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在哪里——重读丁玲小说《革命与爱情》

一、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李光群^[1]（2021）在《民国前期知识女性自杀的舆论传播问题研究（1912-1927）》文中研究指明自民国建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知识女性自杀问题较为严峻。报刊舆论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公开讨论知识女性自杀问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空间”。知识精英们对知识女性自杀问题的探讨,如自杀的理论、原因以及救济自杀的方法,成为提倡社会改造与政治革命的切入口。这一过程既调动了民众的革命积极性,但同时将知识女性自杀问题纳入救亡图存的宏观政治叙述中,反而丧失了知识女性群体的特殊性。社会舆论的讨论形成了强有力的话语权力,促使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干预和参与到救济自杀问题当中。国家的参与不仅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了个人的情感体验。个人、社会与国家存在着“涟漪般”的互动关系。民初知识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在于其思想的先进与开放,然而,新旧交替的文化观念,造成知识女性道德观念认同的迷茫。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对滞后的社会发展与传统道德观念的遗留,使得女性思想与实践的脱节。最终,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迷茫与痛苦。

张诗蕾^[2]（2019）在《关于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解读》文中认为"革命加恋爱"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是符合左翼文学潮流的革命文学,其出现具有必然性,其中表现出"革命"与"恋爱"对立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可亲可敬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延续着作者在女性主义角度上的观照与思考。

梁芬奇^[3]（2018）在《现代初期女性文学样态研究 ——以石评梅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望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整个时代都处在激烈的变革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剧烈冲突贯穿了整个世纪之交。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将“民主”、“科学”思想传入中国,更为新文学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一直以来,被埋没和压抑的女性文学,在过渡时代也以崭新的姿态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不同于前代的闺阁“才女”,新时代的女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对闺阁内“一花一灯一草之间”的描摹,而是充分表现了女性人格的觉醒。无论是“哀叹的赞美者”庐隐、还是有着“兰气息”、“玉精神”的冰心、亦或是“笔触大胆而直率”的冯沅君,都在现代初期的文坛留下了浓墨淡彩的一笔。然而,有着“京华女才子”之称的石评梅,在现代文学史中却鲜少被提及。虽然石评梅的创作生涯十分短暂,文学样态也未及成熟,但是,她以“纯真无杂的生命之火”着成的文学之花,却在过渡时代留下了十分鲜活的生命投影。因此,在回顾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今天,将石评梅的创作样态放置于“五四”新文化的场域中,重新发掘其文学史价值就显得颇为必要。石评梅是20世纪初期“个人性”鲜明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探寻生命终极意义的艺术追求,其悲情与激越相交织的文字,也体现了现代初期中国女性文学发轫之时的典型形态。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以石评梅的创作样态为核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章:“五四”转型时期女性作家群的形成。主要探讨新旧交替之际,“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以及“文学革命”对女作家群生成的影响,并以石评梅所在的“女高师作家群”为例,追溯“五四”女作家群的历史成因;第二章:石评梅血泪交融的创作轨迹。从石评梅的人生轨迹入手,将作品划分为“情”“智”冲突、社会现实、宗教情怀三个部分,从而进一步探讨其创作与“五四”转型时期的文学思潮、社会思潮的紧密联系;第三章:悲情与激越交织的文学样态。重回“五四”场域,详细分析石评梅作品中的文体及语体样态,从而提炼出“五四”时期女性创作的时代特点;第四章:石评梅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影响。将石评梅放入“女士”文学中进行考察,从创作内容、人生思考,和审美追求等方面,重新评估石评梅的文学史价值,并进一步总结石评梅对现代晋域女性创作的影响。结语:重申石评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

