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

一、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燕^[1]（2021）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这是对传统音乐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音乐审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捉摸不定,产生脚踏实地的学术依据。当前的音乐心理美学还没有独立、确定的概念和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心理美学的发展,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心理实验,而进入对更为复杂的关于审美感情、审美想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的心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研究音乐家的心理活动,音乐创作心理。2、研究音乐作品的心理逻辑,音乐表演心理。3、研究音乐欣赏心理,由此推断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律。心理美学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模仿,在本世纪的我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基于本土化音乐心理美学的系统研究,仍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本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朝代发展的时间作为纵向脉络,以音乐心理美学学科体系为理论基准的同时,遵循我国心理美学研究的规律及范式,展开横向的理论探究与创新构想,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梳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作品结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心理美学、音乐表演活动的心理美学和音乐欣赏活动的心理美学原理进行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发展脉络,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特征,推断出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则,将这些理论研究更好地反馈给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为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对促进音乐教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回顾音乐心理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所涉及的理论学说,发现能够对研究本土化有所贡献的理论部分,并对其进行重点叙述。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和价值意义,具体而言,音乐心理美学作为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型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发展的根基,对促进音乐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够系统完善的状态。因此,本文力图搭建突破中国古代经验理解方式的思维框架,从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能力结构等学科中挖掘心理美学发生的作用与机制。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不仅存在于视听等表层认知中,还存在于心灵感官的深层结构中,分别具有独立的概念、作用和影响机制,并对音乐现象的的认识产生辅助作用。进而在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延展性讨论,认为以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美学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补充如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还对未来的音乐审美、音乐欣赏及音乐创作等实践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二,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代音乐按朝代发展、美学思想等进行历时性梳理,复礼、兼容与重情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历时性考究。第三章节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上古音乐、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乐、隋唐后期的近古音乐三个历史分期下的音乐心理美学全览。旨在更明晰地发现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乐记》为代表的音乐理论专着、“情本论”等新的音乐思想、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作为分析对象穿插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进行总结和再现,以研究古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活动,并梳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古代音乐作品对大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三,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特征——尚悲、通感与想象。第四章结合理论与作品实例,从音乐审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度,即音乐作品创作的心理逻辑、表演的心理动向和欣赏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总结,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进行复盘,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发端早、历史悠久,可持续且不间断”的特征,且每一朝代都有相关的论述语境,“复礼”、“兼容”、“重情”是分别占据了三个阶段分期的主流特征;在宏观特征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在微观层面对比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具有的三个审美创作特征,分别为“尚悲”、“通感”与“想象”。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跨越时代、跨越民族甚至跨越社会阶级的传播中表现出了尤其的共通性,本研究认为这个“共通”便是通过悲情、通感与想象得以延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美学在审美范畴上以“悲乐”为主要取向,在“以悲为美”的人类本质基础上,又与儒家的“中庸”美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怼”的“中和美”;想象与通感是音乐实践过程中的惯用手段,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演奏者、创作者、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勾连在一起,形成求同存异的艺术世界,在这种艺术世界中获取美的感知,达到音乐与人类心理息息相关的艺术意境。因此在音乐创作的审美活动中,“尚悲、想象及通感”三者看似不同,实则都统筹在各个主体的内心活动中,证明了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功能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之外得到了剥离与发展。研究四,溯源中国音乐心理美学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明确音乐心理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意义,推进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在整合了研究内容,整理了研究对象的特征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归拢和把握。