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1]（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孙波[2]（2021）在《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文中研究指明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国家为克服20世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而做出的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室,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民众支持一体化的“宽容共识”不断弱化,出现了质疑、反对甚至解体欧盟的“疑欧主义”理念、运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渗透到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相对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欧盟一体化遭受制宪受挫、欧债危机、难民浪潮、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爆发等多重现实挑战,疑欧主义成为在这—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目标和现实抓手,二者相互利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使二战后70多年发展起来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以下领域开展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疑欧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此轮民粹主义兴起的特点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民粹政党崛起及其影响、英国脱欧变局后疑欧主义和去欧洲化的发展等。本文选取此轮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合流现象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行为体一一右翼民粹政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欧洲核心国家英、法、德三大国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分析其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利用疑欧主义得以产生或扩大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而相对松散的疑欧主义如何借助民粹政党的兴起,扩大了自身对国家体制和主流政治产生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而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及欧盟的角色和未来产生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既有研究更多从多维视角分别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疑欧主义运动。近十多年来民粹主义上升为理解欧洲政治乃至全球政治核心概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主要载体右翼民粹政党为切入点,突出其重点政策目标—一对欧洲关系维度,并与另一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疑欧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学理和政策层面的发现和启示。在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政党研究的路径,同时选取欧洲三大国主要右翼民粹政党一一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聚焦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发展路径、选举表现、行为策略等问题;使用政党竞选纲领、《欧洲晴雨表》大型民调数据、欧盟和成员国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关注政党领导人的背景、思想、身份、行为及其政治影响;深入分析这一阶段选举表现（初级选举的本国大选和次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动态追踪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在比较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其动因、前景及其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传统边缘政党走向准主流政党,或者对国家重大发展方向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政治版图影响力整体上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挑战。传统政党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愈发面临代表性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体系,使欧洲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民粹政党的崛起对于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和看待政党“主流”和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论文的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英、法、德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态势,疑欧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议程中最活跃、现实指向性明确而又具备一定民众支持基础的部分,在右翼民粹政党准主流化和各国对欧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国的民粹政党在与疑欧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它们都加强了本国和欧盟层面的疑欧主义;借助疑欧主义推进了传统边缘政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反建制、反欧盟是右翼民粹政党的话语特点,因为欧盟制度化设计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之上的,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在追求边缘政党主流化的过程中弱化了该党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同时,受各国政治文化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历史经验的影响,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作为单一的疑欧议题政党,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充分利用本国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促进了保守党的民粹化演变,撬动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杠杆,导致了英国脱欧重大变局的出现,然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历史长、根基深,很大程度上借助疑欧主义实现了准主流政党地位的提升,疑欧主义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受到法国民众整体上仍支持一体化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竞争的制约。在疑欧主义传统最弱的德国,德国选择党借助欧盟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推进了其疑欧主义议程,但影响力的发挥仍取决于德国主流政党博弈的结果。随着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地位增强,但作为特朗普主义遗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提出雄心勃勃的振兴欧盟的计划,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缺陷为右翼民粹政党反对欧盟提供了新的口实。面临世界大变局,右翼民粹政党如何继续推动疑欧主义,面临怎样的制约,对欧盟未来走向及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关注。
王家曦[3]（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李黎明[4]（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王国志[5]（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徐杰[6]（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刘晴[7]（2021）在《经济类文本中衔接手段的翻译：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节选）汉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随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全球经济受到显着影响,了解疫情期间的宏观经济情况以及各国政府应对经济损失所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增强我们应对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和消费活动。本翻译实践报告以论文集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为原文本,以经济类文本翻译中的衔接问题作为关注点,针对翻译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报告选取的语料属于典型的经济类文本,此类文本在词汇、句式上与其他类型的文本有着明显区别,语言上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专业性,会频繁使用很多经济术语、专有名词和缩略语,同时还具有学科交叉性。译者将本报告中的翻译问题主要分为原文词汇衔接手段多样化、英汉句子衔接手段存差异和原文语篇衔接手段不明晰三部分,其中原文词汇衔接手段多样化包括指示代词频现和名词化结构频现;英汉句子衔接手段存差异包括句间关联有隐含和句间连词使用频繁;原文语篇衔接手段不明晰包括因果关系不明晰和让步关系不明晰。在经过初译和改译版本的对比分析后,译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采用代词明示和词性转换的方法解决原文词汇衔接手段多样化问题;采用句间补充连词和句间隐化连词的方法解决英汉句子衔接手段存差异问题;采用因果关系显化和让步关系显化的方法解决原文语篇衔接手段不明晰问题。通过本报告的翻译实践,译者深入学习了各种衔接手段的翻译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翻译变通能力。希望本报告能够为以后解决同类经济文本的衔接翻译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刘春紫[8]（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田野[9]（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刘振华[10]（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原油是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材料,其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的相互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一直是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重要课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由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蔓延,国际油价和股票市场出现多轮暴涨暴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增加。