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科举的作用

一、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论文文献综述）

杨文娜^[1]（2020）在《唐代考功郎中研究》文中认为唐代考功郎中从五品上,与下属员外郎共掌全国文武百官考课,尚书省65位省郎中居于前行地位,在唐代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往研究中,学者或将其纳入整个考课制度中作整体的讨论,或是将其看作尚书省诸郎官之一员,利用出土材料加以订正,这一职官的演变细节及其政治作用未能受到足够关注。鉴于此,文章对唐代考功郎中的设置、职责、选任与迁转进行了详细考察。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央负责考课复核的官员发生了从丞相到考功郎的转变,发展到唐时考功郎中与员外郎分判京官和地方官考课。在唐代不同时期,考功郎中具体职责不同。高祖朝曾主持科举考试,太宗朝以后考功郎中主要判京官考课与审核官员行状。唐中叶以后,考功郎中兼史馆修撰、知制诰、充翰林学士等使职,权责范围进一步扩大。考课关乎官员的黜陟与俸禄,考功郎中执其事,堪当此职者必须拥有才行忠信、品格方直、不畏权贵等品质,其选任经过宰相荐举、皇帝首肯、中书门下联署制文方可除授。在劳格、赵钺与张忱石所收集的111位考功郎中的基础上,本文新补遗柴宪、吕讷、冯用之、蒋洌4位考功郎中。据不完全统计,115名任职者中迁入官可考者47人,以尚书省各司员外郎、后行郎中、地方刺史为主。迁出官可考者49人,以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门下省的给事中、谏议大夫,尚书省的前行郎中为主。若出为地方官,则很难再任京官,这体现了考功郎中在职官序列中严格的迁转次序。唐后期的考功郎中与唐前期相比,出现了在任时间较短、迁转速度加快的现象。

颜程龙^[2]（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狄蕊红^[3]（2020）在《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宣宗时宰相裴休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澄观、宗密、沩山灵佑、黄檗希运等高僧交往甚深,对他们着述的传播和历史地位的确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参与了佛教典籍的撰写和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数万字着述。裴休所处的中晚唐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由理论佛教转向民俗佛教的关键时期,他既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干预皇权对佛教的决策,也是中国古代知识文化之精英,能深入领悟佛教义理。裴休的仕履变迁、家世背景、学佛历程、高僧交往、三教思想、信仰理路等,既体现了中晚唐士大夫的命运轨迹及其文化渊源,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化、佛教与儒道、生活与信仰的密切关系及其基本走向。在中晚唐的佛教发展史中,裴休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对这一时期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对裴休学界仍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政治仕途与佛教信仰作为裴休生命的两条主线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本文对裴休的研究也以这两个主干展开。第一章首先考证裴休的生平仕履和着述,力图穷尽史料,在繁杂琐碎的中晚唐史料中还原裴休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作品,依据现有史料将他一生划分为入仕前的少年苦读期、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期、三临藩镇的地方长官期、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期和垂暮晚年的罢相归隐期,这五个时期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与佛教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裴休所留下的着述众多,但也因为史料的混乱而真假难辨,经过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已知裴休撰写诗歌、碑文、文论、奏疏等近三万字,绝大部分与佛教相关,这些诗文也得益于佛教传播而存世。第二章研究裴休的家世及其家世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裴休的佛教信仰是少年时期受家庭成员信仰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成年后家庭对其佛教信仰的影响仍然存在,他与裴氏其他成员延续了父亲裴肃搭建的佛教交往关系,官宦家族与地方佛教世代相继的交往促进了地方佛教的发展。第三章围绕裴休与高僧的交往展开,在裴休的不同政治阶段,与高僧的交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前半生的中低层官员阶段多交往京师高僧,以研学佛理、撰写文论为主,后半生的高层官员阶段多交往地方禅僧,以助建寺院、阐扬佛法为主,他与高僧的交往对传播弘扬高僧佛学理论和促进禅宗地方传法中心在会昌法难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在中晚唐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的背景下,裴休提出了独特的三教同道思想,裴休自幼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在与高僧交往中不断研学佛理,他以儒释为主干兼摄道家思想,将儒释道三教圣人品格融合,以佛教心性哲学作为三教之道的核心、济世作为道之功用,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第五章力图探讨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架构与佛教实践,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过程与他仕途变迁密切相关,信仰的结构和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也与他的政治身份有密切联系,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是他佛教信仰实践中的最后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为中心考察中晚唐士大夫群体舍宅为寺行为背后的心理、政治、经济、信仰等综合性原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中国寺院文化产生的影响。政治理想与精神解脱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直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裴休实现了信仰实践的便利性与哲学理论的深度的兼顾、实现了政府宗教管理与个人信仰并举,完成了自性觉悟与儒家伦理对接,同时也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佛教中国化、三教思想融合、儒释关系、政教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钟伟春^[4]（2020）在《基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唐代国子监性质及其办学状况研究》文中认为国子监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绵延千余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唐代国子监不仅是唐代具有综合大学性质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更是中国古代高等学校办学的典范。本文通过对唐代国子监综合大学性质的考辨、办学状况的分析以及办学特色的凝练,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办学之传统教育智慧借鉴。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翔实爬梳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高等教育学和现代课程论等理论,对唐代国子监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办学历史、办学性质、办学状况以及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首先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文教政策等几个方面对唐代国子监的建立与发展背景进行分析,并从筹备规划、选址建校、组织建设等方面探讨其建立与发展情况。之后分“前世”、“今生”、“未来”三个时间段对国子监的发展变迁史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其次通过回溯中、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得出如下理论认识:（一）综合大学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学科（知识）分化的产物,也是科学研究深化的产物;（二）高级性、高深性、专业性、研究性以及文理综合性是综合大学的本质属性。之后以此为标准和分析框架,对唐代国子监的性质进行详尽考辨,发现它完全具备了综合大学的五个基本特性,是我国唐代国家中央综合大学。接着重点对唐代国子监的招生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教师管理以及学生毕业出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深入、全面、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再现唐代国子监当年的办学盛况。此后为了更好地把握唐代国子监综合大学的性质,将其与欧洲中世纪巴黎大学从学科、课程以及办学层次三个方面细致地比较,分析两者的异同。最后在清晰、客观地把握唐代国子监办学历史、办学性质和办学状况的基础上发现:国家举办、分“科”授业、教学周详以及恢弘开放是唐代国子监的办学特色。

