的确立、县域协同机制建构、加大投入建立人财物储备网络等方面着手,推进防治体系的现代化。应当明确的是,深化对自然灾害性质与发生规律的认识,确立正确的自然灾害防治思维与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思维意识的指导下去重构现有的防治机制,要不断依据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状况来推进自然灾害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徐曼^[2]（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何妤如^[3]（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邓彩霞^[4]（2021）在《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灾害风险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也一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人类的减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对自然环境干预范围和深度的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紧张,灾害风险日益加剧。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是一个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于一体的省份,各种传统和非传统、自然和社会的安全风险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青海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当地灾害频发,同时也是全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和基础。青海农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系统脆弱,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被认为是防灾减灾工作的最薄弱地区。青海气象灾害多发,雪灾是青海省畜牧业的主要灾害,全省牧业区每年冬春期间不同程度遭受雪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已成为规律。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现象的影响下,“黑天鹅”型雪灾不但对农牧民安全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形成挑战,而且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刻不容缓。随着情景分析法在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情景分析和构建被认为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农牧社区雪灾的减灾而言,在情景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分析结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以情景分析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极值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实地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情景—任务—能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从致灾因子的分析着手,对青海省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进行识别;其次通过情景要素分析、关键要素选择、情景描述等方面着手对识别的典型灾害进行“最坏可信”情景构建,然后基于典型灾害的情景构建梳理出相应减灾任务,总结归纳出农牧社区不同减灾主体完成减灾任务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条件,并结合现实对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最终分别从规则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行动规划等方面提出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策略。本研究认为随着应急管理体系从“以体系建构”向“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转变,着眼于全方位的能力建设,提升灾害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是农牧社区减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支撑应急全过程,以及应急管理中基础性行动的应急准备是能力建设的抓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这一基础性行动其关键在于一个具备战略能力、拥有良好灾害价值观的领导体系,运用情景构建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完善的规则体系是应急准备、乃至采取应急行动所应遵循的的法定依据和行为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危机应急法规建设是做好农牧社区减灾工作的前提;良好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关键,加强各级政府部门在农牧区减灾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责任,坚持村社本位,实现以农牧民群众为主体,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形成灾害治理的协同格局。完备的知识准备是激发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取和累积灾害知识,形成正确的灾害价值观,占据减灾的主动地位;有针对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减灾专业化,助推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资源准备是农牧社区的减灾保障,构建合理的社区公共应急资源体系关键在于资源结构的优化。优先准备风险级别较高的减灾资源,优化资源存储数量和公共应急资源存储点,做好潜在资源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有限资源效用最大化。农牧社区减灾,规划先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减灾指标体系是青海农牧区减灾管理的“指挥棒”,一项科学周密的专项减灾规划,是农牧区减灾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控制表”。总之,在青海农牧社区灾害治理中,灾害情景构建与分析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典型灾害具象化的“最坏可信情景”,让应急决策者、社区及其成员通过了解当前灾害态势,明确自身管理薄弱点,掌握可控干预节点,做好工作安排和充分的应急准备,预防灾害风险或者遏制灾后事态走向最坏局面。基于情景分析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研究对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农牧社区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实现区域社会平安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张茜^[5]（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赵晓丹^[6]（2020）在《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延续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危机日益凸显并逐渐向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突破发展极限,探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以绿色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一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探索和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操控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劳动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采取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不仅破坏了本国生态环境的平衡,还导致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都是加重生态危机的帮凶,而生态帝国主义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生态税和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内化资本主义的环境成本,其实质是将自然环境商品化了,使得大企业囤积购买排放许可,低减排的企业却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减排达到上限;绿色经济青睐于小规模的生产和小型独立资本,但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本性;新型技术如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在生态实现上都存在着诸如资金消耗大、效率低、清洁性差等弊端,即便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家却会因此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消耗的增大;人口的增长与个人生活方式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人口减少的政策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求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发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弊端,非人类中心主义站在自然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非人存在物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反人类的。