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波[1]（2020）在《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石油行业和航运业的不断发展,载重吨20万吨至30万吨之间的巨型原油船和载重吨30万吨以上的超大型原油船的运营,预示着海上溢油应急事故呈现大型化的发展趋势。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大连“7.16”污染、蓬莱19-3油田等重大海洋污染事故的发生,国家和全社会意识到了海上溢油污染对于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港口通航及相关生产产业的巨大破坏力,对于重大海上溢油污染事故的关注度和防患意识已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本文通过对我国溢油应急管理体制现状、应急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应急物资管理现状、油污赔偿基金现状等几个方面的整理、分析,总结出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上的问题,结合国外海上溢油应急管理值得借鉴的经验,在完善海上溢油应急管理体制、科学管理人力资源和应急物资、健全油污基金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发展道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国家海上溢油应急资源（人力、物力）管理方面提出现阶段改进建议的同时,对远期建设目标发展方向提出了构想,以相关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建立适用全国范围内的应急资源管理和应急调用系统,为海上溢油应急提供坚实的保障。最后,文章以天津生态城海域为例,以区域海洋生态多样性为出发点,将生态城海域设为海洋生态敏感资源溢油防控实验区,通过建立特区应急制度、整合预警力量、提升防控科技含量等手段,为全国海洋生态敏感资源溢油防控提供可借鉴经验。
沈卉卉[2]（2019）在《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枪鱼是最重要的海洋鱼种之一,以罐装、生鱼片等各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金枪鱼渔业由于其较大的生产价值,对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尤其是依赖渔业经济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日本、美国等远洋渔业大国的推动下,金枪鱼渔业从传统的竿钓拓展到延绳钓、围网等捕捞效率较高的作业方式。随着人工集鱼装置、直升机等现代技术的应用,金枪鱼渔获量得到迅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资源衰退、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非法捕捞、兼捕渔获物大量上岸等问题,不仅导致鱼类种群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梳理金枪鱼渔业管理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探索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分析了由于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带来的诸多管理问题,提出只有根据金枪鱼鱼类种群高度洄游的特性建立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提出了金枪鱼渔业资源再分配的方法体系,具体的分配途径以及审核机制。同时,文章讨论了中国作为非传统远洋渔业国,非发展中小岛屿国家,非金枪鱼资源大国,如何在资源衰退、竞争激烈的金枪鱼渔业中生存和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思考,以期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管理决策提供参考。论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金枪鱼渔业管理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意义和作用。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数据统计、比较分析等。通过渔业资源数据的统计分析,了解资源现状和趋势,评估管理措施的实施效力。通过文献搜集和整理对金枪鱼渔业管理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归纳、整理和分析,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矛盾,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第一章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介绍了渔业资源“公地悲剧”存在的原因和背景,以现代产权理论作为资源管理和分配的理论基础,阐述了现代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发展趋势,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负责任捕捞理论以及生态系统方法等。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构建了渔业资源管理的法律框架,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粮农组织四个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金枪鱼等高度洄游鱼种列出了专门的条款,呼吁沿海国和相关国家通过建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进行合作管理。为了确保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国际社会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指导原则,通过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和《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等国际文书,为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章对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梳理。在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之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具体的针对金枪鱼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法规,也没有形成相应的资源分配体系,渔业管理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金枪鱼相关种群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数据并进行分析,以了解种群当前和过去的状况及趋势。由于捕捞技术的限制,当时的金枪鱼捕捞量并未超过最大平均可持续产量,资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随着捕捞技术的发展,渔获量的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限制捕捞量以避免资源的衰退。1961年美洲间热带金枪鱼渔业委员会第一次出台金枪鱼渔获管理限制规定,为下一年黄鳍金枪鱼设置了总捕捞限额。此后,总可捕量制度成为控制金枪鱼捕捞能力的主要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配额分配体系。