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人民的歌者——《大山深处》前言

一、底层人的歌者──写给《大山深处》的序（论文文献综述）

林雪儿^[1]（2021）在《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元嘉三大家”是指刘宋元嘉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他们自发地在诗歌中运用时序感模式。时序感模式是一种诗歌结撰技术,也是一种审美经验模式,即它是一种较稳定的表达策略,是一种较一致的主观认知,它的审美意义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在汉末文人五言徒诗处形成以“感物缘情”为审美经验、有稳定的表达技巧的时序感模式。太康时期,“感时生情”成为时序感模式的审美经验核心。元嘉三大家将时序感模式继承下来,并主要在哲学与世俗两个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扩充,使其审美经验更加丰富,并将其发展成纯熟的诗歌结撰技术。而三人各自的文化认知与处时态度也在他们表达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元嘉三大家的时序感模式在内容上包括哲学时间、世俗时间、审美时间三类,分析其诗歌的哲学问题、人事遭际、美学意义,能梳理出时序与志、情、理等主题的联系。刘宋时期,“缘情说”的内涵发生变化,“物”的限制减少,“感物”不是必须的传情途径,时序感模式直接成为主题表现的工具。元嘉三大家以诗的时间作为内核,以时空溶合、今昔对比、虚实相生等结构手段,多角度描写、夸饰、比兴、象征等手法,排比、反问、对举等句式,巧用叠词、联绵词、副词、动词等炼字技巧表现这种诗性的时间。如果从时序感模式的角度切入元嘉诗运转关的论题,考察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的复古与创新,那么时序感模式就有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复古主要指再度恢复了诗歌缘情言志的功能,具体而言是牢牢抓住感时生情的抒情内核、时与情的联系更加灵活。而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最大的两处新变是情感浓度的提高以及对物色的关注。前者体现在生死别离与韶华易逝两大主题在诗歌中频繁出现,甚至在表达上多直抒胸臆、直接议论与诘问时序。而对物色的关注则出于化解时序压迫的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时序中的节物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与情的关系,丰富了比兴的表现技巧。第一章叙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手绘先秦至刘宋诗歌时序感模式发展史作为背景板。以时序感模式的诞生标志《古诗十九首》为界,分先秦两汉诗歌的时间意识与魏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两部分,考虑到元嘉三大家的复古取向,重点落在建安、太康时期。再在元嘉文学的背景中考察三大家复古出新的诗学实践与时序感模式的联系。第二至四章根据时序感模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哲学向度、历史向度、抒情美学向度分别展现三大家中以理、情为取尚的各类诗歌的审美经验架构,从“浓情”与“物色”两个角度突出元嘉三大家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的新变,既对三大家诗歌创作中的复与变均有所关涉,又显现时序感模式在诗史中的演变状况及在中古后期的形态。

朱福芳^[2]（2020）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文中提出关于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一般印象是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海上惊险小说《金银岛》的作者,而不会想到他同时也是英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斯蒂文森的创作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探索文学创作表现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一直为其所钟爱。在44年的短暂生命中,斯蒂文森共创作了12部小说、4部短篇故事集、4部诗集、5部旅行文集、6部杂集和2部非小说集,其内容涉及冒险、航海、海盗、阴谋、道德、人格、儿童、旅行等多种主题。斯蒂文森作为英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其劳绩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以之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对他的作品进行探讨,可以挖掘斯蒂文森的文学价值以及正确认识他对英国文学和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乃纳入英国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语境下斯蒂文森文学思想与创作文本的专题研究。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对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品读与诠释。以斯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在继承发展早期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主张及其特征。斯蒂文森的文学创作可谓忠实地实践其文学理论,他认为浪漫的文学要讲好故事,文学创作要重视想象的作用,并提出小说之于成人就是“游戏”等观点。