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实施用水定额，居民每人每天可使用120升水

一、天津实施用水定额居民每人每天用水最多120升（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敏^[3]（2020）在《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农村饮水安全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和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我国也不例外:近40年来先后投资1.5万亿元、新建1100多万处农村饮水工程、覆盖近10亿农村居民。从工程覆盖面看,我国应已全面解决了农村居民饮水问题。但调查和统计显示,情况并不乐观,农村饮水数量上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价格上供高于求、质量上供低于求等矛盾问题处处存在（陈敏,2020）。一方面是有水供给但无人使用,农村地区尤其是南方农村存在大量饮水工程被抛荒,供能闲置50%以上,水利部暗访统计也证实有50%左右的农村饮水工程表现为不可持续;长江水利科学院对重庆试点区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评价,只有38.5%达到可持续标准。另一方面是有部分农村居民没有水用或者有人乱用水、浪费水的情况并存,大量农村居民依旧过着喝望天水的生活,包括部分工程覆盖范围的居民,也有居民挥霍着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免费水。可见,有工程覆盖≠有产品供给,有供给≠有效供给,百姓有需要≠市场有需求。农村饮水为什么会大量出现“有供有需但非有效”的情况?这是国内外众多专家持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有效的农村饮水制度安排?为什么要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创新?如何进行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研究目标有三:一是把握农村饮水供给的变动规律、本质属性、现实需求和阶段性特征;二是明确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及其内在机理;三是揭示制约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具体制度因素及其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创新思路和具体建议。研究思路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农村饮水的产品属性入手,以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为目标,以明确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和现实条件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构建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分析模型,对农村饮水市场供给有效性进行检验,对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的制度创新重要性和制度创新内容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从农村饮水制度设计冲突、农村饮水供给主体制度落地矛盾、农村饮水融资投入制度困境等维度,分析相关制度的缺陷及其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建议,以期为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克服“泛市场化”“泛公益化”两种错误认识,进而构建实现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农村饮水安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具有优先保障地位（第3章）。通过追溯农村饮水安全的发展历程,并与其他类似公共产品比较分析,可得到农村饮水安全具有基础性和致命性、垄断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反复性、区域性和差异性、资源性和流动性等本质属性和公益性和经营性杂糅、规模效益和规模不经济并存、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混合、建设不标准和运行不规范叠加、社会供给和自我供给交叉、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交织等阶段性特征,其需求具有钢性强、受众宽、空间大等特点,在农村所有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优先地位。（2）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安排的关键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权责范围并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第4章）。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百姓饮水中市场需求部分和基本需求的市场有效部分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供给;又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兜底保基本民生中作用,对基本需求中的市场失灵部分,应该由政府兜底保障,政府既不能越位,更不能错位、缺位。（3）市场失灵是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市场的主体表现（第5章）。通过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推导当前1100多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可能存在的360种市场供需情形中,只有72种市场有效,这意味着理论上农村饮水市场80%会失灵,为政府参与农村饮水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4）改进和创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是政府当前破解农村饮水有效供给难题的有效途径（第6、7、8章）。