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学幻读行为的隐蔽性

一、文学性言外行为的隐蔽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胡业爽^[1]（2020）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地域文化的俄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所创作的以乡村中国为叙述对象,以展现地域文化为主要审美特色、文学和文化传播价值的一系列文学作品。近年来,不少当代乡土小说作品通过翻译走进了异域读者的视界,为他们了解当代乡村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打开了一扇窗。然而,乡土小说的翻译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地域文化的翻译困境。无论是方言的转换困难,还是地域文化的异质性都使得乡土小说面临着被翻译解构的危机。因此,可以说,地域文化翻译是乡土小说外译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而无论是就乡土小说的审美、文学、文化价值来看,还是就地域文化翻译的特点和难度来说,乡土小说外译中的地域文化翻译问题都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尽管近年来这一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中仍存在研究对象较为片面、研究角度比较单一等问题。加之,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乡土小说翻译的欧美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值得借鉴,但并非唯一参考。作为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学、文化交流基础的俄罗斯,近年来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译介上表现也很突出。所以,探究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俄译是对当前欧美经验的有益补充,长远来看也可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俄译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俄译问题进行多角度、系统性的认识。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翻译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整合地域文化翻译研究,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随后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入手围绕地域文化翻译的概念、地域文化翻译的价值、地域文化翻译困难的原因和地域文化翻译的目标这四个问题对地域文化翻译进行了宏观认识;继而对地域文化翻译对象——地域文化素的界定、分类和性质进行了系统描写。在对地域文化翻译机制进行探讨之前,从叙事学角度探究了地域文化翻译与乡土小说译本叙事重构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地域文化素传译对乡土小说译本叙事重构的重要价值。最后,在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翻译的机制问题上,本文着重探究了地域文化素的认知、文化素传译的优先级问题、翻译策略与方法这三个方面。研究表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翻译有其特殊的规律。文化的地域性贯穿、参与并影响着地域文化翻译的全过程。在地域维度下,地域文化翻译的对象要综合考虑标准语和方言两种载体。文化的地域性特点决定着地域文化的翻译价值、翻译难度,并影响翻译机制的运作,表现在认知上的地域变化、译者的地域文化身份对翻译优先级的影响、适用于标准语和方言文化素的通俗化翻译策略等;而在叙事维度下发现,地域文化素传译的必要性并非仅仅在于其语言和文化价值上,还在于推动译语叙事重构的核心作用上。如果不能恰当地传译地域文化素,乡土小说的译语叙事重构就会出现偏差,包括故事的改变、叙事效果的降低,甚至是主题的偏离、浅化乃至消解。最后,作为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学、文化交流基础的俄罗斯,译者们在进行地域文化翻译时表现出了以下三个总体特点:倾向通俗化翻译策略,力求传达出原作的土味;注重补偿翻译策略,重视培养读者潜在的文化接受能力;尊重文化差异,鲜少对地域文化素进行删节和替代。综上所述,系统、全面地考察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俄译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能够推动文化翻译理论认知域的拓展,提升其解释力,而且在实践层面可以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外译实践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潘云璐^[2]（2020）在《社会新闻标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社会新闻标题为研究对象,从媒体和受众、标题与正文这两个角度分别总结了社会新闻标题的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并分别阐述了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实现策略。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部分从媒体和受众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新闻标题的交际功能及实现策略。交际功能主要包括:信息功能,说服功能和引导功能。实现信息功能的主要策略有符号凸显策略,“主题+副题”策略,数字词、模糊语策略和语用预设策略。实现说服功能的主要策略有直接言语行为策略和间接言语行为策略。实现引导功能的主要策略有疑问代词策略、反语策略和评价词策略。第三部分从标题和正文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新闻标题的语篇功能及实现策略。语篇功能主要包括:概括功能、称名功能和吸引功能。实现概括功能的主要策略有成分删除策略,语义虚化策略,略语紧缩策略和标点使用策略。实现称名功能的主要策略有语义隐含策略,成分省略策略,成分易位策略和语词标记策略。实现吸引功能的主要策略有口语化策略,流行词策略,行业词策略,辞格策略,设悬策略,“问-答句”策略和直接引语策略。第四部分为结语,主要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整理,指出文章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王晓燕^[3]（2020）在《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自1958年出版,其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历经作家雪克四次修改,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文献资源。现有研究有很多重要的成果,绪论第一节分类描述了此类研究的价值。但与本文考察对象直接相关的版本研究存在待开发空间:其一,从版本研究的共同要求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的版本意识相对匮乏、版本指向比较模糊、版本依据时见错漏。