通过对斯蒂文森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新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于“新”和“奇”两个方面。本乎此,以他的创作尤其小说作品为基础,着重从“游戏”和“冒险”两个审美维度来分析其创作的新与奇,挖掘存乎其中的文学张力与阅读魅力,达到对该文学个案的解读,是论文的目标。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梳理、分析斯蒂文森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对英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之于“新浪漫主义”的建构意义。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论述了新浪漫主义概念、内涵的界定与释义;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研究综述;论文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该部分首先重点辨析新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异同,并着重探讨新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此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对斯蒂文森与浪漫主义的研究情况,从而明确本课题的研究方向与价值。再次是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论述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的诞生和创作特征。此部分内容首先探讨新浪漫主义的兴起。研究作家作品,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分析,即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新浪漫主义的诞生也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阐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与现实主义同生共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的形式。探究新浪漫主义既具有早期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更有所创新,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早期浪漫主义进行继承与发展。其次论述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主要分析新浪漫主义与早期浪漫主义之异同。新浪漫主义大胆、有意地把“幻想”当作艺术创作的主要对象。这些幻想往往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历险,其创作追求“新”与“奇”。具体来说大抵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精神追求上,自由、民主、正义的社会理想淡化,很少或不再抒发对政治的狂热,而更加渴求于未知世界的冒险。在生存意识上,不再热衷于塑造精神高大上的孤身奋战的自我主义英雄,而是刻画具有积极进取意识的强者。从审美特征上看,主观的、激情的、理想的、哀婉的意识逐渐消褪,强烈的艺术效果追求被冷峻但特异的写实风格所代替。此外,作家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也不再是单纯地描绘或着意突出诗情的田园风光,更多则是对异域风情的痴迷或刻意表达。第二章梳理斯蒂文森的生平与创作,探讨其创作的新浪漫主义特征。首先概述作家生平事略与写作生涯,究索他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继而观照他的文艺思想与小说观。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坛带有所谓“世纪末”色彩。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以离奇的故事、悬念的情节、多彩的异域风情吸引大批读者。斯蒂文森的文艺观,既是兹观念系统的艺术实践,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创作产品的某种注脚,体现着其文学追求与审美标准。文学观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灌注了作家对文学、人生、社会等各方面的思考,浸润着生命感悟、价值理想以及独具个性的真知灼见。他执念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因此作家必须会讲故事;小说创作就像布局游艺并深入游戏之中,让人愉悦;作家应充分释放智力,极端重视想象的作用。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石,作家试图建立起一种适合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观念。斯氏文艺观,具有实实在在的、独成体系的理论价值:既包括对小说本质的思考,也包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他的创作实践着他的文艺观,体现在一系列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品之中;而集中表现于不遗余力地突出“新”与“奇”的特点。第三、四章为作品论。在斯蒂文森文艺观的基础上,研究其主要代表作品,探讨其创作的新浪漫主义特征。小说（兼顾散文与诗歌）作为证例,重点究析“游戏”与“冒险”两个审美特征,具体选择四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和一部诗集进行解读与论析。第三章探讨斯蒂文森创作中的“游戏”特征,这是其小说美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斯蒂文森认为人与世界和解的最佳方式在于应该像孩子一样游戏,在游戏中建立亲和关系。