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大开发税收的促进和保障

一、论税收对西部开发的促进与保障（论文文献综述）

郑家兴^[1]（2021）在《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实体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2020年,我国政府推行了“十四五”规划,明确将科技创新摆在各项任务的首位,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出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等战略目标。为了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我国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政策,以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收益,进而提升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局,如何优化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化解制造业创新发展道路中的挑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创新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等相关理论,构建随机前沿模型、面板空间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利用制造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总效应、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具体内容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看。第一,基于国内外关于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相关理论及文献,分别剖析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基本关系,进而阐明财税支持政策分别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作用机理,及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可发现:首先,财税支持政策可从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纠正创新正外部性等方面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加速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其次,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对不同地区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需兼顾企业的空间因素进行考察。最后,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都有利于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成果转化活动的积极性,并对企业实现创新成果转化收益具有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区间。第二,梳理近十年我国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支持政策,并基于DEA方法分析财税支持下制造业创新的效率现状,可发现:一方面,当前制造业创新的财政资金支持规模逐年扩大,且于2014年开始增长变慢;制造业创新的税收减免额度持续加大,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增长明显;制造业的总体宏观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变动较小,增值税税负的下降幅度较大,并且各类税负水平在2012年以后趋于平缓。另一方面,现有财税支持政策对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效果不佳;增值税税负的大幅下降为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提高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对相应的创新收益效率无明显作用;制造业的总体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对其进一步实现创新收益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财税支持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和地域差异。第三,实证检验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总效应,可发现:财政资金、税收优惠额度及实际宏观税负与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之间呈不同的“U”（或倒“U”）型关系。基于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可知:首先,财政资金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呈挤入效应,且前者大于后者。其次,税收优惠额度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呈挤入效应;与财政资金的挤入效应相比,税收优惠额度对创新产出效率的挤入效应更小,而对创新收益效率的挤入效应更大。最后,实际宏观税负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挤出效应,而对其创新收益效率呈挤入效应。第四,实证检验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空间效应,可发现:总体上,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下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负外部性,实际宏观税负下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正外部性;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下制造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具有不显着的空间正外部性,实际宏观税负下制造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具有不显着的空间负外部性。比较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实际宏观税负分别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空间效应可知,首先,财政资金对当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分别具有U型和倒U型效应;其对当地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均具有倒U型效应。其次,税收优惠对当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分别具有U型和倒U型效应,但在西部地区则分别表现为正向和负向激励效应;其对当地企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呈显着激励效应,但对邻近地区企业创新收益效率的积极作用微乎其微。最后,实际宏观税负对当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均为倒U型影响,前者在东部地区表现为U型效应,后者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正效应;其对当地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创新收益效率分别具有负效应和正效应。第五,实证检验财税支持制造业创新的门槛效应,可发现:实际宏观税负对全样本制造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财政资金强度和税收优惠强度对高端制造业的创新收益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其余财税支持政策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均以单一门槛效应为主。在财政资金方面,财政资金强度在一定门槛区间内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抑制作用,而对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除外）的创新收益效率呈促进作用;财政资金强度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不仅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抑制作用减弱,也对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除外）创新收益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在税收优惠方面,税收优惠强度在门槛值左右均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促进作用,而在一定门槛值内对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除外）的创新收益效率呈抑制作用;除高端制造业外,税收优惠强度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不仅使其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还会使其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在实际税负方面,实际宏观税负对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呈显着的抑制作用,且仅对高端制造业存在门槛效应,其在超过一定门槛值时会对制造业（一般制造业除外）的创新收益效率存在显着抑制作用;实际宏观税负控制在一定门槛值以下时,其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的抑制作用可显着减弱,且对制造业创新收益效率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第六,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支持制造业创新的财税政策提出优化建议。在财政资金方面,应优化财政资金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一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制造业的政府采购政策;二是继续增加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财政资金,尤其是强化其对企业创新产品市场化的促进作用;三是重点加大高端制造业创新研发阶段的财政资金强度,减小对其创新成果市场化的直接干预程度。