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边缘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一、论处于全球化外围的文学与文学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孙媛^[1]（2021）在《论钱钟书中西互证的诗学研究理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以西释中的阐发式研究而言,钱钟书中西互证的诗学研究理路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其最终旨归是以正视和尊重差异性为前提的"打通",即通过中西诗学的交流对话凸显出"万殊"之处背后的"一贯"之理;其实现途径是超越了中西比较层面的"比照",即将中西诗学话语聚合于同一平台之上,使其围绕着相关话题自然而然地产生碰撞和互动,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和创新。

范小青^[2]（2020）在《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文中指出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日裔英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2017）、布克奖（1989）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创作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1部,短篇小说若干。其中,《长日将尽》《莫失莫忘》等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凭借在文学市场与文学评价体系中的成功,石黑一雄实践了“国际化写作”的理念,创作出具有国际化、世界化特征的作品,最终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目前,其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拥有广泛读者。本文将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international writing）的文学理念及创作实践置于“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理论语境中进行研究,考察其文学特质,指出其创作经历了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世界化”（universalization）的发展,从“移民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石黑一雄作品的思想内核是理想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主题、风格与接受上均具有跨国主义、世界主义特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经典。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其文学实践概括为“世界文学”写作,并以“‘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指出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本土性与世界性、严肃性与通俗性的平衡,其基础是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与英语的普及性。最后,从当代世界文学转型的宏观视角考察石黑一雄的创作,分析其与后殖民文学与世界主义文学的联系,明确其在这一转型浪潮中的地位。全文分为四章,从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对石黑一雄“世界文学”写作的主题与风格上的核心特色进行细致分疏。第一章勾勒出石黑一雄创作演进的路径,指出其文学从“国际化写作”出发,经过国际化与世界化,最终成为“世界文学”。本章以“国际化写作”“世界主义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为基础,解析石黑一雄的创作理念与文学实践,着重阐述“国际化”与“世界化”在此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第一节围绕石黑一雄的跨国书写与“国际化写作”理念展开,指出身为移民作家,其人其作天然具有国际化特征。第二节从其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出发,分析“国际化写作”的思想内核,即世界主义,并从流散性与世界性的融合,阐释其作品与“世界主义文学”的关联。第三节以“存在寓言”“全球感”与“平衡（本土性与世界性、严肃性与通俗性）”为关键词,论证石黑一雄的文学是当代世界文学的典型。第二章讨论“‘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学主题经历了从本土性到世界性的发展,其核心是发掘与表现具有人类共性的“存在”主题。第一节以从国际化到世界化为线索,勾勒其文学创作主题的发展轮廓,论述其从发掘“日本性”到探索“人类共性”的演变。第二节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线索,通过文本细读,对“人类主题”展开详细论述。首先,从“浮世”的世界、人生与艺术三个层面,指出其文学中悲剧性的根源在于“浮世”的不确定性,而“浮世”的底层代码为现代性。其次,围绕“‘存在’的可能性”及“镜像人物”两个层面,剖析主人公的“存在”,聚焦“另一个‘我’”的主题,指出其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产生与叙述者对自我的想象,且这与作者的文化身份与个人经历有关。第三章分析“‘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指出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源于其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风格”主要有三大特征:抽象化、抒情化与大众化,分别对应着“多维象征系统”“移情策略”与“文体实验”三个方面。第一节从作品中的符号与隐喻入手,分析“多层并置”的意义堆叠手法,提出“多维象征系统”的概念。第二节围绕移情策略展开,着重分析不可靠叙事、复现与留白三种叙事手法,阐明其文本产生移情效应的机制。第三节讨论对通俗文类的戏仿以及作品的互文性,将其概括为“文体实验”。戏仿通俗文类有助于实现大众化的目标,而互文性则构建起一体化的“石黑一雄宇宙”。最后一章从宏观视角审视石黑一雄的文学,分析其与后殖民文学、世界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指出其通过“国际化写作”的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参与到当代世界文学转型的浪潮之中。第一节阐述世界文学的现状与挑战,并揭示转型的两大趋势:强调本土性的后殖民文学与强调世界性的世界主义文学。第二节分析石黑一雄的文学与后殖民文学、世界主义文学的联系,明确其在当代世界文学转型中所处的位置。

雷娜^[3]（2020）在《杰克·齐普斯的童话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杰克·齐普斯（Jack·David·Zipes）是美国着名的童话学家、童话翻译家,被称为美国童话研究的领军人物。他长期致力于童话研究,形成了富于时代意识且全面深入的童话理论体系,在国际童话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童话理论体系主要由童话文类、童话电影、童话讲述三个子系统构成,分别回应了本体研究、改写和转化、实践研究三大问题,形成了包含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观的完整理论体系。他建构了系统而宏大的童话前沿理论,是当今西方童话研究的集大成者。本文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齐普斯童话理论体系进行阐释。全文包括三个部分,以绪论开篇,正文含五个章节,以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具体内容如下:在第一章中,回顾了齐普斯生平和童话研究历程,探讨了詹姆逊、布洛赫、阿多诺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齐普斯童话研究的影响。梳理和分析了齐普斯童话理论构建中的核心术语和理论概念。指出了齐普斯童话理论研究的理念与方法特点,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齐普斯童话理论思想的主要来源。第二章剖析齐普斯的童话观。从西方童话观念史的视角,介绍了齐普斯的童话认识论。重点讨论齐普斯对童话两大历史阶段的划分:口头民间故事阶段和文学童话阶段。齐普斯借助广义的信息模因和关联理论,论证了口头民间故事阶段和文学童话阶段的内在紧密联系,试图揭示西方童话发展演变的社会历史规律。基于对童话发展阶段的认识,齐普斯研究了西方童话观念史,确立了他基于社会历史文化视角的童话研究范式,即包括对“童话”名称的分析、类型的界定、童话本质的探讨,以及对童话分析策略的区分。基于社会历史视角的童话研究范式,是齐普斯童话理论研究的特色和基础。第三章研究齐普斯童话理论的文化表达。重点探讨齐普期童话研究中的两大命题:魔咒和乌托邦。