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的中国通俗小说

一、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黄晓燕^[1]（2021）在《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新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对当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料、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和建设不断深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硕研究成就。在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选题中,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课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研究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路径和新方法,而其中对当代经典作家的研究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金庸小说经典化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论题。首先,金庸小说经典化是区别于精英文学的,通俗文学经典化的特殊个案,因此,在评价其经典性意义的时候,我们既要参照传统精英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又要兼顾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商业性和世俗性的一面。其次,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无比发达的当下,金庸小说经典化也必然受到创作本体的自我修订、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读者消费的文化取向、文学批评的学术规范、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它是在历史与现状、作家个体与社会群体、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等多重内外因素共同形成合力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其经典化历程的。第三,梳理和研究金庸小说经典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过程,整理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多重因素和理论话语之间的碰撞与博弈,还原和重塑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文学史现场和文学（史）意义,对于我们由此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经典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论题将从金庸小说本体的经典化、大众传媒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文学批评界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金庸小说与通俗文学发展等四个角度出发,考察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的生成过程、产生合力的过程、产生效果的过程,力图在文学史的背景下,在丰富扎实的文学史料中,在纵横捭阖的理论批评体系基础上,搜集和整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绩,拓展和加深对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展现和开辟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向度。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五章、结语,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中涉及的理论术语、学术概念和专有名词进行宏观梳理与交代。重点讨论何谓“经典”和“经典化”,同时,对金庸小说经典化路径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向度和价值进行展开。第一章旨在提供金庸小说“经典化”历史的、宏观的知识谱系梳理,对影响其创作和传播时间的和空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展开论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对20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商业化都市环境的历史回顾,对金庸其人其文在香港文化界大行其道的内外因素的讨论和辨析,对大陆和台湾地区对金庸小说由排斥到接受过程中涉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的整理和研究。本章将梳理海峡两岸对金庸作品从抵制到接纳的过程,寻找到贯穿其中的文学普适性因素,还原和阐释金庸作品的文化魅力。除此之外,本章还涉及到金庸小说与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之间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讨论,并将之与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时间段的横向比较并置在一起,以提供最全面、最客观、最真实的关于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第二章是对金庸小说本体的经典性展开研究。在第一章新旧武侠小说的比较基础上,着重讨论金庸小说内在的先天因素,寻找使之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特质和文化价值。本部分将着重挖掘金庸小说将文化传承融会于“行侠仗义”武侠主题之下,塑造出人文江湖美学境界的艺术属性。同时,将努力探寻金庸小说突破传统商业化写作传统,在丰富精彩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饮誉文坛的经典人物形象,并由此开拓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创作新境界的方法和路径。此外,金庸小说在承袭传统武侠小说书写模式的同时,将世俗价值与理想主义完美统一、在除暴安良的价值之外做出了关于生命和历史的思考,使其呈现出异于传统武侠小说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以上这些新的变化对金庸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章是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本章将梳理金庸小说初版本的主要内容、销售模式,进而辨析作家、办报人和政论家三重身份笼罩下的金庸在1950、60年代的香港对其小说的市场化运作和文学版图的历史建构所实施的规划和策略。同时,也会对金庸小说各种版本的读者群体和营销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寻找到金庸小说在大众文化崛起的市场环境中,由报刊连载到多媒介方式传播直至被广大读者完全接纳的历史真相。最后,将纵向分析武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电影的渊源,同时,广泛收集不同时期金庸影视剧播出后的读者反馈、影视收视率调查等数据,对金庸影视剧改编进行全面梳理,厘清金庸影视剧改编中从忠于剧本到篡改原着、从题材取胜到文化消费的两大特点,从而进一步在市场化、消费化的时代背景下,解读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第四章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文学批评界之间的关系。本章将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金庸小说认知的历史变化过程,重点分析其背后折射的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更迭。在此基础上,试图从作家作品本体分析、文化场域分析、经典筛选三个角度,对金庸经典化与文学批评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另外,本章将对金庸研究的成果进行“再研究”,从而在学术与学术史双重辩证维度的基础上,展示多元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在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五章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对当代通俗文学的启示意义。本章将以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整理与回顾为线索,突破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本身,展开对“对通俗文学经典化的原则和标准的讨论”“经典化博弈中作家和读者的关系”等重要文学史问题的思考,考证和辨析这些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与之相关的重要文学（史）事件,梳理和审视时代变化中文艺思想的更迭,以及文学批评家对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批评心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当代文学批评界与大众文学市场化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经济体制变迁与文学运行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嬗变,以及当代作家和读者的关系调整,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话题,也是关乎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和文学实践展开的重要问题。结语部分回顾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同时指出金庸小说经典化未来发展的两个研究方向,一是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关系;二是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时代语境下“去经典化”文化态势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经典如何应对“去经典化”的时代趋势并寻找其经典化途径。

