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漂泊与自我漫游——港澳台与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

一、文化漂流自徘徊——港澳台与东南亚族群关系研究之二（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文中提出

郑容坤^[2]（2021）在《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瑶瑶^[3]（2021）在《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异名同实词研究》文中提出

王爱红^[4]（2020）在《中国现当代“海丝文学”初论》文中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与文化遗产,为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丰富的精神滋养。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内涵是通过海路进行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海丝文化,诞生了大量描写和表现中外交往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现代海丝文学既继承了古代海丝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又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论文从跨文化视角研究海丝文学,通过系统梳理中国海丝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跨文化旅行等理论和方法,分析现代海丝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代表作家作品,力图揭示现代海丝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意蕴。第一章,回顾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丝文学的历史,界定海丝文学的概念与范畴。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于中外文明的相互吸引,在政治外交和商贸求法的推动下,它不仅成为中外物质交往的海上通道,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海上大动脉,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历史演变决定了海丝文学的概念与范畴。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神话、诗歌、游记、小说等众多文学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第二章,梳理现代海丝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海丝文学经历了“经世致用”的晚清海丝文学、启蒙与审美兼具的民国海丝文学、歌颂与展望并存的共和国海丝文学的演变过程。晚清的海外行旅使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处于“世界之中”,开创了走向世界、探索新知的一代风尚。民国海丝文学继承晚清经世致用和启蒙任务,其创作主体又普遍有自觉的美文追求。共和国海丝文学逐渐走向个性化、个人化,对海员及海军等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新鲜的人物形象。第三章,分析现代海丝文学中的海洋题材与海港城市。现代海丝文学的海洋书写呈现出崭新的生命气质和文化精神,成为激活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性密钥。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不同区域的海洋风景,不仅使创作者迸发了表现海洋风景的激情,更起到了唤醒自我的功能,使作家的生命哲思得到进一步升华。现代海丝文学中的海港城市是中外作家重要的书写对象,上海作为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最集中的体现者。在中外作家的合力书写中,上海呈现为兼具原始与现代的矛盾综合体形象。第四章,探究旅外知识分子笔下的欧美形象。欧洲和美国是现代知识分子海外书写的最主要的地区和国家,也是影响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外源力量。现代海丝文学关于欧美的书写,为欧美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欧美形象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涵盖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想象和思考,铭刻了旅外作家在中外文化碰撞、磨合、会通过程中的艰难心路历程。第五章,考察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留学生和移民形象。现代留学作家群所经历的屈辱体验激发了这一群体对留学生形象的批判与反思。从海峡两岸的留学生形象到新世纪以来移民形象的创作更迭,体现了创作主体从文化冲突的落寞与挣扎到自觉寻求文化融通的转变。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张炜的徐福东渡叙事体现了海丝历史题材的文学创新。现代海丝文学,一方面记录了现代中国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不同于古人的海外行旅体验与世界想象,是现代中国认识世界、建构他者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自我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借助他者重构自我认知,从而获得独特的心灵体验与现代审美经验,是通过世界认识自我、重塑自我的过程。海丝文学作为他者与自我的叙说与重塑,具有异质性、跨界性、互动性的文化特点,期间伴随着自我与他者的疏离、对立与互融的过程,是中外文化的碰撞、冲突、磨合、创造的见证和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文化对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海丝文学所反映出的跨文化对话是不均衡的、不对等的,尚未形成平等的对话精神和共存意识。