王珍^[4]（2017）在《论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历史化呈现》文中研究指明不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丁玲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而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丁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女作家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使丁玲的创作独具特色,使丁玲其人及其创作呈现出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此起彼伏的纠结和变奏。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的矛盾与冲突使作家陷入“自我战斗”的痛苦深渊,但正是这两种意识不断斗争形成的张力促使丁玲在生活中、创作中不断反思与前行,从而丰富了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使其思想更具独特性、复杂性与丰富性。创作书写的独立思考与自觉,革命预设理念下始终未泯的个性主义,使丁玲小说蕴含着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具体而言,丁玲的人生历程和创作中均呈现出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纠结,并以其独特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来。首先,丁玲遭遇家庭变故后寄人篱下的生活及其坚强母亲成长变化的影响促使了丁玲女性意识的萌芽,这也是丁玲生命中女性意识根深蒂固的根源;周围早期革命者的频繁往来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丁玲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走向革命作好了铺垫。其次,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呈现,依次历经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叛,革命意识的萌芽、深化与女性意识凸显、潜隐,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冲突等发展变化。最后,语言是作家独特思想、意识得以呈现的载体,小说复杂的思想内涵往往通过作家独特的语言来呈现。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交织与变奏通过其独具特色的语言呈现出来,其语言变化与两种话语交替更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丁玲小说通过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能力的现代个体所遭遇的内心困惑与社会困境,以及人物如何一步步走向革命并使之成为克服自我困境、拯救自我的出路,呈现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此起彼伏的纠结和变奏,展现出丁玲思考的自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宝贵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意义。

蒋潮华^[5]（2017）在《论1930年代左翼小说的身体伦理书写 ——以茅盾、丁玲和蒋光慈的作品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借助刘小枫的叙事伦理研究1930年代左翼小说,重在分析身体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切入,考察左翼小说的身体书写,挖掘身体书写背后潜藏的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的冲突。本论文以茅盾、丁玲和蒋光慈三位作家的小说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兼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以期从左翼作家关于身体的书写中,深入辨析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以及背后的叙事伦理冲突。本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章重在论述左翼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挣扎,即个人属己身体欲望与革命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个体逸趣、性爱欲望以及女身欲望与革命的冲突。第二章分析左翼作家如何处理身体欲望与革命现实的矛盾。通过对个体逸趣的斥责、对性爱欲望的压抑与改造、对女身欲望的规训,以及对疾病与死亡的象征书写,左翼作家一步步完成了“革命身体”的建构。第三章则是对人民伦理视域下“革命身体”建构的反思。首先阐述了1930年代左翼小说的身体观的历史生成过程,而后从人的主体性的抹杀、性的阉割和女性异化三方面阐述“革命身体”的内在悖论。