当前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建设时期已经结束,饮水供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发生深刻变化,通过考察搜集到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的38个农村饮水制度,发现之前以工程为中心、以投资为中心、以管理为中心的农村饮水制度难以适应新矛盾、新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进和创新,通过创新建立以分区定性、分段定责、分量计价的农村饮水安全制度体系,包括总供给-总销售制度（CS-CS制度）、阶段水价制度、城乡联动联调水价制度、“双通道”决策制度、专用水票“需求侧”直补制度、内部交叉补贴制度等,释放制度红利、巩固建设成果,既可提高投资效益,又可增强百姓福祉。本文可能的创新点:（1）提出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按照覆盖范围和缺失危害程度标准,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分区（ABCD）设计理论,并发现农村饮水处于A区的优先地位。并按照供需关系和市场原则,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进行分区,划分了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界限,发现农村饮水刚需部分（ac C）在农村公共产品保障中的特殊地位。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有助于回答“农村饮水安全是不是公共产品”“农村饮水为何需要优先供给”“如何厘清市场和政府在供给农村饮水职责的界限”等基本问题。（2）构建融合“价格控制”和“供求干预”为一体的农村饮水安全市场分析模型。基于农村饮水安全分区供给理论,本文构建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市场分析模型,把农村饮水需求分解为基本需求（公益品）和非基本需求（市场产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在农村饮水有效供给中的职责边界。这一研究结论可为在减轻政府负担中压实政府责任、在增加企业责任中促进企业发展,把原来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独木桥”路径变成“双通道”提供依据。（3）基于“卡尔-希克斯标准”构建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本文从定性制度、责任制度、融资制度等9个方面,考察了3个层面、38个农村饮水制度的效率,剖析了制度失灵的内在机理,并按照“卡尔-希克斯标准”进行制度改进,创新了农村饮水有效供给制度体系,回答了“农民可用多少水、交多少费”“政府该尽什么责、补多少钱”等长期困扰农村饮水安全有效供给的基本问题。

余娇^[4]（2020）在《基于“水—能—碳”关联的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水系统碳排放是城市重要的碳源。快速城市化过程伴随着高强度的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导致了城市水系统对水、能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城市水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从“水—能—碳”关联视角开展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水系统中水资源流动、能源消耗过程与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机理,还有利于统筹协调城市水、能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城市水系统低碳运行和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本文基于“水—能—碳”关联视角构建了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采用2008～2017年郑州市取水、给水、用水、污水处理等环节的能源消耗数据,评估了郑州市水系统运行全过程的碳排放,探究了影响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的因素,并结合情景分析法分析了不同运行情景模式下郑州市水系统的碳减排潜力,最后提出了基于水能协同优化的城市水系统低碳运行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一）2008～2017年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583.58×104t增长到了2017年的833.16×104t,年均增长率为4.04%,这主要归因于快速城市化引致的居民和公共生活用水的不断增加;在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中,用水系统碳排放占主导地位（碳排放贡献率91.31～92.65%）,剩下依次为给水系统、取水系统、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二）郑州市水系统不同运行环节的能源强度差异较大,其中,能源强度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居民生活用水（17.931kWh/m3）、引黄供水（0.090kWh/m3）,其余环节的能源强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公共生活用水、工业用水、雨水回用、污水回用、制水过程、农业用水、配水过程、污水处理、地下水供水、蓄水工程、提水工程、南水北调供水,由于能源强度最高的三个环节均属于用水系统,这也是造成用水系统碳排放占据了郑州市水系统总碳排放90%以上的主要原因。（三）2008～2017年,郑州市单位GDP水系统碳排放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19t/万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0.09t/万元;郑州市人均水系统碳排放变化较稳定（0.74～0.86t/人）,其年际变化趋势同水系统整体碳排放基本一致;研究期内,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对全社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在9.85～14.15%之间波动。（四）从“水—能—碳”关联视角分析郑州市城市水系统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质上是探究水系统中“水”和“能”变化的影响因子,影响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的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的水源类型与条件、水质标准与水处理工艺、用水设备的类型与能效等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类用水行为习惯、水能资源利用的相关政策等。（五）通过对2030年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的情景分析发现,高度低碳情景下的城市水系统运行模式的减排潜力最大,较基准情景可减少629.91×104t的碳排放;此外,在城市水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中,用水系统的碳减排潜力最大,特别是表现在生活用水环节,因此未来应重点考虑该环节的节水节能以推动城市水系统碳减排。（六）综上研究,建议城市水系统低碳运行应重点考虑以下策略:（1）面向节能减碳目标开展城市水系统低碳设计;（2）健全节水体制机制,引导水系统节能减排;（3）优化节水节能过程,推动水系统低碳运行;（4）加强资源综合管理,促进水能协同优化和碳减排。