齐普斯童话理论重视对童话的意义呈现,强调其意义后面的文化表达问题,以此来阐释童话的文化功能。他认为,魔咒关乎权力的文化表达,童话对魔法、魔咒等神秘力量的想象反映了真相,进而表达愿望和期待;而童话的乌托邦精神是人类在个人心理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上对未来希望的追求。齐普斯关于童话魔咒和乌托邦文化表达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童话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出童话的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对魔咒和乌托邦的文化研究是齐普斯研究童话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维度。第四章研究童话的改写与转化,探讨齐普斯童话理论的方法论。齐普斯对经典童话改写的论述,建立在童话发展观的基础上,着眼后现代发展史来讨论经典童话的改写与转化,不仅继续构建和书写了童话的发展史,而且挖掘了童话的时代表现形式。齐普斯认为,就童话本身的解放性潜能和文化工业的时代需求而论,童话改写和转化是童话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由此他提出了童话改写的两种基本类型:保守型和颠覆型,而且从媒介形式上展现了口头、书面、影视绘画等多媒介的童话改写脉络。齐普斯对改写形式的概念、原则、表现形式、改写方法、改写意义的研究,正是齐普斯童话改写理论的要义。齐普斯倡导主动利用童话的发展规律,积极寻求童话发展演变的新形式,从而延续童话的生命,为童话的后现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具体方法。第五章研究童话讲述的创造性实践,主要探讨齐普斯童话理论的社会实践。重点梳理了齐普斯所倡导的创造性故事讲述实践的大致框架,细致研究齐普斯童话讲述实践中的讲述者、讲述方式、讲述题材、讲述对象。齐普斯非常重视童话口头讲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积极参与童话创造性讲述的实践活动,他认为,真正的童话讲述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讲述能够提高人们对生命的感知和自我意识,是人生智慧和经验的交流,童话讲述的口头实践对童话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童话口头讲述的理论与实践,是齐普斯童话研究的另一重要维度。结语部分对全文做出回顾和总结。通过对齐普斯童话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证明其理论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统一性,因而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并具有包容性、人文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特色。最后,联系中国童话的研究现状,分析该理论体系对中国童话理论研究及实践的价值;指出以及齐普斯童话理论的中国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璐^[4]（2019）在《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伊哈布·哈桑20世纪美国着名文学评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最早的研究者。在学界,他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作出的贡献受到了一定关注。目前,关于其“超批评”观的研究,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哈桑看来,后现代的“超越”是很丰富的。“超批评”中的“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超越、高于”而是“在……旁的”。因此,“超批评”从后现代的批评立场来看,是一种在深度上追求平等,在广度上主张多元的具有“民主、多元开放”趋势的新的后现代文学批评。但“超批评”不完全等同于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它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交叉关系。其次,“超批评”进行的是一场高度严肃的实验工作,它通过批评对象、批评形式以及言说方式的多样化,在批评方法的开放性上实现了“超越”。再次,当文学批评面对以“新批评”为主的传统批评日益理论化、程式化的弊端时,“超批评”通过将“沉默”的隐喻与“新诺斯替主义”相结合,重新定义人类和文学的未来状态;并试图重新激活艺术与人心、现实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恢复多种艺术使命的召唤,使文学批评在重回现实视域的过程中实现“超越”。“超批评”观的提出,首先与文学艺术在全球化与地区化矛盾不断加强、“我们的时代”被“我”的时代所取代的后现代语境下的发展有关,在“不确定、信仰缺失、反传统、反权威”等后现代潮流的综合作用下,批评在艺术和知识界主张变调。而另一方面,以新批评为主的传统批评模式,由于对文本结构、形式的过度强调,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式微,这也为“超批评”的提出提供了绝好契机。除此之外,有着“埃及裔美国人”身份的哈桑,还受其青少年时期学习生活经历,以及古埃及独特文化记忆的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后现代语境下,哈桑始终坚守人文关怀的学术旨趣,在学术研究的不断更迭中,逐渐放弃了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论争,转向后现代的文学甚至文化批评实践,最终在“超批评”中为自己人文主义的理想找到了合适的出路。“超批评”观作为哈桑最核心的理论标签,虽正式提出较晚,却始终或隐或显地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哈桑在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以一种看似理想化、空想化的方式为我们重新高悬了文学批评追求民主立场的理想。为哈桑后现代批评理论家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超批评”在批评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强调批评要像创作一样,充分发挥“心灵”的主观能动性,关注人类与文学的未来状态,最终将文学批评重新拉回现实视域。哈桑所构建的理论蓝图是美好的,为了使“超批评”观在批评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后现代批评家要在“颠覆与创造”中肩负起新的批评职责。“超批评”观带给我们的启示,也将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宝贵借鉴。

陈聪^[5]（2019）在《J.希利斯·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即新批评阶段、现象学-意识批评阶段、解构主义阶段和文学言语行为阶段。本文以希利斯·米勒的小说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纵向梳理并总结了他在这四个阶段中的小说批评实践和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构建米勒小说批评理论体系。纵观米勒的研究生涯,从新批评的起步到意识批评的崭露头角,在解构主义的背景下走向成熟,在言语行为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独特思路。尽管米勒的文学批评实践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甚至他本人也认为自己研究阶段更易的实质是学术重心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并不具有前后的关联性。但是,细读其每一个阶段的批评实践和研究结果,对语言的浓厚兴趣与对“异质性”的考察构成了米勒小说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绳之两股,打通了米勒小说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的路径。本论文由绪论、主体部分的五个章节和结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在绪论部分,在对国内外关于米勒的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了米勒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对解构主义时期的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浓墨重彩与对早期新批评和现象学-意识批评时期理论与实践的寡淡形成对照;米勒研究的丰富性与“误读”和“缩水”同时并存;针对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尚未成型;缺乏针对米勒整体文学研究进行描述的关键词。以上米勒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奠定了本文的整体思路和框架。