其二,从红色经典版本变动的区别特征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相对忽略了政治修辞>艺术修辞的文献事实。本文拟对同类研究的不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以《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为研究对象,采取线性对比的方式,依次将1958版/1960版、1960版/1961版、1961版/1962版、1962版/1978版进行对比,穷尽性地统计版本变动内容。依据后版相对于前版“重构了什么——怎样重构——为什么重构”的逻辑路径,立足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将其置于广义修辞学“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理论框架,考察《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修辞重构特点、修辞成因及话语生态。以小说标题“战斗”关联的战争叙事、“青春”关涉的性爱叙事,以及统摄两者的阶级叙事为关注点,聚焦阶级叙事、战争叙事、性爱叙事等不同版本变动主题,参照版本增扩、删减、置换和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分析版本变动篇幅、变动趋势、修改意图等因素。研究发现:增扩主要分布在阶级叙事和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中,部分分散于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置换和删减在阶级、战争和性爱叙事的重构中分布相对平均;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相对集中在战争叙事中正反群像的形象重构以及性爱叙事中的角色位移和修辞重构。研究认为:《战斗的青春》版本修改本质上是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是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重构了不同的文本呈现形式,隐含着人的存在方式的修辞信息。据此勾勒相应的叙事变动路径,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分析作家个人讲故事的方式和接受群体听故事的审美期待之间的缝隙,比如受接受者的阅读取向影响,不同版本中许凤三姐妹经历了[+牺牲]→[-牺牲]→[+牺牲]的修辞重构,这里有作家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及其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修辞加工,从中挖掘文学想象和政治想象复杂纠葛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尝试将无序分布于不同版本的碎片信息转化为有序的再阐释资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战斗的青春》不同版本的修辞重构可能有同质性大于异质性的总体倾向,革命的纯粹性可能部分地遮盖人的复杂性,但那是时代需要的精神能量,是影响同时代人并激发后人追溯的红色基因。当年艺术之“我”融会于政治之“我”的文学生产和产品再加工,仍是考察红色经典版本重构待开发的话语场。希望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的分析,能够为修辞学—文学研究互相拓展跨界学术生产、构建更为开放的学科形象和学科生态,探索一种可能性。

吴健^[4]（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本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核心概念为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内涵、类型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运用及其创新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能够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能够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提供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活动过程中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生动、直观、富有感染力的形象,教育引导人们提高思想政治品德素质的方式和方法。这种方式方法是广义的方式方法,它既包括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包括指导这些方式方法的理论,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运用形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运用形象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过程中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忽视任何一方的作用都是片面的。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运用形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感染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形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兴趣,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在获得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受到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以形象本身或形象化的方法提升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形象”的属性不同,并充分考虑各种“形象”之间的重合与差异,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划分为艺术形象教育、情境形象教育、人格形象教育和数字形象教育。相较于其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主要具有阶级性、直观性、情感性、潜隐性、审美性五大特点。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间性”,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双向交往互动的过程。可以分别从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接受和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运用出发,考察教育对象和教育者是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活动中发挥自身的主体性的。在此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深入研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运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如何在新时代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进行深入探讨,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研究的最终目标。