在本研究的探究进程中,发现古代中国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开花结果的宝库,不仅留存有成果丰硕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心理美学的成果上也并不落后于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学界从未肯定过古代中国在独立的心理美学学科方面形成的理论贡献,认为倾向于直觉体悟,经验主义指导下的东方思维具有先天的封闭性,不具备广泛的延展性,与西方广泛认可的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线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更多的研究空间在于对其相关观点的思辨性研究上。在本土化的贡献之外,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推进该交叉学科在传统与现代方向的结合。三、四章已然论述了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从中国古代乐论中可以找到例证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建设,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这不仅要求它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不仅如此,本文也为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其首先就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摆正认识态度;其次,当代的音乐研究者们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价值,以促进社会的长久进步与良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推广的共同最终目标;最后,则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吁音乐教育者们的重担聚焦于此,帮助下一代树立对传统乐论的尊敬与重视,在西方乐论基础上进行正确扬弃,从而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一份贡献。综上所述,在经验主义主导的中国古代,先贤们仍然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总结中,勾勒出了音乐具有塑造人的心理状态、促进社会协调和培育人才审美方面的审美功能,发现了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性质,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音乐心理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是古代音乐在心理建构与体验并得以持续的关键维度。本研究将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为研究重心,在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为切入口,推进中国古代乐论和现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交叉分析,并指明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学来说,既要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使其兼具美学思想和现代心理、理论认识和演奏实践两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推进外在的演奏和内心的情绪、传统的现象和现代的理论、民族的艺术和世界的观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古代艺术的传播、民族瑰宝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张馨予^[2]（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刘晨^[3]（2021）在《《尚书》政治伦理美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尚书》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元典及现存最早的政治典籍,积累了大量的中国早期王朝统治的政治智慧及经验。而中国政治又是伦理型政治,政治与伦理密不可分。政治的伦理性又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因此《尚书》中的政治文化及政治观念必然具备伦理美的特征。《尚书》中的政治伦理美观念以其哲学观念为基础。《尚书》中蕴含了中国最早的,具有基础性、源头性的哲学观念,如“天道观”、辩证观、物质观、发展观等。早期中华民族以农业为本,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科学意识匮乏,人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发展出了敬重天命的“天道观”。这种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确是根植于那个时期的生活实践,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观念。同时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踏实实践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朴素的辩证观、物质观与发展观。以这样的哲学基础为前提,先秦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伦理美特征的政治文化,即政治伦理美观念。对《尚书》中的政治伦理美观念进行分析首先就要明确何为政治伦理美,即政治伦理美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中国古典美学中美的内涵是美与善的统一,因而符合伦理美要求的政治观念都是美与善相统一的,体现在《尚书》中就是“中”“和”的理性标准。“中者,天下正道”（《论语集注》）,只有合“中”之政才是善政。《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蔡沈在《书经集传序》中写道:“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由此可见,“中”是由尧舜禹至夏商周时期的统治者所遵循并推崇的一种政治观念,在《尚书》政治伦理美观念中起到标杆作用。“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是矛盾双方达到平衡和谐的状态。《舜典》中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合“和”之政才是德政,政治之和是政治伦理美的重要体现。“中”“和”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提出了伦理美的要求。《尚书》政治伦理美观念是美与善的统一,是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的双重满足。政治中包含美的问题,只有美的政治才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才是能够帮助人民走向进步的。《尚书》中的政治伦理美观念就是美的政治形式与怀保小民、厚养民生的善的政治内容的有机结合,其核心是“德”,创造主体是人。除以上几点外,《尚书》政治伦理美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关系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伦理的本质就是关系,具有伦理美性质的关系美同时也就是符合美与善要求的关系。《尚书》是记载上古时期君臣对话文诰的一部着作,其中所涉及到的伦理关系主要是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以周公为代表的忠臣和以尧舜禹为代表的明君体现出了尽忠尽义的君臣关系,“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体现了相亲相爱的君民关系。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审美理想。极早时期的中国就已经将“天下”纳入自己的审视视野之中,中华民族心怀天下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是有源头可循的。天下同一的审美理想以文化意义和政治角度两方面为线索贯穿于整部《尚书》之中。而“礼”“乐”作为政治伦理美的感性形式,它们同样具有美的外在与善的内容相统一的特性。《尚书》中的“礼”可和秩序,可中情感;“乐”能厚人伦,能美教化,能辅政治。《尚书》中的“休”字体现了《尚书》政治伦理美的社会理想。作为《尚书》中的一个独特的美学语汇,“休”字具有伦理美中美与善相统一的独特内涵,极具特色。就其所出现的具体语境来看主要表现为社会环境的自然自觉,社会关系的各安其位以及人生追求的以休为美三个方面,是形式美与内容善在社会理想这一层次上的结合。《尚书》中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政治伦理美观念,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家传统政治道德哲学的立场与基调。从伦理美的角度出发来对《尚书》中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解读,既符合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政治的基础性质,又充分体现了《尚书》中传统政治文化美善合一的伦理美的独特特征。