同时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文学批评理论家,米勒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关系密切。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米勒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对于米勒的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米勒本人和他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关键因素,融入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之中。米勒几十年来将自己的文学研究建立在具体文本的基础上,以细读为主要方法,通过对文本的阐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为当下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构成了米勒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米勒的小说批评理论展开研究,将他的研究阶段分成四个部分,以他的小说批评的“异质性”和小说批评的语言重心为主要线索,并对新批评、意识批评阶段的小说批评理论进行了阐述,力图呈现完整的小说批评理论体系,这构成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历时梳理了米勒的文学理论谱系。作为一名批评成绩斐然的文学批评家,米勒的文学理论是他从事文学批评和小说批评的背景,为具体的批评实践提供了基础和思路。从新批评到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米勒的文学研究一直是“有法可依”的,每一次研究重心的调整都是米勒谦虚、谨慎地向理论靠近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米勒对理论创造性地运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米勒新批评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新批评作为米勒文学研究的起始阶段,不仅是他从事小说批评的开端,更重要的是,米勒在这一阶段通过阅读传统哲学和新批评学者的着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时他对于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差异的关注成为他探讨文学语言“别异性”的起点。新批评作为米勒文学批评的起点,对米勒的文学批评实践,特别是小说批评实践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从新批评那里所继承的“细致阅读”的策略成为他以后各个时期所秉持的重要方法论。细读策略本身就是一种致力于对文本中存在的各种奇异语言现象辨识和阐释的方法论,对于新批评来说,在细读的方法下探寻文学语言的怪异和奇特是其旨归,正是在新批评的细读策略下米勒开始了自己小说研究的“求异”之旅。现象学时期对作者整体意识的把握,解构主义时期通过细读作品而实现对作品意义稳定性的解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时期对作品不同层面上述行效力的分析等都是建立在新批评时期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第三章主要从小说的意识本体、小说的结构、叙事要素与阅读模式方面讨论米勒在现象学-意识批评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现象学-意识批评是米勒文学研究初露锋芒之时。米勒受到乔治·布莱意识批评理论的影响,将小说视为各种意识交汇的场所,而非仅仅是对现实的机械反映。小说以意识为本体,意识具有整体性,即一位作家的意识总是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在一位作家不同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意识也是差异的,是一种“变化中的一致”。米勒从意识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对小说中的各种意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品中的意识并不是处在静止的状态,而是运动的。意识的主体间性与时间性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出开放和自我支持、自我生长的特点。这使小说成为一种类句子的结构。小说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小说之外,而是存在于小说各部分的关系之中。小说结构的这种类语言特点模糊了小说与现实的界限。米勒后期对小说作品中虚构问题的探讨为他向解构主义转折提供了预设。在细读维多利亚时期经典小说的基础上,米勒在意识批评的框架内探讨了小说中的叙述者问题。他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作家都采用全知的叙述者,都力图表现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同时代作家的意识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作家都在作品中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彰显了这种独特性。在阅读方法上,米勒并不认同布莱的“认同”批评。后者认为阅读应该是一种读者的“牺牲”行为,牺牲掉自己的欲望、信仰等,以一种完全中立的姿态去体会作者的意识,实现完全的“认同”;尽管个体意识不同,但最后读者意识应该与作者意识达到完全的认同。这是一种“差异中的认同”。米勒的阅读方式是“认同中的求异”,即在认同的前提下去探求意识的多样性。第四章论述解构主义时期米勒的小说批评理论。本章重点探讨了米勒在解构主义时期的语言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小说的意义、小说的结构和小说的阅读的解构。从现象学-意识批评到解构主义,米勒的批评重心从意识回到语言,并且在德里达和德·曼等人的影响下阐述了语言的“异质性”。米勒认为语言内部语法和修辞互相颠覆与解构的状态是语言“异质性”的表现。语言的异质性使语言失去了稳定的所指。他以语言的“异质性”为逻辑起点,解构了小说稳定的意义,认为一部小说的语言、句子和文本层面都是异质的,并不能指向一个稳定的外部现实。继而米勒探讨了小说的结构特征。他认为小说由纵向和横向两条线共同编织而成,前者在“异质性”的重复中体现自身,后者解构了传统叙事理论中连续的“线条”意象。小说的语言、意义和结构的“异质性”需要一种新的阅读模式,米勒称之为修辞性阅读或解构性阅读。具体说来就是指两种阅读模式,“寄生性阅读”与“重复性阅读”。这两种阅读模式在尊重语言本质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解构主义小说批评,延续并深化了小说批评的“求异”之旅。第五章主要探讨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时期的小说批评实践与理论。在文学言语行为阶段,米勒认为小说是一种言语行为。米勒在言语行为理论时期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异质性问题,由解构主义时期对语言的静态的异质性的探讨深入到对语言内部记述与施为的动态异质关系的研究,指出“言即行”,从而论证了叙事作品以言行事的品格,即作品的述行性,并进一步阐述了作品以言行事的路径,即“活现法”与“词语误用”。这两种述行的方式都是使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都建立在一种差异的基础上。从作者方面来看,作者试图通过写小说实现自己以言行事的意图,通过艺术性地运用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建立一个虚构的世界,实现与现实的互补。但是,由于语言的“异质性”特点,作者的意图并不能被完全实现。这样,作者的写作意图总是与文本的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距离。写作的述行性就在这种差异中体现。在阅读方面,由于语言的“异质性”,读者的阅读的过程是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求异”的过程。作者通过写作所创造的是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读者阅读的重点应该放在阐发作品的独特性上,这是一个揭示人生法则、创造新异的现实的过程。在结论中,本论文总结了米勒小说批评的整体品格,总结了贯穿于他小说批评实践过程的两条线索,即对语言的关注与对“异质性”的探索,并阐明了二者的关系。对语言的重视与对“异质性”的探索共同构成了米勒小说批评体系的纲纪,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区分,语言是异质的语言,“异质性”是语言的“异质性”。语言是米勒小说批评的重点和出发点,“异质性”是其小说批评实践的旨归和目的。