在税收优惠方面,应优化税收优惠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一是加大研发产出阶段的间接税优惠力度,创新收益实现阶段更加注重直接税优惠;二是适当增加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创新研发阶段的税收优惠,加强税收优惠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成果市场化的激励效果;三是重点加大高端制造业创新产出阶段的税收优惠强度,普遍提高制造业创新收益阶段税收优惠的有效性。在降低税负方面,降低税收负担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阻碍影响,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宏观税负税水平;二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减税降费,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三是依据不同行业制造业的创新需求调整减税降费措施,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制造业创新分为研发产出阶段和收益实现阶段,测度了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并分析了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实际税负对不同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支持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第二,结合区域经济学,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测度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在研发产出和收益实现两阶段的创新效率,并分析了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和实际税负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这从多维角度对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第三,将制造行业区分为全样本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一般制造业,验证了财税支持力度对制造业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收益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分析了不同制造业企业对财税政策的响应程度,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精准细化,这为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张栋才^[2]（2021）在《网络视角下中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的统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关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实现,需要依据我国各区域内产业关联结构与区域间产业关联特征,优化区域产业关联方式,推进我国区域产业关联网络的建成。然而,大部分研究认为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的相似性以及政府行为等因素,导致了我国区域间存在产业同构现象,进而严重抑制区域产业关联程度。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同构的动因、测度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现有结论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同构对区域产业关联的影响,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方法上极少考虑网络关系。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也受到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的影响。故在网络视角下,全面了解我国区域产业关联特征与区域产业同构现状,进而依据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探究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对于制定区域产业政策,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关联网络构建,形成“国内大循环”格局,推动区域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主要结论如下:1.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本文首先依据现实背景,梳理现有文献,探究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相互影响机制,明确本文研究的重点及问题,细化研究内容与目标。2.梳理并提炼理论基础。通过对产业经济学、区域产业同构理论、产业网络理论及博弈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炼出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理论。3.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特征测度。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选取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地区的官方投入产出表数据。其中,国家统计局每5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截止目前,2017年各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为最新数据,本文其他章节中所用到的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均以此为基础。首先,该部分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统一了不同时段各地区产业部门的统计口径;然后,在网络视角下,分析了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特征;最后利用基于网络的波动理论测度了产业关联特征对产业总产出波动的影响程度及该波动的衰减速度。实证发现:传统四大经济区域的产业关联网络中的重要产业均较为集中,即重要产业同构度高。其中,重要产业主要集中于各地区TOP5产业,且传统四大经济区域的重要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基础工业与区域特色产业;受不同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特征影响,产业冲击对不同区域产业总产出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相应地,产业冲击的衰减速度差异也较大。其中,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二阶产业关联总波动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先降后升的趋势;整体上,全国与传统四大经济区域产业波动的衰减速度均呈先降后升的趋势。4.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特征测度。首先,该部分基于各地产业的省内流入流出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构建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进而探究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最后利用基于OD的空间交互模型测度了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要素对其影响程度。实证发现:传统四大经济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呈产业类别集中与区域集中特征。其中,从产业上看,重要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基础工业与资源禀赋相关产业,从区域上看,重要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内部;从空间特征上看,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双核”关联区域与多结构洞区域的特征;在一定临界距离下,总产出、产业生产税净额率、劳动者报酬率与营业盈余率等对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显着。5.网络视角下我国产业同构程度测算。首先,本部分梳理了我国区域产业同构关系现状,并对不同产业同构测度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基于网络视角,构建了产业同构测度指标,测度了我国产业同构程度;最后,基于网络视角下产业同构程度的测算结果,剖析了我国产业同构空间特征。实证发现:从区域产业同构的时空分布来看,虽然我国两两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程度整体上有所下降,但存在着局部区域产业同构程度较高的现象,且不同区域间与区域内的产业同构差异较大;从方法比较上来看,较传统产业同构的测度方法,网络视角下的产业同构测度方法能更好的捕捉区域间产业技术的相似性,避免高估产业同构现象的发生;从空间关联特征上来看,无论在全局视角下还是局部视角下,临界距离对两种基于网络的产业同构系数的空间关联显着性均有显着地影响。6.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研究。