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有序发展而频繁出台财政、货币和监管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主体的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由此可见,原油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非孤立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是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股票市场将持续面临国际油价冲击风险。而且,中国经济运行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以及股票市场具有明显的政策干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油价冲击传递至中国股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纳入原油与股票市场研究体系,构建了“原油价格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股票市场”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市场和行业板块两个维度出发,首先将国际油价冲击分解为原油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特定需求冲击,然后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TVP-SVAR-SV）模型、波动溢出指数方法、滚动窗口分析技术、混频数据抽样动态条件相关系数（DCC-MIDAS）模型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揭示了不同原因引起的国际油价冲击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渠道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机制、路径和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原油和股票市场之间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区制关联,从而理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油价冲击传递至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制定者、市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等角度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总结如下:（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影响。首先,不同原因引起的国际油价冲击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对股市收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然后是原油总需求冲击,而原油供给冲击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国际油价冲击影响股市收益提供了渠道作用。原油特定需求冲击会显着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对股市收益起到抑制作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又会对全球原油产量、实际原油价格和股市收益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此同时,原油总需求冲击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最终抬高股市收益。再次,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在经济动荡时期,股市收益对原油价格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更加敏感。（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溢出指数分析显示,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10%-40%范围内变化,其中结构性油价冲击在波动信息传递当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经济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波动溢出指数明显升高,在2008年11月高达36%。溢出网络分析表明,原油供给冲击是系统内波动信息溢出的净接收方,而原油总需求冲击和特定需求冲击处于波动溢出的净输出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都是原油需求冲击波动溢出的净接收方。此外,原油总需求冲击和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均会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对股市波动产生溢出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油价冲击传递至股票市场提供了渠道作用。从行业差异来看,与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溢出关系较为紧密的是能源业、工业、公共事业和金融业股市,溢出关系较低的是信息技术业、电信服务业、医疗保健业和消费者常用品业股市。（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原油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具有均值回归特征,其短期成分围绕长期趋势变动。在经济繁荣和经济复苏时期,长期动态相关性保持在低位徘徊,而在经济衰退（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长期动态相关性急剧上升且呈高位震荡态势。区制关联分析表明,在长期动态相关性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大的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加强两市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而在长期动态相关性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小的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十分微弱。行业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能源业、金融业、工业、材料业和公共事业股票市场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程度较高,而对原油与消费者常用品业和医疗保健业股票市场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作用程度相对较小。（4）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制定者、市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三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政策制定者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又要把握经济政策实施时机,实现适时适度宏观调控,还要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油价冲击,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市场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变化,动态调整投资策略,同时把握油价冲击的行业影响效应,构造差异化投资组合。金融监管者应当重视市场联动关系的动态变化,向关注市场间风险传递的“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监管理念转变,并且适度发挥监管职能,尽力避免直接政策干预,提高风险监测和管控能力,实现金融稳定和效率均衡。该论文有图40幅,表24个,参考文献369篇。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二)、 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欧盟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作为思想与实践的疑欧主义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 |
| 二、疑欧主义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作为欧洲新兴政治力量的右翼民粹政党 |
|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 |
|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理念 |
| 三、右翼民粹政党的历史发展 |
| 第三节 多重危机下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模式 |
| 一、危机与民粹主义 |
| 二、欧洲危机与右翼民粹政党 |
| 三、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 |
| 第二章 英法德三国的疑欧主义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英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英国民众 |
| 第二节 法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法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法国民众 |
| 第三节 德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德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德国民众 |
| 第三章 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与英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英国独立党的政治理念 |
| 一、疑欧主义理念 |
| 二、保守主义理念 |
| 三、民粹主义理念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的兴起与脱欧变局 |
| 一、欧债危机与英国独立党兴起 |
| 二、难民危机与边界管控 |
| 三、英国公投脱欧与独立党的胜利 |
| 四、英国脱欧党成立与脱欧完成 |
| 第三节 英国独立党兴起与英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英国疑欧主义的巅峰:英国脱欧 |
| 二、右翼民粹疑欧主义与精英化的疑欧主义的融合 |
| 三、后脱欧时代的疑欧主义 |
| 第四章 法国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与法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与政策主张 |
| 一、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 |
| 二、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借助选举的进一步崛起 |
| 一、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的表现与影响 |
| 二、欧洲议会选举表现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兴起与法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准主流政党的疑欧主义议程 |
| 二、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法兰西疑欧主义? |
| 第五章 德国选择党与德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德国选择党的成立和政策主张 |
| 一、德国选择党的成立 |
| 二、德国选择党的主要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德国选择党撬动德国政党政治格局 |
| 一、欧债危机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 |
| 二、难民危机下德国选择党的身份转变与影响 |
| 三、借助欧洲议会选举与地方选举影响政党政治版图 |
| 第三节 德国选择党兴起与德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从隐性疑欧主义到显性疑欧主义 |
| 二、从精英货币疑欧主义到多议题疑欧主义 |
| 三、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面临的制约 |
