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1]（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文志敏[2]（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珠三角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包括乡村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服务业空间重构,其不仅是乡村空间系统要素变化、重组及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更是政府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干预手段。新政策环境下珠三角传统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及城乡发展地域格局面临新一轮转型,开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珠三角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研究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核心理论并整合空间生产理论有关研究成果,以农村集体经济较发达的东莞市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数理统计、Arcgis空间分析法、SPSS因子分析等方法探讨面向集体土地和乡村企业的乡村产业空间重构时空特征、影响机制、乡村振兴实施路径以及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论文研究成果包括:（1）乡村空间重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展开,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理论、实证研究不足。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是西方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热点,国内则重点关注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乡村产业空间优化策略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2）东莞市乡村人口、企业和集体土地结构、空间分布格局持续变动,村域尺度下,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呈现空间集聚,乡村产业类型不同,空间集聚程度、位置、规模不同。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强度较大的村庄即热点地区主要分布在滨海片区厚街-长安-虎门、城区片区南城-东城-莞城、临深片区塘厦-凤岗,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强度较小的村庄即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水乡新城片区望牛墩、松山湖片区北部石龙-茶山-石排。（3）东莞市乡村产业空间重构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不同。集体经济、产业支撑、对外贸易和工业、农业经济是东莞市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且集体经济影响力>产业支撑影响力>对外贸易和工业影响力>农业经济影响力。集体经济因素的影响路径包括集体土地的扩张和流转、乡村企业的更替、村集体组织和村民再投资和再消费行为转变;产业支撑因素的影响路径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制度导向下投资结构转变;对外贸易和工业因素影响路径包括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持续转变、低端工业向高端工业转变;农业经济因素影响路径包括现代农业科技园建设和农业规模化经营。（4）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加快落实新版《土地管理法》、完善产业支撑体系以及将乡村产业空间优化纳入东莞市国土空间规划核心议题,以乡村产业空间治理为重点,协同推进农业现代产业园、田园综合体建设、镇村工业园改造、人居环境整治,多举措推进乡村振兴实施路径。（5）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微观视角下行为主体作用机制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文世芳[3]（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沈胜群[4]（2017）在《清代漕运旗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清一代,清廷在继承历代漕运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性质与实际需求形成了新的漕运制度,代表了古代内河漕运的最高水平。作为基层群体,漕运旗丁是清廷对隶属卫藉承担漕粮运输任务人的称谓,其参与了整个运漕过程,从粮米兑运到抵通交仓,再到押船回南,各环节无不体现其身影。在南北货物流通、区域文化信仰形成,运河沿线民间信息传播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漕运制度的变迁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漕运旗丁群体及其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探求内河漕运的终结、漕运政策的演变,以及清中期后国家控制的松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京杭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存在,旗丁群体的考察利于展现运河风貌与古今变迁过程,亦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清初,清廷一方面采取诸如保留前朝漕运卫所,重建漕运官制等措施巩固京师粮储,另一方面又改卫军为屯丁,逐渐弱化遗留卫所的军事色彩。最终,漕运卫所丧失了原有的军事、守御等功能,其内部“军役”亦随着“行政化”改革而趋于单一,屯种与漕运成为其主要任务。特殊情况下,虽兼它役,但仍为运役而服务。为满足出运诉求,清代统治者在明末运军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扩大旗丁佥选范围,使卫所中原无运役之丁加入漕运中来,并重新“定义”了漕粮运输群体与名称。其承运者曰旗丁的做法不仅彰显了本朝特色,也暗示了其身份性质上仍保存着浓厚的明代卫军气息。