赵学存^[6]（2017）在《“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文中指出“八十年代”再次开始建设的文学审美论,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步入危机状态。我们通过研究“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发生、发展过程,不仅可以探讨这一范式的类型特点,也可在新的时空之中来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首先,梳理、归类、分析自19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审美论的论争,展现它们碰撞的焦点,揭示文学审美论的危机实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的关键问题、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选取“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主线上,与文学审美论论争紧密相关的几个代表性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以开放的态度,采用事件化的方法和场域理论的方法,清理它们的历史来源;叙述它们发生发展的景况;揭示它们所针对的问题、所处的场域;挖掘每个理论各个分支的文学审美观的内涵;结合文学审美论论争,剖析各家文学审美观,揭示其理论价值与局限。再次,结合美学史,梳理“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来源主线;结合上述研究,发掘“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最后,在上述基础上,结合审美解构论的局限,以超越“强制阐释”的视角,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本文主要笔墨用在对“八十年代”“人学”的审美论、形式的审美论、意识形态的审美论的研究上。在此之前,揭示“八十年代”初,国际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政坛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坛上拨乱反正的状况,从中见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对象:文学工具论;回放文学审美论开始起步时的几个脚印:“共同美”的讨论、“形象思维”的讨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揭示政治界与知识界在“拨乱反正”的共识上相互借力的景况;当这个脚步迈到“为文艺正名”、“形象表现”说、“美学批评”标准、“形式主义”、“新的美学原则”的时候,也就是到1980年为止,文学审美论的主要内涵,即审美、情感、形式、表现、内心感受、精神自由等都被触及,它正式发生了。此后,由文艺心理学的审美观、文学主体论的审美观、文学的“人类本体论”的审美观构成的“人学”的审美论针对文学工具论舍弃文学中人的主观、主体因素,主张文学是充满自由的主体,在情感体验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主张文学具有自由性、情感性、生命体验性、超越性与情理相融性。由形式本体论的审美观、语言学文论的审美观、符号学文论的审美观构成的形式的审美论主张以“内容化入形式”,超越与工具论相应的“内容决定形式”;对西方语言学文论进行批评、改造和拓展,主张文学的语言的形式性、文本性、结构性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主体性;探讨符号传达情调的方式,探讨文学符号的非特指性,主张文学是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从扭转文学的上层建筑观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论,首先为文学从政治那里松绑,继而建构了“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三个方面,既体现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建构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也具有逻辑层面的不断提升,它首先解决对人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再接着解决对于文学形式的认识问题,最后,为了能够整合提升文学审美论的理论水平,提出了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不是简单地回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之中来讨论文学特性,而是更深层次地展开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可能融合的讨论,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提供了一个较为宏大的理论体系。“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有三条理论来源主线,其源头分别是康德的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观以及西方语言形式文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文学审美特性,直面创作不自由的时代问题,在深层上通联人本主义精神。其局限是探讨“审美”内涵还不够系统、清晰,处理文学多元性质与审美性质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恰当,定义文学还保留“意识形态”等。这些局限留下的理论裂缝被审美解构论越撕越大,最终导致文学审美论的危机。不过,无论是理论价值和还是理论局限,对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都有意义。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问题并没完全解决,对它的论争也未成定论,而解构论的一些学说对文学审美论有着不少误解,如对其审美无功利性、审美中心主义、审美封闭性、审美自主性等的误解。审美解构论夸大建构主义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程度,模糊了文学审美与生活审美的界限,忽视了审美批评的必要性。因此,文学审美论并未过时。它的危机源自基于二元对立思维,对“审美”概念的随意理解,对“文学审美”的分裂性理解。据此,本文思考“审美”概念的基本内涵,并由此强调“文学审美”是生命体验与语言符号创造（含艺象构思与传达）的同一过程。

胡俊飞^[7]（2015）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是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持的民族的立场、标准和观念,构成了它区别于经典、俄苏和西方等其他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质。梳理、总结与反思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涵,在全球化新历史条件下拓展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是本文致力实现的研究目标。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及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场合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特质、历史、立场、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作过论述。“民族”是一种现代的历史现象,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历史传统和相对明晰的活动疆域是现代民族质的规定性,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是辩证统一的,阶级视野下的批判性肯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总的立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强调民族的历史性质和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对经典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研究、批评与决定”。救亡图存和民族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形成时的现实境遇与思想动力,民族性成为后者肯定性的价值诉求。第二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参照下,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演变及具体内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持讳莫如深、颇有微辞乃至尖锐批评的立场相异,从“民族主义文学”批判到“民族形式”论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化革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民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立场、诉求和尺度。