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的永恒荣耀——读《贵阳文通书店》

一、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论文文献综述）

尹京兰^[1]（2020）在《编辑家吴道弘研究》文中指出吴道弘（1929-）是我国当代编辑家,自1950年从事编辑工作到1995年退休前担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及至退休后任《出版史料》执行主编,为新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编辑工作者,吴道弘致力于编辑这一精神文化活动,其编辑生涯可以划分为三联书店编校一体、人民出版社编发马列主义图书、投身编辑出版学领域的图书编辑工作、主持期刊《出版史料》四个阶段;其编辑活动具有专于中外文史图书出版,“学”编共进,在学术研究中挖掘选题的特点。在长期编辑实践活动中,吴道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编辑理念:一是编辑应入学者流的编辑观念,认为编辑是业务和学识兼备的角色,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因而编辑要有独特的研究领域;二是崇实重教、讲究自学的编辑人才培养观,认为在编辑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出版教育起基础性作用,在职培训是重要路径,编辑自我培养则是普遍路径;三是亦师亦友、亦诤亦谏的作者观,包括尊重作者原稿、不为改稿而改,关心作者生活、鼓励作者创作,团结新老作者、建设作者队伍;四是以书为本、因地制宜的书刊宣传观,认为编辑从事图书宣传要善用图书评论、为图书代言,利用作者光环、为书刊增色,丰富图书封底、为书免费宣传。同时,吴道弘以编辑身份切入书评活动,是一位书评家,在建构书评的基本理论体系、阐述书评社会文化的关系、总结书评的写作具体方法做出了贡献。吴道弘编辑活动和书评活动互动共进,书评活动和书评文本凸显其独特的编辑理念,一方面其编辑特质影响书评活动,表现出书评写作和编辑业务必有交集、职业敏感和书评视角自觉契合、书评对象和编辑领域高度关联等特点;另一方面从其书评活动透视出形式与内容契合的装帧意识、关注编辑学研究的学者意识、评书兼顾论其人的作者意识等编辑观。吴道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启示当今编辑工作者要坚持编研结合,推动编辑学发展;重视图书宣传,优化编辑服务;精于编辑写作,提升编辑品位。

袁园^[2]（2020）在《“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文中提出大学教科书建设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近代高等教育肇兴以来,教科书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中外教育交流的促进,我国教科书开始走上了引进之路。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教科书建设的逐渐规范,我国教育学术开始独立发展,大学教科书开始进入中国化的自主编写阶段。回溯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从历史角度追寻教育学教科书建设的基本情况和脉络,还可以总结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大学教育学教科书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清末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处于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萌芽阶段,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在提倡新式教育的同时,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并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官营和民营出版机构,自主编写教科书,发展教育事业。由此,我国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外国教科书到模仿外国教本尝试自主编写最后到带有中国化特征的自主编写的过程。文中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主要梳理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剖析大学丛书的具体情况,并总结其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当前高等教育教科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回顾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教科书经历了引进、模仿、到中国化的演变历程,通过对这一时期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特点,并引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主要从中观层面分析大学丛书编写的前提与证成。首先,对大学丛书委员会人选的确定与组织进行分析和讨论。大学丛书委员会从计划到成立,委员会人选也由从无到有,最终确定为55人;其次,从《大学丛书目录》的蕴酿与制定角度论述这一时期大学丛书目录的演变。《大学丛书目录》经历了由最初的征集大学科目一览,到中期的《大学科目草案》到最后的《大学丛书目录》,经过几番讨论与修正,才确定并出版。《大学丛书目录》的确定也为大学丛书的稿本征集和出版发行,建立了基本框架;最后,分析大学丛书稿本的征集与审查。大学丛书稿本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早先出版着述、大学从书委员会专家推荐稿、商务印书馆向国内专家约稿等三种稿件。稿本的审查根据各委员学之所长,进行审查。审查有严格的程序,秉承科学精神,对于学术性、专业性不强的书稿,不予通过,最终不会作为大学丛书出版。第三部分是对已通过大学丛书审查,作为大学丛书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进行分析,先从教育学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的内涵和价值。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进行反思与总结,大学丛书出版初期面临的质疑与批评,反思大学丛书出版的不足,并从中获得当代大学教科书建设的启示。