许林^[4]（2020）在《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文中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与新冠疫情冲击欧美政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变局影响着中国变局,中国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成为国内市场承载不下自身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大国,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开放开明,以求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二是世界秩序从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性竞争疑虑,中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并躬行自明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密切与深入,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更新换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呈现出网络社交媒体化倾向,以往主要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当下的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等各类传播混合一体无缝接轨的信息扩散交流实践不相适应,亟待创新开拓。如何在大变局中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从理念内核、组织传播、公民外交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树立仁和善念为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世界观,学习佛教基督教等组织的成功经验,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创新。论文首先以史为鉴,利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了中国仁和理念的进阶之程:炎黄先祖已学会了建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非战争关系,顺利实现了三个部落的融合,部落融合后又以禅让制体现出了对权力公正的正确政治追求;而夏、商、周,从部落禅让到宗法分封再到周以后秦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呈现出了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中国政治视野里的“天下”体系的动态生成,也体现了以“中和”为目标的中国整体哲学观的初步形成;今天的中国将血脉传承里、集体无意识里自远古起就一直充盈着的仁爱万物、和待天下的善念发展成为能维系全球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信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理解并拥有这份善念,并将这份善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论文接着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传播环境适应、传播主体设定、传播内容把关等三方面总结佛教与基督教等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得失,发现外来宗教在他国的传播要获得成功:一是要弱化组织色彩,规避与当权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嫌疑,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二是必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要先树精英形象、寻求社会身份认同,选用与当地精神同质、生活贴近的传播内容,以生动传播形式,进行“适应”传教;三是从文化抵触、文化顺应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必须经过长期自觉的“本土化”过程,不断调整、变化,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这对我国孔子学院类的文化对外传播组织有启发意义。论文还从现实层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呈现了国际舆论利用中国民间舆论消解甚至黑化中国国家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的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信息科技的发展让普通网民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这些网民却媒介素质堪忧并缺乏相关国际公共关系常识。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方式,认为要利用好社交类平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应将重心放在引起他者对我方文化的兴趣上,即争夺关注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认同度,要采用以下策略:注重关注度、彰显独特性、扩大接触面、铺陈情感律。具体操作方法是:一要善于契合他者文化心理痛点,借势名人晕轮效应,培养超级文化传播者,搭乘热点话题公关;二要政治人物形象个性化、重要人物形象生活化;三要尽一切可能扩大本文化与他者的接触面,因为这是“滚动摩擦”时代的媒介接触,要善于全平台协作传播;四要以情动人,在中国故事里附加上浓烈的感情。

李会康^[5]（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指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完颜振清^[6]（2020）在《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蔡仲德先生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至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术成果丰硕,但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交叉学科的视野等,过去看待“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中的一些问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笔者针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专着这一领域去观察,发现除了影响力较广的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外,还有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以及龚妮丽《中国音乐美学史》这两部专着,然而这三部着作的影响力却相差甚远。这样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后两部专着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非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修海林以音乐美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修海林“乐本体”（音乐美的实践）的理论体系,蔡仲德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修海林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研究,龚妮丽的研究即在于结合前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思想融合与延续;第三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蔡仲德“抑儒扬道”的历史观,是因其生活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修海林跨学科的材料观受到他历史观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即“音乐美的实践”,因此在他的着作中研究依据除了最基本的纸质文献,还有甲骨、曲谱、音像、文物等;第四部分是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主要对写作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判断。