黄金^[5]（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杨福慧^[6]（2019）在《怒江匹河乡怒族怒苏支系音乐地域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位于云南滇西北“三江并流区域”的东方大峡谷腹地,是全国唯一的怒族乡,这里的怒族自称“怒苏”,是中国境内怒族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世代居于高山峡谷、丛林茂密的封闭山区,怒苏人与在此区域相邻的傈僳、独龙等族群,既形成了生产生活、社会风俗、宗教礼仪等方面复杂而相融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也在漫长的历史迁徙中,保存着本族完整的语言系统和民族个性,丰富多彩的音乐样式也得以流传下来。他们通过特有的“音乐”行为方式不仅承载了传统生活秩序,也将社群关系依此延续,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孕育下形成了怒苏人独有的音乐表达及浓厚的音乐地域风格特征。本论文旨在音乐人类学的背景下,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为视角,以怒族传统乐器“达比亚”、歌调“哦得得”为聚焦,通过观察怒苏人传统与现代环境音乐事象中的发生场域、社会功能及身体习得等方面的呈现方式,深描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与音乐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地域性音乐风格的特征,以此拓宽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在学术实践中的路径,并为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提供一个个案研究。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构成。导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目的及内容、研究理论及方法,并对主题内容涉及到的研究现状、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同时将田野考察点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与地理环境中进行勾勒,以便为正文部分怒族地域性音乐风格特征的成因及特征研究做出可寻的学术依据。正文由四个章节组成,分述如下:第一章,匹河乡怒苏支系生态坏境与族群记忆。高山深谷、密林陡坡不仅造就了怒族先民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独特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他们善良博爱、团结友善、诚实守信的品性;别具一格的族群记忆,让怒苏人更了解自己的历史过往,对生活有着执着坚韧的心念,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使其拥有平和善良的族性。为此本章主要是对匹河怒苏支系所在的自然地理、人文生态坏境进行概括及梳理,同时对怒苏支系的族群迁徙历程与口述传说进行阐述。第二章,“达比亚”及“哦嘚嘚”发生的时空与互动场域。任何“音乐”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地点,通过个体音乐体验以及与音乐体验有关的族群认知而产生和传播的,为此“达比亚”及“哦嘚嘚”的发生与所在的时间、空间也有着特殊的联系。本章以“达比亚”及“哦嘚嘚”的发生为论域,围绕发生场域、社会功能及传承与维护方式等例举分析。第三章,“达比亚”及“哦嘚嘚”音乐的形态风格特征。特定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是人类生存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达比亚”及“哦嘚嘚”的音乐地域特征,就是表征“人——地——音”的关系,因其处在的历史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独特的音乐形式及其表达方式。本章主要通过对“达比亚”、“哦嘚嘚”的定弦法、弹奏手法、歌调种类、歌唱方式等音乐形态进行分析与比较,进一步深入具体的对地域生态环境与人类所创造音乐风格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此凸显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孕育不同音乐文化的重要基础。第四章,当代文化变迁中的“达比亚”及“哦嘚嘚”。当今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使怒苏人代表性传统音乐“达比亚”及“哦嘚嘚”的生态也受到深刻影响,呈现出一种城镇化、商业化、集体性与个体化等多重二元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立体的态势。因此本章主要论述在当代时代背景下,“达比亚”及“哦嘚嘚”作为一种乡村文化是如何在传承与传播不同的路径上得以发展,尤其在非遗之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所存在的实践性的关注与研究,将如何为我们提供一种民族音乐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适应性策略。

