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草中美国文学的品质

一、《野草》美文学品格浅议（论文文献综述）

孙景鹏^[1]（2020）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叙述”是语言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一门尚未成形、有待建构的学问。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为此,笔者在通读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叙述学、文体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围绕“谁在叙述、怎么叙述”的基本问题,从现代散文叙述艺术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努力把文本细读、叙述分析和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着重辨析和概括现代散文叙述的特点和特长,从中总结和建构出初步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散文叙述学首先要解决“谁在叙述”的问题。“叙述主体”主要探讨散文作者、叙述者与叙述主体的复杂关系、组合形态和叙述功能。中国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大致有作者、叙述者以及作者与叙述者合体三种常见的形态,相应形成自叙、分叙、合叙三种叙述模式,叙述主体意识也有理性、感性和潜意识层面诸因素的错综交融。散文叙述学还要着重解决“怎么叙述”的问题,包含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等主要问题。“叙述角度”探讨叙述人称、叙述视角和叙述聚焦三个问题,着重辨析散文叙述的观察方式与思维特点;现代散文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内聚焦的叙述为主,也善用其他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叙述形态”涉及叙述结构、叙述顺序和叙述节奏,着重解决散文谋篇布局、组合有序的章法问题。“叙述语言”探讨现代汉语与散文变革的相互关系,辨析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话语特色,以及闲话体、对话体、独语体、训导体等主要语体的叙述特点。“叙述方式”则探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具体表达方式的组合交融关系,以及记叙类、抒情类、议论类三类散文的叙述特色。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现代散文展开具体研究,不仅能发现散文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而且能开拓散文研究的新景观,推进散文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学理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魏蓓^[2]（2019）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文中认为电影自诞生起就与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小说传播的有效途径。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性作家的小说频频被改编成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从纵向来看,这一时期女作家小说电影改编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潜隐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氛围和精神态度的历史变迁。20世纪80年代,在人道主义指引下,改编经历了“人性的复归”到“女性身份意识的萌醒”的过程;90年代,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改编观念相对自由、灵活,女作家参与改编的现象却减少,导演的地位凸显,改编作品中的女性渐被遮蔽;进入21世纪后,在消费主义导向下,不仅改编数量众多,题材和类型更加多样与广泛,部分改编作品在更多地展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的同时,突显时代女性的独特性。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也带来了主题意蕴的多重演绎、形象内涵的双重变奏、叙事策略的多维变化等相关问题。主题方面,在“忠实于原着”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形式演绎,还原、变通以及延伸等。有些女作家小说的主题在电影中出现通俗性的转移,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小说中对历史叙事的关注在电影中被消解,主题也随之简化与弱化。还有些女作家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出现主题意蕴的重构,影片与原作的主题大相径庭,这是主题的置换与颠覆。通常而言,女作家往往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其创作中的人物,而改编电影并非都由女性来编剧或执导,从虚构的小说文字到可观的银幕塑造在不同性别的导演执导中,人物形象便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女性导演执导的电影中对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有所强化;男性导演对女性意识则有所弱化,而美化男性形象。同时,女作家小说中的某些次要人物在改编的电影中被重新塑造,女性导演往往突出女性主导性与性别色彩;多数男性导演则消解小说原着中的隐含主题。此外,女性导演常增加情感因素、凸显情节的曲折动人;男性导演则淡化女性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增加人物行动的比重。叙事策略方面,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即多维变化的讲述方式,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偏爱和多元叙事视角杂糅,以及女性叙事视角的选择;在时间的选择层面将人物至于特定的时代,在时间的顺序安排上采取非线性叙事,兼用倒叙、插叙,增加悬念和寓意,在时间的变形层面常借助时间的省略,片段性地突显女性的人生剪影;在叙事空间的截取与呈现上隐含对人物“宿命”的某种纠葛。总体分析与对比女作家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后发生的变化,彰显了女性主义在当今社会的主流传媒中的现实处境。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在扩大女性文学传播途径、丰富电影类型、增添独特魅力等意义的同时,给小说原着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和突出情感发展、忽视其他因素等方面的问题,这为当代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了某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得失。