臧晴^[6]（2015）在《“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个人”与“女性”话语的角度来进入对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考察,以问题为中心,以历史线索为参照,探讨90年代女性文学流变的原因、语境和意义增殖的过程。在绪论部分,通过与相关概念的辨析,对本文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范畴作出了阐释:“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文学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是指以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为起点、到世纪之交前后,作为文化历史空间的“九十年代”;而“女性文学”则泛指该时期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及其所引起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反思学界在女性文学研究上的基本路径与典型代表,指出其主要弊病就在于“西学东渐”的研究路径和二元对立思维的预设,并由此带来了对女性主体性的过分突出和对作品反叛意识的过分拔高等问题。针对这些研究的本质化倾向,本文以“个人话语”为研究切入点,纵向上追溯这一线索的缘起和流变,横向上围绕“个人”与“女性”的关系来分析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的种种问题,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与逻辑。第一章分析女性文学的形成历史。“个人”与“女性”的概念在晚清时即已出现,并随着五四“人的发现”的潮流而被普遍接受,但当它们还未来得及进一步被阐发,就已被意识形态悄然收编、在民族话语的裹挟中消泯了自己的声音。大半个世纪后,新时期“怀疑一切”、“解构一切”的浪潮使得人们重新检视集体话语、宏大叙事,“大写的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而“个体”又旋即取而代之,“女性”在与“个人”的艰难拆解中深刻体会到了分裂的苦痛。第二章阐释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个人化”倾向入手,试图指出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书写通过“个人”策略形成了多元分化与意义真空的发展态势;在消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合谋下,其中的女性书写更在窥视中被放大、扭曲了女性书写的生存经验与个体表达。其次,根据书写中表现“个人”与“女性”的不同偏向,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内部可划分出两个分支:八十年代成名作家群和九十年代新兴作家群。此外,在“个人”与“女性”这样的内在线索之外,官方文化首次参与到了女性文学的构建之中并实现了对其的操控;西方女性主义文化理论更助推了学界的相关研究。第三章讨论女作家否认性别身份的文学现象。女作家们“我不是女作家”的宣言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固化审美心理的延续使得女性主义被等同于一种对抗思维和缠绵风格,大众媒体的助推使得女性文学随着“美女作家”的兴起而被进一步污名化,并且,作为一个全球化现象,女作家对性别身份的否认又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巴特勒对“女性”的颠覆直接相关。对此,女作家们往往通过“我的写作是关于广阔的人性天地”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人”的指认上,但在同一个“指女为人”的表象下呈现出分野的态势——或是女扮男装、以去女化的方式跻身写作主流;或是“雌雄同体”、以直视身份的姿态坚持自我的立场。第四章分析作品的性别表述问题。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异质书写在九十年代大规模出现,其中性别表述上的差异赋予文本以不同的内涵、也使其遭受了不同的境遇。《废都》与《上海宝贝》的异质性都在于放纵得几近失控的性话语,前者隐喻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清醒地把握到了知识分子失根的精神状态,由此营造出文本的颓废氛围;后者意在探索后殖民语境中的个体存在与性别经验,却被消费文化所击倒,文本价值观上的混乱最终导致了文本的迷茫心态。《回廊之椅》与《桃色嘴唇》的异质性都在于同性恋书写,前者的“同性爱”是虚构的文本策略,通过对姐妹情谊的书写发出了具有女权意味的性别精神诉求,并从对自我镜像的认知与欣赏来确认主体自我;后者则展现了同性恋生存体验中真实的审美经验,通过唯美的自恋情结来挑战了性别秩序,进而消解同性恋群体的边缘性。概言之,本文在纵向上追溯这一线索的缘起和流变,理出史的线索;在横向上围绕“个人”与“女性”的关系,着意于分析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的种种问题,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与逻辑。通过种种历史化与语境化的问题讨论,论文试图呈现出女性文学在时间线索上的承继流变和在空间层面上的文化生态与内在问题。

李昕^[7]（2013）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文中认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一个女性作家集体浮出历史地表的时代。在文坛，女作家的创作也因为书写女性自身而成为特别的存在。从五四到四十年代，女作家们为我们描写了很多弃妇形象，这些弃妇并非指单一被男性抛弃的女性，也包括被女作家疏离、被革命利用的女性，甚至是自我放弃的一些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的梳理，研究五四时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解放的心路历程。本文首先分析论证社会语境的转变对现代女作家创作倾向的影响，因为时代背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然后详尽的分析女作家笔下大量的弃妇形象：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恋爱被男性抛弃的传统妻子、受新思潮影响走上社会却被男性欺骗的新式女性和女作家身受同等遭遇时对弃妇的酣畅书写，却在摆脱境遇后放弃的女性整体；三十年代深陷伦理困境的农村妇女、自觉放弃女性性别意识，强化自身男性特征的革命女性和被革命利用抛弃的女性；四十年代现代语境中逆来顺受、麻木的、奴化了的精神弃妇，试图反抗甚至报复却又不得不回归依附男性状态的女性和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而被弃的职业女性。通过对作家和作品的解读，分析弃妇形象的流变，来展现女作家们对女性所处困境的深入思考及女性出路和女性意识的探讨。