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实施,海洋渔业管理从本质上产生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五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RFMOs）相继成立,负责金枪鱼渔业的管理工作。文章第四章讨论了这些RFMOs实施的养护管理措施及其资源分配和实施方式。一方面RFMOs从技术上对渔具、渔网、捕捞规格、捕捞时间和区域等进行限制,确保种群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实施配额制度和捕捞能力限制,确保金枪鱼种群的捕捞量不超过最大可持续捕捞产量。但是,由于配额的核定多基于历史捕捞量这一定量因素,很多国家允许捕捞的资源配额与其实际捕捞能力不匹配,导致过度捕捞、产能过剩以及非法捕捞问题仍然存在,同时还伴有海鸟、海龟、鲨鱼以及海洋哺乳动物的兼捕,威胁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措施的执行效力也因此受到质疑。第五章作者分析了资源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金枪渔业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管理技术不足、政策缺陷和执法不力等。成员国在提交捕捞数据中存在低报、高报、或误报的情况,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几乎无法核实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在提交的数据中,只有金枪鱼和渔船相关数据较为充分,但是兼捕渔获物和其他生物数据,由于渔民辨识困难,或者没有明确的规定,往往提交不完整。此外,兼捕仍然是金枪鱼渔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管理组织要求渔船在作业时避开鲨鱼和海洋哺乳动物聚集和活跃区域,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建议,并非强制性要求。政策和决策体系本身的缺陷也是导致养护管理措施执行不力的主要因素。在确定总捕捞量和捕捞努力量分配标准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现有种群状况和捕捞努力量水平、成员国的历史捕捞量、成员国的历史捕捞方式和习惯捕鱼法以及对养护和管理措施的遵守情况等。以上这些因素中,只有历史捕捞量是可以明确核定的标准,事实上在配额的分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成员国的历史捕捞量进行分配的,并一直遵循“相对稳定”原则,配额的变动不大,导致一些传统远洋渔业国家和区域捕捞配额相对较多,新兴渔业国家虽然在捕捞设备和捕捞能力上发展较快,现有的捕捞配额却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和渔业企业的需要。而且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内部的决策体系导致成员国无法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使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走过场”。成员国内部存在多重利益分歧,在执行养护管理措施时并没有像执行国内政策那么严格,对本国渔船和捕捞活动的监管上也经常渔业利益高于养护利益。尤其是对公海作业的渔船的监管上,由于能力限制或主观意愿的缺乏,常常导致一些违法捕捞行为的发生。此外,成员国在养护管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消极态度从侧面反映了缺乏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成员国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权利和义务的界限不清,定位模糊。作者提出,基于权利的管理体系使渔业从业者能以经济效益最大化进行渔业生产,从而主动削减过剩产能,淘汰老旧渔船。进一步说,渔业资源使用权的有效分配促使成员国主动承担资源养护的责任,以保障其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长期回报。作者建议配额分配机制的改革以总可捕量为依据,由独立评审机制决定成员国应享有的配额比例。除了历史捕捞数据,成员国对养护的责任（包括打击非法捕捞的实践和效力）也作为重要的分配依据进行考虑。在短期内,作者建议采用基本配额+可转让配额叠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即保护历史捕捞者的利益,又为新成员的加入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金枪鱼渔业管理中要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弥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加强对资源的利用。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发展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可能性及对策。作为一项战略性产业,适度有序的发展金枪鱼渔业是现阶段中国的最优选择。在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渔业资源的减少的大环境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减少渔船数量、控制捕捞能力,严惩违法行为,提高履约水平,以树立积极的渔业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资源调查,提高生产效率。另外,通过国际合作和谈判争取其他国家转让配额,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延长产业链,进行渔获物深加工,从而提高鱼品的单位价值。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渔业大国,需要积极适应管理制度的不断演变,在国际渔业管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在构建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总之,确保金枪鱼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还是作为远洋渔业大国的中国,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宋少琴[3]（2019）在《市民文化视角下的“三言二拍”媒妁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冯梦龙、凌蒙初所撰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作为晚明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自觉为市民阶层写照,叙写了最为丰富全面的“媒妁”群像,反映了深广的市民文化内容,取得了重要的文学成就。有鉴于此,本论文拟从市民文化视角和文学的层面,在认真总结二十世纪以来媒妁文化研究的同时,对于“三言二拍”媒妁群像的类型与特征、媒妁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与成就,所体现的思想认识价值与作者的媒妁婚俗观念,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论文主要结构内容及基本观点如下:“绪论”在综合古今之说的基础上界定“媒妁”的概念,阐述本文选取“市民文化”视角的依据、意义及其研究方法与思路。第一章主要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媒妁文化及媒妁形象研究的总结与思考。