至此整个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教育对象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接受者,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自我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接受过程不是教育对象单方面的事情,它既是教育者选取、打磨、传导形象教育载体的过程,也是教育对象吸收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是与教育者地位相适应的独立的主体,只有全面掌握其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接受的生理和心理机制,才能为精准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提供科学依据。为此,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接受过程中的几对主要矛盾进行辩证分析,为有效化解这些矛盾提供理论指导。因为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主观意愿和教育对象接受程度之间的矛盾、教育内容丰富性与教育形式多维性之间的矛盾、教育目标的设定与教育效果的取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关系的解决直指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何以“生效”?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施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运用过程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需要在综合把握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提升自身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能力素质。中国共产党在九十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不仅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运用过程中形成了宝贵的经验。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运用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科学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团结教育广大无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最终目的、大众化的教育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教育路径、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艺术形象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根本方法、善于利用典型形象开展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基本方法、宣传思想工作的柔性转向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教育内容上淡化意识形态导向、教育方法上群众性不强、教育载体上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教育者缺乏自己的话语体系,只有深入分析研究这些突出问题及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创新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最终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呼唤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新时代召唤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互联网革命和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给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既是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的回应,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针对性有效性的内在要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创新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创新要顺应时代潮流、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优质资源、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讲好中国故事、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传播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创新的五条基本路径。它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使之落到实处,才能够取得实效。本论文还特别关注了如何根据青年群体的思想状况、年龄特点、价值取向、兴趣偏好等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的重中之重。

李章博（Lee Chong Por）^[5]（2016）在《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之研究》文中认为《庄子》的诠释路向主要有义理阐发、以文解庄及音义训诂考证之学三种。以文解庄之渐受重视,乃受南宋以降文学评点之风兴起的影响。清代的以文解庄,强调文理并重,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即是其一代表。此书对於庄学的文学研究和义理阐释两方面而言,皆有其学术价值。而论者主要从文章学层面去探讨和肯定此书,对其义理价值方面的表现则缺乏深入考察,因此本文便以其义理诠释部分作为研讨的重心,致力於发掘刘注的义理意蕴;至於学者聚焦的散文研究部分,则成陪宾。藉此讨论重心的转移,可以补充前人研究之不足。论文共分七章。《绪论》一章,概述历代的庄子学,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思路和《南华雪心编》的研究概况,也叙述刘凤苞其人及其书的形成背景。第二章论述《南华雪心编》的诠释特徵。首先略述清代胡文英、林云铭、宣颖、陆树芝等人「以文评庄」的特点,及其对刘注之影响。其次,论《南华雪心编》的撰述宗旨和注解体例,可知藉由了悟庄书思想旨趣——究明天人分际和性命之微——而深得一种超世迈俗的雪亮心灵,以及追求儒道会通,乃是刘凤苞注庄的用意。再次,则探究此书极其多元的诠释方法,分论其在以文解庄、以儒解庄、以佛解庄、以庄解庄和训词考证上之表现。第三章至第五章论述《南华雪心编》对於庄子的道物论、心性工夫论、理想人格论、人生论、政治论等的义理诠释。郭象注和宣颖注为刘注的重要思想资源,文中比较其间异同,可见刘注的思想特色。关於道物论,可从道的属性、道与气、道与物等方面来讨论;心性工夫论,以主体精神之存在、具体工夫和形神观等为切入点;理想人格论,可以至人与圣人、人格形相、对魏晋士人学庄之评论作为观察的面向;至於人生论,则由「运实於虚」、生死观和处世之道来作阐述;政治论,则关注无为的精义和名教与自然之关系。从以上的探讨可以得知,道体实有而不失落、离人入天、心之虚无、工夫体现於生命实践之中、形合於神、运实於虚、有为统於无为、由末以求本等思想,乃刘注的阐释要义。第六章论说《南华雪心编》对《庄子》的章法结构、笔法、文章意境和格调等文章之美的评析。章法结构方面,刘注认为贯串玲珑和灵巧变化即其特色。对於字法、句法和各种修辞达意之笔法,刘注则有着细致的分析。至於文境,可归结为空灵缥渺、洸洋恣肆、含蓄不尽、透彻晶莹等,此皆可说与道之性格相关,可见文章与思想可相通。刘注亦指出庄文具有奇辟、诙谐、逸趣、平淡、雄厚、苍凉等的风格表现。《结论》一章,总结各章要点。