褚英敏^[5]（2020）在《白洋淀景区旅游足迹测算与环境承载力研究》文中认为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是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调节功能,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湿地旅游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但由于人类对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分注重景区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生态效益,许多湿地景区遭到了严重干扰与破坏,湿地旅游发展前景堪忧。湿地景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已成为旅游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如何平衡湿地景区生态保护与旅游经济创收的关系?景区旅游接待规模是否合理?值得深入研究。作为华北最大的淡水湿地,近年来,白洋淀景区旅游开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湿地的生态环境,加上水源不足,水位不稳、干淀现象频繁、水体污染严重,白洋淀的生态功能正在衰退。目前,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为白洋淀景区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因此,本文以白洋淀为研究区,基于生态足迹、水足迹、碳足迹等模型与方法,分析了白洋淀景区的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碳足迹和旅游水足迹,综合评价了景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探讨了白洋淀湿地景区旅游合理接待量,为制定合理的景区旅游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其它湿地景区的旅游管理提供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问卷与实地调查资料与白洋淀旅游统计数据,估算了白洋淀景区旅游各环节的旅游碳足迹、旅游水足迹与旅游生态足迹。结果表明,白洋淀景区2016年旅游碳足迹总量约为1.73×104 hm2,其中旅游交通碳足迹和旅游住宿碳足迹所占比重最大,游客人均碳足迹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白洋淀景区2016年的旅游水足迹总量达0.40×104 hm2,其中旅游餐饮水足迹所占旅游水足迹总量比重最大,旅游水足迹强度低于河北省水足迹强度。白洋淀景区旅游生态足迹达4.76×104 hm2,其中旅游交通生态足迹、旅游淡水资源生态足迹与旅游住宿生态足迹所占总旅游生态足迹比重较大。（2）白洋淀景区的旅游生态足迹超过了其旅游生态承载力,出现了生态赤字。但景区的碳承载力大于旅游碳足迹,景区的水资源承载力也略大于旅游水足迹,因此,旅游生态足迹是制约白洋淀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运用Dematel方法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白洋淀旅游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游客人数、景区宾馆规模、游客逗留时间以及游客出行方式。由此开展情景分析发现,当游客人数约减少15%时,白洋淀景区旅游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承载力持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白洋淀景区宾馆规模缩小10%,白洋淀景区旅游生态足迹约减少2.5%,旅游碳足迹约减少3.6%,旅游水足迹约减少0.9%;当游客在白洋淀景区逗留时间减少1/3时,景区旅游生态足迹将减少约15%、旅游碳足迹将减少约21%、旅游水足迹将减少约32%;如90%的游客乘坐大巴车前往白洋淀,景区旅游生态足迹将减少约25%,总旅游碳足迹减少约27%;如90%的游客乘坐私家车出行,则白洋淀景区旅游生态足迹将增加约24%,旅游碳足迹增加约27%。（3）探讨了白洋淀景区旅游适宜接待规模,找到了白洋淀旅游合理接待量阈值,即旅游全年接待人数约200～210万,平均逗留时间在36小时以内,45%～60%的游客大巴出行,这种情况下,白洋淀景区的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持平,从而保障白洋淀旅游可持续发展。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最后提出促进白洋淀景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对策建议:（1）加强景区管理,适当控制旅游开发规模;（2）低碳出行,减少旅游过程中的碳排放;（3）节约用水,提高旅游水资源利用效率;（4）提倡游客健康饮食与适当住宿;（5）通过一系列修复保护工作,提高旅游环境承载力;（6）多举措促进白洋淀旅游业健康发展。

何依琴^[6]（2020）在《温和地区零碳住区可行性研究 ——以昆明市某住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昆明地区气候温和且太阳能资源丰富,因此,住宅建筑基本无空调能耗,采暖能耗也很小。而且,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大力推广太阳能建筑利用,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在全国居于前列,太阳能光伏使用率大幅提高。上述条件为实现零碳住区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本文选取昆明某建成住区为研究对象,在现状碳排放计算的基础上探讨了零碳住区的可行性。首先,本文建立了住区全生命周期（包括建材生产阶段、建造施工阶段、使用阶段和拆除阶段）碳排放量的计算模型,采用文献查阅、数据演算分析等方法得到了住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的基础数据。其次,基于温和地区住宅采暖能耗小、基本无空调能耗的情况,选取该住区1栋典型建筑计算了建筑系统的采暖能耗、空调能耗、照明能耗、生活热水能耗、家用电器能耗、烹饪设备能耗、动力设备能耗,还计算了地下室能耗。