论文先依据研究的具体内容与发展规律,将近120年的学术历程,划分为“20世纪前期:主要在婚姻史范围内论述媒妁的初起”、“20世纪后期:媒妁婚俗研究在沉寂后的恢复”、“21世纪初期:媒妁文化及媒妁形象研究的兴盛”三个阶段来展开论述;接着,详述20世纪以来媒妁文化与文学研究的4个主要论题,即“媒妁”起源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媒妁”形象研究、先秦及唐宋时代的媒妁文化研究、中外媒妁文化的比较研究;最后指出,二十世纪以来媒妁文化及形象的研究,既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从而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学术空间。第二章主要讨论“三言二拍”中媒妁形象的主要类别及其特征。本文并不沿用此前为研究者们所常用的“官媒、私媒”的分类方式,而根据“是否以媒妁为职业”的标准,合理地将“三言二拍”多达150余例媒妁划分为“职业媒妁”、“兼职媒妁”、“非职业媒妁”及“神怪与物件媒”四大类型,分四节进行具体论析;并且概括出各类媒妁的特征:“职业媒妁”是指那些以说合婚姻获取报酬为营生的“官媒”或“媒人”,他们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职业声誉和地位,但是作者对这类媒妁的描写并不详细,他们不是主要描写的媒妁形象;“兼职媒妁”在经常为人说合婚姻之外尚有其他的职业或身份,如“三姑六婆”中的尼姑、牙婆、虔婆以及某些旅店的老板娘、卖花朵珠翠的老妈妈等,做媒虽是她们的第二职业,但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贪财牟利却是这类形象的基本特征;“非职业媒妁”队伍庞杂,良莠不齐。这一群体不一定具备“能言善辩”的专业性媒妁技能,而是凭着各自不同的身份、目的进行偶尔为之的媒妁活动。其中以“乔太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媒妁,撮合婚姻,成人之美,既是市民文学作品中的新形象,在他们身上也寄托着小说作者呼唤“良媒”和“清官”的理想愿望;“神怪及物件媒”,被小说作者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赋予人类的灵性,又往往具有超越人类的奇异功能,能克服各种障碍成就男女婚姻,而且不需要酬劳回报。第三章探讨“三言二拍”媒妁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以媒妁群像的艺术塑造为切入点,从“塑造各具特色的媒妁群像及媒妁典型”、“创造性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媒妁形象”、“发挥媒妁形象描写的叙事功能”等三个方面深入论述,较为全面地总结探讨了“三言二拍”在塑造媒妁形象方面的艺术成就。其中,对于职业媒妁、兼职媒妁、非职业媒妁等媒妁群像系列的概述,对于“巧点鸳鸯”的新官吏形象“乔太守”和亲友媒妁的典型形象“王三老”的分析,对于小说作者富有特色的媒妁语言描写、行为表现、细节刻画以及夹叙夹议等多种艺术方法的总结分析,都有深入具体的论述。第四章集中分析“三言二拍”媒妁形象描写的思想认识价值,分列“三言二拍”中的“婚姻媒妁思想”、“古代媒妁婚俗观念衍变的文学书写”和“导愚适俗的社会批评精神”共三节展开论述。其中,在阐述“三言二拍”选取“古今杂碎事”塑造媒妁群像之时也形象地叙写了古代婚俗由“父母之命”到“媒妁之言”的观念衍变,阐述“三言二拍”具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情爱自由新观念,总结“三言二拍”重视媒妁之言、概括媒妁特点、追求良媒理想等婚姻媒妁思想方面,比较具有己见新意。“结语”部分,对于本文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作了简要的小结。
蔡睿[4]（2017）在《论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与对抗——基于《物权法》第24条的分析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目次一、引言二、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要件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问题——以二重买卖为例四、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的反思五、结语一、引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由于体积和价值较大,关系公民或社会利益甚巨,故各国普遍建立登记制度,在此类动产的物权变动上适用与一般动产不同的规则。在《物权法》颁布之前,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规则,散见于《海商法》、《船舶登记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民用航空法》等单行法律、行
张晶萍[5]（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陈实[6]（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提出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王燕华[7]（2016）在《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的隋唐类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隋唐类书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类书史视域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共分八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类书兴起的时期,基本确立了类书的编撰思想和方法,官私类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类书,大多已散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敦煌类书研究成果的公开,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的脉络逐渐明晰,这为深入探究隋唐类书演进的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隋唐类书是中国类书进入宋代繁荣期的前站,处于积累发展阶段。隋唐类书的发展有赖于帝王盛世文化的功业、文化的融合、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各类知识查找的新需求。隋唐类书产生了“事文一体”的类书编撰新体例,形成了类书发展的新特点。隋唐类书众多,但至今尚存者不到十部,其中四大类书代表了隋唐类书发展的最高成就,表明其在中国类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唐时期,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类分思想的演进、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等方面。隋唐类书的“百科全书”思想,以包罗万象和事文兼收为特征。隋唐官私类书均以“天地人事物”顺序为部类,以容纳万物为收录的宗旨。隋唐类书文献应用的新理念,使编撰的类书成为汇聚知识的资料库和诗文创作、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等的工具书。隋唐类书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三级类目分类体系,呈现出了细密化、规范化的趋势。同时,韵编法的产生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类书分类法。此外,目录书对于类书着录的变化,也反映了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发展。隋唐类书编撰体例之精细超越了前代,在分类体系的安排上,主要表现为分类结构的完善和“事文一体”体例的演进,由此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类书的分类框架。隋唐类书“事文一体”的新体例,经《北堂书钞》之雏形,《艺文类聚》之初创,《初学记》之演进,逐渐趋于成熟。隋唐时期,类书编撰者创造性地将互着别裁法、参见法、按注法等目录学方法引入了类书编撰中,进一步完善了类书的编撰方法,提高了类书的使用价值。