郭佳音^[2]（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指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严雪明^[3]（2021）在《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文中研究表明余华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意义阐释价值,为修辞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纵观余华作品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修辞研究是薄弱环节,余华作品中的隐喻、象征、戏仿、重复等修辞现象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仅仅停留在传统修辞学的技巧分析层面,对于作家修辞选择背后的创作意图以及所达到的修辞效果却鲜有论及。因此运用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余华的小说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论文以余华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修辞伦理等修辞现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现象,试图探寻作者蕴含于其中的修辞意图以及时代语境对作家修辞选择的影响,然后再结合整个文本和读者的反应来分析修辞效果实现与否。第一章,分析家乡海盐和童年生活经历对余华小说语言的影响。由于生长于南方小镇,余华小说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江南气韵和乡土本色;童年时期特殊的经历和成长环境使其语言呈现出对文革话语的戏拟和对暴力修辞的迷恋。第二章,探讨小说如何通过叙事技巧实现对距离的控制。余华的五部长篇小说分别使用了嵌套、线性和并列三种主要结构,通过对小说结构和时空机制的把握巧妙地调节了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在时空、情感、道德、认知等方面的距离。第三章,阐释余华小说人物的修辞性以及人物塑造的得失。论文将其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抽象人物和具体人物两类,人物类型的选择和身份符号的变化都服务于小说的修辞需要;余华笔下的人物具有简单化的特点,这种特点使他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得也有失。第四章,探讨余华小说的修辞伦理。余华的修辞伦理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最终通过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和价值判断表现出来;相比之下,余华九十年代的小说道德立场明确,给人以崇高的精神力量,而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尤其在《兄弟》中,作家的道德立场有时出现混乱,使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受到阻碍。

王黎黎^[4]（2020）在《大众文化视域下李碧华小说价值新探》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香港文坛与影视界的李碧华,在逐步走进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视野时,也因其不同于严肃文学的写作态度与风格,使得其作品在进入大陆市场后备受争议。伴随着90年代内地商品经济时代开启以后,大陆地区社会经济加速发展,文化以商品形式输出愈发普遍,在传媒经济助力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新崛起的文化研究力量从文化分析角度,提出其作品中隐含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思考。前后如此分化的评论态度不光验证了李碧华小说创作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对其研究的必要性。本论文试图从李碧华小说创作的争议性入手,通过分析其争议集中点所体现的大众文化因素,找到李碧华小说文本与大众文本之间的联系。借鉴以费斯克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解码式解读,探索李碧华的小说是如何通过对社会宰制性力量的迎合,窥探社会话语导向和背后的权力运作,揭露情欲与存在对人的奴役真相,在文本中发出反抗与自由的独特声音。全文共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和结尾五个部分:绪论主要对本文研究范围进行界定,选择争议性集中的其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中长篇小说。简单地介绍大众文化的概念和费斯克的理论,同时,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论文的创新性价值。第一章梳理八九十年代经济腾飞下,香港文学市场的整体氛围。具体分析香港文学市场中大众文化的具体表现,李碧华与同时期流行言情作家的创作情况与接受情况,香港文学评论的整体性缺乏对李碧华的作品传播过程所形成的阻力,这也为其作品争议性埋下伏笔。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从“史”的角度,梳理在港本土学者对李碧华作品的理解情况,以及大陆研究学者对李作品历史价值逐步改观的评价。之后,从单个作家对李碧华具体小说创作的分析入手,结合文本和文化两方面,总结李碧华小说的争议集中点。第三章结合文本,分析李碧华小说争议点中的大众文化因素,这些争议点所带来的大众快感如何帮助小说,迅速打开文化市场,在大众文化风气盛行的香港文学市场经济中,以其独特性占据一席之地。接着,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小说文本与大众文化“互文性”的过程,即如何在迎合社会规训权力之下,寄予作品中的内在抵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这一部分从情欲与存在对人的奴役的这两方面入手,借助别尔嘉耶夫的存在主义自由理论,观看作者如何通过挖掘“真相”,揭露历史盖棺定论背后的多幅面孔,试图重新为故事注入自己的时代价值观念,从而恢复经典写就之初的开放性自由。结语部分在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李碧华小说文本所引发的争议性,不仅给我们展示了大众文本的缝隙,同时,也因为这些缝隙和空间,为研究和探索李碧华的创作带来更多的思考角度。李企图摆脱情欲束缚以及恢复经典写作之初的开放性自由,也是通过给读者更多的阅读空间,参与文本共建来实现的,体现其自由思考的价值精神。同时,结尾部分也分析了论文的不足与可深入的可能。

