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石佳璇^[2]（2021）在《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研究 ——以沈阳师范大学为例》文中认为教材是学校培养人才、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它具体体现及演绎各有关学科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对教学计划的执行提供相应的保障。由于我国的高等学校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是高度重视的,高等学校教材的成果极大程度上都反映在高校的科研水平以及教育教学之中,同时高校教材也是这个时代的晴雨表,能够折射出现在高等学校发展的进程。因此针对教材的学校内部教材管理体制的建构对教育教学的发展和改革都是很重要的。本研究对高等学校内部的教材管理制度进行深入地剖析,采用“应然—实然—应然”的逻辑范式,对文献法和访谈法进行运用以便收集资料,将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系统和完整的收集到本研究中。本研究根据理论与实践的互相结合,让整个研究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以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沈阳师范大学内部教材管理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为沈阳师范大学内部现行的教材管理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能够弥补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研究上的不足,对我国各大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具体五部分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这一章阐述了五个方面,问题提出、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文献综述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从这些方面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的理论研究。第三章: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体系的构建。本章从应然状态出发,明确好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主体和内容,构建出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即教材征订制度、教材选用制度、教材发放与领取制度、教材库管制度、教材结算制度以及教材评价制度这六个制度。第四章:沈阳师范大学内部教材管理制度体系的反思。本章从实然状态出发,运用构建的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以及对沈阳师范大学现行的教材管理制度进行分析,提出沈阳师范大学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现存的问题,即教材征订制度的不完善、教材选用制度存在片面性、教材发放与领取制度实施困难、没有统一的教材库管制度、教材费用结算制度的不明确以及对教材评价制度不够重视的问题。第五章:改进沈阳师范大学内部教材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议。本章从应然状态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构建完善的教材征订制度、建立合理的教材选用制度、规划好教材发放与领取制度、优化教材库管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教材资金管理制度、加强教材评价的制度建设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提供帮助。

关泠^[3]（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樊孝东^[4]（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马婉祯^[5]（2020）在《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知青带队干部是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入困境时,由知青派出地区（后逐渐发展为知青家长所在单位）为解决下乡知青生产生活等问题派驻知青点的在职干部。石家庄地区先后约派出2158名带队干部。他们给予了知青很大帮助,包括房屋建设、食堂整顿、“一种三养”、帮办副业、建立制度、保护知青人身安全以及帮助知青重返城市等。这些都是对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直接反映,更是有关部门维持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尝试。知青带队干部的派遣,充实和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带队干部构架在城乡、厂社、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支援农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壮大了社队集体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进一步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使知青工作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带队干部关心知青疾苦、倾听知青呼声,对日常生活“小”事的破解,成为知青心中“大大”的温暖,真正打入了知青内部,并创造了从知青点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奇迹。派遣带队干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退维谷之时的一种补救性政策,但在“文革”既定政治路线的影响下,带队干部的派遣并不能解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这一特殊群体在“左”的形势下,在大转折历史关头的人生选择,不仅影响了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带队干部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诸如言传身教、带头苦干;统一战线、融入当地;抓好典型、激励机制等经验,为中国今后派遣干部下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张杰铭^[6]（2020）在《保定城市整党与社会治理研究（1948-1950）》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完成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党,向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因此,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成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方法上来看,以“整党运动”为代表的运动治理手段,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身目标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运动治理”为手段加强了各级党员干部对中共指导思想的体认,强化了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完成了一系列的民主建政工作;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管党的雏形。整党运动,起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资源汲取与治理的作用。本文以探究整党运动与社会治理为主题,以1948年至1950年为时间轴,以华北局治下的保定市作为具体案例,综合审视华北局治下的保定市委是如何通过“整党运动”实现对城市的有效治理。自1948年至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保定市对党员干部先后进行了专项整治。第一次规模较小,远没有达到“整党运动”得规模。因此,称之为“整训运动”。此次“整训”与解放军入城的军事行动及军管会领导的民主建政实践紧密结合。旨在做到保证入城官兵军容军纪律的同时,也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在保定市快速建立;第二为整党运动,始于1950年6月,主要目的是集中解决入城一年以来保定市在城市基层管理、经济发展方略、企业管理困境等多方面的问题。此次运动的着力点,在于对思想和组织上的整训。通过这两方面的整训,意在强化保定市党员干部党性,与初步实现制度管党与制度治党的目标。思想与组织的整训完成后,整党运动逐渐转变为治理运动实现了由运动到治理的目标。