首先,利用关联系数探索分析了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度与产业同构度的相关程度;然后,利用基于OD的空间交互回归模型测度了产业同构对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程度;在产业消费关联的方式下,结合产业产品属性与博弈方式,从理论上厘清了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对产业同构的影响机制,并对其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从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相关系数来看,整体上,本地与周围地区本地的产业同构,与本地及周围地区的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相关系数为负相关关系;从产业同构对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的影响上来看,在一定距离内,源地的产业同构度的增加对源地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上升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源地周围地区的产业同构度的增加对源地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从我国区域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上来看,在网络视角下,在因消费产生的产业关联下,当两地区同产业产品同时具备替代性与互补性（或独立性）时,受成本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具备信息优势地区的该产业会采取价格欺诈策略（高报价格）获取更多利益,降低另一区域该产业的收益,并通过两个地区的产业价值关联网络,改变区域内产业关联度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度发生变化;当两地区同产业产品具备完全替代性时,则两地区该产业均会采取低价格策略以获取更多利益,逼迫另一地区该产业产品退出市场,并通过两个地区的产业价值关联网络,从而改变区域内产业关联度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度发生变化。进一步地,当产业在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中的地位越高时,则对产业同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结论,主要有以下政策启示:（1）有效地将信息化、智能化与各产业（特别是传统工业与资源禀赋型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替代产业,增强区域内产业关联,同时增强区域内产业竞争力,降低由经济冲击通过产业关联网络带来的产业波动程度;（2）合理制定人才与产业税收等政策,加强交通基础建设,促进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从而通过产业空间关联网络提高区域间产业关联度;（3）各地区应依据自身的产业优势及其与周围地区间的产业关联特征,降低区域间产业同构程度,构建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机制,从而有效促进我国区域间产业网络的建立;（4）国家层面应建立区域产业税收与价格等方面的协调机制,降低由过度竞争通过区域产业关联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同构的负面影响程度。与目前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统一不同时期全国30个地区的产业统计口径,从时间、产业维数及产业关联强度上,确保产业关联结构特征对产业波动与波动衰减速度的影响程度具有更强可比性;（2）目前学者主要集中于探究产业区域间产业关联度与总量对省际流量的影响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网络视角,利用基于OD的空间交互模型继续测度了源地、目的地及其周围地区的生产净税额率、劳动报酬率及产业利润率等结构因素对源地的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影响程度。此外,还测度未考虑在内的其他影响要素对源地的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影响程度;（3）传统产业同构的测度指标主要考虑产值等总量占比,极少考虑产业关联结构的相似性。本文在传统产业同构指标设计思路的基础上,基于网络视角,利用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并依据其特殊数据结构（包含部分增加值为负数情形）,设计基于产业关联网络的区域产业同构化测度指标;（4）目前,关于产业同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同构对区域间产业关联的影响,很少考虑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对其量化分析更是极少。本文在网络视角下,基于产业的消费关联方式,量化分析区域产业关联（包括区域内与区域间的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

屠秋钰^[3]（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以西部省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基石,而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核心是对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1994年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完全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仍存在很多问题。2018年的“减税降费”使财政收入减少,事权与支出责任调整势在必行。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水平[22.48%,33.3%),下限较上限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更有利的已有研究,以西部省份为例,将大口径宏观税负约束至22.48%后相应调减财政支出,再对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研究调整,以期为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对策建议。在进行文献梳理与现状分析后,本文首先通过理论研究,对我国现有的事权清单进行梳理分析,以此构建新的事权清单,将事权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同事权三类,根据每一事权的属性明确各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执行主体,即中央承担中央事权对应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承担地方事权对应的支出责任、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按比例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其次,用西部十二个省份2007-2018年的支出数据来构建实证模型,通过对不同省份每一项事权已有的支出情况与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相关性研究,明确各省份中事权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的事项;最后,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约束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税负水平下,分别对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约束,对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的事权支出进行砍减,从而得出具体的调整方案。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思路创新。本文在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时,并不直接对事权与支出规模进行调整,而是先对支出规模进行约束,再调整事权与支出责任;二是研究视角创新。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为视角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更具促进作用;三是研究方法创新。不同于已有的理论研究或进行小口径宏观税负下的实证研究,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大口径宏观税负下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加全面地进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四是研究对象创新。已有文献均是以全国、东部或者个别省份为研究对象,本文以西部省份为研究对象,填补西部地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的空缺。

李颖^[4]（2020）在《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税收优惠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是国家依据税收法律法规,对民族自治地方特定的纳税对象给予的税收减免,其作用在于减轻民族自治地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并有效地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但现行的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从制定到实施都存在许多不足,税收优惠政策“一刀切”的做法未匹配民族自治地方特点,政策过多过滥,往往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机关裁量权过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用性不足,立法层级低,致使其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民族自治地方税收自治制度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之中较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自治权存在着中央集权化程度过高,税收自治权利难以发挥,税收优惠呈现行政化等问题,使公平效率得不到实现。本文从理论和实例分析出发,以贯彻税收法定原则为核心,以民族自治地方的特色为出发点,从完善和优化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法律体系,清理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审核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法治化路径。