三部着作都具有叙事性的写作特点,在写作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式。在它们的价值体现上,受到其作者社会身份、学术背景以及发言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造成了差异,但将这三部着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与它们的影响力相符。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创立,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先河,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使往来之学者流连忘返。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更深得其中之意蕴,但任何一本专着都不可能称之为完美无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中,对于这三部专着只有互相结合、互相包容甚至是互相批判的去学习,才能使“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当代学者只是一味的吹捧前人的研究,不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

唐禄俊^[7]（2020）在《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医药文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上至人们的精神世界,下至具体的药方器具。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对中医药人才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展开了研究。“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有以下几个要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探索,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认知,中医医院的医院价值文化建设,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典范,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第一章梳理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四字的内涵。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概括起来,“仁”的内涵是天道为仁、医为仁术、慈悯万物、医不嗜利,“和”是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调和疾病,“精”是医术之根,“诚”是医品之本。准确把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意涵是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第一步。第二章讨论了与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古代践行有密切关系的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中医的理想人格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塑造的。古代医家的从医动机是多样的、复合的,可归纳为:口实之需、追名逐利、举业而医、传承家学、疗养君亲、保身逸志、格物致知、修德济世。古代中医的行医境界有三个等级,分别是理想之境、中上之境、不足之境。综合来看,古代中医的理想人格可谓“大医”“良医”“上医”,典型人物可推孙思邈。第三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践行探讨。第一节以问卷调查研究的方式,了解公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情况。3732份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大众最认可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表述是“仁和精诚”,其次为“阴阳中和”和“医道自然”;大众最认可的三个中医药文化符号是依次是太极图、针灸铜人像、杏林;大众最喜欢三个中医药品牌符号依次为同仁堂、云南白药、九芝堂;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程度平均分是59.72分;虽然人们对中医药了解水平自我评分不高,但是对中医药的未来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对中医药未来的信心评分的平均分是76.96分。第二节分析了践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代表人物。“国医大师精神”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最新诠释,此精神不仅是国医大师群体的个性精神,更是中医药行业的精神。以《人民日报》“走近国医大师”系列为基础,使用人格心理学研究以词汇学为基础的思想与方法,提出国医大师精神为涵盖了大家与我、人与我、我的三层次结构,最终提炼“国医大师精神”为仁爱承新、和善谦诚、严研静廉。中医药技术可有高下之别,精神却可人人秉持、代代承传。因此,弘扬“国医大师精神”对于中医药人塑造中医的完美人格,促进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增加文化自信,改善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节是关于中医医院的医院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全国各级中医医疗机构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的重要实践地。为了解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在全国中医医院的践行现状,本文以网络调查的方式查询了 477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的门户网站,结果发现有54家医院将“仁、和、精、诚”四字直接作为院训或医院精神或医院价值观等,至少直接使用“仁、和、精、诚”一字的中医院比例达到了 82.22%。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几点思考:完善门户网站,突出医院精神文化;全方位把握“仁、和、精、诚”四个维度,精准定位;结合地域名医及其文化,打造区域特色。第四节是关于医院文化建设个案调查的思考。在中国传统视域中,“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家庭不仅是全体家庭成员的情感所系,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小细胞单位。现今中国,儒家“家”文化的实践地由传统家庭转向了组织文化,作用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以医院文化为例,儒家“家”文化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新时代医院文化,打造中国特色的医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一章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策略讨论。此部分主要分析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践行的外部的政策和文化环境,提出了树立信仰,抑扬结合,众人拾柴,互利双赢、全媒体呈现的建议。总之,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融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以人为承载,以时代为契机,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鹄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加入。