蔡婷婷^[5]（2020）在《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研究》文中指出唐朝为我国的盛世,其粲然大备的文物制度,不但楷模后代,而且影响东亚,其中律法体系的周备,常为人们所称道,故世人认为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十分完备的朝代。唐代统治者为了能使国家的法令制度很好地贯彻实施,非常重视对法学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法学教育机构律学馆,招收生员,在科举考试中首次开设明法科,公开选拔律学人才。本文以《新唐书》、《旧唐书》等古籍文献为基础,借助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以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演进为线索,对唐代律学人才培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唐代律学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总结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特点的基础上,对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的进步性及历史局限进行客观评价,希冀能够助力当代中国的法学人才培养。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分析了研究缘起,阐释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相关概念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问题。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唐代律学的产生演进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影响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的相关因素。从朝廷政策与帝王喜好两个方面分析了政治因素对律学人才培养的影响;经济因素则是分别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来考证经济因素对唐代律学的影响;思想文化因素方面,则是从礼法并用的文教政策来分析论证其对唐代律学诞生演进的影响。论文的第二部分是重点与核心部分,分别从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组织管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唐代律学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向主要是希冀律学生“精习律令、晓畅法理”、“通晓儒学”、“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关于组织管理方面,主要从招生管理、师资管理和日常管理三个维度阐述唐代律学人才培养在管理层面的规章制度。在至关重要的课程与教学方面,唐代律学课程“以律、令为颛业,兼习格、式、法例”,同时,在教学方法上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讲更加灵活且深入,考核评价制度也十分丰富和完善。论文的第三部分重点在于概括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特点,总结其历史经验,分析其历史局限,并提出对当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启示借鉴。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特点主要是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合理、教学方法灵活与考核机制完善。当然唐代律学人才培养也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过于保守、强调等级性等,这导致了士大夫上层对律学的轻视,教育的功利性进一步凸现。但是总的来说,唐代律学人才培养对助力当代法学人才的培养仍具有重要参考与借鉴意义。

荣毅伟^[6]（2020）在《唐代左、右庶子研究》文中认为东宫官,顾名思义是指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继任者——皇储所属的官员。作为中国古代中央官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东宫官负有教育、引导、保护皇储的重要职责。其中,太子左、右庶子作为东宫官中的四品官员,官阶较高,且责任重大,其地位十分重要。唐代可考的太子左、右庶子总计有151位,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探究唐代左、右庶子的制度渊源及左、右庶子的职掌问题。左、右庶子一职起源自周,至唐代已成为成熟的中央官职,其执掌主要包括讽谏、管理左、右春坊等东宫日常工作或完成皇帝临时派遣的任务,常充任使职工作。此外,左、右庶子还与散官之间也有着守、行、兼的联系。第二部分是关于唐代左、右庶子群体的研究。这一部分将唐代左、右庶子的籍贯、释褐出身、迁转情况与担任资质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唐代左、右庶子籍贯分布广泛,同时又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主要集中在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和关内道所在的北方中原地区,且大都出现于安史之乱前。这种不均衡性与唐代的政治、人口、社会、地理等因素相关。唐代左、右庶子的入仕方式十分多元,但仍以科举、门荫等常见选官方式为主。第三部分是关于左、右庶子与唐代东宫制度变迁的研究。这一部分将东宫运作中皇权与太子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通过左、右庶子官职的变化来看有唐一代东宫官制的变化。

