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诗：王维山水诗的禅意渗透

一、禅思与诗思——王维山水诗创作的禅宗渗透（论文文献综述）

赵京强^[1]（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阮媛^[2]（2020）在《诗学“禅境”与现代困境 ——陈先发论》文中研究指明新诗自五四诞生以来,在呼吸现代生活气息、面对现代社会挑战的同时,也一直发扬着传统的艺术精神。桐城诗人陈先发作为当代诗坛的佼佼者,善于将禅理禅趣融入诗歌以拓宽诗境,在化用古典文化资源、赓续汉诗传统的同时,着力书写现代人的焦虑、困境,从而为当代新诗贡献了一批风格独具的优异文本。本论文绪论部分着重对陈先发诗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正文第一章从文明的视野出发,对陈先发的诗思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其家乡桐城派文化、孔城记忆以及乡野经验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并将诗人创作分为“火”质时期、“土”质时期以及“木”质时期,论析其诗歌探索如何从烈士情怀到美学框架奠定的沉潜再到浓烈情感的淡出,呈示其在刚与柔、散与专的动态平衡中所寻得的稳健发展的路径。正文第二章重点解释其诗学“禅境”,从“‘直觉’、‘顿悟’:陈诗的深层直觉资源”、“‘空白论’:‘不可说’的诗学表达”以及“‘道在日常’的现实关怀”三方面介绍陈诗禅境的具体表现,并从语言层面分析其对汉语言传统资源的执着与超越。正文第三章结合诗人陈先发的记者身份,分析陈诗中聚焦现代困境的因缘。将陈诗的现代困境诗学表现从轻与重、古与今、“我在这里”三方面对比阐释,并从语言层面介绍陈诗中“不谐和音”的矛盾修辞。正文第四章在二、三章讨论的前提下,围绕“禅境”、“困境”的交缠互动分析诗人的独特价值,解释其诗歌探索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意义及贡献。