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因旗丁匮乏,清廷重新厘定漕运规制:每船佥选正身殷丁一名,其余雇募水手九名。雇募行为的出现使旗丁逐渐退居管理漕船之位,扮演前朝漕运组织中旗甲的角色,进一步明确旗丁漕运中的身份、地位,也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军户家族运役、角色承袭等内在特征。作为社会群体,旗丁与其它群体一样深受政策变动的制约,在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清廷政策与态度始终占据主导因素,旗丁多表现出配合或接受的举动,故仍是政策的实践与执行者。这是传统皇权政治下无法避及的事务处理与运作模式,也考验着统治者和部院衙门的办事效率,为清中后期漕运困境埋下隐患。此外,在协济漕船出运与屯田贴运等方面,部分区域内旗丁间存在私议规程,这是一种自发的,有较强约束力,取得官方授权后的私议,维护群体利益的同时为清廷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漕粮运输属于季节性活动,深受水文、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与之相伴的旗丁社会活动与商贸往来等亦表现出季节性。出运中,旗丁携家带口的生活方式并未褪去传统水运的船户居住模式,但例带土宜的规定却给予其“商人身份”,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沿途贸易活动,极大刺激运河沿线市镇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旗丁“多重”的社会角色。无论何种角色,受物价上涨与陋规等因素的制约,旗丁都无法解决自身疲乏的生计问题。其一方面不断采取捎带、夹带、盗取粮米等方式,满足沿途开销之用,另一方面又诉求于清廷救济,然这些临时性措施并未彻底改变旗丁疲乏之状,时间既久,此群体愈发贫穷。迫于运漕压力与运河沿线祭祀文化的浸染,其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祭文化。不但船尾等绘制图案,船舱内部供奉神龛,而且沿途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与之相应的是清廷不断通过增修庙宇、加封神明庙号等方式在信仰中浸入官方意志,规范旗丁崇祭行为的同时推动了信仰文化的发展。崇祭文化的繁盛内向性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也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中的一部分。祭祀活动与泊船演戏等行为使旗丁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谙熟各类信息,不自觉成为肩负民间信息的传递者,此种行径或增强了运河南北货物流通,或因传播虚假信息,旗丁成为政府管制对象,或道听途说,丰富了枯燥的运漕生活,这些都证明旗丁群体在民间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民间信息传播流通快,可塑性强等特点。漕运制度发展中,律令式的政策缺乏弹性与张力,清廷虽小修小补,但仅能解决一时的漕运困境。至道光朝,迫于运漕压力,清廷试行南粮海运。此后,海运南粮时断时续,直至清末。粮米海运后,寄生于内河漕运的丁舵等人处于“半失业”状态,清廷虽有安置措施,但数目庞大的旗丁仍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尤其数以万计的水手等雇募人员游食于运河两岸,加重了清中后期的社会危机。另,内河漕运中频出的派系之争与社会冲突也考量着清廷处理问题的能力,随着制度的僵腐,整个漕运运作系统已出现怠坏的迹象,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诉苦无门的情况下,旗丁往往利用运漕之便,走上赴京呈控的道路。为化解危机,改善国计民生,清中期后,一批以大吏、学者与幕僚为主体的地方精英逐渐参与漕运治理中来,其或建言献策,或躬身于实践,在革除积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经世之策凸显了改革之音,也暗示了清廷权力重心的下移,但这些社会应变终究未能遏制漕运的颓势,甚至成为内河漕运走向终结的推力。清末,随着漕运制度与体系的解体,旗丁群体消亡于人们的视野中。整体而言,漕运旗丁在清代社会中表现诸多特性,其揭示了传统内河漕运的衰落过程与国家应对机制的演变,在漕运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以及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互动博弈等多个层面中都发挥了不同作用,也凸显了其地位和影响。除此之外,旗丁作为社会中的人,又具备下层群体的基本特征,其社会关系的构建与分化、流散等情形呈现了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轨迹,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会的变迁过程。
冯晟[5]（2018）在《林佩芬、叶广芩创作比较论》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如何从更新民族文化的时代需要出发,运用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参与现实,面对母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问题,是两岸当代作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作家林佩芬与叶广芩来说,出身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贵族世家,使她们拥有相似的文化与写作起点,在知识结构上有别于同时期的大部分当代作家。受到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林佩芬的创作特色主要表现为“整理国故”,文以载道,将史实考辨与心理剖析融合,力图做到“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在现代性的价值观与运作逻辑下延续中华文化道统,并全力塑造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情怀。而经历过大陆政治运动的风浪,人到中年才开始写作的叶广芩,则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对社会的深入观察“融化新知”,在看似平凡俗常的生活景象中体现出对历史的深沉慨叹,并摒除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疆界,展现出具有世界性的叙事维度。