他设计了一个个游戏,置小说人物于荒岛、高地、旷野等可以刺激人丰富想象力的地理空间,与能够和当前拉开一定距离的历史时间的立体之维里尽情嬉戏。此章选择《诱拐》和《黑箭》两部长篇小说作例释,透析斯蒂文森在苏格兰、英格兰之历史时空故事语境中的“游戏”运作。作家把读者拉进游戏世界,在虚构与真实、严肃与娱乐、历史与现实中感受新浪漫主义释放出的艺术魅力。第四章探讨“冒险”特征,这是其小说美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观念。斯蒂文森似乎是驾轻就熟地把冒险故事以传统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并把遥远的异域、奇异的人物、荒凉的孤岛、浩渺的海洋融进故事机理,展示出新浪漫主义的脱凡之美。人物不断地冒险、探奇、寻觅,把冒险作为一门艺术,一个理想目标。参与者或者获得一笔财富,或者窥见一个理想王国,或者进行一次道德救赎之旅。像所有的艺术追求一样,冒险即便没有达到终极目标,其乐趣也往往以充分展示的方式获得最大化,换言之,冒险的价值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此章以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和散文、诗歌作例释,揭示斯蒂文森创作的这一新浪漫主义重要特征。第五章论析斯蒂文森的价值意义和启示影响。斯蒂文森用新浪漫主义小说征服了英国民众,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位深具内涵极有价值的伟大作家,所以其作品长期流传不衰,并且对英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斯蒂文森拓展了英国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赋予浪漫主义以新的内容和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所有叙事作品不仅富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壮丽景色和奇风异俗,包括原野森林、荒山峭壁、洋滩海浪、盗群习约、切口黑话之类,也很多迷信传说、贪欲恶习、双重人格等等。这些作品尽管不是毫无瑕疵、完美无缺,但无不洋溢着清新、奇特,自然、突兀,亲切、惊悚的浪漫格调,具有毋庸置疑的审美价值与启发借鉴意义。他开辟的新浪漫主义传统,被稍后的知名作家赖德·哈格德所继承。斯蒂文森还直接启发了19世纪后期名噪一时的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就烫烙着《化身博士》的深刻印痕;还有赫伯特·威尔斯的幻想小说《隐身人》、约瑟夫·康拉德的《秘密分享者》等作品,灵感显然也都来自《化身博士》。此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斯蒂文森文学传统的英国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也包括康拉德）于多个层面上步斯氏后尘,尤其是冒险小说的创作,而其中显而易见的殖民扩张色彩亦与之不无关系。及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勃兴,其实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创新包含一些现代主义元素,这些因子就不同程度地为现代派作家所吸收,尤其涉及关于人格、精神、异化、道德、存在与生存等问题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一个源泉,这方面《化身博士》比较典型,同时还包含着对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都是超越国界而广及世界文学范畴的。最后第六部分是结语,乃是对全文的收束与总结。着重思考历史上的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与斯蒂文森在当下高科技信息霸权时代,图文斑斓、碎片阅读、娱乐至上语境下的命运或前途。斯蒂文森倒似乎更像一个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遗留下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范典,经过变异仿佛演化而为一个不乏自觉意识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丰富和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能量和空间,它既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特有景观,更是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文学的一条风景线。试看《哈利·波特》风靡全球以来的几十年,充满冒险传奇的小说、卡通、影视、游戏等等,除去其中用以吸引眼球的魔幻因素,受众似乎能够隐约发现斯蒂文森的思维逻辑与格局。也许,作家与新浪漫主义文学遗产的活力依旧,像所有文学史上那些曾经焕发异彩的文学遗产一样,仍在不断地给予作家以灵感。

魏梦莹^[3]（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

代慧婷^[4]（2019）在《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僧侣行旅诗,是指僧人行旅中所作之诗。僧侣行旅,既有游方、参学、弘法等宗教之因由,亦有访友、省亲、观览等诸多世俗之因素。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目的,致使僧人行旅诗与寻常文人之山水诗相较,除模山范水、书写自然之景物、抒发羁旅之感喟之外,往往还具有丰富的宗教意蕴。僧侣行旅诗,肇始于东晋,至李唐而蔚为大观。本文以一个群体、一类诗歌为研究视角,以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为研究对象,梳理出唐五代僧人49位,行旅诗346首,从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二方面入手,研究此类诗歌的总体概貌、发展脉络、风格特点,从一个独特角度探索唐五代时期佛教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富有个性的表达,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而差异正在于比较之中。