龙鹏屹^[6]（2016）在《张惠言词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被称为“明清八大家”之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宗师。他在经学、词学、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张惠言的词学思想在词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其词学思想吸纳了经学概念、诗学理论和词史上关于词体认识的一些观念,但能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赋予了词学较为鲜明的理论色彩。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主要内容为:主张为“尊体”,词应“意内言外”,词体艺术特征为“低徊要眇”,表现手法崇尚“比兴寄托”。张氏之词学思想与其经学研究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其推尊词体的路径是援诗教入词论,提出诗词同源。其“尊体”意识,依托了深刻的传统诗学理论,这就使其词学思想具备了理论的依据。他倡导词应“意内言外”,这与其《易》学研究注重抉发圣人微言大义有密切之关系。他将今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融入了词学研究之中,在《词选序》中提出了“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词学创作主张。在他之后,周济、谭献、陈廷焯、况周颐对其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构建出了一个连贯的理论体系。张惠言的词学思想在词史上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且具备实践意义,其词学思想对于纠正浙派末流存在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对清末四大词人以及常州词派的创作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张惠言词学领域为研究基点,深入分析了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并结合我国词学的历史传承,时代背景对张惠言词学创作的影响,对张惠言的词学思想展开探讨;从他词学思想的核心观念、词学思想中体现的美学观、以及词学思想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几个方面对其词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阐述。这是一个纵向的研究过程,从张惠言的生平研究,到词学理论及创作研究,最后体现为影响研究,借助这样的脉络,最终提炼出了其词学思想中诸多主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不仅仅是对前人理论研究的重新梳理,也是研究领域深度的开拓,期望通过本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蒋继华^[7]（2014）在《论生产性批评 ——以“西马”、“新马”四批评家为例》文中认为生产性批评是指视文本为一个蕴含大量矛盾、含混的多义体,通过阅读和批评,深入到文本内部,发掘文本中没有说出的东西,即从构成文本的话语组织及其不连贯、省略、缺失中主动寻找文本的生产过程。由此,批评的意义在于批评者的“生产”之中。本文主要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都塞、马谢雷和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詹姆逊的生产性批评思想,着力解决批评中的“生产性”问题。第一章,生产性批评的一般问题。生产性批评视文本为一个矛盾体,通过深入到文本内部,积极地改造文本中既定的东西,释放文本没有说出的东西。这样,批评就是生产意义的工作。第一,生产性批评的内涵主要包括生产性、过程性和现实指涉性。生产性批评的“生产”不是物质生产,而是文学阅读和批评中采取类似物质生产的加工行为。这意味着被生产的对象及其生成物之间存在过程性。同时,文学批评要依据文学得以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如果撇开历史语境或超越时代去评价文学,就会带来阐释的隔膜,颠覆文学历史的真相。第二,生产性批评的成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语言到话语的语言学转向导致话语模式在阅读和批评中具有生产意义的强大力量,从而在社会历史和权力层面寻求对批评的创造性理解；二是从文本接受到文本阐释的读者阅读范式转型,强调读者对文本的构建作用；三是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格局新变,使理论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作品,而是跨越文学边界,弥漫于各类人文社科领域。由此,生产性批评在语言学、接受美学、文化学的转向之中得到合理说明。第二章,结构与生产：阿尔都塞的生产性批评。本部分主要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生产性批评研究,探讨文本解读如何通过对结构的揭示,使认识成为生产的过程。第一,生产性：结构与意义。在结构主义看来,“结构”产生了现实,文学存在于结构和符号之中,寻找支配表面现象的潜在结构,以结构和符号的解码获取意义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所以“生产性”意指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即结构具有生产性,能产生意义。结构主义开启了生产性批评。第二,阿尔都塞的生产性批评。阿尔都塞成功实现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向哲学领域的转换。从马克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断裂中,阿尔都塞揭示出深藏于表层文本之下的“总问题”结构。由于总问题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着,所以只能通过症候式阅读使其显现,从而认识成为一种生产。这就需要接受者在阅读作品时善于从外部入手窥破文本中潜在的离心结构,觉察到意识形态的幻觉及其深层支配特质,使批评的目的在于生产出不在场的内容。第三章,“离心”与生产：马谢雷文学生产论。马谢雷吸收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遵循“生产”的逻辑理路,将症候式阅读用于批评实践,其文学生产论开启后结构主义诗学批评。本部分主要围绕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探究马谢雷的文学生产论思想。第一,马谢雷对传统批评的批判。马谢雷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构建能“生产知识”的批评模式,即批评是按照一定的生产规律和流程,制作出符合科学化规则的文学“产品”。为此,他清除了传统文学观念中的种种非科学成分和批评术语,包括对反映论、创造论的批判和对阐释性批评的批判。第二,马谢雷生产性批评的构建与实践。