牛晨越^[3]（2019）在《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已经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出版业多元化的研究,多以当代出版机构作为研究重点和出发点,很少涉及到民国前期的出版多元化发展。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对1912-1931年间的出版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本选题属于断代出版史的专题研究。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多元化发展进行了界定,介绍了研究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正文部分,论文研究了出版机构的主业多元化,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为例,研究了三大书局出主业多元化特征,并对三者的主业多元化发展方式进行了比较。接下来,论文从出版物形态和出版物内容类型入手,研究了三大书局“书——刊”交融的发展模式;又对当时的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了除书局外,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多元化现象。论文对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做了重点的分析。论文发现,商务印书馆不仅拍摄电影,还在教育培训、制造业等领域有嘱目的成就,跨界多元化发展程度最高。中华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紧紧围绕主业展开,主要拓展教育领域的产业;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与主业的关联程度最低,主要从事信托事业和地产事业。论文最后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理论方面,论文首先根据媒介生态学理论,对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借用媒介环境学理论中的补偿媒介理论,对出版业多元化对出版内容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史料方面,论文将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多元化现象进行了划分,将民国前期出版业的多元化现象划分为主业的多元化、出版物形态的多元化以及跨界多元化三种。最后,文章对1912-1931年间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提炼、总结和归纳。

宋泉^[4]（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张玄^[5]（2017）在《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影响,笔记体小说被长期忽略,大量作品被排除在小说研究之外。而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又缺乏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在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成就,前不及唐、宋,后不如清代,是一个“成就不高”、“地位尴尬”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明代笔记体小说不但总结了唐、宋笔记体小说发展成果,还对清代笔记体小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而在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中前期显得较为沉寂,随着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转变,晚明时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作品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观念、文体、内容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而发达的出版业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笔记体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笔记体小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文体与文献研究并行。下编为《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对现存的晚明笔记体小说作品进行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发掘新作品、新材料。《叙录》分为作家、着录、版本、内容四个部分。考证作家生平事迹,介绍作品着录情况。标注版本,尽可能的搜罗每部作品的所有版本,详细着录版本信息,并加以研究。内容方面,辑录作品序跋,前人题识。在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展开上编文体理论的研究。首先,明确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梳理并思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客观、合理的研究方法。其次,考索晚明笔记体小说观念,解决什么是笔记体小说以及笔记体小说有何文体特点,进而对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成书、编撰者等基本问题进行归纳研究,揭示其内在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传播中出现的禁毁、评点、插图、增补与摘录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凸显其独特价值。晚明笔记体小说在文体方面,既有继承,也存在一定新变,对于这些新的文体特点,本文将采取宏观分析结合个案研究的方式,力图完整的呈现出其在叙事、语言、体制等方面的特点。最后,总结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及其在笔记体小说史中的过渡意义,并客观的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和缺陷。本论文在避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研究贴近文献,从晚明笔记体小说文献中来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讨。既有从小说史的宏观角度对晚明笔记体小说进行观照,也有从具体作品出发,来做“以小见大”式的研究。籍此,来管窥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演变及其独特价值。

张娟^[6]（2016）在《江苏官书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受到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西学随着列强的政治侵略如潮水般涌向中国,西学东渐逐渐兴盛起来。另一方面,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反孔、孟的文化政策,使江南文化繁盛之地沦落到“士子无书可读”的局面,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文化遭受沉重的打击。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为振兴文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各地巡抚大臣大力兴建官书局,由此形成了中国版本学上着名的“局本”。江苏官书局设于此社会背景之下,是清末五大官书局之一,其存世时间之长、刻书种类数量之多居各大书局之首。江苏官书局由李鸿章设于苏州,在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加以扩大,并着力刊刻牧令书,以整顿吏治,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江苏官书局在其人员组织、校勘、印刷及经费来源等方面均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江苏官书局在职位设置方面:第一是设有提调总领书局的日常事务;第二是设总校来管理书局的校勘活动,设分校来校勘不同的书籍,以保证书籍的质量;第三是雇佣技术高超的写样、刻工、印刷工等工作人员从事具体书籍的印刷事宜。江苏官书局的刻书经费由江苏地方官员自行筹措,其来源主要为藩库拨款、厘金及售书收入。从同治四年（1865年）到民国三年（1914年）,江苏书局在其存世的几十年间,刻书211种,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坚持以经史为主,子集次之为其刻书原则,对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苏书局刻书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巡抚丁日昌的倡导下,大力刊刻牧令书以整顿吏治,并颁发下属各府县,作为官员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的主要书籍;二是在刻印经史类图书的同时,对于江苏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刊刻极为重视,主要体现在对江苏地理、舆图、水利、史志等本省地域性书籍的编辑刻印上;三是在其刻书内容的选择方面,重视当代着作的出版,如刊印清着名学者编着的《碑传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此外,江苏官书局在合作刻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与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湖北官书局、淮南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与南菁书局合刻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是中国清代出版史上一次盛举。江苏官书局刻书以校勘精确、印刷精良、价格低廉而着称,因此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江苏官书局刻书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使许多珍本、孤本因此得以流传。在促进当地学术文化交流方面,江苏官书局集众多学者于一堂,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在很大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江苏官书局刻本具有很高的的地位,大多成为现今校勘整理古籍所要采用的主要参校本,有的甚至作为底本使用。江苏书局在售书的过程中编制的售书和修订书价的目录,可以作为今天售书目录的参考范式。