同样作为满族女性作家书写历史,她们的作品调动了家族及个人记忆,和经典的文史资料并加以创造性重构,富于士阶层的精神传统与审美品格;在有效承续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亦能吸纳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有益经验,对中国文脉的现代承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都提供了较好的范例,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本研究试图将作品文本及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影响状态都纳入考察范围。结合笔者的有关访谈记录,采用全人比较与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将林佩芬与叶广芩这两位作家的出身背景、人生经历、时代氛围、文学活动视作一个整体来省查关照;从而深入认识作家及其写作的全貌,阐释其精神品格与艺术境界,为身处历史转型时期的当代国人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进行的意义追问与寻求,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了构成作家经验世界的空间环境与文化资源,结合对两位作家都深具影响的“王孙画家”溥心畲的生平经历,探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位状态。第二章通过林佩芬创办历史文学研究会的“文人结社”,叶广芩将“文人雅集”拓展至民间的文化活动,总结出她们不同的性格特质与镕冶经典、优游不迫的文风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两位作家的散文创作加以具体说明。第三章则结合两位作家关于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分析并总结了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小说创作修复民族记忆,传达个人情怀与文化追求,并发掘民族之魂的创作经验。第四章总结了这两位作家“离散”身份带来的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承袭,以及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对士君子风骨情怀的坚守。在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作诠释及拥护的立场上,林佩芬侧重于推广关怀,叶广芩则偏重慨叹深省,都体现出笃情重义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在审美范畴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化诗学的艺术至境。第五章展现了两位作家身处台湾与大陆同中有异的文化语境中,在历史演化中的叙事新质:林佩芬的《洞仙歌》中知识分子兴废继绝的使命感具有亘古不变的历史意义;叶广芩的京味系列小说、《青木川》及秦岭生态小说及日本系列小说中都传递出对传统文化失落的不安与思索,也体现出历史阐释的理性诉求与人本意识。
张海英[6]（2016）在《从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谈工商管理教育的改革》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培养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工商管理教育的重要责任,因此,高校应当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工商管理专业教师素质,完善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本文首先分析了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完善国际化培养途径、建立国际化课程体系等方面,探究了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改革的途径。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工商管理教学的改革,以适应当前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培养出高素质的工商管理人才。
曹丽[7]（2016）在《二战后美国学校学生指导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学校教育中“学生指导”不足是值得反思的现实问题,当前,学生发展指导已被纳入我国高中教育发展规划,但如何实践尚需探索和借鉴先进经验。美国学校学生指导的发展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经验,但国内对此研究还较为薄弱。有组织的现代学生指导发端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中学,早期的学生指导几乎等同于职业指导。20世纪20年代之后,因受多种社会运动和教育运动影响,指导的目标和内容逐渐扩展到包括教育和个人及社会问题在内的多个方面。二战之前,学生指导实践在美国各地学校发展缓慢。二战之后,借助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和专业领域内的积极自我构建,学生指导快速趋向专业化,而日益丰富的指导理论研究及其运用,也使学生指导日臻发展成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校学生指导和咨询辅导已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专业主体,学校辅导员的培养和认证也更加规范和制度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这一新的学生指导组织形式逐渐被各地学校广泛接受和实施。至20世纪末,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已成为美国各地方学校系统组织和管理学校指导和咨辅项目的最主要方式。最初只是分派教师兼职去做学生的职业指导工作,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性学生指导项目,并成为整个学校教育计划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美国教育界对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和教育问责的高度关注,使学生指导工作也面临问责新挑战。关注学生成绩和辅导员工作绩效成为美国学校学生指导发展的新趋势。