张驰^[3]（2019）在《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约瑟夫·亚历山大罗维奇·布罗茨基（Joseph Aleksandrovich Brodsky;Иосифьродскии,1940-1996）,俄（苏联）裔、美国籍、犹太作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文学生涯有三个最重要的身份:俄英双语诗人、英语散文家、诗歌批评家。在五十六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写下了近千首诗歌和一百余万字的各类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强烈的伦理关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为他在祖国和西方带来了广泛而崇高的声誉。自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奖以来,三十年间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多位着述颇丰的权威布罗茨基研究专家,他们是V.波鲁希娜、L.洛谢夫、T.温茨洛瓦、D.麦克菲迪恩、S.沃尔科夫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布罗茨基学”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一门显学,在西方学术共同体中方兴未艾。但是在中国,布罗茨基的研究起步较晚,没有得到持续的关注,代表性的研究学者较少,有深度的研究专着甚微。本文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补益。本文所论布罗茨基的诗学是国际“布罗茨基学”中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主要研究的是他在诗歌、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大学讲课稿、对话录、论文、演讲等形式中展现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其中涉及他的诗歌散文创作及文学批评文章有数十篇。本文提炼、归纳和总结了布罗茨基的主要诗学观点,着重论述他的文体理论和文体实践,并以此分析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哲学,探究他的理论渊源。本文除绪论、综述、结语外,主体部分分为四章,逻辑结构为由外到内再到外的结构,每章主要论述的问题和结论如下:第一章,运用比较诗学方法,从布罗茨基诗学的发展历程和呈现方式入手,指出布罗茨基成熟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点都形成于其人生阶段的美国时期,并从俄国的文学学流派和美国的诗歌学流派两个理论角度来说明,布罗茨基诗学主要分为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是来自对他人诗歌的批评解读中产生的理论观点,二是将理论观点诉诸实践的文学创作。两方面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因此布罗茨基诗学具有明显的文学化倾向,是理论的创作、诗化的理论。第二章,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及语义批评法,着重分析布罗茨基诗学的文体理论与文体实践,首先从布罗茨基和奥尔巴赫的文学批评对比中挖掘出他们的文体相似性,这一相似性来自布罗茨基对批评文体的自我思考,而这一思考主要来自奥登的直接影响。接下来,文章从哀歌诗体、爱欲诗体、风俗诗体、黑色田园诗体四个方面展示了布罗茨基诗学的文体理论。第一节,以布罗茨基对邓恩、巴拉丁斯基的哀歌诗批评为主体,阐明布罗茨基对哀歌艺术的独特思考。他将哀歌与时间、流亡、回忆等主题联结在一起,充分解释了文学与时间、作家与回忆的关系,并致敬邓恩创作了自己的名篇。第二节,从两首爱情诗切入,结合布罗茨基的爱情经历和不幸遭遇,解释了他关于爱情与生命的思考,结合时代背景和苏联中产阶级趣味,指明了他的爱欲与性观念,认为他结合精神导师奥登的创作心理,提出以爱喻性的诗学理论,用宇宙、时间、真理等形而上概念美学化处理欲望题材。第三节,联系布罗茨基的流放岁月和生活环境,回答了他为何要大量创作风俗诗以及对风俗诗的看法。此外,文章还提出了抒情文本戏剧化理念,在对布罗茨基的三首诗歌分析解读后,总结了其对俄国风俗诗的改造。第四节,以布罗茨基对哈代数首作品的重新阐释,总结了其对哈代诗歌的研究心得与其所论现代黑色田园诗的特征。他同时还以这一文体创造性地写出了自己的名作,联系恋地情结和景观效应的理论,可以看出诗歌描绘的人与自然秩序竞争的恐惧。第三章,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及脑文本理论,论述布罗茨基诗学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哲学,对布罗茨基流传最广的一首诗《我坐在窗前》进行逐句文本细读,解答了脑文本在这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前两节,介绍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量子力学视域下的脑文本概念,以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回答脑文本与伦理观的关系,并探寻布罗茨基伦理结构的几个脑文本来源。此外,还将叠加态与伦理混乱、检定态与伦理选择联系在一起,试图给予诗歌艺术和诗歌创作一定的新解释。后两节,介绍脑文本的先在性与其形成的童年情结对布罗茨基进行伦理选择的重要影响,认为在正确的伦理观形成的行动原则下,诗人会回到脑文本的本征态,实现美学回归、语言净化与道德重建的理想。第四章,运用比较文学渊源学方法,探寻布罗茨基诗学的脉络轨迹和理论渊源,从巴洛克诗学与欧美传统、阿克梅诗学与俄苏传统两大理论脉络绘制布罗茨基诗学地图,解释这位伟大诗人身上的东西方文化因素和文学积淀;梳理了巴洛克诗学和阿克梅诗学的代表性观点,以布罗茨基的数首诗歌和散文创作指明他对两大思想渊源的吸收变异,文中主要论述的有巴洛克诗学本质论、比喻体系纵深与创作心理的阿克梅式分裂等。结语部分指出,通过本文的提炼展示出的布罗茨基诗学中的一系列观点、概念、思想,形成其诗学的独特风貌、特征、品格和美学追求,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布罗茨基的文学成就提供了参考。长远地看,布罗茨基诗学的哲学基础、宗教观念、时代意义和思想史背景等几个方面都是我国“布罗茨基学”领域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