毕婧^[8]（2012）在《论《传奇》的反浪漫的叙事》文中研究指明张爱玲一直是现代文学的研究热点,探讨她的文学观及其作品的学术成果蔚为大观。但是,在这其中,除了耿德华先生明确的以“反浪漫主义”为论题,对张爱玲等四十年代的几位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很少有研究者对张爱玲的文艺观及作品的反浪漫的叙事特征加以系统的论述。本文从“反浪漫”的角度切入,对张爱玲的文学观,以及在这种文学观指导之下的创作,进行研究与分析,并进一步证明,张爱玲的“反浪漫”的文艺思想及作品具有高度的代表性,这表明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有了新的特征出现,作家们对“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创作的传统与风气自觉的疏离与反拨。论文一共包含三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分述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一,研究目的与意义；二,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以及文献版本的选择和说明；三,本论题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和总结；四,论文的内容和架构的简要说明。第二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是论文的正文。第一章,梳理张爱玲反浪漫的文学观的具体内容。第二章,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反浪漫的“成长的故事”。以“成长小说”的故事类型和“成长”的概念来考察张爱玲小说对“五四”以来小说的浪漫叙事的反讽；张爱玲拒绝描写“飞扬的人生”,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人性普遍的弱点”,这是其反浪漫的书写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三章,讨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反浪漫的爱情婚姻故事。张爱玲对“五四”以来浪漫主义小说的“爱情至上”的叙事进行了批评,在其小说中常常将男女恋爱交往的过程表现为尔虞我诈的利益角斗；她还解构了中国现代小说一中新式婚姻的神话,将婚姻还置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与人性之常的书写,这是其反浪漫的书写的特征的另一重要表现。第三部分,结语。总结全文的论述,并进一步指出张爱玲“反浪漫”的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黄海霞^[9]（2008）在《“自我”与“革命”的交织变奏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转”问题,在很长时间里都局限于某种单调的阐释框架中,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以丁玲本时期创作的小说作品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联系当时的社会思潮、时代语境、文坛风尚等因素,着重探讨和剖析其建立在个体自我发展之上的精神追求与文学创作的矛盾关系,以期比较深入、比较准确地把握丁玲“向左转”的真实思想状态。上篇着重论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个体与女性作家的丁玲的“左转”所显示出来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篇重在探寻丁玲如何迅速地完成思想上的“左转”、如何确立“革命意识”的内在心理,以及在文学为革命服务的功利主义主流裹挟之下,对于那个能够支配一切思想的规范,作家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被规定性地“转向”了自觉认同。下篇通过对本时期创作文本的深度分析,从话语操作的裂隙、两套书写方式的产生和女性诉求的重现等方面着手,试图呈现“左转”后的丁玲思想——创作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李展^[10]（2008）在《孙犁抗日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犁抗日小说”是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它基本指涉孙犁前期的小说创作,截至1956年《铁木前传》为止,稍微延伸到《风云初记》的六十年代出版情况。这是因为其主要的文学创作基本与抗日有关,而小说产生的影响最大的缘故。本论文力求突破以往的封闭式研究,将孙犁文学纳入一种充满变数的历史空间之中,展开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论文主要分为序论和三章的整体结构:序论部分详细阐明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孙犁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以及本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研究的方法问题,是对以往研究的分析性总结,指出了我们的研究策略。然后主体分三章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研究孙犁文学的创作心路历程。第一、二节涉及孙犁文学的创作起源、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基础,包括感性审美和理性的平衡。通过对“冀中一日”运动的考察,论文提出了一种观点:孙犁文学的诞生具有审美和革命的功利性二重特征,而我们现在则往往被第一种特点掩盖了第二特点。第三节接继第一节所论述,探讨了孙犁文学所具有的古典文学情趣和现代浪漫文学经验,是生成孙犁抗战文学风格的根本原因。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孙犁文学与魏晋文学有某些神韵上的相似,但又因为缺少了存在论的道境,又发生了某些差异。这是一种从生活史和心灵史探源的研究。第四节主要涉及在革命征途中,作为文学家的孙犁所具有的生存困惑,这涉及孙犁文学更为表层的意识状态。而他将这种生存困惑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述出来以后,就成为一种伦理叙事形态。孙犁作为革命作家当然与意识形态叙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生命生存叙事。事实上,在孙犁的生命历程中,革命确实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件,然而孙犁的革命起点固然与民族家国有关,但是,孙犁的“革命”比这个宏大叙事早得多,这个革命就是所谓的像孙犁小说中的有些人物一样,首先爆发在婚姻之内,是一种婚姻革命。只是婚姻革命的结果即所谓“出走”京师的失败,使他尝试到了一个下层社会具有自尊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身份在整个生活世界的失败,而抗战的出现恰好在一定的程度上弥合了婚姻革命和身份革命的双重愿望,然而也正是这点,使他陷入了更加深刻的社会现实和生命本身的矛盾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孙犁的文学创作的确具有一种苦闷的发散与象征。最后一直到孙犁疾病的爆发,就是这种种矛盾无法承受的表现。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孙犁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即突出的女性形象问题。不管孙犁是否有意,我们通过对于他的女性人物的解读,深刻地发现了孙犁文学中女性形象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仓皇失措,一种与时代密切关联的悲剧性命运。文章主要通过几个人物完成这一历史语境的解读,她们是《走出之后》的王振中,《荷花淀》的水生嫂,《钟》的慧秀,《村歌》的双眉,《看护》的刘兰、《风云初记》的李佩钟和《铁木前传》的小满,我们通过这七个女性的形象解读,完成了这一历史发现。这里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放在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解读,成为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试验。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单纯的某个女性形象,而是通过这系列女性形象,来揭示现代中国历史深层变动中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遮蔽的人的真正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李佩钟与小满的解读,作者认为可以将孙犁本人的女性理想和对于女性命运的真正关怀,联系起来,这与第一部分形成重要的相互参照的对读。第三部分,研究孙犁文学的另一重要文学现象:卓越的风景描写。文章第一次大规模地找出了孙犁文学风景的精彩段落,这些精彩段落非常传神地完成了抗战时期北国乡村世界的真实写照,并由此进一步解释了这些文学风景的描写特征与创作主体的复杂关系。孙犁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革命集体意志在文学风景中潜在地起到了支配作用,并进一步从现代文学史的历程中,揭示出孙犁文学的这种他人无法达到的文学特质。而这种特质与他将抗战根据地作为“家园”的潜在意识联系在一起,并将《风云初记》第三部作为一个经典文本解读,深刻地揭示出孙犁从荷淀清风般的透明到风云景观的深沉复杂的巨大变化,显现了这十年革命历程对于作家的深刻影响。本论文的写作将孙犁的文学创作放在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同时将孙犁的生平经历、人生的偶然性与历史的脚步碰撞,在做到知人论世的同时,显示出一种对于历史结构性把握的企图。因此,孙犁抗日小说研究实际是将孙犁作为一个特例,来研究进入现代以来的中国普通人的命运问题;论文借鉴了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知人论世法,其成功与否期待专家指正。