因此,本文在研究僧侣这一文学群体时,亦对不同僧侣之行旅诗的个性差异有所揭示。唐五代时,以贯休所创作的行旅诗数量最为丰富,其集中有行旅诗157首,几占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半壁。形式多样,诸体皆备,五七杂言兼而有之;其内容之广博,山川林木,无不挫于笔端;其创作目的之繁复,游学、避难、交游皆有,集中体现了唐末五代战乱的社会现实;其艺术之特色鲜明,边塞行旅诗异军突起、奇崛的诗风、济世救民的入世情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与儒家仁义思想的异质同构,贯休可谓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代表。此外,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僧之行旅诗亦别具一格,往往记录域外之行的风光,异域风情与佛教文化相碰撞,独具魅力,若新罗僧慧超,日本僧道慈、辨正、空海和西行求法僧玄奘、义净诸人的20首异域行旅诗,在其行止之艰险、其情感之悲痛、其意象之奇特皆久居中土之僧侣所不能到也,其中不少来华僧人,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汉诗,并在创作中展现出求新、求变之特点。唐五代僧侣行旅之目的主要有参方悟道、宣教弘法、避难化缘等;唐五代僧侣行旅之作用与文化意义则突出表现为提升了僧侣修行的质量、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诗歌文化的成果等方面。僧侣行旅诗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佛门衲子积极宣扬“入世”,其生平行止践行了“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双轨,异于寻常文人。故而,唐五代僧侣行旅诗除了在表达“出世”之情的游方求学、明佛证禅、赏山悦水等主题,又体现出唐代僧侣的“入世”情怀,诸如思乡怀人、交友做官、怀古咏史等主题亦是他们所书写的对象,这种行为的动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为“友谊之求”,其二则为“媚俗之态”。在艺术特色上,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突出体现出尚“清”的艺术风貌。具体表现为多用“清词清语”、多选“清景清境”、多含“清神清趣”,并由此而造就了其“清寒幽静”的诗境。出现这一文学现象之因由,主要是因为僧人受“戒”“定”“慧”学法经历之影响,“因定入境”“因慧遣词”,所以僧诗较文人诗更易得“清”之风致。此外,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呈现出“融禅于诗”与“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总体而言属于一个诗歌体系,大部分意象之情韵与文人诗别无二致,然某些特别的意象,若“鹤”“镜”“灯”诸类,以及“锡杖”“袈裟”“囊”“钵”等法器,则潜含着特别的意蕴,这也是僧诗与文人诗别有不同的地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在体式的选择上以近体诗为多,占80%,其中又以律诗占比最大,为73.9%,而律诗中又以五言律尤多,且多有名篇佳构。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联系复杂。一方面,僧侣行旅诗积极向文人诗靠拢,题材、风格多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具自身特点,诗僧总是有意无意标榜其僧人身份,在诗中流露出禅房习气、山林志趣,体现着与文人诗异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质。唐五代文人和僧侣的行旅诗皆以发隐逸之趣、写自然之美见长。在主题上,文人更为丰富,“游宦”主题突出,僧侣则多以“游方”为目的。在艺术风貌上,文人重“抒情”,僧侣重“明理”。文人行旅诗多铺陈景物,刻画境界,抒发其情感的寄托。僧侣行旅诗则多描摹景物,裁剪山水,抒发出目前之景对心中佛法的启示,多了一种洞然明白之感。“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这一选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本文立足行旅,从僧人的视角窥见中华山川,本自与文人所见不同。同时又是以行旅为题材,释氏文人的眼界、闻见、心理、感悟,亦自与世俗文人不同。这一研究不但拓展了当前僧诗的研究内容,亦可管窥中国古代行旅文学中的别样风貌。此外,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旁及两个创作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文人与衲子的交往亦可有所补益。对僧侣“入世”原因的探析,还将有助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文化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整理、研究,不仅可知佛教诗歌在遣词造句、征引典故、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独特风貌,还可以“以诗证史”,对唐五代的佛教地理与文学地理状况有所考察与印证。行旅行为还影响到诗歌的传播方式,大量的题壁、题柱、题廊、题桥、题树诗,以及舟中、道中、途中、马上等诗歌创作方式皆因行旅活动而产生、而流布。此外,从僧侣行旅诗中还可以窥探出僧侣苦行的宗教情怀和济世救民的大乘佛教精神。