葛昕妍^[4]（2019）在《《新月》文学广告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报刊进入市场的那一刻起,文学广告就应运而生。一方面,它作为编辑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向读者传递了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刊物的出版、发行信息,是宣传作家及作品,影响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传播媒介;另一方面,这些散落在刊物各个角落的文学广告也参与并见证了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全过程,它作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交汇点,其中隐含了大量有关文学在生产过程以及传播过程的史料信息,在文学作品版本变迁以及刊物实际出版时间的考证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向性的提示,并向我们呈现了作家与编辑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刊物的编辑理念,同时也透视了当年的文艺论争以及刊物的经营状况,文学广告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本文选取《新月》中的典型文学广告,依据广告学、传播理论和媒介研究方法,对《新月》中的文学广告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并从史料角度,对广告文本进行观照,以期更直观地探讨《新月》文学广告潜在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和结语共三个部分。绪论部分概述了学界对文学广告以及《新月》文学广告的研究成果,并对本文中文学广告的概念进行界定,提出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首先对《新月》的创刊背景及发展进行了介绍。然后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将《新月》的文学广告分为三类:文学作品广告、刊物广告、“启事”类文学广告,并通过具体的文学广告文本分析《新月》文学广告的形式及特色。第二章借鉴传播学及广告学的研究方法,将《新月》的文学广告与新月书店、新月派联系起来,探讨《新月》文学广告的传播方式、传播策略以及文学广告的受众。第三章以提示、呈现、透视这三个关键词,从史料的角度对广告文本进行观照,通过对《新月》典型文学广告的分析,探讨《新月》文学广告潜在的史料价值。结语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总结及展望。

高一品^[5]（2018）在《鲁迅《野草》选文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作品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其中的许多作品很值得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但是《野草》这部作品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体现出的是一种朦胧模糊、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这种风格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挑战。从已选入教材中的散文诗《雪》的教学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作品本身理解难度较大,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不恰当等因素,在实际教学中仍面临着许多难题,学生很难全面理解鲁迅散文诗的深刻内涵。因此,教师想要取得高效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克服学习鲁迅《野草》选文的畏难情绪,使鲁迅的伟大精神得以更好地传承,就必须探索鲁迅散文诗作品《野草》的有效教学策略。本论文通过对《野草》的创作背景、精神内涵和艺术特色进行解读,分析实际教学中的教学难点成因,并运用“视域融合”理论尝试提出解决策略。由于《野草》的文字表达存在模糊性和多元性,教师要鼓励学生主动阅读、体验、交流和感悟,在比较、辨别、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深入并丰富自己的个性化文本解读,使解读成果有效地进入自己的认知结构和精神世界,让学生获得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教师通过整合和延伸《野草》选文的教学资源,创设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为学生创设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探究能力,回应核心素养的时代要求。本论文所出成果力求对指导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当作教师日常教学的延伸材料,也可以当作研究性学习或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

韦照周^[6]（2017）在《狄更斯在中国：译介、影响、经典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通过总结狄更斯代表作品在中国的汉译历史,对不同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狄更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总结其在中国的经典化之路。论文认为,狄更斯的作品进入中国看似偶然,实则是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都十分地活跃,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狄更斯的作品总是能够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使然。狄更斯关注下层人民的疾苦,对上层资产阶级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他的这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创作立场,连同他的幽默风趣的语言以及生动有趣的场景描写,一直给中国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很多现代中国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都是因为狄更斯的这种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在老舍身上体现最为明显。由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所特有的艺术魅力,狄更斯一直是最受中国文学研究者和读者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他们的厚爱把狄更斯推上了经典。