田丽[8]（2016）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地位在国家层面对对外宣传进行规划和设计,进入新世纪,更是把对外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来重视。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党的对外宣传在国际舆论方面化解一部分压力。对外宣传的能力和水平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丰富的手段和途径,“讲故事、赢取人心的能力”已经被看作是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在信息奔流的环境中,在民众素质不断提升的条件下,对外宣传的对内性就体现在通过影响国际舆论促进国家内部的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党的对外宣传已经建立起基本框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还没有达到胜任战略任务的高度,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战略”：资源和手段很多,但是比较分散、各自为政,没有有效整合、形成合力。所以,本文主要是从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对进一步完善对外宣传理论、增强对外宣传实践的效果有所帮助。本文结合战略与对外宣传的特点,构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平衡性等基本特征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框架,并以此为基准,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符合或不符合战略之处,并分析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宣传面临的内外形势,由此提出今后战略安排的建议。经过分析和研究,本文构建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为：党的对外宣传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战略决定了党的外宣战略的目标和任务,国家力量和国际环境为确定党的外宣战略布局和话语类型提供现实依据,思想文化观念是党的外宣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但是控制在干预性变量的影响范围之内。战略机制能够有效整合与配置战略资源,利用信息传播和关系构建两种主要方式实施对外宣传活动。运用这个理论框架研究党的对外宣传历史发现,建国后党的对外宣传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宣传始终定位准确——在国家总体战略下谋划与实施,当然也存在一些不符合战略要求的问题,如机构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缺少稳定的核心话语、表达僵化没有针对性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开展对外宣传的有益做法,对未来党的对外宣传战略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建立目标体系、确定核心话语、合理安排布局、培育战略资源、提升战略能力、完善战略机制,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本文应用历史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在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第一,本文试图从大外宣的角度对“对外宣传”的内涵和外延做出界定,不同于以往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等概念。第二,本文以战略为逻辑起点,结合对外宣传的对象范畴,试图构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平衡性等特征的党的外宣战略框架,作为梳理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外宣传历史以及现实的理论基础。第三,以国家战略为线索、以党的外宣战略框架为参照系,本文试图用新的方式梳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外宣传的历史脉络并得出新的结论。
李琳[9]（2016）在《台湾光复后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分析 ——重塑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文中研究表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台湾割让之前,毫无疑义,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中华传统文化是该地区的主体文化。日据近50年殖民统治,日本统治者依靠刺刀和枪炮,强行推行“皇民化”政策同化台湾同胞,中华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践踏,日本文化在台湾随处可见。然而今天,尽管“台独”势力猖獗,但仍能在台湾感受到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味道,人口结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于建筑道路等,都传递出强烈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蕴,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台湾地区、台湾民众仍较大程度上保留和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这得益于台湾同胞代代相传,也得益于光复后台湾当局的文化导向和政策推动。研究认为,二战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台湾,一个日本化程度颇高的国土,出于收复的需要,出于促进同一国度同一民族文化,光复初期,台湾当局提出“再中国化”文化政策,陆续推行了许多重塑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能在民众面前理直气壮地大喊反攻,为了建设“反攻复国”基地,“再中国化”文化政策又成了其冠冕堂皇的手段。主要包括推行国语运动,大力恢复国语在台湾的普及度,接管、整顿、改革教育制度推动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教育内容上融入“中国化”、“民族精神”元素,6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集团更是发起并轰轰烈烈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了许多致力于重建、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台湾经过蒋介石时期30年“再中国化”文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后来蒋经国子承父业的延续实施,中华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继承发扬,重新树立起在台湾的文化主体地位。但也必须看到,因为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目的,该时期文化政策对中华文化的曲解,对“中华民国”意识的强化,使两岸同胞关于“中国人”、“一个中国”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是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推手之一。