代慧婷^[3]（2019）在《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文中认为僧侣行旅诗,是指僧人行旅中所作之诗。僧侣行旅,既有游方、参学、弘法等宗教之因由,亦有访友、省亲、观览等诸多世俗之因素。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目的,致使僧人行旅诗与寻常文人之山水诗相较,除模山范水、书写自然之景物、抒发羁旅之感喟之外,往往还具有丰富的宗教意蕴。僧侣行旅诗,肇始于东晋,至李唐而蔚为大观。本文以一个群体、一类诗歌为研究视角,以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为研究对象,梳理出唐五代僧人49位,行旅诗346首,从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二方面入手,研究此类诗歌的总体概貌、发展脉络、风格特点,从一个独特角度探索唐五代时期佛教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富有个性的表达,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而差异正在于比较之中。因此,本文在研究僧侣这一文学群体时,亦对不同僧侣之行旅诗的个性差异有所揭示。唐五代时,以贯休所创作的行旅诗数量最为丰富,其集中有行旅诗157首,几占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半壁。形式多样,诸体皆备,五七杂言兼而有之;其内容之广博,山川林木,无不挫于笔端;其创作目的之繁复,游学、避难、交游皆有,集中体现了唐末五代战乱的社会现实;其艺术之特色鲜明,边塞行旅诗异军突起、奇崛的诗风、济世救民的入世情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与儒家仁义思想的异质同构,贯休可谓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代表。此外,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僧之行旅诗亦别具一格,往往记录域外之行的风光,异域风情与佛教文化相碰撞,独具魅力,若新罗僧慧超,日本僧道慈、辨正、空海和西行求法僧玄奘、义净诸人的20首异域行旅诗,在其行止之艰险、其情感之悲痛、其意象之奇特皆久居中土之僧侣所不能到也,其中不少来华僧人,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汉诗,并在创作中展现出求新、求变之特点。唐五代僧侣行旅之目的主要有参方悟道、宣教弘法、避难化缘等;唐五代僧侣行旅之作用与文化意义则突出表现为提升了僧侣修行的质量、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诗歌文化的成果等方面。僧侣行旅诗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佛门衲子积极宣扬“入世”,其生平行止践行了“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双轨,异于寻常文人。故而,唐五代僧侣行旅诗除了在表达“出世”之情的游方求学、明佛证禅、赏山悦水等主题,又体现出唐代僧侣的“入世”情怀,诸如思乡怀人、交友做官、怀古咏史等主题亦是他们所书写的对象,这种行为的动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为“友谊之求”,其二则为“媚俗之态”。在艺术特色上,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突出体现出尚“清”的艺术风貌。具体表现为多用“清词清语”、多选“清景清境”、多含“清神清趣”,并由此而造就了其“清寒幽静”的诗境。出现这一文学现象之因由,主要是因为僧人受“戒”“定”“慧”学法经历之影响,“因定入境”“因慧遣词”,所以僧诗较文人诗更易得“清”之风致。此外,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呈现出“融禅于诗”与“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总体而言属于一个诗歌体系,大部分意象之情韵与文人诗别无二致,然某些特别的意象,若“鹤”“镜”“灯”诸类,以及“锡杖”“袈裟”“囊”“钵”等法器,则潜含着特别的意蕴,这也是僧诗与文人诗别有不同的地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在体式的选择上以近体诗为多,占80%,其中又以律诗占比最大,为73.9%,而律诗中又以五言律尤多,且多有名篇佳构。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联系复杂。一方面,僧侣行旅诗积极向文人诗靠拢,题材、风格多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具自身特点,诗僧总是有意无意标榜其僧人身份,在诗中流露出禅房习气、山林志趣,体现着与文人诗异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质。唐五代文人和僧侣的行旅诗皆以发隐逸之趣、写自然之美见长。在主题上,文人更为丰富,“游宦”主题突出,僧侣则多以“游方”为目的。在艺术风貌上,文人重“抒情”,僧侣重“明理”。文人行旅诗多铺陈景物,刻画境界,抒发其情感的寄托。僧侣行旅诗则多描摹景物,裁剪山水,抒发出目前之景对心中佛法的启示,多了一种洞然明白之感。“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这一选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本文立足行旅,从僧人的视角窥见中华山川,本自与文人所见不同。同时又是以行旅为题材,释氏文人的眼界、闻见、心理、感悟,亦自与世俗文人不同。这一研究不但拓展了当前僧诗的研究内容,亦可管窥中国古代行旅文学中的别样风貌。此外,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旁及两个创作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文人与衲子的交往亦可有所补益。对僧侣“入世”原因的探析,还将有助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文化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整理、研究,不仅可知佛教诗歌在遣词造句、征引典故、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独特风貌,还可以“以诗证史”,对唐五代的佛教地理与文学地理状况有所考察与印证。行旅行为还影响到诗歌的传播方式,大量的题壁、题柱、题廊、题桥、题树诗,以及舟中、道中、途中、马上等诗歌创作方式皆因行旅活动而产生、而流布。此外,从僧侣行旅诗中还可以窥探出僧侣苦行的宗教情怀和济世救民的大乘佛教精神。

陈方^[4]（2019）在《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庐山自东晋慧远法师起,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僧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慧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外部层次上具有佛经科文三分结构的特点,还运用了汉译佛典的“格义”之法进行诗文创作,并在诗文的意境上展现出“象境—神境—化境”的三个阶段。教团成员的佛教文学作品,也在导师的影响下呈现出对“象”“神”的重视、对三教的融通。除慧远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庐山僧人,以竺道生最有代表性,他的佛性理论使文学创作加深了对心性的思考、促进了南朝文学灵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语言观也促使文学理论对语言的讨论主题从工具论转变至本体论。至隋唐五代,庐山僧人数量激增,庐山佛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与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文人的加入也使庐山的文学活动兴盛起来。中唐至五代的庐山出现了大量诗僧,他们在作品中运用了黯然衰残的景物意象,表达孤独飘零的情思意绪,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有深刻的阐说。从教外文人的佛教文学创作来看。陶渊明、谢灵运与白居易是晋唐庐山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陶渊明作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期的深受儒道思想浸染的文人,他对佛教的运用主要是在词汇层面,对佛教的接纳主要还是在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谢灵运倾心佛教,他的山水诗具有与佛经近似的体制模式;其佛学思想深受慧远、竺道生影响,他不仅将庐山净土文学中的净土图景搬入诗中,还将竺道生的佛学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白居易与庐山的因缘从他被贬江州开始,洪州禅成为对白居易影响最大的禅学思想之一。洪州禅不仅使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注重心性的阐发、在创作上形成平俗浅近之美,也在生活心态上使其形成了体宁心恬的审美境界。在僧传、传说等文献建构起庐山的神圣空间后,诗僧与文人对其展开了热情的歌颂:僧人通过运用显圣意象,延展了神圣空间的书写范围,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圣哲先贤的崇敬之情与招隐世俗的希冀之情;世俗文人赞叹佛法的神秘灵异,向往清幽静谧的方外世界,心念世俗却高喊归隐,将神圣空间作为洗涤心灵的净化场所,于其间参悟真谛。总体来看,晋唐阶段的庐山佛教文学,其审美主体的总体创作水平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佛教文学作品具有佛学思想与时俱进、写作内容日益丰富、创作手法逐渐精进三个方面的特点。