陈晓^[7]（2019）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文中指出本文将国产商业电影置于产业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视野之中,在电影史、电影理论及电影批评的框架下,旨在厘清2002-2017年国产商业电影的纷繁面貌。首先,在时间上对其进行微观层面的断代划分,历时考察国产商业电影的生发环境及流变状况。第二,结合“本土性”表达及“国际化”表达两条共时线索,力图解释国产商业电影生成、变化、发展的主体因素,勾画出该领域范畴内丰富立体的文化图景。第三,综合实证研究方法,尝试以跨文化视角透视国产商业电影的输出问题,并给予相应的方法论延伸及讨论。基于此,本文将分作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指出目前研究中缺乏对国产商业电影集中化、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并由此提出本文的主体研究架构。第一章“国产电影商业环境的生成”描述新世纪后的国产商业电影延续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属性,生发于政策-经济生态圈、媒介生态圈以及跨域合作生态圈所构成的复杂语境当中。政策-经济生态圈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股份制、院线制的建立,促成中国电影产业的体系化发展。媒介生态圈以内容生产领域的“IP转化”及内容流通领域的“互联网+电影”战略性格局,建立国产商业电影的跨媒体运营模式。跨域合作生态圈广泛利用资金与人才优势,以“合拍片”生产为基本路径,使国产商业电影迈入全球化商品行列。第二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述”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内在文化势力的深刻影响,官方、资本方、大众三股力量的互动,根本性地决定了国产商业电影的差异性面貌与本土性表达。官方以向大众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为根本目的,通过与资本方的联姻,促成“主旋律”电影转向“主流商业片”。从对“主旋律”的商业化重述,到对“样板戏”的娱乐化改写,主流话语从显性在场转变为隐性在场。资本方以商业营利为根本目的,在实践层面搭建不同文化相互沟通的桥梁,生产出兼顾多方文化需求的电影产品。其中,商业电影的历史空间呈现出想象性叙述的特征、动作类型片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贺岁片全面迎合流行文化与消费语境、文艺片流露出电影艺术的退守与反抗姿态。大众文化从“沉默者”转为一股显在力量,既处在官方与资本方的引导之下,又因其自反性而促使电影市场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电影“粉丝”通过协商性参与的方式,进入商业电影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以“青春片”为代表,大众群体自身的属性成为资本方的创作指南。“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既表明“现象级”作品源自于大众文化“时代面向”的刺激和培育,也反映出多股文化力量共同促动了集体欲望的影像化宣泄。第三章“国产商业电影影像美学新质”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外来文化引导,文本实践逐渐与世界商业电影范式达成共识,并自觉进行着影像美学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在影像符号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对异域景观实行“标签化”处理,在银幕上勾勒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知地图”。一方面,大量涌现的西方符号明示着西方文化的强力渗入;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映照下,跨文化个体同时流露出对本地文化强烈的复归心态。在镜头修辞层面,制造影像“吸引力”成为国产商业电影重塑“电影性”的重要目的与途径。对“蒙太奇”的活用展现出国产商业电影的速度“变奏”;“数字长镜头”标示出国产商业电影的数字技术转向。在故事题材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在类型化叙事的流变过程中,不断分化、变异、繁殖出多样式的类型片。“奇幻片”糅合西方元素与本土文化,成为国产商业电影类型融合的先驱范例;“一本多拍”作为新样态的跨国改编形式,彰显出类型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在母题内涵层面,情感母题、寻找母题及英雄母题均与世界电影的创作潮流构成互文关系,指向人类共通的价值选择。第四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海外之旅——以北美市场为参照系”将北美地区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接受作为切入口,论述国产商业电影所遭遇的真实文化壁垒。古装大片的热潮与失落印证着北美市场的“选择性阅读”模式,而“华狮”及“华语片”的推广开拓了各类型商业电影的发行路径。国产商业电影“输出”的基本困境在于面临着结构性的文化霸权,中国电影作为“外语片”,难以获得“准”商业片待遇,始终未能进入北美主流市场。国产商业电影遭受“冷遇”的另一重因素在于中美观众的文化认知差异,基于对中美在线影评网站的实证考察,美国观众重“形式”、重技术以及自觉的跨文化立场与中国观众形成鲜明对比。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向中美不同的文化语境,即普遍意义上的高/低文化语境差异,以及不同的观影模式,即审美机制上的类型/故事传统差异。《英雄》与《长城》作为两部具备典型“访美”特质的作品,值得重点关注。《英雄》之于中国电影商业化、国际化取向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重新追认;《长城》标志着中美合作的深度开展,而“杂交”文本的缺陷阻碍了其背后深刻世界性主题的有效传播。第五章“国际坐标内国产商业电影的精进路径”尝试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当前历史语境中的国产商业电影。国产商业电影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时刻遭遇着本土文化裂变与外来文化冲击所带来的种种难题。面对如此纷杂的跨文化语境,国产商业电影的发展方向应当坐落于世界电影的版图之中,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基础,回归具有主体性特质的中国电影范畴,扮演好国家电影、文化商品、图像档案等多重角色。

吕润凯^[8]（2019）在《泰国中文语言景观研究 ——以曼谷、清迈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语言景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少专家学者对相关的研究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许多学者也投身到了语言景观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大多把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海外的实证研究则为数尚少。近十年来,泰国的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泰中两国交往日益密切,本文将目光锁定在泰国语言景观的中文语言景观中,对标识里中文的使用展开相关研究。本文以曼谷和清迈两座城市作为泰国的代表,选取曼谷唐人街、辉煌街、考山路和清迈的古城、宁曼路、宁曼路十九巷的所有语言标识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相机对样本进行拍摄记录共搜集到25699个有效样本。从中文标识出现的场所、形式、载体、文本内容和语言标识的语言数量、种类、主导语言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全面的解读。本文研究结论:第一,中文标识的数量排在第三位,居于泰语、英语之后。第二,中文在官方语言景观的次数少,而在非官方语言景观中有广泛分布,尤其集中在商业区。第三,中文语言景观的形式和载体丰富多样,能够在不同的情况提供使用的信息。第四,中文语言景观中存在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共存的现象,繁体中文多数情况下起到象征作用,而简体中文则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第五,中文语言景观的本体文本存在一定的使用问题,不少问题影响受众准确获取信息。第六,中文语言景观的现状和特点,主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