张晶宇^[7]（2020）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手工业作为地方工业历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行业和品种之多,基本可以覆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手工业的重要性在此时尤为明显。但就当时的发展现状而言,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经济,其不仅规模小、资金少、生产分散、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如不通过改造,任其自由发展,手工业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甚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由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变更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以向社会主义靠拢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随着全国开始正式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湘潭县在中央“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逐步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组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采取从供销入手的方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县已有4245个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自愿加入各个合作组织,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面达99.7%。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湘潭县县委十分重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划分和思想教育,通过制定社章、对社组员进行“三查”运动、开办短期积极分子训练班等举措,提高了社员、社干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干部队伍力量,加强了经营管理思想,促进了合作社积极稳固的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湘潭县合作组织的优势,县委还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的辅助组织,如手工业劳动组织协会、财计互助组等群众性的组织和逐步调整合作组织的经营生产方式,为湘潭县顺利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虽然湘潭县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摸索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产、供、销之间的矛盾、经营模式上是采取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上存在着争议,等等。这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囿于手工业本身行业众多、区域和行业差异的复杂性和其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一些“阵痛性”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诸多成效,其中比较直观的成效表现在个体手工业者在改造后收益的普遍提高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之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其不易的。本文以湘潭县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梳理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全过程,总结我国地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了解不同区域的建设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经济史研究视域,有利于深化地方区域史研究。同时,研究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以史为鉴,便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以及对当下我国经济所有制的理解。

孙大坤^[8]（2020）在《《辽史·百官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代官修正史的官制文本中,《辽史·百官志》以错误众多着称,不但在记载上多有错漏和重复,更重要的是其体例设计不合理。本文在文本和官制两个层面展开对《辽史·百官志》的研究,梳理并总结《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及其在体例与内容上的诸种舛误,并选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条目与对应的错误类型作具体研究。为辽朝官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排除错误史料的干扰,并提供新的思路。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意义,划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同时全面梳理学术界对《辽史·百官志》以及辽朝官制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难点。第一章《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与主要问题。今本《辽史·百官志》缺少完整的典制依据,其成书依据了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史愿《亡辽录》、元好问着述、《新唐书》所载唐朝官制,以及元朝官制等六种史料来源。编纂方法上元朝史臣以“官署为纲”的思路编纂《辽史·百官志》,沿袭耶律俨《皇朝实录·百官志》的模式设计名目、体例和条目,通过辽朝遗民或金人的着述确立对辽朝官制的总体认识以及史料取舍的标准,并通过摹写《新唐书》所载唐朝官制,以及摘录诸纪、传、志所见官职,甚至参考元朝制度填充内容。因为编纂过程中对史料来源运用不当,造成了《辽史·百官志》体例上的名实不符与条目划分混乱,以及内容上的重出、混淆职官、臆造、阙载以及机构职官不匹配等诸多舛误。第二章,《辽史·百官志》重出研究——以枢密院条为例。辽朝只有北、南二枢密院,又称契丹、汉人枢密院,分属北南面官,汴京枢密院是南枢密院的前身,《辽史·百官志》记载的三枢密院属于重出。辽朝每一枢密院都可由两名或以上长官共同职掌,南枢密院的机构与职官设置当以《辽史·百官志三》的记载为是。知枢密院事是枢密使的试用,《辽史·百官志》将其列为独立职官亦是重出问题的表现。第三章,《辽史·百官志》混淆职官研究——以中书省条为例。《辽史·百官志》的职官混淆包括了对职官和机构性质的混淆两个层面,这在中书省条有着最集中的体现。《辽史·百官志》中书省条记载的官名从性质上可分为三类:非真宰相的宰相头衔、使职、品位标志;中书省本身已经成为了使职性质的宰相办公机构,而非三省体系中的一省,中书令等宰相头衔则成了包括使相在内的官员提升地位与权利的名号。第四章,《辽史·百官志》臆造与阙载研究——以斡鲁朵官相关记载为例。斡鲁朵官分为北面宫官和南面宫官两个系统,最高长官分别是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二者之下各设副贰官与僚佐官,分别管辖契丹与汉人事务。各个斡鲁朵由某宫契丹都部署和汉人渤海都部署共同执掌。斡鲁朵内游牧人口的管理体系与部族基本相同,为斡鲁朵——石烈——抹里三级。斡鲁朵对农业人口通过各级提辖司进行管理。辽代斡鲁朵官属于职,其品秩高下是由任职者所带官来确定的。《辽史·百官志》斡鲁朵官相关记载的复杂性,在于其同时体现了臆造和阙载两种相反方向的问题。一方面臆造了诸行宫都部署院、宫使等机构和职官,另一方面又阙载诸行宫提辖制置使及其下属各级提辖使组建的管理斡鲁朵农耕民户的职官网络。第五章,《辽史·百官志》机构职官不匹配研究——以翰林院条为例。《辽史·百官志》称辽朝的修史机构为国史院,并将其列于翰林院条下,这种设计无疑是受到了元朝制度的影响。元朝史臣参照本朝制度类推辽制导致机构与职官不匹配。事实上辽朝的修史机构应名为史馆,而非国史院,是中书省下属机构,与翰林院互无隶属关系。辽朝在翰林院任职的只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以及《辽史·百官志》未载的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翰林应奉等。知制诰既可以是翰林学士的加衔,也可以是具有独立身份的使职,但并不是翰林院下属职官,非翰林学士的知制诰供职于中书省。翰林医官、翰林画待诏与翰林茶酒使等伎术性职官各有其所属机构,均不隶属于翰林院。辽朝翰林学士最主要的职能在于草拟制诏和侍从顾问,只能依附于皇权行使职能,而不具有独立的决策权或执行权。结语部分,在总结《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与错误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其价值与意义。《辽史·百官志》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其中部分在今天已经不见于其他史书。《辽史·百官志》体现了辽朝到元朝之际,品位与职位由分离到合一的趋势,同时为元人正统观念的研究提供了参照。