秦洋^[5]（2018）在《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苦难书写》文中提出长期以来,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其所表现的人性的优美与人情的质朴纯粹打动着读者,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沈从文极力讴歌湘西自然儿女健康、纯真的生命形式,但在他们看似和谐的生命背后却充斥着人生的苦难与悲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大都善良可爱,具有都市人所不能理解的诚实、忠厚,但他们的人生往往充满了苦难,最终结局也多以悲剧收场,如《柏子》、《丈夫》、《萧萧》、《边城》等作品都揭示了湘西底层人物难以掌控的苦难人生,他们或为贫穷所迫过着屈辱、艰辛的生活,或受命运捉弄丧失人生的幸福,又或因理性蒙昧而难以逃脱宿命般的人生悲剧。这些不幸的湘西底层人物构成了湘西世界苦难的缩影,透过他们,我们能更为清晰地感知沈从文对于故土湘西的热爱和悲悯。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追求一种和谐、恰当的美,他极少在作品中以饱含血泪的方式直陈苦难的百般情状,而惯常于将人生的苦难、生命的悲凉隐藏在极冷静、淡然的叙述中,用饱含诗意的文字将苦难包裹起来。以超越苦难的审美姿态来书写苦难,使得他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本文以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其作品中蕴含的多重层面的苦难内涵,分析苦难书写的艺术策略,从而更为深入的解读作品的丰富内涵,探索沈从文湘西创作中所蕴含的生命忧患意识与审美反思意义。论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对选题研究现状和趋势作出梳理、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为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苦难现象,结合作品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人生遭遇对文本中呈现的各种苦难现象进行概括分类;第二章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对作品进行完整的阅读和思考,同时结合有关叙事学理论对苦难书写的艺术策略进行深入地分析和阐述;第三章结合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湘西少数民族背景以及湘西地域特点梳理沈从文苦难意识之来源,并结合作家本人的文学创作观论述其苦难书写的生成渊源;第四章从苦难的超越与反思两个层面入手,在前面几章所论述的基础之上,探讨沈从文苦难书写中蕴含的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和生命理想形式的探索。第三部分为结语,总结沈从文湘西苦难书写的文学意义以及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孙刚^[6]（2018）在《苏珊·洛里·帕克斯戏剧中的陌生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1世纪美国非裔戏剧界,苏珊·洛里·帕克斯是一个不能被忽略、非常重要的剧作家,她是继奥古斯都·威尔逊之后第二位获得美国普利策戏剧奖的非裔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黑人女剧作家,在威尔逊去世之后她已经成为非裔戏剧界的领军人物。她的戏剧作品荣膺美国戏剧界诸多重要奖项,获得多项基金项目支持,赢得戏剧评论家的赞誉,获得学术研究者的重视。帕克斯的戏剧作品创作题材丰富、作品内涵深刻、创作手法独特是其获得美国戏剧界多项大奖的根本原因。国外对帕克斯作品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简介评论、博士论文到研究专着每年都有增长的态势,而国内对其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06年开始才陆续有学术论文的出现,近年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且丰富起来。可是纵观己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在研究成果中还是存在单个主题研究居多,综合研究较少;获奖作品研究居多,全面、系统研究较少的情况,而且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将帕克斯与其他戏剧家的作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较少对帕克斯及其戏剧做专门的研究,总之,现有研究对帕克斯戏剧内容与艺术形式缺乏立体、全方位的观照,更是未见从陌生化角度对其作品研究的成果。本文选取帕克斯的《强者/弱者》、《全世界最后一个黑人的死亡》、《爱情花园里的信徒》、《红字戏剧》、《第三王国的渐变》、《父亲从战场归来》、《维纳斯》、《美国戏剧》和《赌注压在尘埃司令上》这9部剧作为研究对象,以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理论为指导,从戏剧场景、戏剧情节和观演关系三个方面切入,全面探讨了帕克斯是如何在戏剧创作中把握了陌生化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的。本文的第一章聚焦帕克斯戏剧作品中戏剧场景的陌生化:在《强者/弱者》中,帕克斯通过全明的灯光、简单的道具将舞台与现实关联;在《全世界最后一个黑人的死亡》中,帕克斯通过舞台空间的重塑和历史场景的重构来呈现历史;在《爱情花园里的信徒》中,帕克斯通过信使和电视为媒介让戏剧有了层次分明的空间视域,虚实相融的戏剧场景阻碍了幻觉舞台效果的生成。第二章聚焦帕克斯戏剧作品中戏剧情节的陌生化:在《红字戏剧》中,帕克斯使用互文架构情节,让它同霍桑的小说《红字》形成文本互文关系,让它与非裔女性的现实处境形成映射关系;在《第三王国的渐变》中,帕克斯将美国非裔族群的历史与现状融入到戏剧碎片化的情节架构中,同时将散落的碎片重新整合,打破情节线性发展的传统模式;在《父亲从战场归来》中,帕克斯改变了古希腊时期歌队的基本构成形式和成员组成数量,让歌队介入戏剧情节结构,对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施加影响。第三章聚焦帕克斯戏剧作品中观演关系的陌生化:在《维纳斯》中,帕克斯让演员化身为戏剧的剧中人和局外人,让演员保持与角色本身和剧场观众的距离感;在《美国戏剧》中,帕克斯将家庭故事和民族历史进行结合,试图通过该剧中的“历史的巨大洞穴”来改变观众在传统观演过程中的被动状态;在《赌注压在尘埃司令上》中,帕克斯让角色通过“重复与修改”的语言策略体现剧作家的意图、保持与观众的距离,激发观众的思考,从而制造出陌生化效果。帕克斯的戏剧作品主题宽泛多样,既包括非裔族群的历史境遇,也涵盖非裔个体的现实状况,她的戏剧就是要向观众传达非裔族群被篡改和遗忘了的历史,要向观众呈现非裔个体卑微和窘迫的现状。在传递剧作家主旨意图的过程中,帕克斯试图通过使用多重戏剧创作手法对戏剧进行陌生化处理,让戏剧在发挥娱乐作用的同时更有利于教育功能的实现:让观众能从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的桎格中解脱出来,像布莱希特所倡导的那样主动联系历史过往和社会现实,进行更为积极和深刻的思考。