一方面,“离心”结构是生产性批评的科学指向。马谢雷提出必须放弃完整性和一致性概念,对不完整性和未完成性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就需要探究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语言进入文本,带来文本内部的断裂,实现文本的内在生产功能,并在这一过程中摒弃批评等同于作品思想的错误观点。在马谢雷看来,由于沉默和缺省,文本从意识形态的中心移开,从而形成文本—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离心是文学生产的必然结果。马谢雷构建的生产性批评显露出三个主要内容：一是批评与生产相结合,一是批评与作品相分离,一是批评要面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第三,马谢雷关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分析导致了文本的“复数形式”,所谓“生产性”即指话语对文本的重构,即话语产生了第二文本,呈现出鲜明的后结构主义倾向。当然,马谢雷的生产思想主要是指文学如何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变形,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形式主义倾向及其对社会性建构因素的忽略,这一点由伊格尔顿加以修正。第四章,“形式的政治”与生产：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论。本章主要从伊格尔顿的文本“形式—政治”批评入手,探究其意识形态生产论思想。第一,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形式观,在文学生产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关系,既批判了形式主义强化形式、远离政治的批评观,又批判了庸俗社会学弱化形式,从文本中直接寻找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做法,正确处理了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二,形式的政治批评。伊格尔顿沿着马谢雷提出的问题继续思考,深入揭示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的复杂关系,将形式的考察与意识形态的内容联系起来,尤其关注形式与意识形态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形成独特的“形式—政治”批评模式。在文本与意识形态方面,伊格尔顿区分出文学生产结构中的六个要素,提出批评的任务就是揭示出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模式,实现对阿尔都塞、马谢雷观点的继承和修正。在形式的政治批评实践方面,伊格尔顿主要探究：一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如何通过形式要素进入文本,构成文本的生产,一是文学形式是如何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重构,发挥形式建构功能和积极意义。其“形式的政治”并非单纯的语言技巧和形式结构,而是指文本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此即生产性的内核。第五章,“政治无意识”与生产：詹姆逊的文本阐释论。如果说伊格尔顿致力于发掘文本外部要素通过何种渠道投射到文本内部,实现诸种意识形态的生产,詹姆逊则在文本内部实现文本的阐释目标。在继承阿尔都塞等理论基础上,詹姆逊将文本阐释与意识形态、历史政治联系起来,强调文本生产是对社会矛盾的想象性或象征性解决行为,阐释就在于揭示“政治无意识”的运行机制、遏制策略和被意识形态压抑的社会矛盾、历史真实与政治欲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批评策略。第一,形式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在批判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带来的“语言的牢笼”基础上,就文本形式和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意蕴的复杂关系,提出形式的辩证批评,观照文学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辩证观念,折射出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为此,阐释所追求的是文本形式、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内容。第二,文本阐释与意识形态。文学阐释的目的在于通过追寻文本背后的深意,达到对文本新的理解。在詹姆逊看来,阐释作为强有力的“重写”,是根据特定的主导符码对具有深度模式的文本进行重新发掘的结果。任何批评都应通过符码转换,将历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语境之中,所以生产性即指符码与历史的关系。依此,詹姆逊提出批评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文本叙事因素中隐匿的“政治无意识”。詹姆逊以文本阐释的“三个同心框架”策略为例探究文本阐释的意识形态模式,揭示文本蕴含的社会象征性行为,显示批评是一种生产。当然,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在批评的理路、重点方面也形成各自特色。第六章,走向反思性的生产性批评。本部分主要基于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潮进入所谓“后理论时代”,面对文化扩散的逻辑事实,提出生产性批评要对自身的功能进行反思。第一,意识形态的反思。在后理论时代,意识形态被替换为效用、技术和各种话语,文学自身的惯例、规则、图式遭遇解构。第二,文学存在方式的反思。文学性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一切的历史叙事、哲学观念、神学故事无不打上文学的语言情结。为此,需要重新认识文学和意识形态、文学生产和文化生产等相关问题,促使文学生产在文化理论视域中及时调整研究对象和范围,在发挥对现实政治批判的同时,正视后理论视域中文学批评功能的变化。第三,生产性批评的反思。通过对比解构主义和文学生产,探究二者在形式、审美和政治批评上的差异性,进而提出一方面,要规避文学批评中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扩大化；另一方面,关注文学的审美性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在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政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适度张力,寻求其中最大公约数,是避免批评滑向极端化、单一化的有效策略。由此,结构—意义、话语—文本（互文本）、形式—政治、符码—历史成为贯穿生产性批评的内核,成为阿尔都塞、马谢雷、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四位批评家孜孜以求的文学生产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也符合当代文学批评从文本批评向文化批评、从形式到政治和历史的“向外转”趋势。

