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神与审美超越——评《余三丁文艺评论集》

一、理性精神与审美超越——评《余三定文艺评论集》（论文文献综述）

易杨^[1]（2020）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扞卫者 ——陈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我国当代着名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陈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扞卫,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上。在基本原理的阐释上,陈涌结合时代需要,对文艺与政治、文艺反映论和艺术真实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提出了许多新颖深刻的见解,有利于文艺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的丰富内涵与实质。在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上,陈涌强调用阶级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来评价文艺作品,并承袭经典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主张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衡量文艺作品。陈涌的批评实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具体文艺现象与文艺问题的有益尝试,意义积极。陈涌的鲁迅研究是其文艺批评的一大亮点。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与观点,他深入讨论了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及其小说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开启了鲁迅研究的新境界。不容置疑,陈涌毕生扞卫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努力,也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失误,但整体上是有价值的。

杨洁^[2]（2020）在《执着的土地呼唤者 ——论赵本夫“地母”三部曲》文中提出赵本夫的创作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从风俗风景的描摹到风情人性的刻画,无一不体现着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最触目的还是对土地的深切爱恋。本论文以他的乡土书写为着眼点,以“地母”三部曲为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结合作者的创作经历,探讨其乡土书写背后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想象,揭示和呈现作者对土地的皈依和崇拜。论文正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简要介绍赵本夫及其作品,梳理赵本夫乡土书写的研究情况,在对“乡土”等概念厘清的基础上,阐释本论文的问题意识。论文第一章,从天然情感与理性自觉两方面探究赵本夫乡土创作的缘由,并从作者情感转变与文学环境影响两方面分析其乡土创作的发展情况。第二章以作品为依托,分析赵本夫从女性视角书写的土地崇拜,勾连土地与母性从而构建地母神话,分析作者从荒原、人、动物三个层面书写的原始野性生命力。第三章分析作者乡土书写背后的价值追求,分析作者对现代文明造成人性扭曲和生命萎缩的控诉,揭示作者回归土地与自然以获得生命救赎的理想诉求。第四章结合相关文学史论述,分析赵本夫乡土小说与“新写实”和“新历史”流派的乡土创作的异同,阐述赵本夫对农民和乡村形象的另类书写以及对传奇与温情的浪漫审美追求。

韩敏^[3]（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赵婷^[4]（2019）在《加缪《局外人》的中日研究比较 ——基于“荒诞叙事”和“细读”的研究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加缪小说《局外人》的中国研究现状和日本研究现状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和日本的《局外人》研究做全面的梳理和总结。通过对两国研究现状的比较、评析,探索中日两国在《局外人》研究中的相似点、相异点和独创点,并且分析形成两国各具特色研究现状的原因。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阐述在文学研究中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再对国内加缪小说学术史的研究进行综述。该部分提出,目前国内的学术史研究都是对本国加缪小说研究的回顾,而对他国——日本加缪小说的学术史探索以及中日学术史比较基本呈现空白状态。把加缪小说在日本的研究情况介绍于众,并以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对中日的研究现状进行比较评析,为我国的加缪小说研究提供借鉴,是论文写作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论文第一章,从宏观层面介绍中日加缪小说译介情况和学术研究情况。第一、二节以时间为经,研究过程中重要性、阶段性的译本和论文为纬,把握中日加缪小说译介的总体走向和中日在加缪小说研究进程中的研究转向。中日加缪小说研究发生转向的时间虽不同,但转向前后期的研究重点一致,均从前期对文本的“哲学批评”转向后期对文本的“细读”。论文第二章以最能代表加缪阶段性思想、目前为止两国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小说《局外人》为研究重点,以“荒诞叙事”为切入点,在比较分析中日研究的基础上,更具体、更细致、更深入地把握两国在加缪小说研究上的相似点。第二章从内容情节、语言风格、文法时态、叙述角度等方面,探讨两国从“荒诞叙事”的角度出发,在《局外人》研究方面的相似性。第三章比较中日在《局外人》“文本细读”研究上的差异。从研究思路、研究指向、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等几个角度对中日在“意象”和“细节”方面的细读进行比较,揭示两国的研究差异以及中国目前的研究盲区。第四章主要分析中日在《局外人》研究进程中呈现出研究相似性、相异性的原因。总体上,两国都关注加缪作品内部的整体性特征以及《局外人》所传达的荒诞哲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中国更注重对《局外人》进行哲理批评,日本则侧重“站”在文本“里”面,并对文本愈掘愈深。两国加缪学术史承袭上的相似性、加缪作品进入两国时社会思潮的相似性、两国研究者从传记学视野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方法的相似性,是形成两国研究一致性的原因。中日两国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和不同的美学思想是形成两国研究相异性的原因。日本受“物哀”“官能”美学影响,中国受“重意境轻形神”“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使两国在具体研究中呈现出相异性。以日本为“他者”,对我国加缪小说研究中的“盲区”进行洞察,达到两国在加缪小说研究上的互识、互证、互补。进而为我国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中华学术的发展、繁荣和创新,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