然后,根据住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模型、相关基础数据和建筑使用阶段总能耗,得到了该住区建筑系统、道路系统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以及绿地系统全生命周期固碳量。最后,根据可行碳减排措施分析了零碳住区的可行性。主要计算结果如下:（1）地上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为1.16×105t,地下室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为2.66×104t,道路系统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为3.48×103t,绿地系统全生命周期固碳量为3.97×104t,该住区内全生命周期现状碳排放量为1.06×105t。（2）若减少该小区建筑栋数,只保留6a栋。此时,建筑系统碳排放量为3.62×104t,道路系统碳排放量为1.69×103t,绿地系统固碳量为5.06×104t,则住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为-1.27×104t。（3）若降低建筑层数至6层,同时增设太阳能光伏系统。此时,建筑系统全生命碳排放量为3.11×104t,道路系统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为3.48×103t,光伏发电系统和绿地系统中和的碳排放量3.97×104t,则住区全生命系统碳排放量为-5.15×103t。综合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在建筑系统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中,建材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占比最高,分别为38.40%和54.56%。在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中,混凝土、钢材和水泥占比最高,分别为57.63%、28.43%、5.83%。（2）在保持建筑层数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建筑栋数以减少建筑及道路用地面积、增加绿地面积可实现零碳住区。此时,住区绿地率为77.67%,容积率为0.83,建筑密度为4.17%。（3）在保持绿地面积和建筑栋数不变并增设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情况下,减少建筑层数以减少建筑面积和建筑能耗可实现零碳住区。此时,住区绿地率为60.83%,容积率为0.73,建筑密度为13.36%。

吴瑕^[7]（2019）在《公共建筑的节水节能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公共建筑耗能耗水情况严重,对其节水节能的研究已成焦点。本文选取公共建筑物中的医院和办公楼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用水量和压力进行长期的在线监测,通过监测的瞬时流量和末端压力得到建筑物内部用水规律和水压变化规律及平均日用水量、最高日用水量、高日高时用水量等参数,将监测而得的各参数与规范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建筑物用水的合理性。同时,为进一步减少供水系统的能耗,本课题在当前使用最广泛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比较新型的节能供水方式——利用管道系统特性曲线来实现曲线变压控制的变频变压供水方式。首先,对监测的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计算机编程对必要数据进行提取,并用数理统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获得监测流量的分布规律和流量间的潜在关系,应用随机回归插补的方法对缺失或者异常的数据进行插补,为后续建筑物用水情况和规律的分析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由监测数据分析医院的用水规律、用水量,将实测的平均日用水量和最高日用水量与规范定额进行比较,并且对相关设计参数进行探讨。通过夜间小流量分析法计算出医院中水漏损量,提出一系列节水措施并进行相应改造,得到改造后中水节水量达到16.8 m3/d。从用水规律、用水量、设计参数三方面对办公楼改造前后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规范对于办公楼建筑用水定额和相关设计参数的合理性,为后续规范的完善和补充提供参考依据。在获知办公楼用水情况和管网末端压力值的基础上,提出以管道系统特性曲线作为供水系统水泵出口端压力设置的依据,进而实现变频变压供水。并通过对比水泵变频恒压运行与变频变压运行时水泵轴功率、效率、泵组能耗,定量分析并评估变频变压供水方式的节能效果达23%。本文对医院和办公楼的用水进行研究分析,并将规范中相关设计参数与实测值比较,分析出医院及办公楼用水规律及存在的问题,为规范的修订和补充完善提供参考依据。本文提出的以管道系统特性曲线作为供水系统水泵出口端压力设置依据的变压方式为实现二次供水系统节能供水奠定基础,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公共建筑节水节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AlhejiAyman Khaled B^[8]（2019）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生态城建设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沙特阿拉伯的城市发展和人口激增加剧了对环境和气候的挑战。对地球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会导致有限资源的枯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会对气候模式造成永久性的改变。此外,传统化石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的燃烧会释放二氧化碳（CO2）排放物,这会导致全球变暖,反过来又会影响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旨在保护自然环境和气候、对废物回收利用,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和由此产生的影响,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生活;并且采用创新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可替换式的交通运输系统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这项研究为沙特阿拉伯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设计框架,包括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态城市概念的概述、沙特阿拉伯未来的规划和项目以及沙特阿拉伯愿景2030实现的贡献。