裴诗玲^[5]（2019）在《论洛夫诗歌中古典诗意的现代转换》文中研究指明洛夫,人称“诗魔”,以创作风格多变、作诗意象奇诡而想象丰富着称,他独特的现代诗创作是现代汉诗发展史上绕不开的话题。洛夫的现代诗创作风格自早期的晦涩奇诡逐渐演变为中后期的圆融和谐而又不失其凌厉,诗承古典而包蕴现代气息,与他本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融合中西诗学以推动现代汉诗的创作发展这一追求紧密相关。洛夫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主动调整诗歌创作理路与技法,对古典诗学诗艺进行深入研究,并勾连超现实主义等西方诗学探讨中西诗学的相通之处,以现代性视角观照古典文学,结合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思考在诗歌创作中展现古典诗意的现代风貌,为现代汉诗的创作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以洛夫的诗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古典诗意元素明显的乡愁诗、禅诗与古题诗入手探讨洛夫诗歌中古典诗意的现代转换,并从整体的角度分析这种现代转换的意义与启示。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从研究缘起、相关研究综述与研究思路三个方面介绍了洛夫诗歌创作情况、学界对本论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第一章分析洛夫诗歌中的古典诗意。以乡愁诗、禅诗和古题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中体现出的传统诗歌主题、古典意象意境及古典题材的运用等多种古典诗意元素。第二章研究洛夫对古典诗意进行的现代转换。承接第一章的三类文本,分别从文化乡愁的漂泊与返乡、禅魔互证的融合与创造还有古题新铸的现代性与批判性几大主题相关的现代转换机制作出具体阐述。第三章探讨这种现代转换的意义与启示。结合洛夫独特的人生经历与诗学体悟,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分析洛夫探讨古典诗意的现代转换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生命、物我关系的认识与超越,以及天涯美学中所展现的抗争、悲悯、自由的美学意义,同时从洛夫诗歌所体现的古今融合的审美诉求和对人的终极关怀两个维度分析其对现代汉诗诗性建构的诗学意义。

侯本塔^[6]（2019）在《临济宗与宋代诗歌研究》文中指出历史发展到宋代,禅宗已成为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在禅门“一花五叶”仅存的临济、云门、曹洞三家中,又以临济宗的声势最为浩大。本文便是站在临济宗的本位立场,采用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宋代诗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考察,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是对临济宗传承、着述与交游之特色的分析。通过考察可知,宋代临济宗前后绵延一十五世,并发展出黄龙、杨岐、大慧、虎丘四个派系,它的影响在时间上贯穿两宋始末,空间上遍布全国各地。临济宗僧人的禅学思想丰富,文学素养精深,并创作了语录、灯录、僧传、笔记等多种类型的禅学着述。他们在与诗人的交游中,也展现出以公案、颂古和机锋为特色的时代新风。第二章为临济公案与宋代诗歌。该章对宋代八大颂古集和《正法眼藏》、《禅宗颂古联珠通集》所收临济公案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公案入诗”与“诗文入案”两个视角开展诗禅关系的考察。公案入诗方面,首先对“义玄悟道”等六则临济公案在宋诗中的运用加以探讨,揭示出各则公案在诗歌创作中的主要作用和内涵演变;其次从苏轼与“三十六对”公案以及张商英的颂古创作入手,对临济宗嗣法文人的公案接受进行分析,分别指出苏轼诗歌的取象方式、表达方法和张商英颂古的渔父唱道、艳诗明禅之特色所受禅门公案的影响。诗文入案方面,分别从帝王公案、文人公案和诗歌公案三个方向进行展开,指出禅门公案对帝王与文人形象的建构,和对文人诗歌的拈提参究及禅学理解。第三章为临济颂古与宋代诗歌。该章第一节采用统计学方法,对临济颂古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考察,共辑得颂古5000余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宗派特色和代表作家加以论述。第二节将临济颂古与前人诗歌文献对读,排查出100余则颂古借用前人诗歌的案例,继而从借用对象、借用手法和借用效果三个层面对临济颂古“借诗明禅”之特色展开讨论。第三节首先对当代宋诗总集的颂古收录标准进行考察,接着对这些总集误收、重收、失收的临济颂古加以辨析,最后以《禅宗无门关》为中心,指出临济宗颂古所具有的譬喻新颖、以贬为褒和豪猛粗放之特色。第四章为临济禅法与宋代诗歌。该章第一节对临济宗“峻烈活泼”的宗风特色和“触目是道”的悟道方法加以阐述,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内在融通关系。第二节从呵佛骂祖、直下承当和杀活自在三个层面入手,对临济峻烈宗风与北宋中期士林风貌之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临济宗风参与到北宋文人变革精神、文化自信和人生态度的建构之中。第三节是对“触目是道”的悟道方法与宋代咏物诗关系的探讨,指出宋代咏物诗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所受临济宗的影响。第五章为宋代临济宗虎丘派禅诗研究。该章主要对松源崇岳、无准师范、虚堂智愚和西岩了慧等十余位虎丘派禅师的代表诗作、擅长诗体和典型诗风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虎丘派禅师重家风、轻文采、好拈颂的创作倾向。