随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民族内涵的探求依次在“民族与阶级”、“民族与世界”、“民族和现代”三组命题中展开。首先,在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上,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民族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并不是“只有”和“全然”是阶级性。肯定文艺的民族性,并不否定它同时具有阶级性,反之亦然。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有统一的一面,不同阶级有共同的民族性,民族与阶级相互转换为对方的话语表达。其次,在民族和世界的关系上,民族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一方面,不存在脱离了民族性的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中,并通过民族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民族性需要以世界性为坐标、视野和目的,特殊性不能割弃普遍性而存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反思各种文化特殊性论,也要反对虚妄的普遍主义文化立场,坚持以特殊性为基础并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民族性。第三,在民族与现代的关系上,民族是现代性的悖反,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文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目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是矛盾统一的,具体体现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民族与个人的兼顾、批判地弘扬传统等方面。民族性与现代性既彼此包含,又相互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应蹈袭西方现代性,而应立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中国经验,提出、探讨和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命题。第三章论析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民族立场的可能性与积极意义,并批判地吸纳后殖民理论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念。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物理空间的简单扩张,更是逻辑肌理的深刻渗透,去差异化-夷平和解域化-不可脱钩是全球化的主要文化逻辑。全球化猛烈冲击民族国家,但不会带来一个“后民族”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文学的民族差异性可以减缓甚至改变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进程。批判地检讨后殖民理论和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是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重要途径。后殖民理论肯定民族主义是摧毁殖民体系和重振文化的利器,认识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建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构性,解构和置换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思维,强调民族的建构性、混杂性和非物质性,并为民族指明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然而也流露出浓烈的乌托邦气息,掩盖了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物质压迫关系。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民族问题上既肯定民族在反抗殖民统治、抵抗全球文化标准化的作用,又对它潜藏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因子,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种狭隘扭曲、异化的组织形式等表达了不满。鉴此,他们分别重释了民族的内涵,主要包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伊格尔顿和阿罕默德“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詹姆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概念”等论,这些新的民族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启迪。第四章从个体观、传统及其弘扬观和主体性观三方面,建构全球化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在民族与个体的关系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是“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和主要活动场所,在人类步入自由王国的历史前,民族国家为个人的合理权利、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民族需要在个体的坚持而非绕过中被超越和扬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现实的个人”通向自由王国的途径手段,民族国家要尊重和保障“现实的个人”的合理权利、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但这种尊重和保障不是抽象、形式的,而应是具体、差异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民族与个体的平衡统一,不能是此而废彼,但这种平衡统一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在动态偏置中达成。民族以每一个体的实现为自身的实现,同时每一个体又在为民族的实现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共享的传统是民族的基本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开放的民族立场,需要科学地理解“传统”本身和规划“继承和弘扬”它的方式。传统是活着的过去、进展中的过程和在未来,是联结和贯穿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转换性创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弘扬传统所主张的路径,传统只有经过转换,面对和解决新的民族文化经验才能得到真正地继承和弘扬。“转换性创造”不是以既定的西方现代价值为圭臬,其目的是“别立新宗”。甄别传统,稽查可转换的传统的原初和演变含义,批判和克服旧的传统,在应对民族现实问题中赋予旧传统以新的内涵,是“转换性创造”传统的具体步骤。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民族主体性的确立系于他者,且是历史具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树立和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能固守启蒙现代性的主客二分、先验、纯粹、内在、绝对、超历史的本质主体性论,而要标举一种向他者与历史开放的民族主体性论。民族文化的主体应在民族自我和他者的融合,从而创造新质的过程中确立。民族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区分的依据,它是历史、具体、由人的实践所塑造、处于不停息地转化生成中的东西。由于民族的主体性是处于与他者结构关系和具体历史中的,因此它既不拒绝外来文化,也不固守某种固有不变的文化,而是推崇文化融合和超越创新,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凸显与他者的差异,在融合他者中推动自己的历史发展,从而使民族主体的关系结构和历史维度有机结合起来。