陈进武^[8]（2014）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文中指出审丑,从曾经的不为人所接受到如今的炙手可热。这样一种鲜明而又强烈的反差现象,无疑是促人深思的。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审丑成型于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并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思潮。相较于西方文学审丑的起步早、发展快与成果多,中国文学的审丑则是晚近的事情。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当代文坛从形式到内容带来了新的生机。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与创作界对“丑”的态度转变,一些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描写丑,并由此掀起了审丑文学创作的高潮。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多元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坛呈现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尤其是各式各样的文学现象相继或同时登台亮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家们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从单纯的审丑到逐步转变为向审丑纵深处探寻的发展趋势。令人遗憾的是,审丑在当下文学发展的复杂语境之中的嬗变状况却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关注。鉴于此,我们尝试突破审丑研究的既有格局,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审丑的整体研究视角,开拓一种新的审丑研究的学术范式。本论文既侧重从理论层面来加以深入阐述,又试图从文学本体角度研究小说审丑嬗变,尤其是从小说叙事等内部因素把握审丑的流变,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及发展提供一定的镜鉴。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第一章至第五章）、结语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我们着重考察、发掘与辨析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具体情况。前四章依次对小说审丑嬗变的文化层面（即“泛审美”）、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即“审恶”）以及小说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即“嗜丑”）等进行了重点探讨。第五章则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不同层面之关系、小说叙事伦理的新变等进行了整体的考察。导论部分对于审丑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之中的特征做了一定的描述与判断,并明确作为本文研究课题的“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研究”的具体构成。这一部分就问题的缘起、选题意义与学术史价值、目前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反思、研究设想与学术目标等四个层面做了整体且充分地说明与阐述。第一章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审丑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梳理,以呈现出文学审丑“流动”的脉络。这一章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审丑嬗变演进的历时性寻踪,这又将按通常意义上划分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三个阶段进行描绘与考察。但由于这30余年时间不算太长,加之这一时期文学现象与思潮状况尤为丰富与复杂,因此,我们划分的三个阶段的界限不可能径渭分明,而所梳理的线索只是特定阶段的突出与侧重。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力图理清“审丑”从新时期至今的衍化脉络,并确证了“审丑”嬗变的必然性。第二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文化层面的探讨。这一章重点阐述了“审丑”嬗变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的“泛审美”的具体状况。这又主要辨析了从“审丑”到“泛审美”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表现形态与演变的逻辑层面。特别是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审美主体的既“在场”又“缺席”、审美形态的“审美”与“欲望”的互渗,以及审美精神出现影像仿真的模糊化等表现。这样一种从“审丑”到“泛审美”的嬗变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一种新的美学的发生,但也恰是其本质的平庸性又使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含混”美学。第三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的探讨。在小说审丑嬗变的人性层面,如同打开的“潘多拉之魔盒”,各种“恶”的因素聚焦式出现在90年代以来的小说之中。这一章侧重考察了从“审丑”到“审恶”的嬗变情况。作为人性层面核心体现的“审恶”的表现形态与逻辑层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观照,即具象的社会表象之“恶”、潜隐的文化本质之“恶”,以及这两者终极指向是更为抽象的人性之“恶”。可以肯定的是,“审恶”事实上是在“解构”审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审丑之“重构”,这样的审丑“重构”更是对于当下审美的一种重构。不过,“审恶”本身就存在着深刻性与损害性并存的两面性。第四章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的探讨。在审丑嬗变的价值层面,“嗜丑”无疑是对于审丑的颠覆与解构。这一章主要分析了从“审丑”到“嗜丑”的嬗变情况,同样考察了这一嬗变的生成背景、表现形态及其逻辑推演过程等。在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了“嗜丑”是否颠覆与解构审美的问题,并重点阐述了“低劣之丑”、“颓败之丑”与“荒谬之丑”这三种表现特征。这些特征指向的是价值形态与精神倾向等意义之上的。正因为对于审丑的颠覆力最为强劲,“嗜丑”所具有的审丑因素最不稳定,它是始终处在一种价值泛化的混乱与无序状态,甚至是出现无价值或反价值的倾向。论文第五章着眼于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的三个层面的共生联动及互反互现的情况,以厘清小说审丑嬗变中的特殊的、动态的交融状况。在这里,我们还辩证地探讨了由小说“审丑”嬗变延伸出的这样三个问题,即考察视角是文学性或民间性,反抗审丑的创作是审丑的或证美的,精神诉求是启蒙的或审美的等。从这些特殊的角度来探讨,既可审视与求证小说审丑嬗变的不同层面关联性,也能从具体创作中辩证看待审丑的嬗变。此外,我们还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与小说叙事伦理的新变问题进行了讨论,侧重从自由叙事伦理中的写实伦理与个体叙事伦理中的人性表达等两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本论文的结语部分,我们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嬗变形态及其审美特征做出简要的归纳总结。