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渊源

一、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文文献综述）

钟媛婷^[1]（2021）在《“道义”或“理性”：广西合浦县红旗村失地农民的谋生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用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大量城郊接合部的土地纳入城市范围内,失地农民面临着如何谋生的难题。本文以广西合浦县红旗村失地农民为例,运用“道义小农”或“理性小农”理论分析其谋生策略。红旗村失地农民的谋生策略,是属于斯科特的“道义”,还是波普金的“理性”,抑或是两者的共融与博弈?这是本文主要回应的问题。探究失地农民谋生策略的选择是道义抑或理性有助于分析当代中国的农民经济行为选择是出于“道义”选择还是“理性”追求,旨在说明中国现阶段农民正处于从“道义经济”向“理性经济过渡”阶段,以此丰富小农理论研究。与以往研究失地农民的立场不同,本文不再认为失地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变为弱势群体,相反他们可以利用城中村的社会环境,寻求适合的谋生策略。文章前面部分介绍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谋生策略,选择该谋生策略的原因,依据选择缘由分析其选择行为是“道义”抑或“理性”。结语部分指出:人是复杂的综合体,在经济行为面前,不可能只表现为纯理性的“经济人”,也不可能在满足生存所需时表现为纯“道义小农”。满足生存性的道义需要,村民权衡利弊追求经济理性以期达到社会理性选择,但并不是每个阶段,同一个人均表现出纯道义抑或纯理性。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有之,只不过表现出更倾向于何者。在生存边缘下挣扎的村民,更多表现为道义小农的特征。当满足生存需要,人们会有更多的追求,对财富的累积渴望,通过投资和规避风险,使财富进一步积累,这时候理性小农占主导地位。在更广泛地参与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浪潮当中,农民从“道义小农”走向“理性小农”是发达农村地区的必然,我国小农也正处于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过渡的阶段。

赵科景^[2]（2020）在《荣誉政治与共同体活力 ——尼泊尔中部山区村社自治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政治重大命题。治理体系包括依照宪章宪法界定,配置中央与地方（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地方）及各类社区（包括乡村族裔聚落和城镇街道）的权力权限机构机制;治理能力包括妥善处理从中央到各类地方,再到基层族裔各类社区的运行机制和资源权益的操作实践。本文按照世界民族研究规范,选取尼泊尔中西部山区多民族村社作为目标社区,重点考察其外部条件和内部运作机制,探求用传统文化资源配合因应社会环境,广泛组建功能协会实现高参与低成本的自治社区发展治理路径。本文以2018年8月到2019年8月在尼泊尔中部山区阿尔曼村的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为资料搜集主要方法,借助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管理理论、许烺光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理论考察该村公共活动以及公共事务的日常运行情况。该村在公共节庆和仪式上保持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与姻亲关系的共同体样貌,通过生产和仪式等集体生活,家庭扩大到亲族、种姓、村社及其相互团结的机制最后上升到国家层面实现了国家对地方的治理,阿尔曼村社也获得了自治权。国家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印度教种姓制度在政治和法律上实现了平等并使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走向扁平化。荣誉在阿尔曼村的基层自治中的关键因素。村社内部负责村社具体事务管理的各个协会以荣誉感为支撑,吸收村社中以老人为主的传统精英和以现代知识分子、归国外劳为代表的现代精英,也在当代代替种姓制度在村社自治和国家治理中形成秩序观念,进而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参与度且兼顾公平效率的治理和发展之路。荣誉在为尼泊尔的基层民主制度注入了活力,而以基层社区为主体的发展思路探索出一条尼泊尔的后现代转型的发展和治理之路。这一发展和治理模式反映出在全球化浪潮下位于偏远山区的人们如何在全球与地方、国家与个人、传统与现代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也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宋盼盼^[3]（2019）在《宋堡村的苹果产业：一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苹果是当今静宁最亮丽的招牌,也是静宁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依托。静宁苹果产业是当地自然条件、地方性种植经验以及政府和市场等共同作用下的农业现代化产物。该产业兴起后,静宁县的传统农村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并发生着一系列变迁。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落脚于静宁县贾河乡宋堡村——一个正在变迁中的典型西北农村,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宋堡村的苹果产业,主要从苹果的生产、销售以及苹果产业带来的经济变化三部分进行论述,试图回答“果农如何看待苹果产业在静宁的发展?苹果产业对传统农村、对农民的生活有何意义?”等问题。主要得出以下结论:苹果产业是国家、市场、劳动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共同推进了苹果种植由传统向现代化、商品化的转变;苹果产业兴起后,面对生计方式的改变,农民以传统的生活秩序重构新的生活行动,把原有的传统社会文化移植到新的空间场域中,继而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普遍提高;苹果产业虽然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和农村面貌,苹果只是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地方社会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过程,并不是原有社会体系的完全消解,而是一种适应过程,即社会变迁是一个“二元”互动的过程,结果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交织状态。