吕飞^[5]（2020）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即趋势或离差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着变化。根据时间分为长期气候变化、年际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人为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洪水、风雹、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共同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义务的履行提供了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三种方式;《哥本哈根协议》将“共同减排”的理念和“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确定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模式;《巴黎协定》的谈判和落实一方面使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温室气体减排”转型为“低碳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使“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得以固定,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时代。在国际贸易领域,保护环境与WTO的目标和宗旨并不冲突。国际贸易重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坚持以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原则指导政策制定,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气候要素波动和极端气候事件爆发两方面。气温、降水、日照和空气相对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带气温和降水的上升幅度略高于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西部地带的日照时间比东部地带和中部地带增加得更快,中部地带相对湿度的上升速度快于东部地带和西部地带。极端气候事件中,旱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一半,水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新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相适应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展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与担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波动幅度较大,逆差逐步扩大,出口市场集中在亚洲,国内货源地相对集中等问题。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出口的机理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短期影响作用于农产品出口的供给侧,与农业弱质性、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的出口供给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增加有关。农业弱质性主要基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自然风险是指技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市场风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缺乏供给弹性,价格信号无法调整当期的农产品供给;二是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价格机制无法对农产品需求进行有效调节;三是农产品缺乏收入弹性,农产品的支出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变小;四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低于其他产业,因而导致农业生产资源的流失;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对环境的贡献具有外部经济的特点,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并不能完全从农产品价格中得到回收。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通过重新配置农业气候资源,改变农产品生产规律和影响农业生产潜力体现。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增加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三个部分。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额外增加了农资、机械能源、雇工等方面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技术系数,引起了成本的变化;机会成本是指实施碳减排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作业时间,减少了务工收入。长期影响体现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和贸易壁垒两个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是因为气候变化引起气候资源禀赋的变化和气候灾害的冲击,从而改变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二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传导机制、关联产业的影响机制和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影响了农产品出口国的竞争力。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经济效应与关税相似。本文选取了2001—2018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响应变量,特征变量为经济资源、气候资源、气候灾害及农用化学品四类。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作物播种面积等经济资源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等农用化学品对全国的农产品出口影响显着,且重要性排名均在前十位以内;塑料薄膜、农药和化肥等农用化学品对农产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不利于建设气候友好型农业。与气候灾害相比,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显着性水平更高,夏季的降水、气温和湿度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加明显。为降低和消除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建议采用气候指数保险分散风险。在影响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各项因素中,重要性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说明东部地带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改造,增强农资的利用效率。气候资源方面,春季的降水、湿度、日照对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正面影响比较明显,水灾、风雹灾等气候灾害是次要的负面影响因素,说明东部地带需要更多地关注春季气候要素的变化,同时注意防范水灾和风雹灾,建议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经济资源和农用化学品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很大,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化肥施用量的影响显着。冷冻灾害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且比较显着,这说明中部地带除了要加强农业资源投入,还需要加强冷冻灾害的防范。农用柴油使用量对西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排在首位且十分显着,排在第二的是化肥施用量,且有一定的显着性,这说明农机与农资的投入对于西部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秋季降水量和夏季的平均湿度在重要性排名方面比较靠前,影响也十分显着,反映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受水资源缺乏的严重制约,建议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总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举足轻重。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重要性紧随其后。气候因素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异质性较大,夏季平均气温的上升、冬季日照的增加和春季湿度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夏季日照的增加及秋冬二季气温的上升不利于茶叶的出口。夏季气温的上升对大米出口有积极的影响,秋季平均湿度的增加则不利于大米的出口。春季气温的上升和夏季平均湿度的上升有利于植物油出口,但冬季气温的上升则不利于植物油出口。农用化学品中柴油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气候变暖的压力,化肥的减量施用在增加茶叶出口的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塑料薄膜的使用有利于植物油的出口,但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实施对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一是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建议在农业生产领域广泛应用低碳技术,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同时强化气象灾害预警和预防能力,完善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体系,优化农业气候指数保险机制,使农业生产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建议加强国际低碳农业合作和国际涉农碳交易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低碳资金,规范中国农业碳交易机制。三是要完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保障机制。建议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强化低碳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应对国外低碳贸易壁垒,加快国内农业低碳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和碳标签制度建设。

