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政府向北京大学赠送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一、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晶^[1]（2021）在《习近平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岳亚骏（Arjun Giri）^[2]（2020）在《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文中认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最负盛名的诗人、文学家。他于1913年凭借着作《吉檀迦利》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此之前,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一直鲜有建树,正是泰戈尔开启了东西方文学的大门。泰戈尔带着作品中独有的东方特质和哲学思想,迅速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地赞美和追捧。亚洲的“泰戈尔热”先在日本广泛传播,而当时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和文学先驱者开始对泰戈尔文学有所接触。从1913年开始,泰戈尔的文学作品逐渐传入中国,直到1923年的短短十年内,泰戈尔及其文学作品不仅已经达到广为人知的地步,更是受到众多中国文人地景仰。随着中国文学界对泰戈尔作品地呼声越来越高,而中国也作为亚洲文明的东方古国备受泰戈尔的重视,终于在1924年,泰戈尔应中国学者地邀请进行了第一次来华讲学活动。在泰戈尔正式来华之前,当时的报纸、杂志犹如百花齐放般刊登或连载泰戈尔地介绍和作品,众多文学青年们也在这一时期竞相翻译起了泰戈尔的文学作品,除了诗歌、小说之外,更有一些剧团依照泰戈尔的戏剧进行话剧的排练。一时间,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唯泰戈尔是谈”的文学景象。泰戈尔到达中国之后,中国文学界的一些着名文人全程陪同,如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等等,泰戈尔在中国的整个行程共进行了20次的公开讲演以及几十次的小型会谈。泰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不但给予了当时中国文学青年们一丝希望,更让失联已久的中印友谊再次筑起桥梁。但是,泰戈尔的访华事件并没有受到中国上下的一致欢迎。反对之声此起彼伏,甚至受到猛烈地抨击、否定、嘲讽和人身攻击。这也最终导致了泰戈尔这位诗人伤心地离去。总之,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访华事件、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地传播和影响是一个意味深长、且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地交流和合作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学习泰戈尔与中印文学,由此引发了印度的“泰戈尔热”,因此本文结合自身学习中印文学的经历,来对“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地传播和影响”进行重点研究。文章以泰戈尔访华事件作为出发点,详细地介绍了泰戈尔思想及其文学作品在中国地译介、传播和接受过程。在对泰戈尔访华事件进行详细阐述和介绍的基础上,指出泰戈尔为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建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后梳理了泰戈尔访华事件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和态度,深入地分析了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给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影响。最后分析泰戈尔和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更深层次地理解泰戈尔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孙玉芳^[3]（2019）在《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杜立芳^[4]（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胡清清^[5]（2016）在《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文中指出新中国时期,美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严格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延续并影响到新中国的美术创作。然而,新中国时期美术的创作环境并非完全处于封闭性的状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等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有选择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交流,对新中国造型艺术的变革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成为新中国全面学习的对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方法成为新中国美术界学习的方向。苏联在华举行的一系列油画、宣传画、版画等展览,成为新中国美术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最直观、生动的学习对象。本文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对这种在苏联美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方法所产生的利弊予以客观、全面的评析。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虽然以现实主义美术为主要交流对象,但来自各个国家的展览,其展品的内容与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呈现一种多元化的面貌。当时,朝鲜、蒙古、越南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华举办的美术展,作品的主题多以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但包含在作品中的东方美学的价值或者西方元素的魅力是不能被遮蔽的,例如,越南的磨漆画展览、波兰的宣传画展览等。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美术展览也为新中国的美术家们展现了传统审美要素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合的异域风采,例如印度阿旃陀壁画展、墨西哥壁画展等。在同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美术展览交流时,新中国美术界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审慎地选择和引进具有民主性质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展览。文章对当时新中国美术界评析西方艺术的“现实主义”标准进行了再讨论。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是在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外国的来华美术展览为我国的人民大众打开了视野,也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可供现场观摩、学习的机会;其次,通过向国际舞台或其他国家输出高质量的美术展览,不仅能够塑造国家的美好形象,也展现了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现代艺术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美术展览交流,可以紧扣当时的国际背景来传达友谊与和平的愿望,为搭建国际友谊的桥梁做出贡献。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以其丰富的内涵,形象化地传达了我国的政治、外交理念,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仓贯势津子（Setsuko Kuranuki）^[6]（2016）在《创价教育思想及教师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日本提出推广“持续学习的教师形象”。目前已经进入全球信息化时代,在转眼之间发生变化的社会里,教师从过去教授知识的角色,迅速发生着很大的转变。那么今后对教师的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比教会学生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们树立“价值观及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教师本身的生存方式及人格、而通过教师获得的正确的人生观”。而且时代越来越趋于终身教育的方向发展,教师本身的“持续学习的姿态和生存方式”,应该有助于培养学生们成为能够“持续学习的人才”。创价教育一直在实践“人间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创造价值的人才。池田大作主张“对于学生而言,教师才是最大的教育环境”,认为教师在不断学习的“人间革命”中,才能培养出创造价值的人才。笔者感受到,实践创价教育的教师身上存在着“持续学习的姿态”,因此,本论文研究创价教育思想及创价教师的特征。为了明确创价教师的特征,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封闭式问卷调查比较创价教师与一般教师；然后为了具体研究创价教师的特征背景,针对创价教师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查；最后为了整体把握创价教师的特征,采用两个案例进一步对其特征进行探索和研究。以上研究结果显示,（一）创价教师与一般教师在五个项目（①目的性、②模范性、③可能性、④积极性、⑤同伴性）上存在着差别。创价教师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五点,即①具有明确的目的观、②拥有人生导师、③深信学生的可能性、④积极挑战困难、⑤保持相互学习的关系。（二）创价教师在任何年龄层,这五个项目的意识很高,而且各年龄层都长期维持这些特征。可知背景之一是,拥有成为“行动规范”的导师,以及可以“相互鼓励”的同志是很大的精神支撑。（三）创价教师最大的成长就是直面所遇到的困难,不怨天尤人,而是始终考虑如何挑战自己,首先想的是“变革自身”,以实施“人间革命的教师”为目标。期望本次对创价教育思想与创价教师特征的研究,可以为塑造日本“持续学习的教师形象”出一份之力,也希望为今后中国的教师教育的发展有一份贡献。