张福强^[4]（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何治民^[5]（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康禹熙^[6]（2017）在《“然杰”：嵌入在嘉绒藏族葬礼中的礼物交换行为研究 ——以四川省明村为研究对象》文中认为仪式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是某一族群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的集中展演,往往浓缩了该族群日常生活中关于宗教信仰、经济生产、亲属制度、伦理体系等各个方面,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交换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仪式上的礼物交换便是其多样性的一个表现。仪式上的礼物交换作为嵌合在仪式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关联着人类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居住在四川省西部的明村嘉绒藏族在他们的葬礼仪式上进行着一种礼物交换行为——“然杰”。通过对明村嘉绒藏族葬礼仪式上的各类交换行为及“然杰”这一特殊的礼物交换行为展开深入探讨。通过对明村礼物交换及“然杰”这一特殊经济生活形式的研究,将明村礼物交换行为与已有礼物交换理论进行通联,并透过礼物交换对明村这个嘉绒藏族村庄传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结构、家族共同体建构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通过对田野点明村的资源分布与经济结构、宗教信仰与仪式系统以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交换行为进行了梳理。进一步对葬礼仪式与葬礼仪式上的交换行为及一种特殊的交换行为——“然杰”的过程进行考察。再从经济层面对葬礼仪式中的交换行为及“然杰”展开分析。再次对“然杰”的交换动机与社会关系进行的探究。最后认为,葬礼上的礼物流动勾勒出嘉绒藏族亲属关系的基本框架,家族共同体在这样的框架结构中得以维持与整合。礼物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在不断的相互建构中整合着整个社区。

杨亚雄^[7]（2017）在《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古丝绸之路上的阿图什市维吾尔人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他们有“新疆犹太人”之美誉,到月球上做生意的故事1代代相传。经商已经成为众多阿图什人最主要的生计活动。在阿图什市巨大的商业群体中,跨国经商群体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从事布料生意的跨国商人则是近3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行业群体。大肖鲁克村是阿图什跨国布料商人数量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肖鲁克跨国布料商人群体产生并迅速崛起,商人们的布料生意经历了产生、发展、辉煌和萎缩四个阶段。近几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受商人自身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大肖鲁克村的跨国布料商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意困境,以至于在过去的五年里,近一半商人结束了其在国外的布料生意而回国。继续坚守在国外市场的布料商人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利润空间缩小、布料市场疲软、竞争激烈、流动资金不足、货源不稳、国外安全和外贸环境变化频繁、家庭支出逐年增大、转行困难等方面。致使维吾尔人跨国布料生意陷于困境,既有商人自身方面的因素,也同商人所处的环境和所跨居国家实施的制度有关。商人们的生意困境将直接导致众多家庭日常生计之困境,还有可能给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治理带来压力。本文以生意困境为论题研究的切入点,以跨国布料商人的生意过程为研究维度,采用实证分析和人文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经济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对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贸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对目前布料商人所面临的生意困境作了调查研究。最后,文章提出了解决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相应的对策。本文通过对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的研究,旨在为边境地区跨国商贸现状研究提供“抛砖引玉”之效,进而对边疆治理和跨国民族之和平跨居提供某些思考和启示。本文认为,跨国民族的跨国商贸实践是促进边疆通达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作为边疆人群安身立命的生计活动,跨国商贸的持续和发展是“边疆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推力。作为跨国主义在经济活动中的实践,以跨国族群的生计可持续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计,新疆维吾尔族商人所面临的跨国布料生意困境应该得到有关各方的关注和重视,各方合力,改善商人们目前的生意现状,以促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安居乐业和边疆的通达、发展与繁荣。