张嘉楠^[7]（2020）在《唐代科举士子行卷诗文集考述》文中认为本文共分五章,前两章主要考论唐代科举士子行卷风尚的形成和行卷诗文集出现的原因、数量、特征、社会影响等,后三章分别选取元结的《文编》、皮日休的《文薮》和罗隐的《谗书》作为三个典型案例,具体解析这三种行卷诗文集的形成、特征和社会影响等。笔者认为,唐前期科举士子用于行卷的文体以单篇诗文、单一文体居多;唐后期科举士子转而用多篇诗文、多种文体编成的诗文集行卷,并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于是形成了用单篇诗文、单一文体、诗文集等行卷的基本格局。唐代科举士子的行卷诗文集,具有编集的实用性目的,相对于用单篇诗文、单一文体行卷的局限性,呈现出多篇诗文、多种文体的显着特征。元结一生三次编过诗文集,第二次编成的行卷诗文集《文编》,展现了元结工文善诗的才学,凸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独特能力,为他进士及第创造了条件。皮日休的行卷诗文集《文薮》,以篇章众多、文体完备着称,其中多有皮日休的佳篇力作,展现了他尤擅箴、铭体文和“原本经述”的特长。同时,《文薮》的编排方式和文体选择,也充分考虑了进士科杂文试的特点和行卷博取眼球的需要,因而在行卷过程中倍受赞扬。罗隐的行卷诗文集《谗书》,明显具有文体众多而又以文为主的特征。罗隐用众多精品力作集成的《谗书》行卷,就是想要证明自己高超的才学,以表达对多次科考落第的愤懑和继续应举登科的期待。罗隐未能进士及第的主要原因,应该与唐后期科举制度文化氛围密切有关。总之,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行卷风尚的盛行,科举士子用诗文集行卷的现象逐渐增多,已然成为博取声誉、获捷科场的敲门砖。

闫章虎^[8]（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武艳^[9]（2019）在《叶女士的汉学成就初探》文中指出20世纪上半叶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向学院派汉学转型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涌现而出的汉学大家如阿瑟·韦利、翟林奈等都是英国汉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中的佼佼者。叶女士,虽然名望远不及上述两位,但她的汉学着述带有20世纪上半叶英国汉学处于过渡阶段的典型特色。她虽然在大学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其研究明显带有该期汉学非学术化的特点,缺乏学院派汉学扎实的文献功底。叶女士的汉学成果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对唐代小说和孔子的研究,尤其是对唐代小说的研究,首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言小说之先河,对汉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就叶女士的唐代小说研究而言,其选用的文献基础是《唐代丛书》。虽然这一文献的价值令人质疑,但它并不影响叶女士对唐代小说的理解。其小说研究具有“史”的意识,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然而,她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如她将《唐代丛书》中的轶事小说归入了史传散文类,说明她对唐代小说的认知还不够准确,对小说的文体特征把握不到位。这是叶女士作为西方学者理解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局限性,但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汉学处于转型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种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如此,叶女士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仍有一定的价值,其《孔子》一书丰富了英语学界已有的孔子研究成果,为研究孔子及其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通过探究叶女士的汉学成就,对其在汉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重新予以评估,在此基础上,对叶女士在英国汉学向学院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重新定位。

马凯^[10]（2019）在《唐代科举帖经与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唐代科举考试中帖经与文学的关系,从科举制度史的视角梳理帖经、帖经与文学书写、帖经与诗歌用典、帖经与散文变革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第一章是本文的基础,系统梳理帖经在唐代科举诸科目中的演进情况。帖经广泛存在于明经、进士、道举、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中,自设立后便稳定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之中。第二章论述唐代科举帖经与文学书写的关系。选取了唐代科举帖经演进过程中帖经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两个横剖面进行探讨。“以诗赎帖”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帖经在进士科三项试中地位的下降;“大和改制”改异与维持的背后,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因素。第三章论述唐代科举帖经与诗歌用典的关系。应试者在备考帖经过程中对于经句的积累作为语料进入诗歌创作,其表现形式以用典为主,涉及经部、子部与帖经相关的典籍,取得了一定的修辞效果。第四章论述唐代科举帖经与散文变革的关系。帖经及其背后经学教育的重点引导应试者进行备考,对文人价值观、文章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初盛唐时期,经学大一统,骈体文占主流地位;中唐时期,经学领域的疑经精神及求新务实的科场风气,共同促进古文理论趋于完善,推动古文运动走向高潮;至晚唐,古文逐渐消歇,骈文又盛。

二、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考功郎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唐代国子监性质及其办学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代左、右庶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科举士子行卷诗文集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叶女士的汉学成就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科举帖经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考功郎中研究[D]. 杨文娜. 兰州大学, 2020(01)
• [2]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3]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D]. 狄蕊红. 西北大学, 2020(07)
• [4]基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唐代国子监性质及其办学状况研究[D]. 钟伟春.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5]唐代律学人才培养研究[D]. 蔡婷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唐代左、右庶子研究[D]. 荣毅伟.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7]唐代科举士子行卷诗文集考述[D]. 张嘉楠.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9]叶女士的汉学成就初探[D]. 武艳.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10]唐代科举帖经与文学研究[D]. 马凯. 西北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