隋唐类书的本体功用和新功用日趋完善。隋唐时期大规模编撰类书,主要出于帝王夸耀文治之心,亦有借编撰类书达到安抚人心、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目的,同时隋唐类书汇聚各种资料,其临事取用方便检索、储材备用为文章之助的本体功用得到了充分发展。隋唐类书“事文一体”新体例的构建,集儒家经典、典故旧事、诗赋杂文于一体,进一步拓展了类书的新功能,也使类书应试备考和蒙学教材的新功用逐渐凸现。在目录书中,类书所处的位置多有变迁。《皇览》初创,即着录于史部“皇览簿”,此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类书在数量和类型上有了一定的拓展,遂脱离史部,于《隋志》中居子部杂家之末。隋唐类书数量大增,体例创新,其于目录书中单独辟类成为了必要,终于在《旧志》中取得独立地位,于子部之下辟“事类”类专收类书,《新志》则改“事类”为“类书”类收录类书,这是对隋唐类书重要变化的科学判断,客观地反映了时人的类书观和学术界对于类书地位、价值的判定。隋唐类书体例与内容的变化,更多地展现了实用性价值,这就为类书走向民间开辟了通道,成为普通士子应试备考、蒙学教育的工具书。隋唐类书广泛流传于民间、海外,甚至流传千年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是其地位、价值显着提高的明证。隋唐类书“资料汇编”的性质,对后世学者来说,利用其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明显是一种便捷的手段。同时,借助类书进行校勘典籍、辑录佚书等,也有着特殊的价值。当然,隋唐类书搜集的资料毕竟是第二手的,其体例安排时同样存在着引用资料无确切出处、分类重复和引用类书版本不精等诸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使隋唐类书成为后世学者治学的资料库和工具书。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成熟和分类体系的完善,为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类书史视域下,宋代类书发展繁荣的各个方面都能从隋唐类书中找到端倪,这足以说明隋唐类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确实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于海燕[8]（2016）在《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文中提出家谱是一种记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世系及其成员生平事迹等家族发展史的文献。作为江苏省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既有明清时期坚实的传统为基础,又有江苏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呈现出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民国时期家谱存量甚为丰富,这其中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谱的纂修。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氛围相对浓厚,编修程序相对完整,体例相对完备。同时,受社会变革的影响,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在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体现在对宗族事务及其管理、教育的发展、女性上谱、经济事务的记载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以家谱纂修者的微视角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见证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由于受时代和纂修者的出发点等因素所限,民国时期江苏毡家谱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从文化的高度和科学的角度去认真对待。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背景及概况。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因素分别进行分析。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家谱总目》、国家图书馆“中华寻根网”所涉及的江苏省民国时期家谱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数量、纂修次数、版本、区域分布和时段分布等分别进行统计,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总体情况。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组织与经费保障。对于修谱机构的组织及职能进行研究,对谱局的设立、职责与分工进行详细分析,试图挖掘家谱纂修背后的细节。对于修谱人员的分析,旨在揭示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人员组成及其修谱者应具备的一些素质要求。之后,对江苏省家谱的编修程序进行分析,如搜集资料、聘请谱师、印刷家谱、领谱散谱,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谱纂修过程。最后,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经费保障进行分析,试图从经费的筹措方式、支出构成等方面有条理地产生,以期了解与家谱纂修有关的经济问题。第三章是对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体例研究。民国时期处于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也必然因时而变。为了将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纳入家谱中,家谱的体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这部分对诰命、凡例、序跋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家谱中诰命的处理、凡例的变化、序跋的数量、序跋者的身份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内容研究。作为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该章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家谱中宗族事务及其管理,内容涉及祭祀、丧俗、墓地、家规家法；民国教育的发展及变迁,内容有：重视家族成员教育、开展以家族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对传统家族教育的转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女性上谱部分则对民国时期对女性上谱的规定、民国时期女性上谱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内容还涉及经济史料、民族主义、佛教、医学、体育等等方面。第五章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的纂修理论。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家谱功能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民国时期社会的变革促使一些家谱纂修者对民国以前的家谱进行批判,这是本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民国时期家谱纂修者对欧苏二法的扬弃以及对本家族旧谱的批判。