金德谷^[8]（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钟鸣^[9]（2016）在《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影响研究 ——以昂巴纳托瓦那村为例》文中提出本论文通过对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中部高原地区马义奇镇昂巴纳托瓦那村麦利那人田野实证调查,以经济人类学理论视角来探究和反思当地众多仪式文化及巨大耗费与绝对贫困现实、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矛盾复杂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文化适应需要在变迁中不断调试,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并以文化外在表达形式——“仪式”入手,进行阐释和论证,同时通过运用宏观环境战略分析法得出当地发展以仪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可行及操作性,由此提出其发展路径与机制问题,认为通过文化产业的实现既解决当地现实贫困问题,又将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本论文包括绪论和结语,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研究缘起,通过对仪式及消费、贫困问题、马达加斯加的相关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所要研究的仪式、仪式消费、贫困进行概念界定,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具体技术路线。第二部分（第一章）,通过田野调查点及所属国家的区位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与生态特点、人文社会、历史文化沿革、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田野调查点选取考量等诸多方面介绍;同时从昂巴村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入手,通过对农业、村民人均收入、教育现状、性别不平等现象、人口卫生医疗健康和日常营养等方面全方位展现并论述当地社会绝对贫困的现实生存状态。第三部分（第二、三章）,对昂巴村麦利那人日常生产生活仪式、人生礼仪等诸多仪式进行深度描写,并通过对在其过程中所产生的时间、空间、劳动力及经济耗费进行统计和归纳,以此分析并论证当地众多仪式及耗费对贫困问题的影响。第四部分（第四章）,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角度,运用经济统计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将各种仪式耗费及诸多消费支出进行数据模型分析,从而得出众多仪式举行是造成当地绝对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和内在矛盾。第五部分（第五章）结论和建议,从文化资源角度对当地诸多仪式文化进行考量和筛选,通过运用宏观环境战略分析模型对昂巴村文化产业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诠释,并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同时认为当地只有发展好文化产业,才能既解决现实贫困问题,又将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从而获得社会与经济双赢。第六部分（结语）,以经济与文化两者关系为切入点,认为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现代适应,只有必须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化产业是昂巴村减贫、脱贫和最终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也是传统仪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现实要求;对贫困文化提出新认识;并对贫困问题进行再思考。

袁明宝^[10]（2014）在《小农理性及其变迁 ——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积累和消费等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形成了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和高积累以及低消费和低闲暇的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影响农民家庭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理性和目的理性。经济理性主要是指农民家庭收入来源构成上必须有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组成,为了保障家庭基本经济生活,必须最大化利用家庭劳动力。目的理性是指家庭伦理和文化影响农民的生计安排,农民家庭在劳动-闲暇之间做出权衡,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做出均衡选择时,这一行为并不纯粹由经济理性决定。目的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差别在于其决定经济决策的动机不同,经济理性下行为选择产生于生存压力和家庭经济支出压力。目的理性则产生于家庭伦理和道德规则。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有其支撑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内部的责任观念、代际伦理以及养老观念和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社会舆论等因素,这都形成了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小农家庭的投入与产出行为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家庭伦理支撑下,农民家庭可以进行很多经济理性上无法理解的生产经营实践,如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保持较低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保持劳动对闲暇时间的较高替代率。进而,在恰亚诺夫所讲的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上保持较高的均衡点。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行为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有节余型经济和生活型经济两种类型。北方农村节余型经济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中更加注重劳动生产和财富积累,并通过减少日常性开支和闲暇时间来实现家庭经济的充足节余,进而得以满足农民家庭大宗消费需求。中部农村生活型经济类型则在劳动投入上有较低忍耐度,农民家庭的积蓄也是以生活消费为前提,生活型经济态度主要讲究生活而非生计。这种经济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主要与家庭伦理责任和村庄社会结构有关。在当前形势下,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打工经济中开始计算劳动机会成本、降低劳动力投入和辛苦程度,在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更加注重短期消费和娱乐。这种变化与小农理性变迁有关,即经济理性凸显、目的理性弱化。经济理性凸显主要是农民家庭开始在经济成本核算基础上做出行为选择,还表现在农民家庭在打工经济和城市消费文化影响下呈现出消费主义观念和经济态度。目的理性弱化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伦理责任上的约束减弱,并不一定尽全力积蓄家庭财富以为子女完成人生任务,而是表现出对当期生活享受的追求。另外,村庄社会性竞争压力减小也是影响农民家庭目的理性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且村庄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多的由之前注重道德竞争转变为纯粹经济竞争。

二、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文提纲范文）

（1）“道义”或“理性”：广西合浦县红旗村失地农民的谋生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荣誉政治与共同体活力 ——尼泊尔中部山区村社自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宋堡村的苹果产业：一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6）“然杰”：嵌入在嘉绒藏族葬礼中的礼物交换行为研究 ——以四川省明村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7）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影响研究 ——以昂巴纳托瓦那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小农理性及其变迁 ——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文参考文献）

• [1]“道义”或“理性”：广西合浦县红旗村失地农民的谋生策略研究[D]. 钟媛婷. 兰州大学, 2021(02)
• [2]荣誉政治与共同体活力 ——尼泊尔中部山区村社自治机制研究[D]. 赵科景.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宋堡村的苹果产业：一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D]. 宋盼盼. 兰州大学, 2019(08)
• [4]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5]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6]“然杰”：嵌入在嘉绒藏族葬礼中的礼物交换行为研究 ——以四川省明村为研究对象[D]. 康禹熙. 云南大学, 2017(05)
• [7]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D]. 杨亚雄. 兰州大学, 2017(03)
• [8]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9]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影响研究 ——以昂巴纳托瓦那村为例[D]. 钟鸣. 兰州大学, 2016(06)
• [10]小农理性及其变迁 ——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研究[D]. 袁明宝.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