张安华^[7]（2015）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陶海洋^[8]（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郭瑞军^[9]（2013）在《印度文化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文化悄然成为各国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夺国际市场的有力武器。随着文化在世界经济、政治合作与竞争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文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到外交政策中，文化给外交注入了新鲜活力。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文化与外交的联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作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对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运用正成为世界各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选择。世界各国围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印度非常重视软实力建设，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印度文化外交对中国开展文化外交具有现实意义。印度和中国都是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的东方文明古国，两国都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和金砖国家。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印度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发展自身的软实力，采取多种措施来提升本国软实力在世界的影响力。印度在开展文化外交方面有一些独特方式对中国开展文化外交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法和案例分析法，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文化外交的相关理论。这部分首先对文化、文化外交的概念分别进行界定，然后对文化外交的形式与途径进行详细介绍，最后对文化外交的重要作用进行系统阐述，这样使我们对文化外交理论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具体国家的文化外交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印度文化外交内容与特点。这部分以印度文化外交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印度文化外交的内容与特点。印度文化外交的内容：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实施与众不同的文化援助和开展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贸易。印度文化外交的特点：借助文化产品，以商业形式输出文化；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弘扬印度文化；运用民间推广方式，走进普通百姓生活。通过对印度文化外交的内容和特点的深入了解，为印度文化外交在国际上的具体实施准备了前提条件。第三部分：印度文化外交的实施。印度在实施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根据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软实力资源，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独具特色的方式，如以民主制度和文化产品展示在欧美形象，凭借印侨和科技优势扩大在非洲影响力，举办文化系列活动增进周边国家关系，以宗教为精神纽带传播印度文化。印度文化外交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为印度实现国家利益奠定了基础。第四部分：印度文化外交评析。印度通过文化外交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战略利益，表现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但是，印度开展文化外交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宗教文化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问题的制约、文化管理部门力量分散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影响等。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资源，通过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与众不同的文化援助和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贸易等形式来实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外交，加强了印度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塑造了良好国家形象，促进了印度经济发展，营造了稳定周边环境。通过对印度文化外交的分析，印度开展文化外交中采取的独特方式给中国文化外交以重要启示。为了更好地开展文化外交，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关措施来完善我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使我国的文化外交更加富有成效，以此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段维彤,胡阳^[10]（2013）在《谭云山对泰戈尔中国情结的影响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术界常将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友好感情称为"中国情结",谭云山则是泰戈尔"中国情结"上的重要纽带。作为中印之间的文化使者,谭云山是泰戈尔的学生、同事和最亲密的朋友。谭云山积极协助泰戈尔发起创办了中印学会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担任中国学院首任院长。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泰戈尔通过多种方式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盛赞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精神,谭云山从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2）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6）创价教育思想及教师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9）印度文化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论述研究[D]. 李晶晶. 青岛科技大学, 2021
• [2]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D]. 岳亚骏（Arjun Giri）.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3]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D]. 孙玉芳. 天津大学, 2019
• [4]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5]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D]. 胡清清. 南京艺术学院, 2016(12)
• [6]创价教育思想及教师特征研究[D]. 仓贯势津子（Setsuko Kuranuki）.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08)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9]印度文化外交研究[D]. 郭瑞军. 河北师范大学, 2013(S1)
• [10]谭云山对泰戈尔中国情结的影响探析[J]. 段维彤,胡阳. 甘肃社会科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