范雪萍^[6]（2020）在《减税政策对我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税负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也由高速增长不断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逐渐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不断转变。随着近年来我国实施减税政策的步伐加快,通过减税政策激发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已经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坚实力量。实行减税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减轻、微观主体动力的激活以及经济增长来说意义重大,因而减税政策实际产生的效果也成为政府以及企业的关注焦点。但是,从目前对减税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比较集中从宏观层面上来研究减税政策的执行效果,而对于减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情况以及对地方不同企业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缺乏相关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总结了与减税政策有关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减税以及税收负担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其次,梳理回顾了2008年至今我国主要实行的减税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中涉及到的部分减税政策。再次,主要运用了比较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聚焦近年来国家推出的减税政策,研究减税政策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落实情况。通过测算减税政策对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税负的影响,考察实施减税政策后是否降低了西部地区不同产业、行业以及区域上市公司税负。本文通过测算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税负的变动情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减税政策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减负程度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上市公司减负程度最小;第二,减税政策对采矿业企业的减税效应比较明显,在样本期内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税负虽然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下降幅度小于采矿业;第三,西部地区样本量内上市公司税负整体上有下落趋势,西北地区上市公司税负的下落程度略大于其他地区。最后,根据该研究结果分析减税政策目前在西部地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的成因,再对完善西部地区减税政策提出建议,目的是使减税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地方减税长效机制得以形成。

谭飞^[7]（2019）在《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事关社会公平,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石。自由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即使是完善的市场机制也可能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巨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9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升至28228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0.491。尽管近十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呈微弱的下降趋势,但基本维持在0.46以上的高警戒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分化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不满,成为当前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要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税收制度大有可为,而税制结构的完善又是重中之重。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减少贫困,有利于改善不同收入等级的差距,同时还能把资源配置得更加合理,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压力。然而,目前我国以货劳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转型速度太快,而税制结构调整的步伐较慢,这使得间接税和直接税占我国税收的比例失调。具体表现在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系结构不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不成型。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的理念不断强化,有学者认为如果要让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公正,必须缩小不同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政府要想办法优化收入分配,调整税制结构,进一步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视角出发,使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对比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趋势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推动我国现阶段税制结构优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希望能达到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促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构建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本论文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具有哪些理论与实践意义,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作简要评述。第2章主要阐述了收入分配、税制结构及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论,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搭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详细介绍了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及规律,并从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第4章主要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当前的所得税、财产税、货劳税对要素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分区域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差异。第5章实证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效应,同时运用非参数可加模型探讨了我国税制结构对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差异性,为税制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精准的实证支撑。第6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及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制结构国际比较经验和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结果,分析了当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政策建议打下坚实基础。第7章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和改革建议。第8章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税制结构的优化进行了展望。通过对实证和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整体不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现行各税类和税种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上确实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的落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货劳税内部不同税种的收入调节作用有正有负,但对收入格局的整体影响为负。