施新佳^[7]（2017）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文中认为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教育方针上形成了不同特色。两校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事活动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着精英文学传统,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乃及新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表现为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两种不同文学样态的龃龉和此消彼长。梳理和解读它们背后潜隐的信息符码,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能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话语支持。

毕文静^[8]（2017）在《吸纳 再现 重构：厄休拉·勒奎恩与道家思想》文中提出厄休拉·勒奎恩是美国当代着名女作家,着作等身,获奖无数。虽然以科幻文学出道,但在其后长久丰硕的创作生涯中,她冲破了创作类型、性属、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以及东西方文学等种种禁锢,在多重世界的边缘翩翩起舞。其作品不仅富有哲思,而且洋溢着隽永的诙谐和奇肆的想象,以曲达圆融的语言阐释了精微奥妙的思想。因此,目前国内研究者将其仅仅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或者科幻作家的做法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勒奎恩是有着强烈幻想特质的多面文学家。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勒奎恩与道家思想有着不解之缘,不仅主动学习吸纳道家思想,而且还在创作理念和语言风格上复写再现道家思想,更有甚者,还在生活和创作中对道家思想进行重构与创新。勒奎恩蹈虚守静,其对道家思想的吸纳、再现与重构既催生了大量具有艺术美感和思想内蕴的杰出文学作品,又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本论文旨在对美国当代着名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与道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说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进行剖析,探其源,究其实,力图做出科学的评价。除去引论、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以及后记等部分,本论文主体内容由六章组成。这六章围绕“吸纳、再现、重构”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二章为吸纳部分,重点考察阐释勒奎恩对道家思想的学习与吸纳;第三、四章为再现部分,重点剖析道家思想在勒奎恩创作理念和语言风格中的复写与再现;第五、六章为重构部分,重点剖析勒奎恩对“道”和“无”这两个道家核心元素的创新与重构（这三部分相互联系、彼此交融,实际上并无明晰分界,只是为阐释清楚,才如此划分说明）。第一章通过历时性追溯勒奎恩生平,从少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晚年时期四方面考察其对道家思想的吸纳,指出多元包容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勒奎恩自幼年始便有机会接触阅读《道德经》,并产生浓厚兴趣;道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父母开明睿智的处理方式帮助勒奎恩安然度过了青年期“A.B.”事件的成长阵痛,收获浪漫真挚的爱情,逐渐欣赏体悟“充满睿智的平凡生活的甜蜜味道”;步入中年期的勒奎恩创作力颇为旺盛,通过对《道德经》的研读,结合创作实践中的切身体悟,勒奎恩意识到自己从未刻意“成为作家”,因为一直以来都以“作为作家”的方式在生活和创作,寻找到艺术真我的勒奎恩由此获得更大范围的创作自由,在不同文学体裁间穿梭往返、自由滑行;如今勒奎恩年逾耄耋,依旧精力充沛、笔耕不辍,在对科幻及奇幻文学和对当代美国文学的整体性思考中领悟吸纳着“道”的神韵与精髓。第二章着重剖析勒奎恩对《道德经》的“译解”。首先,在简要回顾《道德经》英译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勒奎恩对《道德经》英译的继承与发展。其次,从对众英译本的批判借鉴、对隐含女性主义元素的挖掘以及对原文美学特质的再现三方面深入剖析勒奎恩“译解”版广受好评的原因。再次,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考察勒奎恩对道家思想最核心的两个元素——“道”和“无”的诗意“译解”与阐释。此外,由于勒奎恩本身不懂中文,“译解”过程难免误读。尽管无伤大雅,但也不容忽视。因此,从主旨内容和部分字词两方面通过例证详细剖析勒奎恩对《道德经》的误读,进而指出虽然存在由于语言间的隔膜而产生的种种误读。