黄辉^[8]（2020）在《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明代书法美学思想重本源、重艺术审美、强调书法的精神寄托,追求书法的哲学境界。其美学发展有着清晰的演变规律,从道德束缚走向艺术审美,进而转变到强调创作主体“意”的表达和性情的解放,最后走向禅宗的静穆,回归理性的反思。本文通过明代书家对书法的研究,充分挖掘明代书论及前代书论,探讨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发展的自身规律,并将其置于中国哲学文化的背景之下,从经验到哲学,从书写法度到审美追求,从道德到生命关怀,以确立明代书法美学在三千年书法史上的坐标,并试图构建明代书法的知识谱系。本文在研究中,着重考察每一个阶段的书法美学思想及其特点,并兼顾到问题的复杂性,以揭示此阶段书法美学思想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进而构建属于明代书法美学自身的知识系统和框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整体考察了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概况。本文主要从哲学文化、审美范畴等视角来考察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轨迹,并以明代文艺思潮的发展作为参照,按时间发展顺序,把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划分五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书法美学特征,提炼出此时期的书法美学范畴,深入探讨美学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此范畴的具体表现,最终梳理出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征。第二章分析了明初“寓理于书”书法美学观念的成因和表现。明初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书法的理学色彩得以强化,书法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现礼法的工具。明代初期的书法继承了元代回归晋唐的复古路线,赵孟頫的书法则视为学习晋唐书法的桥梁,故而赵孟頫的书法地位在明初并没有受到影响。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朱熹的书法观念成为了理学批评的标准之一,以中和之美作为书法的评判标准,限制了书法艺术性的发挥。本章分析了在理学的影响下,书法的三种外在表现形态,即强调“书品即人品”的伦理学价值;强调性情之正;强调书法载道的社会功用。明代初期书法的社会功用,书法的展示效果附着于文字的应用,即台阁体书法,由于台阁体书法代表着庙堂士人的审美旨趣和帝王的价值标准,决定了书法的社会属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代台阁体文风、皇权制度对台阁书家审美旨趣和心态的影响。第三章讨论了明代复古主义思想对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分析了明代复古主义的诗文主张对王世贞书论的影响,王世贞“以古雅论书”,并以魏晋书风作为古雅的理想标准。以高举复古主义为代表的书家,推崇“二王”的正统地位,使得晋唐名家的书法传统很好的在明代中后期延续下来,开创了明代帖学书法的新局面。可见,重视本源,深察前代书法之流变,融会晋唐书法的帖学传统,依然是明代书家的历史担当。本章分析了王世贞“以古雅论书”的三个理论形态,即古雅的审美境界;书法的形态与古雅的关系;反对俗书。探讨了王世贞古雅书法的理想标准和评判标准,进而讨论了王世贞对赵孟頫、祝允明书法的评价立场。最后,分析了晚明赵宦光对“格调”说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格不古则时俗,调不韵则旷野”“晋法藏于韵,唐韵拘于法”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延续书法的历史文脉问题。第四章论述了明代吴门书家群对宋人书法的学习及对“意”内涵的挖掘。本章以宋人的“意”为切入点,深入地考察了吴门书家对“意”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此来探讨吴门书家的书法史学观。祝允明深察前代书法之流变,重视本源,他曾批评世人学习书法“不察其祖宗本貌”,为了防止书法脱离传统,祝允明提出了“沿晋游唐,守而勿失”的书法观,正是明代中期以来,书家“深察前代书法之流变”,故而避开了明代初期重形质而轻神采的书法观念。明代的吴门书家群虽然“重意求韵”,但是他们却将宋人书法中的“意”与晋唐书法中的“韵、法、逸”相勾连,追求尚雅的审美境界。本章还着重论述了吴门书家的学古求变的时代背景,分析了“重意求韵”思想对明代后期书法的影响,分析了晚明董其昌与王铎对晋韵的强调,董其昌首次确立以“韵、法、意”三个概念来区分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确立了自己的书法史观,在书法创作上,他以晋韵为宗,唐法为径,宋意为新,形成了自家面貌。王铎则将晋韵直接等同于“二王”书风,认为“书不宗晋,终入野道”,视晋人书法中的“韵”为最高审美境界。第五章考察了阳明心学对书法美学的影响。明代中期以来,受心学的影响,书家开始强调书法中的艺术性,行草书开始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书法能够传达出人的性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渭已将书法视为自己生命的表征,在他那里,书法即是生命,并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徐渭以书法再现“真我”,把书法的笔墨形式与生命精神统一起来,将艺术的生命精神赋以人格化的生命关怀,与庄子哲学相通,去体悟生命的美和道德的善。晚明个性化的书风实因书家真情的注入,书法的达情功能已变为主导因素,心学在此过程中提供了文化支撑。本章讨论了情感是书法的本质要素,分析了情感得以释放的内外环境,以及阳明心学对情感的体认。强调了情感的自然状态是书法得以发展的最佳状态。分析了书法的形态与性情的相互关系,指出了书法的根本特征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真实性。同时,讨论了“真”的三种理论形态,即“真我”观念,人格化的生命关怀,以及书法与中国哲学“精、气、神”的依存关系。第六章分析了晚明禅宗思想对书法的影响。中国书法的演进过程需要文化传统的支撑,书法艺术的传统根基于文化传统,哲学作用于书法,不仅可以影响到书家的思维、认知方式和接受心理。有时,哲学的新变会为书法的创新提供文化的支撑。然而,书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它不仅需要技法层面的支撑,还需要技进乎道。书法的审美境界基于书法的形式而归于文化。晚明的董其昌以禅喻书,在书法上主张顿悟,化解了书法的诸多难题,他以禅境为书境,追求魏晋书法中“古淡”的艺术效果,将“淡”视为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人格精神的表现。在书法上实现了自我超越,开启了晚明书法艺术的新潮流。本章分析了“古法”传统在晚明的延续问题,提出了“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论述了书法的审美境界与禅宗的密切关系,以及庄禅思想对书法的影响。分析了董其昌在此时期如何运用禅宗思想进行书法的转化。分析了董其昌书论中“生”的两个理论层面,一为技术层面,二为审美层面。结语部分总结全文,从道德品格、技法品格、审美品格、哲学品格四个层面对明代书法美学思想进行了概括。本文对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论形态,进行了重新梳理,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通过创新研究观念,揭示了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与道德、技法、审美、哲学的互融共存关系。

赵佳^[9]（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络,将构建国富民强的国内大局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大势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的发展创新。在科学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并作出了具体的工作布局,引领了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未来方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包含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统一的美好夙愿,更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了为之奋斗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有利于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完善。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有利于不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尝试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力争对当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启发。