论文正文第一章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以狄更斯代表作品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代表译本的出版时间为切入点,以点带面,总结了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时期,狄更斯的作品就开始在中国被大量译介,以林纾为代表的译者们所采用的大多都是实用性的翻译策略,而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评介也大多是介绍式的,鲜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在这之后直到“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表现明显,英美国家的文学作品普遍受到排挤,但狄更斯作品因为关注底层人生而持续得到关注;进入新时期以来,人们又重新发现了狄更斯作品的独特魅力,加上商业经济的影响,狄更斯作品的译介和出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而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也为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拓宽了新的路子。论文正文第二章以狄更斯的代表作DavidCopperfield为例,根据翻译比较美学的相关理论,从译本的整体阅读效果、原作语体风格的再现效果以及译本中的文学形象变异三个方面对该作品的三个译本（林纾译本、董秋斯译本和张谷若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导致三个译本产生差异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从译本的整体阅读效果来看,林译文笔精美,情真意切;董译充满异国情调;张译表达娴熟,文法老道。从原作语体风格的再现效果来看,林译展示的是文言文的美,与原作相去甚远;董译带给读者的是欧化特点明显的白话文,能够展现原作的部分风格;而张译则是用地道的现代汉语,通过灵活变通,较为完美地再现了原文的语体风格。从译本中的文学形象变异现象来看,林译变化最为明显,董译次之,张译最能完整再现原作的各类形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在文学作品的译介和接受过程中,社会文化语境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也会对译本的最终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传播媒介的不断更新发展也会直接影响到翻译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本章最后还总结了文学翻译与文化互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反思以David Copperfield为代表的狄更斯作品在中国译介与接受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文化语境、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传播媒体的发展变化都对这些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产生过较为深远的影响。论文正文第三章以老舍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狄更斯对现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包括市井叙事与底层书写、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技巧即喜剧手段及其效果。狄更斯以伦敦为创作出发地,详细描写了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各行各业人们的遭遇,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各具特色,在叙事上善于通过滑稽、讽刺和幽默的办法制造喜剧效果,这些都对老舍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老舍也在模仿狄更斯的基础之上对他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表现在于:较之狄更斯,老舍作品的人物更为丰满,情感更加真实、故事也更具现实意义。论文正文第四章总结了一百多年来,狄更斯在中国的经典化之路。作者认为,这其中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决定因素,包括作家本人在英国的经典地位、作家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中国狄更斯研究者的推动作用和大众读者对狄更斯的热爱。在进入中国之前,狄更斯在英美等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文化资本,这为他在中国的经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个人的奋斗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好人自有好报,他的那些笑中带泪的温情和感伤使得他的作品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成为抚慰人们心灵的一味良药。中国的狄更斯研究者对狄更斯作品的这种道德和情感的力量非常看重,同时也很重视它们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人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普通大众读者则更看重阅读过程中一时一地的反应,这种自发的随感式的共鸣是狄更斯深得中国读者热爱的表现。这种热爱是狄更斯成为经典的重要保证。通过对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影响以及经典化进行梳理、总结,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往往同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元系统。受其影响,译者往往会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一定的改写,这是译者应对这些因素的制约作用的一种策略。这种创造性的叛逆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名声具有一定的操控作用。一旦满足了这些因素的制约作用,翻译文学作品便能够在译入语国家中得到传播,被广泛接受,或者更进一步,经过读者的不断解读和推动,成为经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旅行形式,翻译活动活跃的时候往往也是其对本土文学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候。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压倒性的,因为本土的文学作家总是能够在接受影响的同时努力进行发展和超越,以便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也符合影响的自然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文学翻译的发生、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的最后形态,因此在讨论文学翻译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囿于直译和意译、忠实和叛逆以及通顺和不顺等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要深入到这些问题的背后,找出隐藏在它们身后的更具深远意义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也是翻译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挖掘、探讨的内容。