接着,对近代史观引入家谱纂修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进化史观、全球史观、新文明文化史观等都对家谱的纂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对修谱原则进行了归纳概括,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家谱的纂修践行了信实、平等、实用等原则。第六章剖析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编纂的特点与局限。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家谱内容不断拓宽,折射出时代变迁。历史局限体现在内容上,存在滞后观念,书写上有隐恶扬善现象,形式上雷同部分偏多。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家谱历史局限性存在的原因,如家谱纂修的目的性、修谱过程的主观性、纂修监管的无效性、家谱的沿袭性等等,都影响了家谱纂修的质量。本文的创新在于：这是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昕做的第一次系统和综合性研究。这种系统和综合性研究体现在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研究的角度上。从文献学角度看,本文对江苏省内民国时期部分家谱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家谱的特点、生产方式、家谱的贡献和局限进行研究。从史学角度看,本文解读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展现民国时期江苏省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小见大,以微知着,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文化角度看,由江苏省所特有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孕育的家谱文化,兼具时代性、区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体现了家谱文化的多样性。为了将以上内容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呈现,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比较学等研究方法,透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动机、纂修机构、纂修过程,以及所编纂家谱的体例、内容、理论、特点和局限等方面,力图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进行分析,试图把握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家谱的发展脉络、发展状态和发展规律,以期对当代家谱纂修提供借鉴,使家谱这种古老的文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吴寰[9]（2016）在《灾疫的流动性：清以降以云南为中心的区域鼠疫流行研究（1644-1949）》文中认为清以降云南的鼠疫流行研究,首先在相关文献考辨和理论研究中,实现一种对于文献中鼠疫的考辨和资料的提取工作,进而对整个清以降的大的历史阶段的鼠疫流行做出一种基于流动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的考察。其次,历史时期的鼠疫的流动性,综而述之,主要体现出时间纵向和地理横向的两个大的层面的流动性特质。对于时间纵向中的流动性,通过选取蒙自地区这一时期内的区域鼠疫流行病的个案分析,历史时期区域内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主要流行区域和周期变化,以及季节性和民众流动行为等上面。而对于地理横向中的流动性,通过与云南相关区域的1894年粤港地区的鼠疫流行区域的范围选取,这一层面中的疫的流动性则主要是一种大区域、大范围横向的疫病相关跨越和交互。具体表现在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中,首先在文化的冲突上非常明显,其次,这次鼠疫疫源地和传入路线的研究能很好的体现出各个不同地理位置,文化区域的时空联系和相互影响。在具体地研究过程中,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搜集提取,跨区域的观察视角的采用,清以降疫云南为中心的整个区域内的鼠疫流行,在流动性的行为态势中,包含着一种以历史和疫病相结合的双重环境变迁。而于鼠疫的近代社会变化的分析,基于当时的主要文献报刊杂志等的记述,在具体的包含社会影响、社会认知和具体应对等方面,鼠疫的流行展现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历史流动性变迁。对社会转型期鼠疫的研究,既是为社会的发展变革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解释,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给鼠疫的爆发性影响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历史时期云南地区鼠疫的研究,其中使用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性作用的观点,是对全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理论的一个实践。同时,对历史时期鼠疫这种跨区域性的病毒、人口的传播和扩散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和处理区域联系加强对社会发展的利弊关系。
毋燕燕[10]（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提出《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内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研究概况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1.4.1 相关概念 |
| 1.4.2 海上溢油应急分类 |
| 1.4.3 理论基础 |
| 1.5 论文创新和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 |
| 2.1 我国海上溢油应急政策体系发展进程和现状 |
| 2.1.1 法治建设起步阶段 |
| 2.1.2 应急预案制阶段 |
| 2.1.3 应急预案制深化期 |
| 2.2 我国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现状 |
| 2.2.1 国家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现状 |
| 2.2.2 地方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现状(以天津市为例) |
| 2.3 我国油污赔偿基金发展历程和现状 |
| 2.3.1 发展历程 |
| 2.3.2 现状 |
| 第3章 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1 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
| 3.1.1 国家级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
| 3.1.2 地方级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
| 3.1.3 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 |
| 3.2 海上溢油应急管理和应急力量有待整合 |
| 3.2.1 海上溢油应急管理职责“两分支” |
| 3.2.2 海上溢油应急力量急需统筹 |
| 3.3 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管理混乱 |
| 3.3.1 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 |