周龙燕[10]（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统乡村工业化模式制约珠三角城乡协调发展 |
| 1.1.2 新政策环境下珠三角城乡发展地域格局急剧转型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相关理论基础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课题创新性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评述 |
| 2.1 国外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
| 2.1.1 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型 |
| 2.1.2 多功能化乡村与全球化乡村研究 |
| 2.2 国内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
| 2.2.1 乡村空间重构时空演变过程研究 |
| 2.2.2 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 |
| 2.2.3 乡村空间重构路径及规划策略研究 |
| 2.3 国内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研究 |
| 2.3.1 乡村产业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
| 2.3.2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相关研究 |
| 2.4 珠三角镇村产业空间重构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域选取与概况 |
| 3.1.1 研究区域选取 |
| 3.1.2 研究区域概况 |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第四章 东莞市乡村产业空间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
| 4.1 基于“人-地-业”乡村产业空间要素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4.1.1 人口与就业时空特征分析 |
| 4.1.2 集体土地时空特征分析 |
| 4.1.3 乡村产业时空特征分析 |
| 4.2 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强度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 |
| 4.2.1 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强度的时空演变 |
| 4.2.2 乡村农业空间重构强度时空演变 |
| 4.2.3 乡村工业空间重构强度时空演变 |
| 4.2.4 乡村服务业空间重构强度时空演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莞市乡村产业空间重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5.2 构建影响机制分析模型 |
| 5.2.1 构建原始数据矩阵 |
| 5.2.2 数据效度分析与标准化处理 |
| 5.2.3 提取公因子与因子解释 |
| 5.2.4 构建模型与计算因子得分 |
| 5.2.5 影响机制模型效验 |
| 5.3 分析结果与讨论 |
| 5.3.1 综合因素 |
| 5.3.2 集体经济因素 |
| 5.3.3 产业支撑因素 |
| 5.3.4 对外贸易和工业因素 |
| 5.3.5 农业经济因素 |
| 5.3.6 其他社会文化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乡村产业空间重构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
| 6.1 发展集体经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推动乡村产业转型 |
| 6.1.1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乡村人才体系 |
| 6.1.2 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强化产业政策扶持体系 |
| 6.1.3 落实新版《土地管理法》,推动存量土地再开发与流转 |
| 6.2 推进空间规划与治理优化乡村产业空间格局 |
| 6.2.1 将乡村产业空间优化纳入东莞市国土空间规划核心议题 |
| 6.2.2 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农业空间治理 |
| 6.2.3 以镇村工业园改造为重点推进乡村工业空间治理 |
| 6.2.4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及意义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文献支撑与用途说明 |
| 四、本论文研究方法、局限与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研究范围界定与说明 |
| 第一章 漕运制度历史沿革与明清漕运制度概况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漕运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二节 明清两代漕运制度述略 |
| 一、“承前启后”的明代漕运 |
| 二、“独具特色”的清代漕运 |
| 第二章 清代漕运旗丁群体形成与运漕活动季节性特征 |
| 第一节 明清易代后漕运旗丁群体的形成 |
| 一、清代漕运卫所军役概况 |
| 二、清代卫所屯丁构成及职责 |
| 三、漕运旗丁“释义”考 |
| 第二节 清代漕运旗丁制度与实践双层面考察 |
| 一、漕运制度层面考察：禁令与章程 |
| 二、漕运实践层面考察：突发事件的处理 |
| 第三节 旗丁漕粮运输与社会活动季节性特征 |
| 一、漕粮运输与旗丁社会活动季节性变化 |