完全的自然角度也是不存在的,必须要通过人类进行表达,因此无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因此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忽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认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有效地“控制自然”能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建立起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们主张未来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实现充分民主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生态关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采取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在政治上重视生态环境,反对官僚化,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在文化上遵循生态价值标准,发挥教育在生态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实行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他们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的变革。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声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本质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在理论基础、社会变革方式上,还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都具有根本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彻底,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够彻底,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在经济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全面而准确地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国际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建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找寻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总结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发展脉络;第三章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指出改良资本主义的虚幻性,以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例来系统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全面地批判,更具有代表性;第四章在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以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为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在继承格伦德曼思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刻;第五章总结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以及实现路径,并以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为例来展示未来社会的完整图式,科威尔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构建原则、政党建立以及实现过程,是提出最早的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第六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七章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总结,并探索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胜利。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指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林高松^[8]（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刘慧鸿^[9]（2020）在《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精神养生被认为是中医养生方法之一,并贯穿于养生始终,是养生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民在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健康需求如何实现,是一个在宏观层面涉及社会文化,在微观层面涉及精神调摄的多层面问题。中医药学凝聚着的深邃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对于创造性的解决如此宏大的健康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精神养生的文献、理论、案例和策略研究,对此种实际上涉及面甚广的健康需求提出精神养生的理解和主张,探索精神养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和价值实现。方法: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或观念认知方面的事物。如有中医学者所认为的“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缺少精神独立的系统研究。解除时代性的遮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宏大的精神需求。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传统文化、体现文化自觉,从而其根本方法就是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道学的”“观照的”方法。同时研究内容,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根本上也是传统文化和文化自觉。所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相应、相融、相生的,在传统文化的“共冶一炉”中,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面向。个体、群体就是在文化的抱持中健康成长的,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比文化自觉更能提升人民精神境界、鼓舞人心和促进个体健康的事物。“道学的”“观照的”方法的特征,首先是境界取向。境界立意高远,就能“整全”“顾及全面”。借鉴整体论、内省法、创造性诠释等已有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思想内核,都承继了传统文化。同时,论文也使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由此呈现“整全的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具体步骤为,首先对精神养生与道学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以精神养生、心理养生、情志养生、心性修养等为检索关键词在中英文数据库对文献检索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养生的传统智慧进行阐释。借鉴于阐释得到的洞见,先在宏观层面、社会层面进行考察以完成理论探索,并明确理想和主张;最后通过精神养生相关的实践进行体验和考察,对如何实现理想和主张提供策略建议。成果:在文化层面,立足传统文化,以“道学”的阐释能力,展示精神养生的内在体系,阐明精神养生的“道”与“术”、“知”与“行”,使得对精神养生之本来面目有一个意会。并将道学这个研究方法与精神养生这个研究对象交融在一起,呈现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在个体层面,通过道学的观照使得个体对精神养生的面貌有一个俯瞰,心中对如何精神养生有一个总览而不失细节的心智地图,协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和急迫的生活节奏的两难中找到可行、必行、乐行的实践道路。结论:本研究开启精神养生的新的自觉,在最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主的基础上阐释精神养生,在体现精神养生所追求的“精神内守”“独立守神”的境界中观照精神养生。论文主要有以下创新:一、在研究方法上,论文创造性的在养生学研究中运用整体论的、自本体诠释的方法、内省的方法等体现道学观照的方法;由分析式、还原式的研究范式,转向道学、整体论的、内省的方法;由以西诠中的解释转向自身解释,转向文化自觉的解释。论文将相关的现代健康理论、方法和技术纳入道学的观照之中,也就等于纳入了精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纳入也是一种“与新科技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是“超世界水平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形式,是文化自觉的呈现。二、论文以问道的精神把精神养生作为生命过程始终存在的一种本质。创造性的提出了“入道-养生-疗疾”的健康实践连续谱,鲜活的呈现了精神养生贯穿于养生始终,同时强调养生贯穿生活始终。三、论文阐释了精神养生“道”与“术”的知识体系结构,“施”与“受”的实践体系结构,“知识体系结构”与“实践体系结构”形成的真知真行结构,构成了精神养生的三重太极结构。论文清晰了精神养生知识丛林的观感,拓展实践视野,有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选择自己的健康道路。四、论文从精神养生内生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发挥精神养生社会价值的建议。

张惟喻^[10]（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二、海洋灾害有所减轻 环境质量不容乐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洋灾害有所减轻 环境质量不容乐观（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政府自然灾害防治问题研究 ——基于山东省S县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论文提纲范文）

（10）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海洋灾害有所减轻 环境质量不容乐观（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政府自然灾害防治问题研究 ——基于山东省S县的实证考察[D]. 孙泽玮.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3]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4]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D]. 邓彩霞. 兰州大学, 2021(09)
• [5]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6]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赵晓丹. 吉林大学, 2020(01)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9]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D]. 刘慧鸿.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10]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