刘静^[7]（2019）在《周贺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贺是中晚唐时期姚贾诗人群体的重要诗人。《全唐诗》中现存周贺诗九十三首,《全唐诗补编》中又补四句。周贺诗不仅充分体现出了姚贾诗派的群体性诗歌风格,而且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因此研究周贺及其诗歌既有助于深入考察姚贾诗派的艺术风格,又能够丰富中晚唐时期的个体诗人研究。根据现有记载,以周贺诗歌内容为依托,本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周贺的生平事迹,重点关注周贺与贾岛、姚合的交往过程以及还俗返初的人生经历,同时对于周贺先后几次驻足嵩山、庐山、南徐、长安的漫游经历进行了一定的考辩与补证。周贺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多围绕个人生活展开,可分为交游诗、送别诗、行旅诗和闲适诗四类。而在艺术风格方面,周贺深受北宗禅与南宗禅思想的双重影响,其诗歌具有僧气未脱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在以禅入诗的题材选择、崇尚苦吟与谨遵格律的创作风格、充满僧衲气的意象使用以及清静寂定的禅境营造。同时在语言、意象与意境等方面,周贺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了清寒幽僻与清雅闲淡的双重特点,共同构成了清淡幽僻的诗歌风格。具体地说,在语言表达上工于锤炼字句又擅长白描手法,在意象选择上既学习了贾岛式清瘦幽僻的取象风格又亲近姚合式清闲淡雅的意象群,因此营造出了清寂幽深与清淡闲雅的不同意境。在与姚贾诗人群体的比较中,周贺诗歌表现出了群体中的独特艺术个性。总之,周贺诗在姚贾诗群乃至中晚唐诗坛上都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与地位,并且对宋初九僧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鹏宇^[8]（2017）在《唐代禅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禅宗诗歌是唐代诗歌重要且独特的组成部分,既有禅的内涵,又有诗的特点。唐代禅诗是笔丰厚的文化宝藏,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涌现了数量众多的专着和论文成果。但以往的唐代禅诗研究往往聚焦于唐代文人禅诗研究,较多地关注名人名篇的个案研究。或着眼于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而较少关注禅宗诗歌本身。禅诗有着不同于纯文学诗歌的特质,而当前对这种特质的研究依然不够充分。本文回归禅宗诗歌本身,在个案研究基础上从整体上把握唐代禅诗,文学与禅学并重,悟性与理性并入,从佛禅思想、佛禅譬喻、禅悟境界以及审美价值四方面对唐代禅诗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体悟禅诗的诗情与禅韵,以更全面、深入地挖掘禅诗的文学、禅学、美学价值和意义。论文绪论部分详细考察唐代禅诗研究历史及现状,阐释唐代禅诗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唐代禅诗的佛禅思想。禅宗思想影响了唐代文人的思想情感及处世态度,进而开拓了禅诗创作的思想内容,提高了禅诗的思辨性。唐代诗人主要从五个方面受到了禅宗思想的浸润:（一）禅宗继承原始佛教思想,认为“三界唯识,万法唯心”。“心”有自性和识心两层内涵。从自性而言,“心”为各种因缘的集合体,心生事物生,心灭事物灭;从识心而言,不同的识心生出不同的世界。（二）从事物本质而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各种因缘聚合而生成的,因此本性是空的。（三）从修行方法论而言,北宗禅推崇循序渐进的渐修法,南宗禅倡导直契人心的顿悟法。唐代诗人对禅宗打坐的体验和参悟促成了独特的宴坐诗的生成。（四）从修行层次而言,修行使人克服贪欲,破解愚痴,使人超越尘缘,挣脱束缚。禅宗教人在从安心境到空心境再到无心境的不断超越中,回归清净圆满的本心,实现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五）从修行境界而言,禅宗秉承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慈悲利生的济世精神。以上五个方面,在禅宗诗歌中都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第二章分析唐代禅诗的佛禅譬喻。佛禅譬喻生动精警,常被唐代诗人援引入诗歌创作,丰富了唐代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唐代禅诗主要有四大喻象系列,分别为:（一）佛性永恒喻象系列。以明月喻指佛性圆满光明,以宝珠喻指佛性珍贵莹澈,以旧时花红喻指佛性不生不灭。（二）诸法无常喻象系列。以落花喻指人生短暂,生死迅速;以浮萍、飞蓬,喻指人心迷失,漂泊无依;以木偶喻指命运任人摆布,不由自主。（三）世事虚妄喻象系列。以镜花水月、空花、阳焰、金刚六如喻指一切事物是性空的,是虚妄不实的。六根接触六尘所产生的六识更是虚中之虚。人们认假成真,执幻成迷是造成种种痛苦的根源。（四）调伏妄心喻象系列。以心猿意马喻指妄心不息,以作茧自缚喻指贪欲毁人,以露地白牛喻指妄心调伏后的自在境界。第三章论析唐代禅诗的禅悟境界。唐代禅诗以诗的语言表达独特的禅的感悟,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禅悟境界,主要体现为:（一）超越思量的直觉境。禅宗倡导用直觉观照世界,直契事物本质,不加任何理性思量,使禅诗呈现出“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界。（二）空灵寂照的现量境。一切事物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佛性,一切事物都是佛性的显现,在禅诗中呈现为黄花翠竹皆般若的现量境界。（三）相互含摄的圆融境。禅宗认为万事万物相互影响,打破了事物的二元对立,禅诗呈现出生死圆融、出家与在家圆融、烦恼与菩提圆融、时空圆融的境界。（四）俯仰皆真的日用境。日常吃饭睡觉、扬眉瞬目的生活就是参悟禅的道场,这在禅诗中呈现为“平常心是道”的日用境界。第四章总结唐代禅诗的审美价值。禅宗拓展了唐诗的思想内容,丰富了唐诗的精神内涵,提高了唐诗的审美价值。禅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自然山水都是佛性的外化,禅与自然息息相关,所以禅诗中有大量对山林胜景的描写,诗歌呈现出宁静淡远的清幽美。禅者触处即真、随缘任运、自在洒脱的处世态度在禅诗中彰显为随缘自适、一期一会、安住当下的自在美。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为真实离名字,所以禅诗重心心相印的心灵体验,呈现出廓尔忘言、悠然神远的无言美。