王敏芝^[8]（2014）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介文化生产的体系性嬗变》文中研究指明媒介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最新样态,在现代生活中显示出愈来愈强大的影响力。在文化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当代的媒介文化生产既具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特征,又具备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媒介文化及其生产,是媒介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性认识,更是媒介文化研究本土化的重要课题。总体而言,学界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议题之上:其一,何为媒介文化?这是媒介文化研究研究的前提性认识,是媒介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媒介文化与日常生活。媒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正越来越明显地显现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构成性要素,它为大众提供日常文化消费、创造新的文化体验,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强大作用;其三,媒介文化与消费社会。媒介文化的诞生与消费社会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在消费社会形成和消费主义文化推广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觑;第四,媒介文化及其内在权力关系分析。媒介文化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维度之一,其内在蕴含的权力结构是媒介文化意义生成的根本性规定,因此,对媒介文化内在权力关系的认识是媒介文化研究更加深入的结果;第五,媒介文化与身份建构。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体现出一种非常强大而重要的功能即对大众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建构,其功能显现比之前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要强烈,原因在于,现代人就生活在媒介文化主宰的环境中且无法摆脱其包围和诱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入进展、媒介技术条件的进一步推进和文化领域的整体转向,媒介文化迅速兴起兴盛并成为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焦点,构成对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整体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同时,媒介文化生产从宏观层面的文化体制与管控理念到中观层面的生产机制与生产逻辑、再到微观层面的话语生产方式与产品形态,都发生着调整、嬗变与更新。本文重点关注并阐释这种嬗变中最关键与核心的表征,以促进对当代媒介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文化生产在整体演进的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从80年代审美主义文化生产转向消费主义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视觉化、景观化和狂欢化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生产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程度上的特征体现。视觉化文化生产诉诸大众观感、景观化文化生产为必要手段、而狂欢化文化生产则成为媒介文化生产的整体心态,三种特征在阶段性演化的过程中汇流并在当下媒介文化生产领域中构成一种极度复杂的存在。从媒介文化生产的运作机制层面观察,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生产从既有的单一政治主导运作转向政治与市场双重主导下的联动运作机制。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换影响到媒介文化生产的生产逻辑也发生根本性扭转。同时,当代媒介文化生产在被纳入到更为复杂联动性运作机制之后,也必然导致媒介文化呈现政治化、市场化、政治市场化等多极样态。从媒介文化生产内部的权力结构的角度观察,1990年代以来的媒介文化生产表现出两种嬗变的趋势与方向,即权力斗争中的“政治协商”与“商业收编”。一方面,政治主导性权力因素以新的、协商的方式延续其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商业力量不断在媒介文化生产中体现强大威力并不断拓展其控制空间。如何在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的“双重霸权”下保护文化生产的超越性,是值得深思的重要话题。总体而言,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介文化生产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体系性的更新,其中复杂性与转型性特征非常明显。媒介文化生产层面的联动机制与内部权力结构的双重控制性也决定了当代媒介文化生产的中国特色。如何为媒介文化生产提出更合理的价值期许,成为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也许,彰显与建设媒介文化生产中的公共性与人文性是途径之一。

喻守国^[9]（2011）在《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聚焦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衍生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入思方式,前者倡导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阐扬,主张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则主张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前者钟情本土之玉,后者青睐他山之石。而要真正建立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则必须将上述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按照这一思路,本文分三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资源”,分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三个方面对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资源进行梳理。文章认为：古代文论的理论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对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来说,古代文论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因为它最纯正的保持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只有将古代文论资源充分利用并且融汇在中国文论中,才能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不断发扬光大,也只有在强有力的、鲜活的传统支持下,中国文论才能在全球化趋势下拥有自己的声音并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古代文论具有在继承中转化的品质,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实现其当下之用。在文论重建中,立足于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要与西方在对话中实现交流、互补,丰富我们的文论体系。中西文论具有通约性使我们可能将西方文论作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资源。对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来说,西方文论能拓宽学术视野,促使我们树立正确的心态；还可以激发我们的思维,为我们提供一个观照中国文论资源的全新视角。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利用,一是深入学习,结合文化背景理解异域理论的发展及内涵；二是为我所用,让西方理论融入到中国文论研究中来,激发本土资源。在20世纪初社会剧变的背景下,现当代文论脱离了中国文化语境,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性,导致中国文论诗性传统的断裂,但是现当代文论中也有传统的延续,现当代文论适应社会历史需要和文学创作的理论追求和实践能为当今文论话语重建提供借鉴。第二章“本土资源清理”,从文化、文心、文体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中潜沉于民族文化内蕴、至今仍生生不息的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进行阐述。文章认为：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中国文论的“根”和“魂”,是中国文论话语的内核,深受两者影响并表现着“根”和“魂”的批评文体则是中国文论话语的外观。