这个设计框架包含一个对于生态城市最佳和适当选址位置的评估方针和指标的建议。此外,生态城市关键性能指标（KPIs）的制定和生态城市战略目标的发展都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并为实现沙特阿拉伯愿景2030做出贡献。此外,采取、确定和使用合适的可持续技术应用于生态城市、与KPIs目标相一致,并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定义输入和输出材料流。因此,这项研究提出了 4种评估准则,用于确定沙特阿拉伯生态城市建设的地理位置,此外在2017年到2050年这个具体的时间范围内还在各个部门制定了 10个战略目标,为沙特阿拉伯的生态城市KPIs规划了 40个目标。这项研究还采用并确定了生态城市居民材料流动的初始合适的可持续技术,包括能源供应、原生水、食品加工、废弃物处理和交通运输系统多个部门。这项研究使用了许多模拟分析工具来开发、设计和优化可持续技术系统,包括使用PRT-Hermes,T*SOL（?）2018（R1）,PV*SOL（?）premium 2018（R9）,HOMER Pro（?）and STOAT（?）5.0 等动态设计和优化仿真工具,以确定每一个系统的具体要求,并且满足系统性能。可持续性技术的使用提供了一种可再生资源,人均主要能源消耗减少63.08%,使用可持续性交通运输系统在内的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需求也大大减少,以及可再生原生水资源消耗也降低:人均生活用水量减少54%。并且此技术通过减少75%的MSW,以及回收利用废水、为人均用水量的44%提供原生水,来减少人类活动的影响。此外,它每年还可以产生超过349114kWh的能量、2206 m3的原生水和2650.7万m3的生物沼气。因此,生态城市的目的在于通过使用多种可持续性技术来保护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平衡的健康的环境。

白林^[9]（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赵曼^[10]（2018）在《城市既有建筑屋顶农业潜力评估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的环境、能源、食物危机日益加重,耕地保护与城镇化矛盾日益突出,而城市闲置空间资源浪费巨大。近年来,国内外兴起的屋顶农业作为一种创新城市农业形式正是解决这些城市“综合症”的重要策略之一。在此背景下,总结了国内外屋顶农业的不同类型及政策环境,指出了我国屋顶农业面临的问题,提出我国发展屋顶农业的优势及挑战。作为城市认识自身既有建筑发展屋顶农业的潜力,推动屋顶农业系统规划和发展的首要步骤,潜力评估工作已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关注,但相关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本文旨在试建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城市既有建筑屋顶农业潜力评估框架,能对既有建筑屋顶农业规划和改造进行定量评估,进而为未来屋顶农业规划和实施提供科学的方法支持和定量依据。本文主体研究部分由评估方法和实证研究构成。首先基于我国城市建设现状和社会调研,总结出影响屋顶农业实施的规划、法规、技术、农业、经济五方面标准及其相应的12个评估指标（区位、功能、权属、建筑年带、材料、承载力、坡度、高度、日照、可达性、其他占用面积、可用面积）,借助层次分析法初步构建了我国屋顶农业潜力评估标准体系。然后,对比分析了已有评估方法的优缺点,提出基于GIS和RS等计算机软件分析技术的屋顶清查方法。接着从可量化分析角度阐述了屋顶农业在经济（蔬菜生产、土地利用）、环境（食物里程减碳、建筑节能减排、水循环、废弃物管理）和社会（创造就业岗位）方面七个可持续发展潜力。最后,实证研究部分利用评估框架中的方法,对天津市中心城区某街道进行验证,揭示了12个指标影响下该街道屋顶农业适建性特点及可持续发展潜力,并以此为案例样本,对天津市市内六区屋顶农业潜力进行了初步估算,以及针对天津市屋顶农业未来发展给出相关建议,同时证明了本文的评估框架在实际屋顶农业潜力评估工作中应用潜力巨大。本文在充分认识屋顶农业发展机制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本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对既有建筑进行屋顶农业潜力多指标系统量化评估的方法,有助于提升社会对屋顶农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并以此为据将屋顶农业科学、有序、合理地纳入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

二、天津实施用水定额居民每人每天用水最多120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实施用水定额居民每人每天用水最多120升（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水—能—碳”关联的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白洋淀景区旅游足迹测算与环境承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温和地区零碳住区可行性研究 ——以昆明市某住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公共建筑的节水节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沙特阿拉伯王国生态城建设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10）城市既有建筑屋顶农业潜力评估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天津实施用水定额居民每人每天用水最多120升（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农村饮水安全供给的制度研究[D]. 陈敏. 西南大学, 2020(05)
• [4]基于“水—能—碳”关联的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D]. 余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5]白洋淀景区旅游足迹测算与环境承载力研究[D]. 褚英敏.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3)
• [6]温和地区零碳住区可行性研究 ——以昆明市某住区为例[D]. 何依琴.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7]公共建筑的节水节能研究[D]. 吴瑕. 天津大学, 2019(01)
• [8]沙特阿拉伯王国生态城建设体系研究[D]. AlhejiAyman Khaled B. 天津大学, 2019(01)
• [9]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城市既有建筑屋顶农业潜力评估方法研究[D]. 赵曼. 天津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