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朝代”康熙与康熙

一、《王朝》康熙与历史上的康熙（论文文献综述）

刘畅^[1]（2021）在《《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文中提出《扬州画舫录》是清代人李斗撰写的着名笔记文集,在明清两代种类繁多的稗史笔记中,它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十八卷,注重“以类相从”,在“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的总的体例安排下,每卷的结构上遵循“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的组织形式,内中交织着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诸种因素,广涉而有系统地缕叙了清代康乾时期,尤为乾隆全盛时期扬州大量社会现实生活之记载,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观照,是考据清代社会市井生活设计的重要文献。“画舫”指形制多样、装饰精美,集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活游乐场所。清代扬州“画舫”是中国古代民间游船发展的极盛点,并处在自身内涵集中凸显并被赋予新意义的转折点。“画舫”作为贯穿全书的交通工具和引子,出现在《扬州画舫录》的书名和记载风物的方方面面,载着作者李斗、帝王、官商、市民,引导他们游览于扬州的各地名胜,体会城市的风土人情,投射出人们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态度,体现了清代扬州社会风气的呈现与演进。本文以史学探究为指针,以《扬州画舫录》作为研究的文献原典进行解读,形成三条路径:首先,《扬州画舫录》文献记载本身的描述线,细读和剖析文献中对于清代扬州画舫和相关市井风物的记载;其次,通过文献寻求更多的佐证线,特别是佐证画舫的前缘,说明文献中记载内容的依据所在;最后,通过文献延伸关于文献阐述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对清代扬州市井生活、画舫的形式结构、画舫游的兴起对当时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是串联起对文献的诠释,以设计学视阈解读画舫背后呈现的清代扬州风物中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转变、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从而梳理出古代风物设计史线索。以此,观照“画舫”在古代中国设计史进程中,作为解读清代扬州市井风物的角色和意义,以至于《扬州画舫录》成为了明清时期,尤其是乾清时期的扬州风物志。

姚佳逸^[2]（2021）在《圆明园造景布局中的道教意旨探由》文中提出圆明园是清朝时期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于一体的大型山水离宫御苑,在中国古典园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万园之园。它的景观与建筑布局无一不体现中央高度集权与皇权至上的理念,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在景观营造和建筑布局上得以彰显。道教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文化,在我国的传统宗教文化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伴随着道教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延续,道家思想对古典园林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皇家园林的规划造景上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对道教思想有关园林营造思想的提炼,如道法自然、虚实相生、神仙思想园林建造手法与蓬莱模式、昆仑模式、壶天模式的原型范式,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圆明园与其他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的营造和艺术表达上的影响。通过对圆明园一些充盈道教思想意境的营造与帝王点题题名的匾额楹联与御制诗的研究,筛析社会上层文化取向与园林艺术追求中所反映的清代帝王的思想境界、政治理念与隐喻思考。

高世伟^[3]（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陈斌^[4]（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指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杨红丽^[5]（2021）在《屈大均词研究》文中认为屈大均是清初岭南着名的遗民学者,与梁佩兰、陈恭尹齐名,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诗作数量庞大,存诗足有6000余首,在当时诗坛享有盛誉。而词仅存373首,虽然在数量远不及诗,却也卓有成就,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屈大均词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现有研究虽然对屈大均的词学观、词集的流传、词的内容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均有论及,但多流于浅泛,缺乏整体性的观照。事实上,屈大均词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艺术风貌也别具一格,所以,对屈大均词进行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为一个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明遗民,屈大均一生为复明而奔走,曾多次北上,企图匡复,期间结交了众多明遗民学者。垂暮之年,意识到匡复无望后,屈大均专心着述,以存民族文化,期间虽与清廷官员有交接,但他始终坚志不仕。屈大均着述成果丰硕,涉及经史子集,因作品中有反清思想,在雍正、乾隆两朝遭到严重的禁毁,所幸,在康熙年间有刻本的着述基本都保存了下来。屈大均词题材多样,主要包括怀古、咏物、写景、交游、悼亡五大类。每一类均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怀古词从怀故国旧君、叹王朝兴衰、忆历代前贤、歌当朝忠烈四个方面表现词人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咏物词主要分为动物、植物、天文地理与生活器具等四类,涵盖了黍离之悲、高洁之志、即物抒怀、遣兴陶情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写景词主要表现了边塞风光、山川美景及民俗风情等内容。交游词主要有友情之慰与隐逸之思两大情感内涵。悼亡词在悼念妻子的同时融入了追思故国的情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屈大均词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屈大均词既继承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又结合时代背景,用“牛”“羊”“明月”等特定的意象来映射明清王朝,同时,还大量使用典故来隐喻沉痛的故国之思。二为叙事特征明显,词通常被认为是抒情文学,但是屈大均的词无论在词体结构还是文本内容上均具有很明显的叙事特征。首先表现在他用赋的手法写词,铺陈展衍历史。次则,他的词叙事要素完整,材料选择得当,叙事结构清晰,有诗文的写作模式。再则,屈大均工于细节描写,成功塑造了众多独特的女性形象。三为精通音律,屈大均不仅以粤音押韵,而且善用叠字叠句来增强词的音乐美感。此外,传奇的人生经历与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造就了屈大均词多样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豪迈劲健、悲凉感慨与平淡自然三种词风。