李磊^[7]（2015）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现代知识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曼·罗兰进入国人视野,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将近百年的岁月里,罗曼·罗兰及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深受欢迎却又饱受批判。这部小说深受现代中国知识人喜欢毋庸置疑,而傅雷译本又将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影响推向了极致。但也不可否认,解放后对这一部小说的批判也是颇具规模,特别是在1958年达到了批判的顶峰。这一年《读书月刊》开设专栏讨论这部小说,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怎样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原因就是小说中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对青年人造成的危害太大,必须集中批判,藉以清除流毒。以此为背景,本文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中国现代知识人的影响,具体操作上就是通过五个鲜明的个案来具体入微地呈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自身的品质和中国现代知识人的文化传统及遭遇的时代境况这两个方面入手,粗略探讨《约翰·克利斯朵夫》符合中国现代知识人“脾胃”的原因。第二章论述小说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气质,为此笔者提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气质”这一概念,这为后面分析中国现代知识人对小说的接受打下了基础,喜欢他或批判他也就不再空洞抽象。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论述《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批评家胡风、作家路翎、学者王元化等“胡风分子”的影响,以及罗曼·罗兰与他们的精神领袖鲁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这一章是论述鲁迅文学传统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气质所发生的一次碰撞以及产生的思想火花。第四章主要以学者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为个案,论述《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所遭受的扭曲或误解,这一章与第三章就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形成互补的紧张态势,可以加深我们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气质的理解,自然也对中国现代知识人在特殊时代下的命运遭遇有同情之理解。找出这误读扭曲的地方,从误读之处探寻出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社会思潮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这于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可知本文不是以深入探讨原着为目的,即完成解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任务,而是要考察《约翰·克利斯朵夫》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如何被不断地解读、改造、扭曲的过程,即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一句话,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什么,而是它变成了什么,以及背后“如何是”的问题。

李燕^[8]（2013）在《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杨宪益翻译鲁迅小说的特色，倘若单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谈会有过于蹈矩之嫌。只有结合对译者的分析，将描写性的研究也融入进去，方可主客观兼顾，两全其美。本研究的理论视角是文化心理学，笔者认为一切行为皆由心理活动支配。翻译是一种语言心理活动，或基于语言媒介的心理活动，实质上就是一场文化心理活动。具体来说，本文结合了文本的文化心理和译者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一是研究文本的文化心理。文本创作是实践中作者的一种心理活动，创作心理是作者文化心理的体现。文本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心理。原作其实是一件文化作品，作者的文化心理和作品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作者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而作品又是作者文化心理的折射和反映。译者对文本的解读是对文字进行分析解码的过程，译者不能像普通读者只需体会文字带来的感受，沉浸在想象中；译者必须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一份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完成每个文字的解读。文本是作家的心迹记录，折射了作家的心理。因此翻译时，对文本文化心理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帮助译者正确解读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和意义，从而做好翻译工作。二是译者的翻译心理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原文的思考、加工和再现就是一种文化心理活动。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主体，即译者的文化心理活动，是译者置于他生活的文化背景中来深度挖掘内心世界的意图、目的、观念及价值观等。译者的文化心理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翻译的方法和策略运用、翻译的目的都起到制约作用。