| 二、漕粮运输与旗丁社会活动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旗丁挽运漕粮中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危险的“旅程”：旗丁漕粮运输中的日常生活 |
| 一、京杭运河区域自然环境 |
| 二、运漕中旗丁“旅居”方式与日常生活 |
| 第二节“流动”的运粮人：旗丁漕粮挽运中的社会关系网络 |
| 一、旗丁挽运漕粮中的社会关系类型 |
| 二、漕运社会关系网络下的旗丁角色 |
| 第三节 落魄的“窘境”：旗丁生计问题探析 |
| 一、落魄的“窘境” |
| 二、生计窘迫缘由 |
| 三、丁贫下漕运困境 |
| 四、清廷改善旗丁生计政策与措施 |
| 第四章 清代漕运旗丁群体文化与社会观念 |
| 第一节、旗丁群体文化与社会观念形成 |
| 一、地缘：运河沿线乡土文化的浸染 |
| 二、漕运：祭祀、演戏等活动的影响 |
| 三、形成：奢靡消费、崇祭与信仰文化 |
| 第二节、旗丁群体文化观念内向与外延 |
| 一、内向：旗丁身份、运役等“内核性”文化的强化 |
| 二、外延：涉漕区域文化、漕运文化等相关文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清代旗丁挽运漕粮中的商贸活动与信息流通 |
| 第一节、漕运制度下旗丁例带土宜政策 |
| 第二节、旗丁漕粮挽运中的“利己”活动 |
| 一、商货的夹带 |
| 二、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
| 三、商货的捎带 |
| 第三节、漕粮运输中南北货物流通与商贸活动 |
| 一、丰富了区域市场货物多样性 |
| 二、繁荣了运河沿岸市镇的经济 |
| 第四节、清代京杭运河南北沿岸民间信息传播与扩散——以漕运旗丁为载体的考察 |
| 一、旗丁出运中商业信息的传播 |
| 二、漕船往来中其它非官方信息的传播 |
| 三、旗丁民间信息传播功效的“双重性” |
| 四、信息传播中旗丁漕运角色强化与社会秩序 |
| 第六章 道光朝漕运改制后旗丁群体处境与流向 |
| 第一节、内河漕运危机与海运试行 |
| 一、屡修屡坏的河道 |
| 二、盘坝与拉纤的艰辛 |
| 三、海运的试行 |
| 第二节、漕粮河海并运后旗丁处境与安置 |
| 一、生计维艰的“官差” |
| 二、清廷安置丁舵措施 |
| 第三节、漕运改制后旗丁群体流向与影响 |
| 一、海运后旗丁群体的流向 |
| 二、旗丁多渠道流向的影响 |
| 第七章 漕政视阈下旗丁积弊、地方矛盾与社会应变 |
| 第一节、漕运机制怠坏与“丁疲”的双重性 |
| 一、漕运制度运作机制的怠坏 |
| 二、丁疲问题的双重性 |
| 第二节、旗丁派系之争与社会冲突 |
| 一、派系之争 |
| 二、社会冲突 |
| 第三节、漕政视阈下清中晚期地方吏治与社会危机——以旗丁呈控案为中心的考察 |
| 一、乾隆朝后旗丁呈控案件述要 |
| 二、漕政运作系统的混乱与无序 |
| 三、地方吏治的怠坏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地方精英为主导的社会应变策略 |
| 一、地方官僚的处理与应对 |
| 二、学者、幕僚等经世之策 |
| 三、地方精英在旗丁积弊改革中的作用 |
| 结论 |
| 一、应役与承运：漕运旗丁群体角色再审视 |
| 二、政府与民间：双视角下的旗丁政策再回溯 |
| 三、国家与地方：政策变动中的旗丁群体再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论题缘起：中国传统文脉的复兴与创造 二、作家创作历程 三、作家研究现状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第一章 |
| 地域文化与文气养成 第一节 |
| 故都北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故乡” 第二节 |
| 文气养成：积理练识,励志尚学的心理建构 第二章 |
| 文人情采与士人德性 第一节 |
| 林佩芬：结社与宗经 第二节 |
| 叶广芩：雅集与优游 第三章 |
| 历史小说的淑世致用 第一节 |
| 士君子及其文化精神 第二节 |
| 大历史观视野中的民族文化与融合 第三节 |
| 典型性格与主观概括 第四节 |
| 民族记忆与创作启示 第四章 |
| 情义中国的诗性言说 第一节 |
| 时代困境的精神突围 第二节 |
| 情义中国的诗性言说 第三节 |
| 抒情传统与存在观照 第四节 |
| 语言与意象的文化美境 第五章 |
| 历史文化的多棱图景 第一节 |
| 漂泊者的孤独与历史追问 第二节 |
| 平凡世俗生活的温情与超越 第三节 |
| 会通综合的历史真实 第四节 |
| 天人合一的自然生命 第五节 |
| 历史阐释的理性诉求与人本意识 结语 一 |
| “归根复命” 二 |
| 创作比较 三 |
| 历史回声 参考文献 一、着作 二、学术论文 三、报刊文章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一、论文 二、项目 作者简介 致谢 |
| 一、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的现状 |
| 二、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改革途径 |
| 1. 完善国际化培养途径 |
| 2. 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 |
| 3. 构建国际化培养体系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辨析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二战前美国学校学生指导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学校学生指导的起源和早期发展(19世纪末～一战结束) |
| 一、现代学生指导萌生的社会背景：美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
| 二、学校学生指导兴起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
| 三、美国学校学生指导的发端 |
| 四、职业指导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学校学生指导的影响 |
| 五、公立学校职业指导的扩展 |
| 第二节 学生指导多样化的演进(20世纪20年代-二战结束) |
| 一、各种社会运动及教育改革对学生指导的影响 |
| 二、学生指导多样化的演进 |
| 三、指导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学生指导实践的影响 |
| 四、联邦介入学校学生指导的开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学生指导专业化的快速发展(二战结束～70年代末) |
| 第一节 二战后学生指导专业化发展的社会和教育背景 |
| 一、二战后美国人口的变化和学校学生问题的增多 |
|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冷战时期的“人才危机” |
| 三、联邦政府财政开支的增长和权力的扩张 |
| 四、学校教育中进步主义与新传统主义思想的交锋 |
| 五、综合中学的普遍设立 |