| 3.3.2 运行制度方面的问题 |
| 3.3.3 库房、设备配置方面的问题 |
| 3.3.4 配套设施方面的问题 |
| 3.4 海上溢油应急人力资源存在较大缺口 |
| 3.5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有待完善 |
| 3.6 海上溢油应急市场化运作机制不成熟 |
| 第4章 国外溢油应急管理经验及启示 |
| 4.1 国外溢油应急管理的经验 |
| 4.1.1 国外溢油应急管理机制的经验 |
| 4.1.2 国外溢油应急设备库管理的经验 |
| 4.1.3 国外油污基金模式 |
| 4.2 对我国的启示 |
| 4.2.1 海上溢油应急集中管理优势 |
| 4.2.2 国外油污基金可借鉴经验 |
| 第5章 完善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的对策建议 |
| 5.1 我国海上溢油应急管理相关制度完善建议 |
| 5.1.1 国家管理层管理制度完善建议 |
| 5.1.2 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完善建议 |
| 5.1.3 建立海上溢油应急管理能力评估制度 |
| 5.1.4 以溢油应急设备库为基础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 5.1.5 建立科学的海上溢油应急物资管理机制 |
| 5.1.6 建立海上溢油应急职责“两分支”合作机制 |
| 5.2 科学管理海上溢油应急物资 |
| 5.2.1 建立国家海上溢油应急人力、物力信息管理系统 |
| 5.2.2 开展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物资配置后评估 |
| 5.3 推动海上溢油应急市场化进程 |
| 5.4 探索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发展问题解决途径 |
| 5.5 海上生态敏感区溢油应急发展建议 |
| 5.5.1 天津生态城海上污染应急区生态敏感资源概况 |
| 5.5.2 生态城区域溢油风险和应急需求特征 |
| 5.5.3 生态城区域海上溢油应急生态敏感资源防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意义及作用 |
| 四、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渔业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
| 1.1 渔业管理基本概念 |
| 1.2 渔业管理的发展 |
| 1.3 渔业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
| 1.3.1 公地悲剧 |
| 1.3.2 现代产权理论 |
| 1.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3.4 负责任捕捞 |
| 1.3.5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
| 第二章 渔业资源管理法律体系 |
| 2.1 传统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法律框架 |
| 2.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2.3 后UNCLOS时代国际渔业资源管理 |
| 2.3.1 《种群协定》 |
| 2.3.2 《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 |
| 2.3.3 《港口国措施协定》 |
| 2.3.4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
| 2.3.5 FAO国际行动计划 |
| 第三章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1 金枪鱼渔业的发展历史 |
| 3.2 金枪鱼资源渔获历史 |
| 3.3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 |
| 第四章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构建 |
| 4.1 金枪鱼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
| 4.1.1 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 |
| 4.1.2 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T) |
| 4.1.3 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委员会(CCSBT) |
| 4.1.4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 |
| 4.1.5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
| 4.2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现状 |
| 4.2.1 捕捞数据上报 |
| 4.2.2 渔获量限制 |
| 4.2.3 捕捞能力限制 |
| 4.2.4 合规和执法管理 |
| 4.2.5 兼捕渔获物管理 |
| 4.2.6 技术性管理措施 |
| 第五章 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
| 5.1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问题 |
| 5.1.1 资源管理技术不足 |
| 5.1.2 资源分配体系的政策缺陷 |
| 5.1.3 执法不力 |
| 5.2 完善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对策 |
| 5.2.1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 5.2.2 加强海上执法 |
| 5.2.3 资源分配决策体系的变革 |
| 5.2.4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5.3 基于使用权的配额分配体系 |
| 第六章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发展历程及展望 |
| 6.1 中国金枪鱼渔业介绍 |
| 6.1.1 发展扩张(1988-1994) |
| 6.1.2 结构调整阶段(1995-1998) |
| 6.1.3 巩固发展(1999-2015) |
| 6.1.4 控制规模,规范有序发展(2016-今) |
| 6.2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政策 |
| 6.3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管理实践 |
| 6.3.1 数据收集和上报 |
| 6.3.2 渔船管理 |
| 6.3.3 船员管理 |
| 6.3.4 加强执法 |
| 6.3.5 参与政策制定 |
| 6.4 中国金枪鱼渔业发展展望 |
| 6.4.1 加强资源调查,提高生产效率 |
| 6.4.2 严惩违法行为,提高履约水平 |
| 6.4.3 完善产业链,开发国内市场 |
| 6.4.4 参与国际合作,维护正当权益 |
| 6.4.5 完善国内立法,加入国际协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媒妁”概念概说 |
| (二)本文选择“市民文化”研究视角的依据及意义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二十世纪以来媒妁文化及形象研究的总结与思考 |
| (一)20世纪以来媒妁文化及媒妁形象研究的学术历程 |
| 1、20世纪前期:婚姻史范围内“媒妁”论述的初起 |
| 2、20世纪后期:媒妁民俗及“媒人”研究在沉寂后的恢复 |
| 3、21世纪初期:媒妁文化及媒妁形象研究的兴盛 |
| (二)20世纪以来媒妁文化及媒妁形象研究的主要论题与评价 |
| 1、“媒妁”的起源及其功能作用的研讨 |
| 2、“三言二拍”等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媒妁”形象研究 |