因此一部上乘的译作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译者借助原作实现自我精神追求，原作通过翻译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提高。本研究以分析鲁迅小说文本为主要手段，解析杨宪益的翻译特色时，始终把文本分析放在首位。同时，也说明了他个人的文化心理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操控作用。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缘起、译本选择和译者介绍、理论基础、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介绍鲁迅小说英译状况和杨宪益翻译鲁迅小说研究状况综述，之后阐明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三章是作者和译者的文化心理探索，笔者尝试分析了鲁迅和杨宪益文化心理的形成因素，指出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质量上乘的翻译首先就需要对作者的文化心理有正确的解读。既然是研究鲁迅小说译本，研究鲁迅的文化心理是首要问题。译者的文化心理更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翻译决策和行为。我们分析影响他翻译行为的文化心理因素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去把握：宏观上，他的翻译生涯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他的翻译行为无法摆脱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的影响，具有时代特征；微观上，他个人的家庭背景、婚姻状况、爱国精神、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都具有他的独特性。所有因素的综合形成了他独有的文化心理，并直接影响到他的翻译行为。第四章是词汇翻译，首先从鲁迅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入手，探讨杨宪益针对小说典型词汇部分的翻译；再谈到极具特色的鲁迅小说人物名称和篇名的翻译；最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分析对比杨宪益和其他两位译者的用词差别，对其独特词和空缺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语义诠释一定要符合原作的文化历史背景及作者的文化心理，语义的最终定夺必须在原文的文化心理框架中进行，不应望文生义，更不应“胡思乱想”。即便是意译也应有“意”的依据。大量详实的代表性例句对比分析表明，杨宪益在词汇层面的翻译上，受到了思维方式、时代环境、工作性质等各方面的影响，他在翻译时忠于原文，准确理解词义和感情色彩，追求简洁明了，传情达意，并尽量兼顾审美效果。他主要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有时也会造词翻译，用词斟酌，规范得体，力求在读者面前还原一个真实的原文。第五章是修辞翻译，鲁迅在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几乎用尽所有传统的修辞手法。杨宪益在翻译鲁迅小说修辞时，费尽心思、竭尽全力，以求“情欲信，辞欲巧”。本章从词汇、句法和语意三个方面对鲁迅小说中所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手法的翻译加以探讨。总的来说，杨宪益在处理词汇层面的修辞时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采用意译以追求语义的对应，最大程度上保留和原文形式上的对等的同时，也追求语气和情感的一致。比起其他两位译者，杨宪益用词更为谨慎、简练，追求形与义的对等。留有遗憾的是，有些不加注释的翻译无法把作者创作原文时想要表达的内涵体现出来，没有再现作者的创作心理，同样也没有照顾到译文读者希冀通过译文走入作者创作心理世界的阅读心理。在翻译句法层面的修辞方法时，杨宪益注重句式结构的安排，轮廓鲜明，译文形式多样，简洁紧凑，读起来余音绕梁。在具体内容的再现和选词上面，他的翻译灵活度比较小，紧扣原文，即便采用意译，他的译文也是三人中最为贴近源语的。他对翻译工作一丝不苟、绝不含糊，态度认真。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不浮于表面，译文总是力求再现深层次内涵。在翻译语意层面的修辞手法时，杨宪益仍旧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他用语讲究，凸显重要性时，会选用比较书面体的词语和表达。相对莱尔口语色彩浓的用语，他用词形象，简炼得体，力图保留中国的文化意象和表达形式，对于源语文化的重视大于对读者阅读习惯的重视。总体来说，杨宪益对待修辞时绝不马虎，他仔细解读修辞中的内涵信息，把握文本心理，即作者的创作心理。他的翻译思想、用语习惯、思维方式、文化审美等对译文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第六章是描写翻译，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描写的翻译再现了作者的创作心理，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不免带上译者本身的翻译痕迹，也正是译者自己的翻译心理的体现。杨宪益在各类描写翻译上的特色就是其翻译心理的最好见证。本章从地点环境、杀人场景、人物外貌、人物语言和人物动作等五个方面就场景描写和人物描写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杨宪益在处理描写翻译时的特色。综上所述，从小说描写的角度上看，杨宪益的译文忠于原文，在结构、用词、语气上都能和原文保持一致，传情达意。在整个语篇的处理上表达流畅，前后呼应，融会贯通。在选词上精准传神，行文美丽。他对待翻译工作严谨认真，驾驭英语挥洒自如，功底深厚。第七章是结论。通过词汇、修辞和描写三个层面的鲁迅小说译文比较，本研究归纳出杨宪益的翻译特色。接着从译者的翻译心理角度找出产生特色的原因，对比译者受到的时代影响、工作目的、译本选择、目标读者定位、翻译思想、思维方式等影响，阐明不同的翻译心理因素直接导致不同的翻译。最后说明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阮小慧^[9]（2012）在《苏雪林的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雪林，这位二十世纪初就与冰心、庐隐、冯沅君、林淑华齐名的着名女作家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着述等方面都有不菲的成就。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学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重视对她的研究。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致梳理来探究她的文学思想。第一章概括了苏雪林的生平及主要活动，把学界对其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其文学思想的思考。