汪标^[9]（2018）在《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2006-2016）》文中研究表明内地香港合拍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中国商业电影的成功典范,它集合了内地电影与商业电影双方的资源优势,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从2006年的《霍元甲》、《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到2016年的《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湄公河行动》,内地香港合拍片无疑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主流。同时,作为现在香港电影存在的主要形式,内地香港合拍片又具有浓厚的香港性,亦或称之为具有香港特征的文化身份表征。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文化身份建构机制是电影文本的文化身份塑形的模具,这一套内地与香港双方参与协商的机制开拓了内地香港合拍片这一多种力量拉扯的场域,也决定了内地香港合拍片所建构的文化身份的香港性特征以及这种香港性隐喻的中国性归属。简言之,内地香港合拍片是一种建构中国向心力的媒介,它受到制度与群体、组织等社会现实的掣肘,其表征的文化身份始终朝着中国这“想象的共同体”出发。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文化身份建构可以从时间、空间、群体三个维度找到的三种身份惯例,在时间、空间、群体的维度交汇点上可以找到移民、边缘者、市民三种香港性的身份,身份中带有失根性、边缘性、排他性的香港症候,这些症候是香港电影对于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文化基因遗传。毋庸置疑,内地香港合拍片继承了香港电影的香港性,并在电影文本中将这些香港性不断表征。内地香港合拍片不但建构了具有失根性、边缘性、排他性的文化身份,同时内地香港合拍片作为媒介也实现了文化身份寻根、回归中心、开放包容的媒介功能。内地香港合拍片从2006年到2016年这11年期间潜移默化的已然将香港性向内地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也就是在文化身份上向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作出了皈依。一方面,这有利于内地香港合拍片在实现商业目的时传播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迎合受众的文化归属,实现文化传承的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在娱乐的同时,将两岸出现的社会矛盾加以仪式化处理,诸如:新移民、大陆游客、被拐儿童等两岸存在的社会矛盾体都能在电影文本编码的过程中得到协商建构,内地香港合拍片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不忘对民族情绪的迎合,《战狼》、《红海行动》的出现也在意料之中,这种中国电影的主旋律电影变革已经在内地香港合拍片中酝酿多时。

宋秀娟^[10]（2017）在《李永平长篇小说《大河尽头》的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台马华作家李永平一生都在离散、流浪。他“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同时“在拒绝旅行中旅行”,在悖论的文化、边缘的国族中漫游。笔者选取李永平长篇小说《大河尽头》的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置于台湾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加以观照,使“罪孽与救赎”、“婆罗洲书写与主体漫游”等主题融入到马华文学关于“原根性与本土性关系”的视阈中进行新的论述。通过探究《大河尽头》的主题特质对李永平小说主题演进与转换的意义、对在台马华文学史的积极影响与局限性,以期为台湾文坛注入新的精神内涵与朝气活力。

二、文化漂流自徘徊——港澳台与东南亚族群关系研究之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漂流自徘徊——港澳台与东南亚族群关系研究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现当代“海丝文学”初论（论文提纲范文）

（5）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怒江匹河乡怒族怒苏支系音乐地域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论文提纲范文）

（8）泰国中文语言景观研究 ——以曼谷、清迈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2006-2016）（论文提纲范文）

（10）李永平长篇小说《大河尽头》的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漂流自徘徊——港澳台与东南亚族群关系研究之二（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D]. 王妍.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D]. 郑容坤.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异名同实词研究[D]. 刘瑶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中国现当代“海丝文学”初论[D]. 王爱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5]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6]怒江匹河乡怒族怒苏支系音乐地域特征研究[D]. 杨福慧.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2)
• [7]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D]. 陈晓. 南京大学, 2019(06)
• [8]泰国中文语言景观研究 ——以曼谷、清迈地区为例[D]. 吕润凯.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9]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2006-2016）[D]. 汪标. 重庆工商大学, 2018(08)
• [10]李永平长篇小说《大河尽头》的主题研究[D]. 宋秀娟. 广西师范学院,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