徐晶^[6]（2021）在《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秦开凿灵渠以来,桂江河道成为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必经之路,她就担负着沟通南北交流的历史使命。到明朝时期,桂江沿岸瑶僮变乱时有发生,明朝对广西治理的重点在震慑瑶僮和管控河道;清朝时期随着文化、贸易交流加深及经济重心南移,桂江河道成为南北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清朝对广西治理的重点是疏浚河道和管控贸易运输。论文主要以流域的历史观和整体观为视角,从流域情况、地域空间出发,纵向分析河流的历史演进,横向分析流域内人群与河流的相互关系。围绕河流本身的发展变化与人类对河流的影响,窥探流域内河流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论文以桂江流域的河道治理为主题,以明清不同的社会历史为背景,研究不同时期国家对广西的治理和地方政府对河道的管理,进而阐述桂江流域的历史变迁。地方官府对河道的治理涉及河道管理和河道疏浚两个方面,河道范围包括自然河道与人工开凿河段两个部分。总的来说,明清两朝官府对桂江河道的治理各有不同,明朝前期官府以卫所管理河道,并征调湖广、贵州和广州班军驻守,明朝后期以府江兵备道管辖河道。清朝前期桂江河道由绿营兵管理,后期则由水师巡缉。明清时期官府对桂江河道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疏浚情况,既是明清两朝对广西治理的不同侧重,也是人群与河流互动的体现。此外,明清桂江流域洪灾应对措施以官府应对为主,民间应对为辅,从洪灾应对的方式来看,河道治理是洪灾应对的主要方式。综上,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的治理,体现了流域内人群因水而生,治水而活,与水共生的人水关系。

孙克诚^[7]（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王娟娟^[8]（2020）在《《庭训格言》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庭训格言》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作,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汇集了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训言思想,共计二百四十六则。此书贯穿着康熙皇帝尊儒崇礼、经文纬武、统一寰宇、开启盛世的生平政绩。《庭训格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修身治学方面,康熙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为人处世思想和以“尚学”、“知行结合”为核心的治学思想;在循医养生方面,康熙主张顺应自然之道和医学的养生思想;在孝道齐家方面,康熙倡导“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将常识礼法传授皇子皇孙;在治国理政方面,康熙谕教皇子们敬天祭祀应亲力亲为,同时以任贤纳谏、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的治国思想和自己的行军经验训导皇子们。《庭训格言》承继满清先祖之智慧,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集合康熙个人经历之精粹。因此,其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统一、满汉文化融汇、中西文化兼顾和严督亲教结合等特色。在康熙的训言思想指导下,成长起一批集学问品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优秀皇子和两位杰出的帝王:“以勤先天下”的雍正皇帝和“以才、寿名史册”的乾隆皇帝。此部训言还深深影响到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为君处政,并主导了清朝后世的皇室教育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庭训格言》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思想格局,实现了保留民族旧制与适应中国政治传统的统一,对清朝入关后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具有思想奠基意义。

冉诗泽^[9]（2020）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延绵不绝和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原动力,少数民族和汉族皆是感知和实行这一原动力的主体,其中少数民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理想的历史,“大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才是异态,这正是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而“中国”却始终存在并向“大中国”嬗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丰富和实践“大一统”理念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要么参与到中华“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要么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为之努力奋斗,为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关切还不够,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作系统性论述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对此想作一番尝试性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即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在“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调适与发展;清朝满洲族大一统思想的成熟与成功实践。以时间和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的特点与成效分阶段进行论述,以反映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在内容与实践上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又将各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探寻各阶段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从刘渊建立“汉国”政权始,少数民族开始纷纷加入追求“大一统”的行列之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正统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集“大一统”思想之大成并成功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并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历程中,“小中国”向“大中国”转变,“华夷之辨”向“华夷一家”转变,整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将汉人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观整体向“华夷一家”的新“大一统”观的转变和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多元一体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希望在充分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史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力图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综合性的考察,探寻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与特点,以期加深我们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我们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同,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陈铭浩^[10]（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王朝》康熙与历史上的康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朝》康熙与历史上的康熙（论文提纲范文）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论文提纲范文）

（2）圆明园造景布局中的道教意旨探由（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5）屈大均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庭训格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王朝》康熙与历史上的康熙（论文参考文献）

•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D]. 刘畅.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2]圆明园造景布局中的道教意旨探由[D]. 姚佳逸. 北方工业大学, 2021(01)
• [3]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4]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5]屈大均词研究[D]. 杨红丽.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6]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治理研究[D]. 徐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7]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8]《庭训格言》思想研究[D]. 王娟娟. 青岛大学, 2020(02)
• [9]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D]. 冉诗泽. 兰州大学, 2020(01)
• [10]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