第二章探究了苏雪林的文学观。主要从文学作用与人生，文学表现苏雪林的爱国、救国思想，文学促进自身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三章探讨了苏雪林的文学创作理论。主要从文学创作的动机、文学创作的修养、文艺注重创新、文艺关注作家的道德人格等方面进行探究。第四章探究了苏雪林的文学体裁理论。主要从苏雪林的新诗、散文、小说、戏剧等的创作理论方面进行研究。在苏雪林的新诗创作理论方面主要从新诗重情感、轻哲理；新诗注重内容和价值性；新诗注重文字和音节的运用；新诗注重“含蓄”、“气”与“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苏雪林的散文创作理论方面主要从散文注重诗情画意的结合；散文注重描写的细致；散文重情趣、轻哲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苏雪林的小说创作理论方面主要从小说话语合乎自然语气、忌低级趣味和小说注重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苏雪林的戏剧创作理论方面主要从戏剧注重语言的精练、紧凑；戏剧注重情节合理性；戏剧要利用演员之特长创新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探究。

付纯渊^[10]（2011）在《论《野草》创作艺术的主体取向》文中提出鲁迅《野草》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自《野草》诞生以来,各种声音纷沓而至。也使得《野草》研究硕果累累,论文拟在对前辈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力图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解读的方式,尽量接近鲁迅创作的本意,反映真正的鲁迅的思想、个性、气质及艺术取向。并从《野草》创作艺术主体取向的论述中找到一点新的突破。这也是写作此论文的目的。论文总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及目的、《野草》艺术的相关研究现状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及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论文选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第二章,分别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来阐释《野草》艺术的来源。具体从中国古典散文和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角度来探讨鲁迅创作《野草》的艺术渊源。目的在于论述鲁迅《野草》的创作艺术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第三章,主要介绍《野草》意象的主体取向。此章从五个方面即色彩意象、死亡意象、人物意象（包括过客意象、看客意象、战士意象及老妇人意象）、梦的意象及原型意象等来阐释意象运用的主体取向。目的在于探讨鲁迅的意象选取与个体主观选择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而达到阐释《野草》艺术主体取向的选择是鲁迅表达自我最隐秘灵魂的必然选择和最佳选择。第四章,分别从语言取向、叙事取向和文本取向三个方面来探讨《野草》的艺术取向同鲁迅个人的情感诉求和创作需要的一致性。其中,叙事取向一节是此章的创新点,包括“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和“横断面叙事”,两个方面。这一章的目的在于论述,鲁迅如何通过特殊的艺术形式的选取来达到宣泄苦闷、孤独、虚妄、绝望等的目的。第五章,主要从精美流丽的语言艺术、挥洒自如的散文风格,大量且熟练的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等方面介绍《野草》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及《野草》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审美价值。另外,结语部分,概括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所采用的批评方法。

二、《野草》美文学品格浅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野草》美文学品格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论文提纲范文）

（3）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月》文学广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鲁迅《野草》选文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狄更斯在中国：译介、影响、经典化（论文提纲范文）

（7）《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现代知识人（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苏雪林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野草》创作艺术的主体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野草》美文学品格浅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D]. 孙景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D]. 魏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3]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学研究[D]. 张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新月》文学广告研究[D]. 葛昕妍.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5]鲁迅《野草》选文教学研究[D]. 高一品.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6]狄更斯在中国：译介、影响、经典化[D]. 韦照周. 武汉大学, 2017(01)
• [7]《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现代知识人[D].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8]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D]. 李燕.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9]苏雪林的文学思想研究[D]. 阮小慧. 漳州师范学院, 2012(10)
• [10]论《野草》创作艺术的主体取向[D]. 付纯渊. 延边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