| 第六章 英法德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共性 |
| 一、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反映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 二、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差异性 |
| 一、英法德三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其与欧盟关系上的差异 |
| 二、英法德三国民粹政党推动疑欧主义发展的路径不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要素、要素配置及效率内涵 |
| 2.1.2 产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配置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要素配置及其效率研究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及优化方向研究 |
| 2.3.3 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
| 2.3.4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现状 |
| 3.1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过渡时期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 |
| 3.1.3 东北振兴“黄金十年” |
| 3.1.4 经济新常态时期 |
| 3.2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 3.2.1 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
| 3.2.2 第一产业 |
| 3.2.3 第二产业 |
| 3.2.4 第三产业 |
| 3.3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低效与产业结构调整动因 |
| 3.3.1 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 |
| 3.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负担沉重 |
| 3.3.3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缺乏动力 |
| 3.3.4 被动“去工业化”引发结构失序 |
| 3.3.5 沉没成本效应阻碍衰退行业退出 |
| 3.4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障碍 |
| 3.4.1 要素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 |
| 3.4.2 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约束 |
| 3.4.3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缓慢 |
| 3.4.4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框架 |
| 4.1 总体思路 |
| 4.2 要素流动与产业间再配置的效率改进机理 |
| 4.2.1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理论基础 |
| 4.2.2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前提条件 |
| 4.2.3 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 4.3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理论机制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指标构建 |
| 4.3.2 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3.3 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4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4.1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背景与理论逻辑 |
| 4.4.2 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类别 |
| 4.4.3 供给因素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东北地区要素分布结构 |
| 5.1.1 劳动力要素分布 |
| 5.1.2 资本存量估计与资本要素分布 |
| 5.2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测度 |
| 5.2.1 随机前沿分析与模型设定 |
| 5.2.2 初始回归结果与模型修正 |
| 5.2.3 估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5.3.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5.4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数据检验 |
| 5.4.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6.1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与说明 |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6.2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构造与分析 |
| 6.2.1 全局主成分分析 |
| 6.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6.2.3 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 |
| 6.2.4 东北地区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 6.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数据检验 |
| 6.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 7.1 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 |
| 7.1.1 着力提升教育体系水平 |
| 7.1.2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 7.1.3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
| 7.2 优化投资结构与存量资本布局 |
| 7.2.1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 |
| 7.2.2 稳固推进存量资本调整 |
| 7.2.3 积极探索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
| 7.3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 |
| 7.3.1 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深入融合 |
| 7.3.2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与科研协作能力 |
| 7.3.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 7.4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与政策引领作用 |
| 7.4.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 7.4.2 精准制定减税降费措施 |
| 7.4.3 释放产业政策引领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翻译任务描述 |
| (一)任务背景 |
| (二)任务描述 |
| (三)任务价值 |
| 二、译前准备 |
|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
| (二)文本特征分析 |
| 1.词汇特征 |
| 2.句子特征 |
| 3.语篇特征 |
| (三)翻译工具及术语表准备 |
| (四)衔接理论综述 |
| 三、翻译问题 |
| (一)原文词汇衔接手段多样化 |
| 1.指示代词频现 |
| 2.名词化结构频现 |
| (二)英汉句子衔接手段存差异 |
| 1.句间关联有隐含 |
| 2.句间连词使用频繁 |
| (三)原文语篇衔接手段不明晰 |
| 1.因果关系不明晰 |
| 2.让步关系不明晰 |
| 四、解决方案 |
| (一)原文词汇衔接手段多样化解决方案 |
| 1.代词明示 |
| 2.词性转换 |
| (二)英汉句子衔接手段存差异解决方案 |
| 1.句间补充连词 |
| 2.句间隐化连词 |
| (三)原文语篇衔接手段不明晰解决方案 |
| 1.因果关系显化 |
| 2.让步关系显化 |
| 五、翻译实践总结 |
| (一)翻译实践的收获与启示 |
| (二)翻译实践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术语表 |
| 附录2 原文文本 |
| 附录3 译文文本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带通滤波法 |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 1.4.3 文本分析法 |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 3.2.1 信息的定义 |
| 3.2.2 信息类别 |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 3.2.4 预期理论 |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信号渠道 |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 6.2.2 文本预处理 |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 7.2.1 渠道定义 |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7.3.3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原油价格影响股票市场的相关理论和传导机制 |
| 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原油与股票市场关系中的作用机理 |
| 2.4 分析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3.3 TVP-SVAR-SV模型构建 |
| 3.4 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综合股市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5 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股市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6 稳健性检验 |
| 3.7 本章小结 |
| 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波动溢出指数模型构建 |
| 4.3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国际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综合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4.5 国际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业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动态相关性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DCC-MIDAS模型构建 |
| 5.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综合股市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 |
| 5.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行业股市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政策建议 |
| 6.1 政策制定者层面 |
| 6.2 市场投资者层面 |
| 6.3 金融监管者层面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