其中,增值税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均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消费税和营业税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表现不一,但整体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第二,企业所得税不管是对居民收入分配还是对要素收入分配都表现出一定的累进性,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影响积极,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则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尽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但总体上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2019年1月开始执行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其收入分配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三,财产税和其他类税尽管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调节效果,但受课税范围、规模所限,调节功能基本缺失。基于以上三点主要结论,本文提出优化税制结构的主要对策有:第一,降低货劳税比重,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货劳税体系。降低货劳税比重是当前实现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主要方向。要继续简并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抵扣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影响减税降费的效果。要加大消费税改革,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优化税率,适当提高奢侈品消费和资源耗费型消费行为的税率,加强对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税的征管力度。第二,逐步提升所得税比重,强化其收入分配功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尽快完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制度,加大对资本性收入的课税力度,适当降低劳动所得课税税率,减少税率等级,维持工资薪金课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逐步扩大专项支出抵扣范围和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企业所得税方面,应主要着眼于扩大承担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的成本费用扣除项目、范围与比例,加大投资抵免的范围与力度,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第三,完善财产税,适时推出房地产税。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逐步推进”的基本方略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同时探索如何加大对社会存量财富的征税力度,提高财产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本论文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其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本文同时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区域收入分配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6年国内30个省份的数据,不但研究不同税种在不同地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还尝试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税制结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非参数可加模型创新性地开展了税制结构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效果非线性的实证分析,一改诸多学者使用线性模型分析收入分配过程中税制结构作用的做法,研究工具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收入数据的隐蔽性,官方公布的可查的统计数据十分有限,对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因缺少足够的微观收入数据和税收数据,文中实证分析没有直接落实到个人或家庭层面,最后的结论是建立在宏观数据基础之上,使得研究价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离预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第二,本文的研究范围还需进一步拓展,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还不够丰富、成熟。本文主要从税制结构对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尽管也分区域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从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范围不够全面。本文主要使用了非线性模型,但未能充分探讨该模型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由于数据收集难度较大,本文对各税种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全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五种主要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其他税种较少涉及。另外,由于写作时限的原因,缺乏近年来“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分配效果的研究。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冯杰^[8]（2019）在《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税权分配,究其本质,实则为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对财政资源进行配置,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关系。在我国,存在漫长的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实践,目的就是探索集权与分权的最优边界。随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收紧,政府的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对此,我国愈发对税权分配有着迫切的制度需求,由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相继三次提出明确要求可见一斑。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税权分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法经济学源起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是关注法律问题在经济学与法学两种语境下的差异与统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完美契合点。法律在其视野中,如同其他制度一样,具有经济学属性,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税权分配作为制度表现,其内涵中既具有法学理念,也具备经济学意义,因此论文选择法经济学作为研究税权分配的视角和方法,这与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相符的。从当前的研究现状看,在法经济学领域中有关税权分配体制的研究甚显薄弱,因而本论文就此所做的学术尝试是具有创新性的。本文在研究时,基本沿袭了法经济学上“由经济到法律、再由法律到经济”的研究路径,以税权分配制度为研究对象,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指引下,以效率与公平为指标,定性、定量地分析税权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由税权分配所产生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以此来评判税权分配制度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分税制在实践中的运行轨迹,寻找当前分权制度中不合理的症结,据此来重塑和完善与税权分配有关的制度体系。主要形成了以下内容和观点:（1）税权之“权”蕴含了权力与权利,其客体形态决定了分税制的三种不同制度模式。从理论上看,理想的分税制制度,应当既能够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激励,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既定的合理职权范围内各司其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果。但是我国的分税制实践存在现实弊端,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地方税权以及地方税系都十分薄弱,究其成因,主要是存在法律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权力分配模式失衡。（2）为了剖析税权分配制度的理论效应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需要明确税权分配的理论前提和评价标准。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偏在的前提,用效率与公平为标准来评价税权分配制度。通过实证验证,税权分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的现实是由于分权的程度不够,导致税权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分税制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但其主要原因在于税收返还制度的激励,这种激励最终在结果上会造成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公平的损失。此外,还有特定阶段出现的异常税收弹性指数,证明地方政府征税行为存在扭曲,这种扭曲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有关公平的考察上,按照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等具体要求进行。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均存在起点不公平的情况;地方政府缺少具有强大财政意义的主体税种;在税收收益比例上的分配方式也无法弥补由地方主体税种缺失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缺口;现行的税收收益权分配格局很难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公平的结果。