| 3、对先秦及唐、宋时期媒妁文化的研究 |
| 4、关于中外媒妁文化的比较研究 |
| 5、20世纪以来媒妁文化及媒妁形象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
| 二、“三言二拍”媒妁群体的类别及其特征 |
| (一)职业媒妁群体及其特征 |
| 1、陈太尉唤来的“官媒婆”和德化县府的官媒“牙婆” |
| 2、小说作者称之为“媒人”的专职媒婆 |
| 3、“官媒婆”及其它专职媒婆的形象特征分析 |
| (二)兼职媒妁群体及其特征 |
| 1、“三姑”中兼职为媒的“尼姑” |
| 2、“六婆”中兼职为媒的“牙婆”与“虔婆” |
| 3、其他兼职为媒的媒妁形象 |
| 4、兼职媒妁的特征分析 |
| (三)非职业媒妁群体及其特征 |
| 1、地方官吏为媒者的形象描写 |
| 2、亲友为媒者的形象描写 |
| 3、丫环仆佣为媒者的形象描写 |
| 4、非职业媒妁的特征分析 |
| (四)神怪与物件媒类型及其特征 |
| 1、神怪媒:“炳灵公”、“虎媒”、“兴娘魂魄”等 |
| 2、物件媒:“玉雪丹”、“玉马坠”、“三束草”等 |
| 3、神怪与物件媒的特征分析 |
| 三、“三言二拍”媒妁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 |
| (一)塑造各具特色的媒妁群像及媒妁典型 |
| 1、各具特色的媒妁形象系列 |
| 2、“巧点鸳鸯”的新官吏形象“乔太守” |
| 3、亲友做媒的典型形象“王三老” |
| (二)创造性地运用多种艺术方法塑造媒妁形象 |
| 1、尺水兴波“媒婆嘴”:媒妁语言的描写 |
| 2、“媒婆走千家踏万户”:媒妁行为的表现 |
| 3、“四纸合同婚书”:媒妁活动中的细节刻画 |
| 4、“那做媒的有几句口号”:夹叙夹议的叙事手段 |
| (三)发挥媒妁形象描写的叙事功能 |
| 1、媒妁的出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
| 2、媒妁的行为促使当事人性格的变化 |
| 3、借媒妁的活动呈现故事背景和渲染故事气氛 |
| 四、“三言二拍”媒妁形象描写的思想认识价值 |
| (一)“三言二拍”中的婚姻媒妁思想 |
| 1、“姻缘天定”也“少不得男媒女妁” |
| 2、“媒婆口、走千家、贪钱钞”和“只管撮合” |
| 3、追求自由平等的婚姻和“良媒”理想 |
| (二)古代媒妁婚俗观念衍变的文学书写 |
| 1、由“父母之命”到“媒妁之言”的观念衍变 |
| 2、婚姻情爱新观念的艺术呈现 |
| (三)“导愚适俗”的社会批判精神 |
| 1、借媒妁形象的描写揭露社会丑恶 |
| 2、通过因果报应的恶媒行径警醒世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三言二拍”媒妁形象分类一览表》 |
| 致谢 |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 余论 |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 余论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 余论 |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 余论 |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余论 |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类书的定义 |
| 二、类书的起源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兴起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类书初兴的背景 |
| 一、文化发展所需 |
| 二、开创新体裁的学术追求 |
| 三、文献的积累提供了资料来源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的兴起 |
| 一、《皇览》首创类书体裁 |
| 二、逐渐兴起的官修类书 |
| 三、初具规模的私修类书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类书的主要特点 |
| 一、分类思想的形成 |
| 二、分类体系的初建 |
| 三、分类功用的凸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隋唐类书的修撰状况 |
| 第一节 隋唐类书演进的背景 |
| 一、盛世修撰类书的功业 |
| 二、文化融合促进类书的发展 |
| 三、科举制度催发类书的修撰 |
| 四、各类专门知识查找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隋唐官私类书的大量问世 |
| 一、官私类书的概况 |
| 二、《北堂书钞》 |
| 三、《艺文类聚》 |
| 四、《初学记》 |
| 五、《白氏六帖》 |
| 第三节 敦煌唐写本类书的发现 |
| 一、《励忠节钞》 |
| 二、《籯金》与《略出籯金》 |
| 三、《类林》与《琱玉集》 |
| 四、《兔园策府》 |
| 五、《新集文词九经抄》、《珠玉抄》和《应机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发展 |
| 第一节 “百科全书”思想的形成 |
| 一、包罗万象之分类理念的深化 |
| 二、事文兼收之类书新理念的产生 |
| 第二节 文献应用思想的确立 |
| 一、可供借鉴的资料汇总 |
| 二、诗文创作备用的资料库 |
| 三、普通大众启蒙的教科书 |
| 四、科举应试的参考文献 |
| 第三节 类分思想的演进 |
| 一、类分方式的发展 |
| 二、部、子目分级方式的确立 |
| 三、部类设置的严密性 |
| 第四节 目录分类思想的变化 |
| 一、隋唐之前的目录分类 |
| 二、隋唐时期的目录分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类书分类的特点 |
| 第一节 分类结构模式的完善 |
| 一、综合类书结构框架的奠定 |
| 二、多级分类框架的形成 |
| 第二节 “事文一体”新体系的形成 |
| 一、“事文一体”之雏形 |
| 二、“事文一体”之初创 |
| 三、“事文一体”之演进 |
| 第三节 文献剪裁方法的创新运用 |
| 一、互着别裁法 |
| 二、参见法 |
| 三、按注法 |
| 四、目录卷法 |
| 五、类目注释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类书使用功能的拓展 |
| 第一节 类书的本体功用 |
| 一、体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
| 二、临事取用方便检索 |
| 三、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 |
| 第二节 隋唐类书新功用之应试备用 |
| 一、类书应试备用功能产生之特定背景 |
| 二、科举制度对类书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类书的新功用之蒙学教育 |
| 一、蒙学类书与蒙学教育 |
| 二、《初学记》之蒙学教材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隋唐类书目录学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类书的目录学归类 |
| 一、《皇览》的目录学归类及其疑问 |
| 二、《隋志》归类书于子部杂家 |
| 三、《旧唐志》首列类书为“事类” |
| 四、《新唐志》改“事类”为“类书” |
| 第二节 类书的大量出现需要独立类别 |
| 一、秉承文治理念之官修类书 |
| 二、私修类书凸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
| 三、类书质量的不断提高 |
| 第三节 类书实用价值的提高 |
| 一、受众下移的整体趋势 |
| 二、实用价值的提高 |
| 三、流传的广泛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隋唐类书的文献价值与存在不足 |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 一、资料汇总 |
| 二、校勘古籍 |
| 三、辑录佚书 |
| 第二节 存在不足 |
| 一、引用不注出处 |
| 二、分类重复 |
| 三、版本不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隋唐类书发展对宋以后类书繁荣的影响 |