欧阳敏^[7]（2016）在《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化有物态、制度、行为、心态等多个层次,企业制度属于制度层次的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运行状况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作为中心案例,本论文主要借鉴文化学、传播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展开研究。本论文的目标在于解决以下问题：（1）如何建立健全正式企业制度及其实施机制?（2）非正式企业制度可否为构建有文化特色的出版企业提供一种可能?如果可以,该如何构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从正式企业制度和非正式企业制度两方面展开。正式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产权制度,以及人事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管理活动中的制度成分,第一至第四章对此展开论述；非正式制度是企业成员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的集合体,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企业习俗等,第五章对此进行探讨。产权是指人们围绕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产权制度就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企业的投资者们围绕“资本”这种重要的企业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来源而言,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主要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本,但由于证券市场还处于幼稚时期,股票一般并不“上市”发行,主要由公司同人及其亲友认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股票在1940年代曾经“上市”发行,受到投资者的拥趸。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结构而论,民国时期的四大书局的资本结构中都有官僚资本的存在,不同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商务和中华的官僚资本比例很低；早期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抗战以后,官僚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两家书局逐渐为官僚资本所控制。资本结构对出版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传播立场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某一时期出版业整体资本结构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的出版传媒生态。第二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员工的罢工运动。人事管理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之一,是有关人事方面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工作的总称。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大型企业在人事管理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制度化尝试：除了高管和特聘编辑,大部分职员都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入公司,制度严格；民营出版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较一般行业优厚,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最早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同时企业员工尤其是印刷工人对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抗争,制度化实践与员工抗争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第三章论述民营出版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本章论述的是狭义的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发稿、看样等活动。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书刊的生产管理上“有章可循”。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早期都是靠出版通俗书刊起家,选题策略是“做通俗文化的‘弄潮儿’”,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阅读浪潮；组稿方面,以优厚稿酬聘请“鸳鸯蝴蝶派”文人专职写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实力壮大后都以教育出版为重心,在教科书的生产管理上,组建以“教学研究型”编辑为主的生产管理团队,在生产管理理念上,注重计划与创新。第四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营销管理制度,出版企业的营销主要包括广告宣传和发行。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广告管理工作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制度比较完善。在广告传播机构方面,它们设置推广科作为广告管理工作的主体,既负责本版书刊的广告业务,同时还代理其他企业的广告；在广告传播媒媒介上,以日报和杂志为主体；在广告传播内容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从“通俗”走向“朴实”。管理层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是民营出版企业发行管理工作中的“二重奏”。第五章探讨非正式企业制度,着重探讨民国时期杰出出版家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和企业习俗是非正式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企业家精神是经营者企业经营者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企业家精神主要有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竞争精神、团结精神以及爱国精神等。总之,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它应该为出版企业的文化传播使命服务,同时出版企业也应该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刘霞^[8]（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凌励^[9]（2016）在《世界书局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将世界书局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采用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充分挖掘史料,对世界书局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出版物特色、营销特色和融资特点。第一部分对世界书局的发展历程首次进行完整回顾。第二部分透过解析世界书局的文学图书、丛书和期刊出版,分析世界书局以市民阶级为主的文学出版特色。第三部分透过解析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分析世界书局的竞争方式多样化和教科书内容的独特性。第四部分透过解析世界书局的融资方式,分析世界书局在资本经营上多元化发展的特点。最后一部分通过总结分析世界书局的失败原因和贡献,对世界书局作出客观评价,并进一步介绍台湾世界书局的发展情况和同大陆的联系。本文认为世界书局的兴衰并不是由创始人沈知方一人主导,是世界书局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如一的经济效益大于社会效益的出版方针造成的。世界书局起于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文化阅读需求的市场背景。这也造成书局容易在迎合市民阶级的过程中缺乏对社会效益的考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编辑队伍、作者队伍和投资队伍缺乏共同的文化追求旨趣,最终瓦解并走向失败。虽然如此,世界书局在出版物、营销方式和融资模式上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不容忽视,应摒弃政治偏见,客观公正地评价世界书局。

丁伟^[10]（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二、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论文提纲范文）

（1）编辑家吴道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5）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江苏官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世界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四、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论文参考文献）

• [1]编辑家吴道弘研究[D]. 尹京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D]. 袁园. 西南大学, 2020(02)
• [3]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D]. 牛晨越.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4]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D]. 张玄.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6]江苏官书局研究[D]. 张娟. 河南大学, 2016(03)
• [7]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D].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世界书局研究[D]. 凌励.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10]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