| 六、应用心理学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立法对学生指导专业化发展的支持和影响 |
| 一、《乔治—巴登法案》对学校职业指导的支持及影响 |
| 二、《国防教育法》对学校学生指导的支持及重要影响 |
| 三、六七十年代联邦教育政策对学校学生指导的继续支持及影响 |
| 第三节 学校辅导员专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 |
| 一、美国学校辅导员协会的成立 |
| 二、美国学校辅导员协会的会员构成和组织管理 |
| 三、专业刊物的出版发行 |
| 四、倡导专业身份,发表专业意见 |
| 第四节 学生指导相关理论的发展 |
| 一、科南特对健全公立学校学生指导制度的建议 |
| 二、学生指导原理的构建 |
| 三、发展性学生指导理论的出现 |
| 四、职业指导理论构建的重要突破 |
| 五、瑞恩报告与学校辅导员专业职能的明晰 |
| 第五节 学生指导实践的发展 |
| 一、中学学生指导的发展 |
| 二、小学学生指导的兴起 |
| 三、学校辅导员专业化培养和认证制度 |
| 四、学生指导服务的组织管理 |
| 五、发展性学生指导成为一种趋势 |
| 六、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出现 |
| 七、学生指导实践中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发展(20世纪80-90年代) |
| 第一节 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兴起 |
| 一、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兴起的背景 |
| 二、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推广 |
| 三、各州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模式的发展 |
| 四、联邦立法和专业协会对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支持 |
| 五、《学校咨辅项目全国标准》的出台 |
| 六、学校辅导员培养及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 |
| 七、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实践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基本原理及其规划实施系统 |
| 一、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基本原理 |
| 二、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规划设计 |
| 三、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实施系统 |
| 第三节 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具体实践模式 |
| 一、圣约瑟夫学区重建学校指导项目的背景 |
| 二、重建学区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规划 |
| 三、确定综合性指导项目的构成和时间分配 |
| 四、学区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实施 |
| 五、学区实施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成就、经验和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聚焦绩效：21世纪初美国学校学生指导的演进 |
| 第一节 关注学业成绩：学生指导回应当代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
| 一、关注学业成绩的倡导 |
| 二、有关学生指导能否提高学业成绩的讨论 |
| 三、有关学生指导能够提高学生成绩的实证研究 |
| 第二节 重视评价与绩效：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
| 一、对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回应问责的建议 |
| 二、学校咨辅成果研究中心的成立 |
| 三、有关综合性指导项目评价和绩效的研究 |
| 四、《ASCA的全国模式：学校咨辅项目框架》 |
| 第三节 21世纪初美国学校学生指导项目模式范例 |
| 一、纽约州学校指导项目模式的开发背景 |
| 二、纽约州学校指导项目模式与州教育政策 |
| 三、纽约州学校指导项目模式与《学校咨辅项目全国标准》 |
| 四、纽约州综合性学校指导项目模式的系统框架和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结语：美国学校学生指导发展的历史经验、问题与借鉴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特点和不足 |
| 三、 相关概念辨析 |
| (一) 宣传与传播 |
| (二) 对外宣传及相关概念 |
| (三) 战略与策略 |
|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难点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基本框架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内涵 |
| (一) 战略 |
| (二) 对外宣传战略 |
| (三) 党的对外宣传战略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定位及作用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定位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作用 |
| 三、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结构 |
| (一) 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影响因素 |
| (二) 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构成要素 第二章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历史演进 |
| 一、 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思想和实践 |
| (一) 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特点 |
| (二) 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问题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思想与实践 |