邱丹^[5]（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指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姜晓梅^[6]（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王雨涵^[7]（2020）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外文学历史长河,对于英雄的书写源远流长,以英雄主义为核心品格的军旅文学更是亦然。九十年代以来,军旅文学在茅盾文学奖等奖项中屡获佳绩,有力度的作品日益增多,但依旧有值得思考和成长之处,因而军旅文学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从英雄形象切入与其特质相符合。随着九十年代以来的多元发展,英雄除了具有共有特征,也有了较之此前独特的当下特征:不仅要承担应尽的职业要求,还要承受使命与生活龃龉的隐痛,当下军旅小说中的英雄是在信仰和世俗中执着坚守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本文在对九十年代以来军旅长篇小说文本细读基础上探析其中英雄形象新变,体认出此阶段中国军旅长篇小说中英雄形象独特的当下性特点,强调英雄形象中当代视野与历史意识的融合。本文整体上分为四个部分,行文思路如下:第一部分引言,包括问题缘起、概念辨析、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意义与方法,着重论述了本文研究九十年代以来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新变的缘起,对军旅文学概念进行界定,厘清与其相关的战争文学、军事文学的区别,明确本文所采用的新变概念。文献综述梳理了此前研究成果,明晰本文的研究起点之处。第二部分千古英雄气:中国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经验与传统,从纵向维度上对不同时期与军旅文学虽不同名但是其前承的英雄形象进行体认,并与九十年代以来军旅长篇小说中的英雄形象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他们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加深对九十年代以来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理解。从古代范式、现代转型、九十年代新貌的历时性脉络上来看中国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演变历程。第三部分,第二到四章,通过文本细读与归纳总结,从形象以及塑造方法两个方面阐述新变之处,体认出九十年代以来军旅长篇小说英雄的形象新变在于:英雄身份以日常为底色、英雄性格神圣与卑琐并存的立体性格、英雄方式是在坚韧与脆弱中熔铸大人物。塑造方法新变之处在于:对于崇高的重新定义、“美丑对立”原则的采用,叙事视点的调整以及用传奇手法消解理想的完美、在逼仄空间中营造英雄梦。最后从客观语境、创作主体、读者接受等维度分析了英雄形象新变动因。第四部分结语:中国军旅长篇小说中英雄形象发展的限度与可能。对于九十年代以来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的限度进行了体认。在限度的裂隙之中展望了发展可能的生长点——向大的文学样类以及世界文学借鉴,并结合自身进行整合,讲好中国军旅英雄故事。通过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的新变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军旅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振,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补充。也让我们看到军旅文学发展限度与可能,军旅文学如何在讲述中国故事中展现独特韵致,值得期待。

雷杰妮^[8]（2020）在《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87年前后,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种名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创作潮流,它以全新的文学表达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满含着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内容指向的世俗生活空间,并以认同世俗的创作态度承认了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地位。自此,新写实小说掀起了文学评论界的热议,也令其一跃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文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下,人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也随之产生突变,致使新写实小说难以避免地陷入到被其他新生文学样式即将取代的艰难境地中。因此,在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新写实小说作家尝试寻求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来表现自我,他们以突破和因袭之势努力修正自身的创作局限,借更加多元的文学形态去破解原有的文学创作理念,令其作品呈现出对新的美学经验的认同。本论文以新写实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选取“转型”作为本文研究切入点,将新写实小说转型前的文学作品作为对比的参照对象,旨在对新写实小说转型前所陷入的文学创作局限与历史发展拘囿予以深刻探讨,通过论述新写实小说作家在文学观念和具体创作上的转变,由此探寻新写实小说文学创作在时代浪潮中的顺应与坚守,并从中挖掘其转型的意义与价值。论文首先以新写实小说及其转型作为研究出发点,论析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过程和艺术特点,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探索新写实小说在全新文化语境下所陷入的创作拘囿,呈现新写实小说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其次,从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池莉和刘震云的具体创作出发,通过整合二位作家在创作转型前的共通之处,即消解崇高,分析他们在物欲波澜下而陷入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全新的文学创作尝试。接着,从人性书写的研究立场出发,探寻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刘恒和方方的文学创作转变,他们在尝试与社会语境保持协调的同时,也根据个人的创作特色进行着迥然不同的个性化尝试,折射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心境和叙事立场上的转变。最后,从新写实小说创作经历“由整体到多元的”变化过程入手,分别从坚守个人化日常叙事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变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在实现文学转型时的“恒”与“变”,并反思新写实小说在转型中仍未解决的问题,由此挖掘新写实小说转型的时代意义和自身独立价值。