段永建^[5]（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张雅琳^[6]（2018）在《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义注入到文艺作品中,提升了文艺作品的思想高度。同样,通过文艺作品的广泛展演与推广,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效用最有效的途径与关键环节。但是,在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有诸多问题,如“大”而不“众”、传播方式生硬、传播效果欠佳等等。所以,在新时代,如何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文艺作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探究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诉诸文艺作品,试图寻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探讨了文艺作品的价值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内在联系,及诉诸文艺作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探讨了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后,论文系统探讨了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实现的维度、路径和原则等问题。至此,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进程。首先,论文厘清了文艺作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界定及相关问题,不仅深入研究了文艺作品的价值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逻辑统一,即目的契合性、功能耦合性和路径同归性,而且通过探究文艺作品价值传播的历史轨迹,阐释了文艺作品的价值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内在联系,及诉诸文艺作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可能性。其次,论文系统探讨了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一是现实前提,二是理论前提。在现实前提方面,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现实困境、突出问题以及它对文艺作品的需求,并且重点分析了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表现,即文艺作品具有宣扬传播功能、道德教化功能、是非强化功能以及政策补强功能等。在理论前提方面,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作品的理论,既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艺作品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和党性原则、文艺作品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至此,文艺作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可能性问题或功能性问题得以解决。最后,论文系统探讨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实现的维度、路径和原则等问题。基于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实现的三重维度——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媒介维度,我们需要从四个层面探究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功能实现的现实路径,即国家层面的主导和革新、社会层面的文化平台建设、民众层面的素养提高以及文艺从业者的思想品质提升。我们在发挥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时,需要坚持四大原则,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讴歌新时代的精品力作、提升文艺原创力和推动文艺创新、坚持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另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除传统文艺作品的创作及广泛展演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网络文艺作品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影响。网络文艺作品如何解决其在产品生产和价值传播上的突出问题是当前文艺作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众化又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网络文艺作品的草根文学价值,同时要加强网络文艺作品创作和消费的引导工作,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众化开辟新的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文艺作品之中,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方式进行有效的传播和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文艺作品的品质和内涵。建立健全新媒体体系,多渠道、多形式的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从而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推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而“众”之。

宋世瑞^[7]（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刘霞云^[8]（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李秀荣^[9]（2016）在《2014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说明】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一月1.《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精神书写的"光晕"——从西川、戈麦、多多、王家新诗歌文本解读出发》,周俊锋,《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49—55页。2.《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发现与建构》,张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9—145页。

吴正锋^[10]（2016）在《时代脉动的展示 学术探索的收获——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研究既关注当下文艺理论热点,突出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与新内涵,又以求真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研究世界文艺理论的新成果与新动态,取得新的收获;文学评论既执着于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入发掘,又密切审视湖南本土文学创作,既坚持传统研究方法,又不断拓展新的学术视野,总结其创作艺术的得失,书写了新的篇章。

二、理性精神与审美超越——评《余三定文艺评论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理性精神与审美超越——评《余三定文艺评论集》（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扞卫者 ——陈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执着的土地呼唤者 ——论赵本夫“地母”三部曲（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加缪《局外人》的中日研究比较 ——基于“荒诞叙事”和“细读”的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10）时代脉动的展示 学术探索的收获——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理性精神与审美超越——评《余三定文艺评论集》（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扞卫者 ——陈涌研究[D]. 易杨. 湖南理工学院, 2020(02)
• [2]执着的土地呼唤者 ——论赵本夫“地母”三部曲[D]. 杨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3]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加缪《局外人》的中日研究比较 ——基于“荒诞叙事”和“细读”的研究视角[D]. 赵婷.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5]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中的功能研究[D]. 张雅琳. 吉林大学, 2018(04)
• [7]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2014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李秀荣.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6(01)
• [10]时代脉动的展示 学术探索的收获——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研究综述[J]. 吴正锋. 云梦学刊,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