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生长在文化的母体之中,与文化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儒道释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文学批评的思想文化背景。把“文”和“心”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普遍现象,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了艺术心理学价值,也因此影响了中国文论的物感说和诗性追求。中国文论文体包括体制、体式和体貌三大方面,批评文体的传承因其所具有的稳定性在古代文论转化和重建中有着特殊的价值。对文论文体的研究,一方面打开了新的学术途径,使古代文论因其不间断的特征更易于研究和实现现代转换,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学术界对中国文论“失语”焦虑症的疗救。第三章“外来资源考察”,从异质性、普适性、现代性几个方面对中西文论差异、是否能够对西方文论进行转化,以及对西方文论进行研究和借鉴的内容进行探讨。文章认为：中国与西方文论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相异的,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同构性。认识到中西文论的异质同构,就能够根本改变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文化心态,并最大程度地尊重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个性。普适性就是文论中具有一般、普遍和整体性的知识。文论的普适性和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多元的话语方式,现代性视角既是中国文论适应当前文学创作现状的必须,又为中国文论与世界的对话提供了一个途径,同时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现代性的资源,本身具有现代性转向的要求。因此,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文论话语中现代性的实现,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途径,也是中国文论发展的需要。结语“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途径”回顾了20世纪学者们在中西文论融合方面所做的努力,指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途径是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借鉴西方文论思维,回到文学文本。

孙媛^[10]（2009）在《现代性视域中的吴宓诗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思想体系和文化操守的诗学家,吴宓曾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尖锐的指出了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学和文论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有意识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某种程度的补充和纠偏,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而吴宓诗学思想的窘迫处境和寂寞命运则暗示出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传统建立过程中所存在的缺失,这种缺失所留下的后遗症已经给现代中国文论的发展造成了误区。所以,时至今日,吴宓等学者的诗学研究成果理应成为我们对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以及建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的有益借鉴。本文拟从现代性的视角切入,将吴宓诗学思想置入中国文化和文论现代性追求的大框架之中进行研究,在现代性的宏阔视野中分析其基本理论范畴和批评实践特征,考察吴宓诗学思想在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进程中所应具备的意义和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重点说明论题内涵、选题缘起和研究现状。论题内涵方面,通过分析“诗学”和“现代性”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吴宓诗学思想研究”这一论题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指出该论题的研究重点在于将现代性视域与吴宓诗学思想研究真正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吴宓诗学思想研究开拓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和意义空间。选题缘起方面,说明本论文以吴宓诗学思想为中心来展开专题性研究的理由:一是因为他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独树一帜,值得关注;二是因为他的思想关涉到中国文论现代性追求的复杂性和潜在可能。研究现状方面,结合文化保守主义和学衡派的历史命运回顾和介绍学术界关于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分析其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出此课题尚留有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第一章,重点阐释吴宓诗学理论的文化思想基础。首先,介绍吴宓诗学思想得以萌生的具体文化空间,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矛盾和冲突入手分析其所处的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多重价值取向。指出文化激进主义风起云涌之时往往亦是文化保守主义潜滋暗长之际:前者的现代性单维体认方式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辐射机能,对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后者则在边缘发出了现代性另类体认的声音,为前者提供了一个具有警示意义和制衡作用的反对立场。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体现了两种文化现代性思路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昭示着文化现代性选择的多种潜在可能。对吴宓的诗学思想展开研究时,必须将其置于这样一个由不同现代性价值取向所生成的复杂的充满张力的文化现代性结构中加以考察。其次,着重探讨吴宓在濡染以关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汲取海外新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以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指出在以《学衡》为依托进行文化言说时,吴宓将整合中西新旧作为建设新文化的必经之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故而,吴宓和《学衡》所代表的整合性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理应得到重新分析和评价,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第二章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内涵入手,将“整合”作为吴宓诗学思想中具有现代性内涵的基本理论特征展开分析。“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并非孤立概念,而是关系范畴,如果说中西古今文论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这一关系坐标的纵轴,那么社会“他律”性和文学“自律”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则构成了这一关系坐标的横轴。“整合”作为吴宓诗学思想中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理论特征,不仅体现为中西古今诗学资源的整合,而且体现为文学“自律”性与社会“他律”性的整合。其一,中西古今诗学资源的整合。吴宓打破了“中学”/“西学”,“旧学”/”新学”之间的界线,主张在无新旧无中西的开阔视野上,将古今中外各种诗学资源置于同一平台上,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冷静的学术心态敏锐甄别其间的异同和联系,从瞬息万变的“多”中找到普遍永恒的“一”作为中西古今诗学资源的结“和”点,在整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基础上,熔冶出一个新的现代诗学理论体系。