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存在种种误读,勒奎恩对道家主要思想的认知与领悟是深刻妥帖的,这既是勒奎恩长期以来潜心学习吸纳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在勒奎恩创作理念和语言风格中再现的原因,更是勒奎恩在文学作品中对道家思想进行重构的基础。第三章以勒奎恩六篇经典文论为例剖析道家阴阳思想、有无思想以及赤子思想在勒奎恩创作理念中的复写与再现。首先,勒奎恩以“发现”的方式在潜意识中的探索与道家通过内省体悟的方式悟“道”体“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充分肯定想象所触及到的“无”的意义与价值。其次,勒奎恩富有洞见地指出科幻等边缘文学所遭遇的歧视以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内化市场畅销标准进行自我审查等时代弊端,积极呼吁如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般承认、尊重和肯定他者,反之,排斥、贬损和否定他者便将一切可能性都降格为权力关系,将除自身外的其他人事物都物化。再次,勒奎恩对孩童充满信任,认为孩童比成人更能够区分幻想和真实（而非事实）,幻想文学应继续发挥自我探索的本质属性,向孩童讲述真相,引导孩童直面恐惧、寻找真我。第四章以勒奎恩典型作品为例剖析道家“言象互动”、“希言自然”、“言不尽意”在勒奎恩语言风格中的复写与再现。首先,与老子用“水”、“婴儿”等意象来类比“道”相类似,勒奎恩也常常在作品中以典型意象来表现传达无法直接用语言表述的艺术直觉与思想,比如:《倾诉》中的“树”和《一无所有》中的“墙”等。其次,勒奎恩的语言简约洗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内海渔夫》中在同一自然段连用四个“dark”的大胆尝试,还是《倾诉》中白描式环境描写,都体现着道家“希言自然”的语言观。再次,勒奎恩在作品中对语言局限性的探索还再现了道家“言不尽意”的思想,比如:“恩纳·穆穆伊的语言”中想象出的奇特语言和在《总是归家》中为读者预留的文本“孔洞”等。勒奎恩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内容,含蓄深厚、耐人咀嚼。这种外淡内秾、率性真纯的风格是对道家思想传神的复写与再现,散发着高古纯粹的况味。第五章主要分析勒奎恩对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的重构。一方面,勒奎恩在《薛定谔之猫》、《新亚特兰蒂斯岛》以及《总是归家》等作品中对二元性思维方式不断探索,将道家阴阳思重构为具有二元开放走向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追述阐释勒奎恩在“地海系列”中以魔法为喻对“名”与“实”（类似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反思与建构,指出勒奎恩认为道家代表“名”的“可名”与代表“实”的“恒名”之间已经出现严重的割裂和鸿沟,只有知晓“恒名”才意味着对人事物和真实的充分理解与把握。因此,勒奎恩在《她消除了他们的名字》中大胆地让夏娃将所有动植物的名字以及自己的名字都归还给象征着父权权威的亚当,进而超越“名”与“实”之间的割裂,重新回归动物与动物以及动物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美好状态。第六章主要分析勒奎恩对道家思想的另一核心概念“无”的重构。首先,通过勒奎恩在《特哈努》中对英雄神话的补充与改写以及在《黑暗的左手》中所进行的双性同体思想实验分析勒奎恩对道家有无思想的重构,指出在人们常识认知的“有”中被荫蔽的“无”。其次,通过对《一无所有》中融合线性时间和非线性时间的统一时间理论以及《欧西尼亚故事集》中非线性叙事的阐释分析勒奎恩对道家循环思想的重构,指出其始亦是终的循环思想与线性时间彼此间的融合之处。再次,通过分析《地海彼岸》中老年戈德和《寻找者》中的魔法学校守门人等类似道家圣人形象的塑造,分析勒奎恩对道家无为思想进行深入阐释,积极发掘其中积极进取的因素,将其重构为勇于担当又不妄为的智慧。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勒奎恩是美国当代着名女作家,不仅在生活和创作中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引入大量道家思想元素,而且还在不断体悟与创作实践中实现了对道家思想的阐释与重构,为读者描绘勾勒了一幅幅充满哲思、审美和人文关怀的惊艳绮丽的想象画卷,令读者得以从全新角度重新审视自身及其所生存的世界,促进文化及文明间的沟通与交流,为解决社会难题和时代弊端提供替代方式,进而引发对当今社会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度反思与畅想,引导读者在思想、意象、情感和可能性所织就的想象空间中自如穿梭、驰骋翱翔。

林海鹏^[9]（2017）在《普契尼歌剧的音乐色调研究 ——以《曼侬·莱斯科》、《波西米亚人》、《托斯卡》、《图兰朵》为例》文中认为歌剧的"色调"[tinta]概念最早由19世纪意大利音乐学家阿布拉莫·巴塞维与威尔第将其运用到歌剧批评领域,用以指代一部歌剧作品最鲜明的音乐品格,这种音乐品格捕捉与反映了贯穿在该部歌剧多个场景中的情景、气氛、性格与诗意风格。本论文选择了四部贯穿普契尼创作早、中、晚期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曼侬·莱斯科》、《波西米亚人》、《蝴蝶夫人》以及《图兰朵》,这四部作品都具有突出的地方色彩与心理色调特征,同时又显示出普契尼在不同时期色调意识的变化与手法的完善过程。"绪论"对色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歌剧色调范畴的发展历史作基本的梳理与回顾,并通过历史的回顾总结色调范畴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第一章对普契尼歌剧的色调问题作基本介绍,并阐述其作曲技法的国际性与其色调营造手法之间的关联。第二章是《曼侬·莱斯科》的色调问题,从该剧音乐的18世纪复古特征以及灼热情感的心理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该剧的色调问题;第三章《波西米亚人》,心理色调方面着重分析普契尼面对一部表现青年人日常生活的脚本,如何在音乐中体现出青春活力与普通人爱情的感伤,地方色彩则聚焦第二幕,分析音乐如何表现现代巴黎的繁华与喧嚣;第四章介绍了 19世纪末欧洲的日本风潮以及《蝴蝶夫人》之前的日本歌剧,说明"真实主义美学"与该剧日本色调营造的关系,并分析普契尼是如何在自己的音乐中营造日本色调的;第五章关于《图兰朵》,在中国色调分析方面依旧聚焦在普契尼对中国旋律的运用以及他的风格模仿曲,但也会说明普契尼到了晚期在技术上的不拘一格与灵活自如,以及他是如何结合西方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东方音乐,创作出一部弥漫着东方色调的天鹅之歌的;结语一章是对普契尼歌剧色调营造的总结与评价。