（3）针对上述税权分配中的制度缺陷,在借鉴国际及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向导,在对税权配置的制度格局进行优化时,要厘清税权分配在价值理念、形式与实质标准、制度保证等制度要素的理论逻辑。据此设计优化方案时,一方面要发挥宪法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借此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税权分配制度得以重塑。本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1）历史研究法。在研究税权分配问题时,有必要运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理论溯源。基于现实,回顾并评价税权分配的发展历程,只有揭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才能辨清其本质。同时,要解决当下在税权分配中存在的弊端,也需对其成因追本求源,以从根本上寻找应对之道。（2）比较研究法。论文将与税权分配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期为实现其制度重塑寻找可靠的理论支撑;将税权的内容进行类比,考察它们在制度中运行轨迹及其关联性,探寻税权分配发挥作用的机制;将分税制以及税权分配的国际经验进行比较,以发现可供我国借鉴的国际案例参考。（3）实证研究方法。论文论证了将效率与公平作为税权分配效应衡量标准的合理性,以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方法,通过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税权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4）规范分析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税权分配提供优化建议的内容中,在充分理解税权分配的本质后,通过对其发展现状结合现有理论进行逻辑推演,找出影响税权分配效果的成因,以明确税权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方向。（5）文献调查法。通过大量研读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法学、财政学、税收学等相关学科已有的文献资料,认真梳理和借鉴其中的有益成果,既为论文研究开阔了视野,也为研究的框架及结论的提出,尽可能地探寻相对丰厚的理论依据。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论文运用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税权分配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在我国仅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因此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对于税权分配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财政学、税收学、经济学、法学等各自的领域中,鲜有基于法经济学进行税权分配研究的成果,更遑论以此作为理论基础为税权分配提供研究思路。本论文尝试从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中探求二者的共振点,以期为税权分配的改革给予理论助益。第二,论文以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来衡量税权分配制度的效果,并研究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多将税权分配问题与财政分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甚少单独针对税权分配的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更少见对税权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做出有关效率与公平的测评。本论文确立了评价税权分配制度应当以效率与公平为标准,尝试突破原有法学研究中的固有模式,以期能更有效地评估税权分配制度的效果。第三,论文按照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对税权分配制度的现状不仅进行定性分析,还从实证入手进行定量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现有的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以往的法经济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计量分析并未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本论文在探究税权分配制度的理论本相时,尝试响应经济学中对经济研究工具科学性的追求,在对税权分配制度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也进行了定量的实证分析,增加了对选题研究的科学性,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靠。第四,论文在有关税权分配的优化结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不仅针对通过理论评估与实证测量之后发现的税权分配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建议,在构建优化路径时,还提出了优化设计思路的理论逻辑,通过对这种理论逻辑的厘清,打造税权分配制度在法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通路。同时,从理念设计到评价法则直至制度重塑的过程中,始终都以转型中国作为研究情境来讨论,据此而来的进路设计框架,有创新意义。

梁城城^[9]（2019）在《我国城乡低保区域性差距及收入分配效果研究》文中认为低保制度作为一项兜底的制度安排,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非常直接。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分别在1999年和2007年全面建立,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项共同事权,低保支出责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但是低保标准制定的决策权赋给了地方政府。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制定全国低保指导线,在分权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大小会制定出差异化的低保标准。城乡低保制度的二元化和各级政府城乡低保支出比例没有制度化,很容易导致低保标准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产生差距,进一步导致低保支出的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低保标准和低保支出的区域性差距,不仅影响了低保制度收入分配效果的发挥,同样不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低保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需要明晰城乡低保的区域性差距发展情况。低保支出产生的区域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造成的,而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低保标准制定这一制度性问题。通过系统地评估城乡低保近年来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城乡低保制度、为更好发挥低保制度的收入分配效果、为城乡全面脱贫后继续发挥低保制度的兜底作用做好准备。本文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评估当前低保标准制定方法存在的问题;二是全面、系统地测算城乡低保的区域性差距,具体包括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和低保支出水平的区域性差距两个方面;三是通过实证分析和测算等方式,多维度评估城乡低保的收入分配效果。低保标准制定方法方面,结合恩格尔系数法、消费比例支出法、线性支出扩展模型法和马丁法等低保标准制定的常用方法,利用全国宏观数据,测算了各种方法之下的城市、农村理论低保标准。进一步将测算的理论低保线,与城乡低保实际执行标准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城市和农村低保实际执行标准与消费比例支出法测算的理论低保标准最为接近,并且实际执行标准仅能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吃穿等生存型消费需求,贫困群体居住等最低消费需求不能满足。同时,利用微观数据中的“主观低保线”与实际低保标准进行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当前低保标准不足以满足贫困人群的最低消费需求。低保标准与地方财力、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地方政府低保标准制定受到了两者的制约。低保标准的区域性差距方面,本文使用了多种差距的测度方法,测算了 2007-2017年城市低保标准区域差距,以及2008-2017年农村低保标准区域差距。低保标准总体差距方面,城镇低保标准在市级层面的差距较低,而在省级层面和县级层面的差距较大;农村低保标准在市级层面最为均衡,省级层面最不均衡。分区域的测算结果表明:城镇低保标准差距在不同区域均为县级政府之间的不均衡程度最强,农村则为省级层面最均衡。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城镇低保标准差距来源方面,全国组间不平等占比相对较高,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组内不平等的成分更多,同时东部地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在四个地区中相对较高;农村低保标准差距来源方面,组间不平等的占比相对更高,而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组间不平等贡献率相对更高以外,其他三个地区组内不平等占比相对更高。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区域内差距、区域间差距和超变密度贡献率的大小来看,区域间的差距在城乡低保标准区域总体差距的贡献率最高,2007-2017年间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城镇低保标准差距中平均分别有61.05%、43.59%和41.01%的差距来源于区域间的差距,2008-2017年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农村低保标准区域内不平等的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73.87%、57.62%和51.28%。