二、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前期知识女性自杀的舆论传播问题研究（1912-1927）（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初期女性文学样态研究 ——以石评梅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论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历史化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5）论1930年代左翼小说的身体伦理书写 ——以茅盾、丁玲和蒋光慈的作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8）论《传奇》的反浪漫的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9）“自我”与“革命”的交织变奏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10）孙犁抗日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前期知识女性自杀的舆论传播问题研究（1912-1927）[D]. 李光群. 西北大学, 2021
• [2]关于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解读[A]. 张诗蕾. 荆楚学术2019年6月（总第三十二期）, 2019(总第32期)
• [3]现代初期女性文学样态研究 ——以石评梅为中心的考察[D]. 梁芬奇. 山西大学, 2018(04)
• [4]论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历史化呈现[D]. 王珍. 重庆师范大学, 2017(01)
• [5]论1930年代左翼小说的身体伦理书写 ——以茅盾、丁玲和蒋光慈的作品为中心[D]. 蒋潮华. 河北大学, 2017(01)
• [6]“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D]. 臧晴. 南京大学, 2015(01)
• [7]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弃妇形象[D]. 李昕. 新疆大学, 2013(10)
• [8]论《传奇》的反浪漫的叙事[D]. 毕婧. 天津师范大学, 2012(02)
• [9]“自我”与“革命”的交织变奏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叙事[D]. 黄海霞. 福建师范大学, 2008(09)
• [10]孙犁抗日小说研究[D]. 李展. 复旦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