同时,本文透过小说审丑嬗变的现象,以展现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动向,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郭学军^[9]（2013）在《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 ——1949-1979年中国电影论争与批判》文中认为政治规训特性是1949-1979年期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最重要特征，不仅表现为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电影批评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还表现为意识形态要求和政治权力对电影批评的全面介入，政治标准既是评价电影思想内容的终极尺度，也是进行电影本体批评必不可少的规范。随着政治语境的不断变化，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经历了从“左”倾到极“左”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极大，并体现出执政党通过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逻辑。论文选择了从电影论争和电影批判的维度对这三十年的中国电影批评进行集中论述。论文分为五部分：一、政治权力对电影批评的强力介入。电影《武训传》批评运动开启了电影政治批评大幕，这一批评运动对后来的电影创作与批评影响极大。它看似突然，实则有严谨的政治和思想逻辑。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开启了电影批评的动员-改造模式，相继出现“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艺术性纪录片”、“拔白旗”等电影批评运动。通过一系列电影批评，执政党完全控制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确立“左”倾思潮在电影批评中的霸权地位。二、为使电影更好地服务于新政权，更好地完成意识形态宣教任务，以电影管理者和电影从业者为主体的电影批评家在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下展开电影创作讨论。在讨论中基于电影本体发展的内在要求，电影批评客观上呈现出向自身回归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批评家针对电影剧作、导演职责以及电影形式等展开了讨论。这些带有论争性质的电影本体批评虽然都以政治规训为旨归，但客观上具有促进中国电影艺术发展、丰富中国电影理论的作用。三、与美、苏先后交恶使得中国国际政治语境趋于封闭，政治规训下的中国电影批评选择从本土文化角度观照电影，体现出对政治使命的遵从，并形成本土化电影批评。电影批评家注意到电影与本土文化对接的可能性，并就此展开讨论与论争。主要包括蒙太奇的本土化阐释、从传统文艺中寻求电影资源的探讨、关于电影样式的论争等批评。这些争论和批评促进电影艺术向中国本土文化的发掘、对中国电影理论的积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四、1963年后，政治语境持续“左”转，电影批评政治工具作用凸显并被迅速推向极致。“文革”爆发前，极“左”思潮主导下的电影批评先后发起针对“毒草”影片的三次批判，政治标准成为惟一尺度，电影本体诉求几乎得不到体现。“文革”爆发后，电影批评彻底沦为政治工具，极“左”派发起政治目的极为明显的电影批判。尽管方法简单、逻辑混乱，但符合极“左”政治逻辑。同时，“三突出”等激进批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样板戏电影”和“反走资派电影”的批评文本。五、“文革”结束至1979年，电影批评经历了从政治批判向观照自身的艰难尝试。“文革”刚结束时，“左”倾思潮犹存，尽管电影批评对象发生反转，但“文革”思维及其批评方式依然有效，并在揭批“黑线专政”论、“三突出”原则以及揭批“阴谋电影”的电影批评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电影批评表现出挣脱政治规训的努力。

柴冬冬^[10]（2013）在《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图像化生产》文中提出本文将既有的文学图像化趋势作为命题的一个既定前提，并以生产方式的视角对其加以审视，着力探讨文学的图像化生产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方式的内部构成逻辑，以建构一个关于文学图像化的生产理论体系。文章主要分为七大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现状、方法等问题。问题的缘起包含两个层面：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学走向了图像化，在这种语境之下，我们对文学生产的理解也必然会逐渐呈现出历史局限性，因此就需要重新探讨文学生产的内部构成；而学界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大多集中于二者之间的对比与相互关系两个层面，都过于表象化，没有更加详细的深入到图像时代文学活动发生变化了的内在构成上，对文学图像化问题缺乏一个理论建构的视野。针对此，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以生产方式视角切入，建构一个文学图像化的生产理论体系。接着对“视觉文化”、“图像”等这论题展开的基础性概念，做出了概要性的辨析。最后对相关的国内、国外研究现状做出了综述，并以此确立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第一章是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方式的图像化转型，具体探讨图像化文学生产方式的内涵、结构体系及文学观念的更新问题。图像化的文学生产方式，其实质就是文学的生产形式表征为以图像的呈现模式来进行。在本质属性上它既具有审美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并且受到生产的各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复合的生产，但物质商品性是它的首要特性。面对这种境遇，文学无论从其内在张力上，还是从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上，传统的文学观都需要重构。文学的重构交织着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双重性内容，一是关于什么是文学的重构；一是文学如何生产的重构。但这种重构是建基于文学原本的品格而言的，文学的图像化生产的基础也即如此，脱离了这个层面也就不是文学。这里我们应当采取一个“大文学观”或是一种“文化文学观”，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文字文学观”。文学生产方式的图像化转型，其表征形态实现了三重转型，其一是从文字生产到图像生产的转变；其二是从时间生产到空间生产的转变；其三是从理性生产到快感生产的转变。但这三重转型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具有绝对性，其划分的标准在于何种生产方式在“主因”。第二章是文学图像化生产的构成场域，从生产组构的层面对文学图像化作为一个生产活动的内部结构进行切分式的探讨。文学的图像化生产场就是特定的文学的图像化生产关系模式和结构，图像意识场域、媒介生产场域、消费生产场域是这种关系模式和结构的具体作用因素，它们在文学的图像化场内身处不同的位置，同时又是文学的图像化生产的生成因素和从属因素，具有双重属性。同时三方并非毫无关系，而是相互重叠、交互作用，缺一不可的。