何换生^[9]（2020）在《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择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学术流派的重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为研究对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存续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长达20余年,它的诞生、出现和形成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中涌现出前后承继的优秀批评家,以自觉的批评意识、先锋的批评观念和卓越的批评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形成了“群聚效应”和“领袖风范”,堪称“批评中的批评”。本文由“绪论”、“上编”、“下编”与“结语”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与内涵,阐释批评与学派概念的流变,标示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上编”“群体的崛起”对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生成的人文背景、历史境遇、代际划分、流派特征等进行考察。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思想氛围、学术风尚、地理条件、出版传播等“合力”以及现代大学制度与导师制度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与兴起。批评意识的自觉、人学维度的贯穿、批评艺术的掘进、公共关怀的介入、魏晋风度的赓续等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主要特征。“下编”“内部的风景”以许子东、王晓明、李劼、胡河清四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批评风格和批评建树的批评家为个案展开论述,系统研究他们的批评观念、批评对象、批评模式与批评文体。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成为各自的主要批评方式与批评实绩。“结语”在“上编”、“下编”的基础上,评估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成就和学术地位,揭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文化价值和当下启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活动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合法性进行了证明;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个性化与艺术化特征的统一;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做出了独特贡献;对后来的批评形成了召唤效应。同时,辨析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理论误区与批评缺陷;指认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流散和终结;拓展批评家及其时代关联、文学批评前景等话题;反思当下批评流派匮乏和群体断层的原因,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研究推向纵深之境。本文肯定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期待新的批评学派的出现和文学批评的复兴。

王静^[10]（2020）在《消费文化视域下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身体写作”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女性主义、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对中国文学市场的渗透,文学题材由以前宏大的叙事转移到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一时间,以身体作为写作素材的文本快速出现在文学消费市场。“身体写作”作为埃莱娜·西苏提出的理论概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传入中国后,伴随着中国思想解放的大潮,其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反消费倾向的个人化写作到图像时代下的欲望化写作,再到符号性消费下的肉体狂欢,每个时期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从消费文化理论入手,通过对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身体写作”现象进行分析,透视消费文化视域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身体写作”的不同特点,并探寻其形成的现实原因以及时代精神内涵,以此窥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与演变。本论文共分四章,加上绪论和结语共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第一章背景导入和理论渊源:介绍了“身体写作”的基本含义,并对西方从伍尔夫到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介绍了消费文化的基本含义,并对西方从鲍德里亚到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理论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消费文化视域下“身体写作”在中国九十年代开始的原因进行分析:女性身体从“遮蔽”到“解蔽”,思想解放运动与人文精神的大探讨以及西方女性主义、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身体写作”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身体写作”与消费文化相互激荡,促使“身体写作”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具有个性特征的转变,同时在转变过程当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第四章引起的反思:在消费文化视域下“身体写作”的生理性与商业性促使文学的文学性走向边缘。结语部分,西苏“身体写作”传入中国后,其概念在本土化过程当中发生了变异,伴随者消费文化浪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并对其进行反思。

二、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1）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论文提纲范文）

（4）大众文化视域下李碧华小说价值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6）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7）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消费文化视域下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身体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D]. 黄晓燕. 浙江大学, 2021
•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3]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D]. 严雪明. 兰州大学, 2021(02)
• [4]大众文化视域下李碧华小说价值新探[D]. 王黎黎. 山东大学, 2020(11)
•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6]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军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新变研究[D]. 王雨涵.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D]. 雷杰妮. 兰州大学, 2020(11)
• [9]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D]. 何换生. 安徽大学, 2020(07)
• [10]消费文化视域下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身体写作”研究[D]. 王静.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