翟婷婷^[10]（2016）在《流行文化与被建构的书写 ——以“80后”写作为例》文中指出“80后”写作可谓新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以青春文学为主体的“80后”写作从登上文坛起到现在的十多年间,饱受争议之下非但没有消亡,还不断掀起一次次浪潮,具有了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这表明“80后”写作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时代症候性意义,是探测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很好的面向。在中国社会变革时代的新文化权力格局中,这样一种现象承载着众多和复杂的文化意义。论文以青年亚文化为理论基点,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切入,选择“80后”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韩寒、郭敬明为代表,对这一文化样态进行解读,从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三个方面,对“80后”文学和文学生产的整体性进行考察,以期阐释出一种文化样态的流行背后暗含着的多种文化力量之间斗争、博弈的复杂性,继而揭示出“80后”作为一种流行文化所具有的特质和文化走向,并进一步探讨其文化意义。第一章,从“80后”文学生产中媒体传播机制的多样化及和市场的完美结合,到作家自身商品化的过程,产业化的生产倾向最终推动着“青春”以畅销的方式流行,从而印证了青春文学是消费时代下的产物。第二章,探究“80后”写作的基本面貌与青年亚文化的呈现方式,通过梳理“80后”写作的历史和对应的两副面孔,以及对作家身份变化的解读,梳理“80后”青年亚文化的文化内涵,指出其反抗性和妥协性的共存与变动,继而在理论上进行深度阐释,探讨其文化价值追求及流行文化属性。第三章,从文本批评接受角度分析,一方面指出粉丝对于“80后”流行文化建构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的比较指出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精英文化等不同权力集团,对“80后”群体所持的不同态度,指出媒介作为新的权力中心所起到的建构作用,不同的收编手段背后隐藏的是各种不同权力的碰撞、交汇与交融。

二、底层人的歌者──写给《大山深处》的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底层人的歌者──写给《大山深处》的序（论文提纲范文）

（1）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4）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苦难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苏珊·洛里·帕克斯戏剧中的陌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论文提纲范文）

（8）吸纳 再现 重构：厄休拉·勒奎恩与道家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9）普契尼歌剧的音乐色调研究 ——以《曼侬·莱斯科》、《波西米亚人》、《托斯卡》、《图兰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流行文化与被建构的书写 ——以“80后”写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底层人的歌者──写给《大山深处》的序（论文参考文献）

• [1]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D]. 林雪儿. 中山大学, 2021(08)
• [2]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D]. 朱福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魏梦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1)
• [4]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D]. 代慧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苦难书写[D]. 秦洋.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6]苏珊·洛里·帕克斯戏剧中的陌生化研究[D]. 孙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
• [7]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D]. 施新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8]吸纳 再现 重构：厄休拉·勒奎恩与道家思想[D]. 毕文静. 武汉大学, 2017(07)
• [9]普契尼歌剧的音乐色调研究 ——以《曼侬·莱斯科》、《波西米亚人》、《托斯卡》、《图兰朵》为例[D]. 林海鹏. 上海音乐学院, 2017(08)
• [10]流行文化与被建构的书写 ——以“80后”写作为例[D]. 翟婷婷. 沈阳师范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