由外向内的具体结构表现为：最外层是文学图像化生产场；第一层是权力场，它渗透进各个场之中，各级次场之间以及各级次场内部都暗含着权力斗争；第二层是图像意识场，它是行动主体的专属部分，是文学转向图像化生产的原初动因和组成元素，具有基础性，它也渗透进各个次场之中；第三层是媒介生产场和消费生产场，其中前者占有空间较大，具有传达性，后者占有空间相对较小，具有接受性，二者都属于文学图像化生产的直接作用场。每个场的内部又分为数个次级场，并且这些次级场之间的位置和功能模式与场内行动者的习性、资本和权力斗争密不可分。第三章是文学图像化生产的生产力构成，具体论述生产力的形成、内涵与特征以及文学场内的实践运行规律。文学图像化生产的生产力构成主要是视觉生产力，它是指视觉文化时代以视觉化为生存状态的主体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社会以及其自身的总能力。它以视觉性为其生产要旨，不仅具有物质生产力的特征，也具有精神生产力的特征，是文化生产力的一种特殊形态。视觉生产力只是相对于视觉文化场内视像生产的特殊存在。在文学场内的视觉生产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物质性、人本性、审美性、修辞性、建构性等方面。视觉生产力的文学场运行规律主要体现为内部运作规律和外部运作规律。视觉生产力的内部运行规律遵循着图像意识、媒介生产、消费生产三个场域的交合作用共同建构和影响生产主体→生产客体→生产资料的递进路线，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单向递进，而是在递进的同时各项之间又有着相当的反作用关系。从外部来看，视觉生产力则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以一种渗入物质生产力的形式存在着。在这个运行体系中，视觉生产力表现着主动性、渗入性与改变性，它与物质生产力深度整合且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控制与协调，进行着匹配与转换活动，以更好地适应、满足文学场内生产者、消费者各自的需求即整体的文学产业链健康、长远发展的总体需求。第四章是文学图像化生产的生产关系构成，具体对生产关系的生成、形式与内容以及文学场内的组合规律进行了考察。文学的图像化生产的生产关系构成是一种复合型的图像化关系，它是一种修辞性的复合关系，一个社会性的事物，并不是一个实体的物的存在，而是以一种修辞性的“关系事”的形式存在。图像化关系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审美关系）两个层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图像化关系的内容包含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和生产交往关系三大方面，但三大方面的内容却已发生了位移。首先就是传统的文学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图像化重构；其次是文学分配的平级化趋向；最后是视觉消费所组织建构的交往关系。从审美关系的角度看，图像化关系的“关系事”图式也发生了位移，转换成了一种表征快感的关系。图像化关系文学场组合规律内部暗含着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模式，每一个层级之间都具有着特定的组合规律。第一层级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审美关系各自内部包含的局部元素之间的组合规律，表现为同步性超越规律；第二层级为二者作为两个单独整体之间的组合规律，表现为互构性推进规律；第三层级为整体的图像化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组合规律，表现为自适性转换规律。第五章是对文学的图像化生产的文化批判，主要从价值与困境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文学图像化生产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学，它对文化的结构态势、发展模式、存在方式等三个维度都产生了价值。首先，它改变了经典的文化格局，驱动了文化场的结构变革。其次，它开辟了“视觉产业链”的文化产业化发展新模式。最后，它助推文化与经济成为一个同在同体，使得二者的一体化趋势不断得到强化，最终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使文化的存在方式实现了现代转型。文学图像化生产面临的困境主要见于两个层面：其一是图像生产自身存在着价值的悖论，其二是当文学由文字向图像转换的过程中存在着因媒介属性不同所造成的转换困境。价值的悖论主要表征为主体的虚无化，包括感觉的背逆和身份的迷失两个层面。转换的困境主要是由叙事媒介的差异所引发的，表现在想象力的弱化、内视意境的缺失及生存体验的消逝等方面。结语部分主要是针对文学图像化生产的困境寻求解决之道，同时对全文做一个总结。文章认为面对文学的图像化我们应当采取一种中和的态度，既承认其现实的发展，又要努力克服其困境与局限，推动它的良性发展。面对产生的问题，应当构建一种语图全面对话的关系模式，以使得语图之间实现自由的、和谐的均势互仿、交融互补，异质符号间得以同构，二者在和谐共荣的基础上达成超越符号界限的超美学境界。具体到现实的实践生产过程中，必须从生产者和接受者两个方面予以努力。唯有如此，文学、文化乃至人的现实生存才能避免陷入因图像的无限制生产所引发的危机之中。

二、文学性言外行为的隐蔽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学性言外行为的隐蔽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地域文化的俄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新闻标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张惠言词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生产性批评 ——以“西马”、“新马”四批评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 ——1949-1979年中国电影论争与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0）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图像化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学性言外行为的隐蔽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地域文化的俄译研究[D]. 胡业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2]社会新闻标题研究[D]. 潘云璐. 吉林大学, 2020(08)
• [3]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D]. 王晓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教育研究[D]. 吴健. 湖北大学, 2019(05)
• [5]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之研究[D]. 李章博（Lee Chong Por）. 南京大学, 2016(12)
• [6]张惠言词学思想研究[D]. 龙鹏屹. 吉首大学, 2016(03)
• [7]论生产性批评 ——以“西马”、“新马”四批评家为例[D]. 蒋继华. 扬州大学, 2014(12)
• [8]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嬗变研究[D]. 陈进武. 南京大学, 2014(05)
• [9]政治规训下的电影批评 ——1949-1979年中国电影论争与批判[D]. 郭学军. 上海大学, 2013(06)
• [10]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图像化生产[D]. 柴冬冬. 湖北师范学院,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