全文共七章,拟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特征、定位、目标,原则、内容、战略,成就、经验、挑战,功能、价值、展望等具体方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进行系统的全景式梳理。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难点与创新、基本概念界定等内容。第二章展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主张其建立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吸收、对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继承、对国外现代和平思想借鉴的合力基础上。第三章解读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定位、目标,重点强调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与响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使命的历史定位,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心目标。第四章发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内容、战略,阐明其如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创新,以及如何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事业进行实践创新。第五章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经验、挑战,以增强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运行现状与发展环境的直观理解,及对其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宏观审视。第六章探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价值、展望,强化理解当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现实基点、历史必然及未来走向,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第七章为结束语。主要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这一宏观命题进行回顾、探讨、思考。

易建力^[10]（2020）在《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文中认为文艺生态学是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关系中,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热潮中诞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早期关注的学者较少,只有鲍昌、古远清、张松魁、高翔、范军等人涉足。这一时期的文艺生态学研究在学科界定、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文艺生态学的学科框架以及理论范式,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文艺生态学内部开始分化,相继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学批评（也称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诗学。与前期的综合化研究路径不同,分化后的文艺生态学走向了精细化、专门化的研究方向,在研究视角上则继承了文艺生态学前期研究中注重从外部因素入手来研究文学的传统,但又从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批评,甚至有摒弃文学批评向单纯的文化批评的倾向。关于文艺生态学学科历史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尚未发现一篇有关文艺生态学学科史的研究专文。在偶尔涉及到此课题的论文当中,学者们也似乎更愿意研究生态文艺学或者生态批评的发展历史,对文艺生态学作为学科则关注不多。自2000年鲁枢元首次提出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之后,文艺生态学便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生态批评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其“重文化批评而轻文学批评”的倾向上,但对于其作为一种批评流派的合法性,学者们少有异议,而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则持肯定态度。针对这种现象,本文从学科史的角度入手,对每种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探究,最终发现文艺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为学者们所普遍认同,文艺生态学批评是其批评方法,而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均为文艺生态学批评的组成部分,生态诗学是文艺生态学的另一种名称,而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则是文艺生态学及其批评方法的理论指导。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作了说明,并就文艺生态学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做了梳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做了介绍,此外,还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界定进行了说明;正文第一章从影响文艺生态学兴起的外部原因——政治、经济、生态危机、人文土壤、星球意识以及内部原因——对自然写作的呼应、文艺理论的自我革新等两大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大体划分出其兴起、分化、建设、深化、新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并在肯定其学科地位合法性的基础上,对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的从属地位进行了论证;第三章对文艺生态学两个核心范畴:“自然”与“和谐”的内涵和确立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第四章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纳与评析;第五章则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并就“文本内自然的虚构性”和“文本内在中和性”等问题,结合自身感悟,作了一些简单的思考,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

二、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尚书》政治伦理美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5）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6）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D]. 李海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3]《尚书》政治伦理美观念研究[D]. 刘晨.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D]. 许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6]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D]. 完颜振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践行研究[D]. 唐禄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8]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研究[D]. 黄辉. 扬州大学, 2020(01)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D]. 赵佳.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10]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D]. 易建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