此外,2008-2017年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的城乡低保标准比值均值分别为2.30、2.48和2.56。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 2008-2016年城市和农村人均低保支出的区域差距情况。低保支出水平总体差距方面,省级层面城镇人均低保支出差距相对较小,市级、县级层面相对较不平衡,而不同层级政府间农村人均低保支出差距差别较小。分区域的测算结果表明:城镇人均低保支出差距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为县级层面的差距最大,西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市级层面的差距最大;各区域农村人均低保支出差距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之后均有所降低。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不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省份内部的城镇人均低保支出不均等,是造成各市级或各县级单位城镇人均低保支出差距的主要来源,这同样适用于农村人均低保支出水平差距情况。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从城镇低保支出差距来源的贡献率来看,在不考虑超变密度贡献的情况下,省级层面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的差距对总体差距贡献相对较大,而市级和县级层面分解结果表明区域内部的差距对总体差距贡献相对较大;从农村低保支出差距的各个来源来看,除了超变密度贡献以外,地区间的差距贡献了更多的农村人均低保总支出差距。从整体来看,城乡间低保支出差距在近年来逐年降低,但是差距相对较大,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的城乡低保人均支出比值平均值均为2.2左右。结合全国和各省的财政可承受能力,认为在原有的财力水平下,逐步缩小城乡低保支出差距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城乡低保的收入分配效果方面,利用2008-2016年的省级宏观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低保制度实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1）城市低保支出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农村低保的实施也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2）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低保实施对不同地区城市或农村居民收入促进作用存在差异。（3）城乡低保支出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即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仅在东部地区的影响较为显着。并且,城市低保人均支出对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弱,农村人均低保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4）同时,还使用数据测算了剔除低保收入和包含低保收入两种情形下,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及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通过对比发现,低保制度的实施对于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存在差别,城乡低保制度实施对于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最后,就城乡低保标准制定、改善城乡低保标准区域差距、缩小城乡低保支出区域差距、更好地发挥城乡低保在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等提出了建政策议。

陈思瑞^[10]（2019）在《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曾几何时,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治水平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国式奇迹。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调动了中央与地方发展的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各级政府各自招商引资、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把控经济发展的方向盘。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里程碑,以经济分权冲破行政分权的局限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改变了央地政府之间传统的博弈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后续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基本框架。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长期担任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引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打造健全的地方税体系,再次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深化财税体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营改增后,营业税消失,增值税五五分成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本文在探索地方税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之后,提出在当前阶段应摒弃以税收立法权或税收征管权作为地方税划分依据的观点。以税收收益权作为地方税的划分准,将地方享有收益权的税种都纳入地方税体系的考察范围之中。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中心,在税种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健全地方税体系,必须先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确立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构建层级清晰的税收体系。在归纳外国地方税体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能够满足地方财政需求,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权,并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正面的激励效果;在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兼顾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区域调控能力,并反映地区居民的差异化公共受益程度;在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具备税收正义的价值取向,满足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制度正义三个维度的要求。基于此,通过联动的立法改革,构建“消费税+资源税”的双主体税种结构,是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适当选择。

二、论税收对西部开发的促进与保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税收对西部开发的促进与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1）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视角下中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的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以西部省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减税政策对我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税负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城乡低保区域性差距及收入分配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税收对西部开发的促进与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 [1]财税政策支持我国制造业创新效应研究[D]. 郑家兴.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网络视角下中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的统计研究[D]. 张栋才. 浙江工商大学, 2021(11)
• [3]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以西部省份为例[D]. 屠秋钰.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4]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法治化研究[D]. 李颖.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5]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吕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减税政策对我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税负影响的研究[D]. 范雪萍.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7]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D]. 谭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D]. 冯杰.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2)
• [9]我国城乡低保区域性差距及收入分配效果研究[D]. 梁城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D]. 陈思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