“三境”说作为吴宓在诗学研究上的重要成果,即是其整合中西古今诗学思想的一个典型实例——是吴宓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接受西方古典主义诗学的方法和观点,融会现代哲学意识和逻辑分析推理所建构出来的诗学范畴。其二,文学自律性与社会他律性的整合。对道德理性的关注和对语言文字审美特质的重视构成了其诗学思想既对抗又互补的两级——社会“他律”性和文学“自律”性:前者要求对文学进行外部研究,传达的是对文学所应背负的社会任务的期许;后者要求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表达的是对文学内在独特属性和存在合法依据的重视。二者在矛盾和冲突的状态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了吴宓诗学思想既对抗又互补的两级。而吴宓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所采用的以“自律论”整合“他律论”的思路则为在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间找到新的动态平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从而以一种与新文学阵营异质的思维方式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三章,对吴宓的诗学批评实践进行阐释和分析。在批评实践中,吴宓不但极为强调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及规范学理,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基本范畴,而且站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立场上,调动自己的诗情与理性,运用“义理派”的批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文学阐释和文学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批评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的明显特征。其中,诗歌和小说是吴宓诗学批评的重镇。在品评诗歌时,吴宓主张对从内质和外形两方面入手,如果说诗歌“内质”方面的“思想感情”之美主要体现为情道兼顾,那么诗歌“外形”方面的“韵律格调”之美则更多地体现为新旧兼容:他理想中的“道”并不在“情”之外,而就在“情”之中,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他理想中的诗歌“外形”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和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发展过程中,吴宓进行诗歌批评时所坚持和体现的情道兼顾、新旧兼容的理论主张无疑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在进行小说批评时,吴宓对当时流行的实用功利主义批评模式和科学实证主义批评模式都十分不满,比较而言,将小说与艺术与哲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诗学思想决定了他更乐于接受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开创的从哲学美学视界阐释小说价值和意蕴的做法,而且,较之王国维,他不仅具有更为开阔的人生哲学视野,而且更加关注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具体美学特征,能够有意识地从文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西方现代的小说理论来进行小说批评,这对于建构和完善现代小说批评是颇有裨益的。而他的《红楼梦》批评和对“理想小说”的分析界定实际上就是这种讲求人生哲学内涵和小说艺术特征的小说批评基本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第四章,集中探讨吴宓诗学思想在现代诗学建构史上的独特价值所在和遭遇困顿命运的主要原因。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宓的诗学思想不仅对当时盛行的激进主义文学观念具有理论纠偏意义,可以有效地补充和纠正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工具意识驱使下将文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混为一体的理论偏颇和在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下所持的趋新求异的现代诗学建构立场,而且在保守主义文化阵营中也别具特色和价值:较之国粹派,吴宓的诗学理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杂文学观念,所体现出的主要是一种富有现代色彩的分析兼综合的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较之早期新儒家回归传统强调民族本位的内向反思式的诗学建构思路,吴宓更强调中西诗学之间的相互比较性和相互参照性,在学术宗旨上更强调诗学思想的世界性;较之学衡派另一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更强调文学本身的自律性特征,更能体现出现代文学家的眼光和尺度。总之,吴宓诗学思想堪称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在现代诗学建构史上,它却遭遇了极其困顿的历史命运,充满了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就总体而言,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并不适于吴宓诗学理论的生长和发展。尽管他也积极参加了对现代诗学发展方向的构想,但是,他所提出的观点已经超越了主流学界的价值范畴和认同视野,故而其诗学理论仍然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误读”和冷遇。其二,吴宓诗学思想的自身局限性和不完全的现代性品格无疑也限制了它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历程当中的生长空间。结语,论述吴宓诗学思想与当下文论现代性建设的链接方式。尽管吴宓诗学思想的具体观点并不足以回答现代文论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它所秉持的立场方法和精神理念却敞开了耐人寻味的文化理路和思想空间,对我们今天的文论现代性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论处于全球化外围的文学与文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处于全球化外围的文学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论钱钟书中西互证的诗学研究理路（论文提纲范文）

（2）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杰克·齐普斯的童话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J.希利斯·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介文化生产的体系性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现代性视域中的吴宓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处于全球化外围的文学与文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钱钟书中西互证的诗学研究理路[J]. 孙媛.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D]. 范小青. 苏州大学, 2020(06)
• [3]杰克·齐普斯的童话理论研究[D]. 雷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观研究[D]. 李璐. 湘潭大学, 2019(02)
• [5]J.希利斯·米勒小说批评理论研究[D]. 陈聪. 辽宁大学, 2019(11)
• [6]“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研究[D]. 赵学存. 苏州大学, 2017(04)
• [7]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D]. 胡俊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8]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介文化生产的体系性嬗变[D]. 王敏芝.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
• [9]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研究[D]. 喻守国. 武汉大学, 2011(05)
• [10]现代性视域中的吴宓诗学思想研究[D]. 孙媛. 山东大学, 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