| 第一节 分类体系奠定了宋以后类书的格范 |
| 一、“事文一体”体例的继承 |
| 二、类分体系的发展完善 |
| 三、类书子目的丰富细密 |
| 第二节 “百科全书”功用确立了宋以后类书编撰的原则 |
| 一、综合性类书的大型化 |
| 二、包罗万象理念之范畴扩大 |
| 第三节 “资料汇编”特性促进了宋以后类书的繁荣 |
| 一、大型综合性类书功能的深化 |
| 二、科举应试类书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
| 三、专门性类书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述评 |
|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纂修背景及其概况 |
| 第一节 纂修背景 |
| 一、社会环境 |
| 二、经济因素 |
| 三、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纂修概况 |
| 第二章 纂修的组织与经费保障 |
| 第一节 修谱机构的组织及职能 |
| 一、谱局的设立 |
| 二、职责与分工 |
| 第二节 修谱人员 |
| 一、修谱人员的构成 |
| 二、修谱者的素质要求 |
| 第三节 家谱的纂修程序 |
| 一、立案文卷 |
| 二、资料搜集 |
| 三、家谱纂修 |
| 四、家谱印刷 |
| 五、领谱散谱 |
| 第四节 经费保障 |
| 一、资金筹措 |
| 二、经费支出 |
| 第三章 纂修体例研究 |
| 第一节 体例概说 |
| 一、民国以前家谱体例的发展演变 |
| 二、民国时期家谱体例概况 |
| 第二节 体例上的变化 |
| 一、凡例 |
| 二、诰命 |
| 三、序跋 |
| 四、图、表的应用 |
| 第四章 纂修内容研究 |
| 第一节 家谱中所见宗族事务及其管理 |
| 一、祭祀 |
| 二、祠堂 |
| 三、墓地 |
| 四、家规家法 |
| 第二节 家谱中所见民国教育 |
| 一、传统家族教育转型的动因分析 |
| 二、家族教育转型的实践 |
| 第三节 家谱中所见的女性 |
| 一、民国以前的女性上谱 |
| 二、民国时期女性上谱的背景、规定及实践 |
| 第四节 家谱中所见经济史料 |
| 一、记录区域产业的发展 |
| 二、揭示民族企业的兴衰 |
| 三、重视经济单据的留存 |
| 第五节 家谱中所见其他史料 |
| 一、民族主义史料 |
| 二、社会习俗变迁史料 |
| 三、佛教、医学和体育史料 |
| 第五章 纂修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修谱功能之重新审视 |
| 一、家谱功能的演变 |
| 二、家谱功能的沿袭 |
| 三、家谱功能的拓展 |
| 第二节 对民国以前家谱的批判 |
| 一、对欧苏二法的扬弃 |
| 二、对旧谱的批判 |
| 第三节 近代史观的引入 |
| 一、进化史观 |
| 二、全球史观 |
| 三、新文明文化史观 |
| 第四节 修谱原则 |
| 一、信实 |
| 二、平等 |
| 三、实用 |
| 第六章 纂修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特点 |
| 一、时代性 |
| 二、地域性 |
| 三、开放性 |
| 第二节 局限性 |
| 一、局限性的体现 |
| 二、局限性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项目及发表论文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研究方法、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鼠疫之始 |
| 第一节 鼠疫的概念与考辨 |
| 一、鼠疫的概念和意涵 |
| 二、云南鼠疫的的历史文献辨析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云南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 |
| 一、云南地区生物圈的概况 |
| 二、历史时期云南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 |
| 第三节 鼠疫在生物圈中的行为动因探析 |
| 一、“激烈的异动”状态下鼠疫行为的自然动因 |
| 二、“激烈的异动”状态下鼠疫行为的人为动因 |
| 第四节 跨区域：鼠疫流动性的理论意涵 |
| 一、灾害与疫病相结合的灾疫研究 |
| 二、跨区域研究意涵 |
| 第二章 蒙自鼠疫：区域内的历史流动行为研究 |
| 第一节 鼠疫的历史性流动考察 |
| 一、鼠疫的历史流行 |
| 二、鼠疫流行的周期性变化 |
| 三、鼠疫流行的季节性 |
| 第二节 区域内的鼠疫流行性行为考察 |
| 一、鼠疫流行区域的小范围变化 |
| 二、以人类社会行为为动力的人间流动 |
| 第三章 1894年鼠疫大流行：地理区域流动性的考察 |
| 第一节 1894年鼠疫传播路线的考察 |
| 一、1894年鼠疫传播路线争论的提出 |
| 二、1894鼠疫的路线和缘起 |
| 第二节 1894年跨区域鼠疫流行原因的比较 |
| 一、鼠疫大流行中自然环境比对 |
| 二、鼠疫大流行中的社会比对 |
| 三、鼠疫大流行中的自然和社会的互动考察 |
| 第四章 社会感知：云南鼠疫流行造成的社会变化 |
| 第一节 鼠疫流行之区域的社会影响 |
| 一、疫死人口 |
| 二、靡费金钱 |
| 三、人口的流动 |
| 四、民众的恐慌 |
| 第二节 “知”与“防”：近代西学背景下的鼠疫认知 |
| 一、对于“鼠疫”本质的相关认知 |
| 二、对于鼠疫疫病预防的相关认知 |
| 第三节 清代鼠疫流行中的社会应对 |
| 一、官方对鼠疫的应对 |
| 二、民众对鼠疫的应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单篇别行——《礼记》研究的另一维度 |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界定与研究现状 |
| 二、《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植弓》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檀弓》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制》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王制》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月令》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 四、“月令体”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 四、“月令体”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月令》单篇别行原因与价值 |
| 一、《月令》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月令》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四章 《深衣》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文学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及价值 |
| 一、《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深衣》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五章 《投壶》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以“投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以“投壶”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投壶》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礼记》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 |
| 附录二：近四十年《礼记》研究现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