李艳^[9]（2020）在《四川省宜宾地区农村扫盲运动研究（1950-1958）》文中研究指明四川宜宾地区1950-1958年开展的扫盲运动,是四川宜宾专署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进行的地方性扫除文盲运动,也是一场成人教育方面的文化建设运动。当时,四川宜宾地区的文盲众多,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样的情况严重制约着四川宜宾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因此,扫盲运动的开展,也是四川宜宾地区实现社会生产恢复发展的客观需要,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学习文化,摆脱文盲的渴望之情。四川宜宾专署高度重视扫盲工作,合理地进行了规划布局、建立了完善统一的领导管理机制,实行专人专管。专署进行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活动,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也是灵活多样,保证农民群众的入学。四川宜宾地区通过发动一场这样群众性的文化建设与革命运动,为四川宜宾地区长远的发展提供了文化保证。通过查阅四川宜宾地区有关扫盲的档案史料及方志资料、文史资料,了解当事人的回忆,不难发现,四川宜宾地区1950-1958年扫盲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扫除了大量文盲尤其是在农村青壮年当中,扫盲工作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急需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建设者。但是由于条件所限、经验不足、各县差异等原因,存在扫盲速度发展不平衡、扫盲教学方法不恰当等问题。1950-1958年四川宜宾扫盲运动的开展给我们的启示是,文盲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扫盲工作是一个耐心细致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开展扫盲工作,切不可一刀切,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扫盲工作,要有长远规划,要逐步实现向功能性扫盲过渡。

吴咏双^[10]（2020）在《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文中认为19世纪末,百货公司作为“零售革命”的产物,在香港与上海登陆中国。随着百货公司逐渐走向大众市场,其所处的场域中西文化交杂,使其高度现代化的特征与反帝的爱国时代主题之间产生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决定成立中国百货总公司,在各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区、县各级设置分支机构,形成统一指挥、统一经营百货的国营公司,以发挥对百货市场的领导作用。1950年建立的湖南百货公司在建立健全公司各项制度的基础上,运用规章制度与监督检查等约束手段以及培养集体意识、颁发荣誉奖励、提供晋升机会等激励制度,配合福利制度兜底,建构起职工对省百货公司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湖南省百货公司积极响应政策与时局,内部开展了土特产交流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各级各类劳动竞赛运动,在缩小城乡差距与创造国家财富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49年至1956年湖南省百货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其出现的各类问题虽不容忽视,但却不至于严重如西方经济主义逻辑所推导出的企业生产效率持续低下。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湖南省百货公司,其发展状态与内部职工生存状况,均是良好的。

二、关于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研究 ——以沈阳师范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5）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保定城市整党与社会治理研究（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7）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8）《辽史·百官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四川省宜宾地区农村扫盲运动研究（1950-1958）（论文提纲范文）

（10）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等学校内部教材管理制度研究 ——以沈阳师范大学为例[D]. 石佳璇.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3]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5]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D]. 马婉祯.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保定城市整党与社会治理研究（1948-1950）[D]. 张杰铭. 河北大学, 2020(07)
• [7]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张晶宇. 湘潭大学, 2020(12)
• [8]《辽史·百官志》研究[D]. 孙大坤. 吉林大学, 2020(08)
• [9]四川省宜宾地区农村扫盲运动研究（1950-1958）[D]. 李艳.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10]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D]. 吴咏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