石润宏^[9]（2017）在《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文中认为唐代文学有关植物的书写,涉及体裁众多,文学实绩丰赡,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文学植物书写的丰富景象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先秦至六朝的先唐文学为唐代文学提供了众多有关植物的历史典故与文学原型,是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走向深入和繁荣的导引者。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唐代各类文学体裁、具体文学作品对植物题材与意象进行的书写。唐代诗歌在描写季节时经常运用植物意象,勾勒各个季节的植物风景,植物在季节诗中成了季节的指示物和诗人情绪的象征物。唐人喜爱把玩和栽植各类观赏植物,这在唐代诗、文、赋中均有明确表现。唐代描写植物的文学语言中大量出现了体现人们价值判断的言辞,这表明唐人针对植物的精神审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渐渐步入成熟的境地。唐代笔记小说中与植物有关的条目多达五百余条,这其中既有真实记录,也有文学虚构,均反映了唐人对植物的重视与喜爱。不同的文学创作群体对植物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比如唐代女诗人常以离枝的落花比喻自身,又如唐代诗僧群体因为性喜自然,所以注重利用植物在禅院中仿造建构山野环境,从植物中体味禅机,植物成了诗禅交涉的纽带。第二个方面是唐人营造的植物景观进入到文人视野之后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人十分重视寺院、道观、祠庙、驿道、驿站等建筑群落周围植物景观的营建工作。比如唐代寺观的植物景观以松竹为主而能兼顾各地自有风格,唐代驿道驿站等场所由官方主持驿树的栽种,不同时期也有文人官员按照自身的喜好栽植特有品类的植物,唐代交通要道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上述人造建筑区域情况不同,兼有野生与人造两个方面。唐代文人爱好游览和观赏此类植物景观,并乐于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第三个方面是自然植物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心绪、情感和生活、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的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日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植被类型的地理分野直观而易感。植物的生态状况造成自然环境的差异,使文人身处其间有别样的心境感受。比如唐代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多样性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也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又如唐代陇右道的荒野风景极大地唤起了文人的羁旅愁思,荒漠草原上飞卷的沙蓬成了客居陇右道文人的自我体认。唐代长城以北地区迥异于关中以南地区的植物地理风景,被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的唐代文人所关注,引来他们对异域植物风光的欣赏与书写,如今这些文学语言已成为记录唐代长城以北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宝贵文献。