| (一) 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特点 |
| (二) 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问题 |
| 三、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经验教训 |
| (一) 建国后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基本经验 |
| (二) 建国后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主要教训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形势及现状分析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面临的机遇 |
| (一) 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 (二)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存在有利因素 |
| (三)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评价相对正面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面对的挑战 |
| (一) 国际环境呈现复杂多变态势 |
| (二) 西方的涉华舆论以负面居多 |
| (三) 竞争对手的外宣战略的挑战 |
| (四) 互联网可能会加深数字鸿沟 |
| (五) 语言文化等差异是客观障碍 |
| 三、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内在的优势 |
| (一) 战略资源相对丰富 |
| (二) 战略规划初见规模 |
| (三) 集中体制优势明显 |
| 四、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存在的劣势 |
| (一) 战略能力与战略资源不相称 |
| (二) 总体战略布局统筹协调不够 |
| (三) 战略的规划和实施缺乏人才 |
| (四) 民间资源的利用有制约因素 |
| (五) 话语表达存在两个极端倾向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思考与建议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基本内容 |
| (一) 制定和平发展为核心的目标体系 |
| (二) 构建整合协调高效的战略性机制 |
| (三) 设计受众和功能为主的战略布局 |
| (四) 确立相对稳定性的对外核心话语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基本原则 |
| (一) 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
| (二) 坚持知己知彼原则 |
| (三) 坚持循序渐进原则 |
| 三、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的具体措施 |
| (一) 增强战略的国内基础 |
| (二) 了解战略受众的特点 |
| (三) 充分开发战略性资源 |
| (四) 提升战略主体的能力 |
| (五) 注重战略效果的评估 结论 |
| 一、 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辩证统一 |
| 二、 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重要意义 |
| 三、 党的对外宣传战略的历史经验 |
| 四、 扭转国际负面舆论的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后记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统计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解释与论文框架 |
| 一、概念解释 |
| 二、论文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中华文化自古是台湾主体文化 |
| 第二节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状况 |
| 一、殖民者对台湾社会的破坏 |
| 二、台湾民众保持中华文化的抗争 |
| 三、光复前台湾地区的文化状况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光复台湾的各项工作 |
| 一、积极推动台湾光复 |
| 二、调研筹划收复台湾 |
| 三、全面开展接收工作 |
| 第二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一)—恢复国语 |
| 第一节 推行原因 |
| 一、台胞国语基础堪忧 |
| 二、当局政治上的需要 |
| 第二节 政策措施 |
| 一、成立推行机构 |
| 二、制定政策纲领 |
| 三、各类培训补习 |
| 四、创办《国语日报》 |
| 五、监督激励措施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政策实绩 |
| 二、缺陷不足 |
| 第三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二)—推广教育 |
| 第一节 光复前台湾教育状况 |
| 一、日据殖民教育政策 |
| 二、筹划接管台湾教育 |
| 第二节 光复后教育方针政策 |
| 一、调整教育内容 |
| 二、扩大教育受众 |
| 三、改革学校体制 |
| 四、补给师资力量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正面成果 |
| 二、负面影响 |
| 第四章 “再中国化”文化政策(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第一节 运动原因 |
| 一、社会背景 |
| 二、政治诱因 |
| 第二节 政策措施 |
| 一、指导思想及组织人事 |
| 二、大力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
| 三、规范国民生活与礼仪 |
| 四、国际宣传与侨界宣传 |
| 第三节 效果影响 |
| 一、积极效果 |
| 二、消极影响 |
| 第五章 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 |
| 第一节 思想理论基础与地区总政策 |
| 一、三民主义理论思想 |
| 二、以“反攻复国”为核心的地区政策 |
| 第二节 国际国内因素 |
| 一、两岸关系形势 |
| 二、与美日的关系 |
| 第三节 领导人素质 |
| 一、蒋介石个人文化理论体系 |
| 二、深谙文化反作用政治道理 |
| 三、个人思想贯穿台湾文化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