林媛媛^[10]（2016）在《中晚唐僧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晚唐僧诗既是佛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唐代诗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僧以群体之力,让僧诗占据了唐诗的重要一席,极大丰富和拓展了唐诗的创作领域,在唐诗发展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晚唐是诗僧辈出的时代,作为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时代产物,诗僧在中晚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扮演了沟通禅俗的特殊角色,他们以禅法入诗、以禅理入诗、以禅趣入诗,营造了诗禅合一的禅境与诗境,并以独特的文学品格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创作。本文以中晚唐僧诗一百三十多年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力求对中晚唐僧诗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述,重点考论中晚唐僧诗的时代特质,深度挖掘中晚唐僧诗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中晚唐僧诗的重要文学史意义。本文由绪论和五章内容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时段进行了设定,对中晚唐僧诗的研究现状给予了整体分析,对论文的选题意义及期望达到的研究效果作了相关说明。结合了当前学界的部分研究成果,以中晚唐时期佛教的发展情况及当时的政治、社会大环境为研究背景,全面分析了佛教发展,尤其是南宗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诗僧创作理念、僧诗创作风格的影响,以从总体上把握中晚唐僧诗发展的轨迹和特征。第一章至第三章,以中唐大的历史环境为背景,首先梳理了禅宗的历史发展状况,以及禅宗思想、偈颂对诗歌、音乐的影响,以揭示禅宗对中唐文化乃至整个唐代文化的特殊贡献。其次,结合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深入考证了中唐诗僧,特别是以寒山、拾得为代表的“通俗派”,以及以皎然等为代表的“清境派”诗僧的生平事迹和文化内涵等。最后,以僧诗创作风貌为切入点,全面分析了中唐僧诗在沟通禅俗、融禅入诗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种种特征,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唐僧诗的时代特质。第四章至第五章,以晚唐乃至五代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晚唐政局及政治措施对佛教的重大影响,论述了南宗禅以及禅宗五家的发展脉络、兴盛原因,其次论述了晚唐的禅宗实践、不同宗派的禅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从整体上把握了晚唐佛禅的发展情况。通过对晚唐诸多诗僧生平、交游、创作等的考证,对晚唐诗僧群体进行了总体的把握和分析。多角度的分析研究,全面理清了晚唐僧诗的题材内容、风格特征以及诗歌体式的特点,为整体上把握晚唐僧诗创作风貌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结语部分归纳总结了论文的创新点,提出了论文尚未解决的相关问题,以及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研究思路的地方。

二、禅思与诗思——王维山水诗创作的禅宗渗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禅思与诗思——王维山水诗创作的禅宗渗透（论文提纲范文）

（1）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2）诗学“禅境”与现代困境 ——陈先发论（论文提纲范文）

（3）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洛夫诗歌中古典诗意的现代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6）临济宗与宋代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周贺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晚唐僧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禅思与诗思——王维山水诗创作的禅宗渗透（论文参考文献）

• [1]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2]诗学“禅境”与现代困境 ——陈先发论[D]. 阮媛.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D]. 代慧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6)
• [4]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D]. 陈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论洛夫诗歌中古典诗意的现代转换[D]. 裴诗玲.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临济宗与宋代诗歌研究[D]. 侯本塔. 暨南大学, 2019(12)
• [7]周贺及其诗歌研究[D]. 刘静.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8]唐代禅诗研究[D]. 辛鹏宇.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D].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中晚唐僧诗研究[D]. 林媛媛. 吉林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