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初期的文学创作与文人文学观念的情感深化

一、建安前期文学创作与文人文学观念的情感深化（论文文献综述）

孙克诚^[1]（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高赟^[2]（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程琳^[3]（2020）在《梁陈宫体诗“轻艳淫靡”下暗含的主体审美意识新变》文中提出中国文学久经历史沉淀,逐步形成了繁荣局面,各色文体应运而生,至梁陈时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诗体,名曰宫体诗。此诗文风一变前人模式,不再刻意渲染文学经世致用的政治功能,也不再似古人那般只知恪守仁义礼教,开始致力于扭转整个文坛诗歌风气,瞬时使得诗歌充满新鲜血液。但梁陈宫体诗因其内容与以往文学风骨相悖,缺失士人所追求的高格调,故而颇为世人所诟病,时人更甚者曰其为“艳情诗”或冠之以“淫词艳曲”,可见它并不是文人所喜爱的一种新文学样式。这种诗体兴于宫廷之中,贵族阶层颇为喜好,大量采用极尽繁华之辞铺陈宫廷生活,风格淫糜轻艳,因其盛于太子东宫而得以成名,内容主要以女性情姿摹状为主,杂以男女情爱,诗风尤为柔糜缓弱。但是从其后世影响反应来看,它并不是一无用处,本文着重论其主体审美意识的新变,从其内容、形式、情感、价值等多层次析论宫体诗历史积极意义,阐发其中难为世人所关注的意蕴存在,揭示出梁陈宫体诗下暗含的主体审美意识新变凸显。诗歌一直被当成是“言志”的体裁,“赋诗言志”充分证明了诗歌在前期一直是用以表露人之抱负志向,某种含义上来讲更侧重于政教怀抱,而经魏晋几代发展积淀终于开始走出“言志”,走进“体物”,逐步形成新文学观,走进“诗缘情”,凸显出“吟咏情性,以情纬文”的新文学特征。很多研究者直至今日仍将宫体诗驳为“亡国之音”、“淫词滥调”,这点是极为不妥的,一朝之文学必有一朝之文学姿彩,何况后期更有花间词派的衍生,岂能因其无政治功用而鄙夷?从另一角度观之,宫体诗是真正开始是关注女性的文学,或可说是女性文学的启蒙,它从视觉上写出了女性独有的阴柔之美,从嗅觉上写尽了女性的芬芳香郁,从触觉上感知到了女性的细腻,所以它算得上是开启了以女性为主体的先河。我们不能总以今时今日之眼界苛刻它的合理存在,应审视到其再文学模式上所做出的新变探索,度时人生活状态与社会背景,以中庸之道合理评定,不虚美,不隐恶,方是文学研究者真正做学问之态。正确理解其对于《诗经》、汉赋的“美人情结”延续传承,从其中把握梁陈文人生活姿态,运用正确文学史观,公允客观地解释宫体诗的价值意义。不可总以今人今时之眼光抨击时人文学创作情趣,要重视宫体诗对于后世诗歌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它在题材形式上的创新之举。反思前人对于它的污蔑匪夷,重新审视,给其以合理定位,多重比较它与前代文学之差异,不拘泥于世俗伦理道义,不苛求政治功能,仅从人性本性情欲出发挖掘审美新变价值。着重关注到它的新变意义,无论是它的主体意识还是客体选取,亦或是新的形式、格律、声韵、技巧、语言都充分阐释了宫体诗的价值意义,应该得到历史的认可和重新定位。

张珊^[4]（2020）在《《文选》“二谢”作品研究》文中提出谢灵运和谢朓作为谢氏家族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者,在南朝诗坛具有广泛影响力,对后世亦产生不可估量的文学影响。在《昭明文选》中,谢灵运共有40首诗入选,谢朓则有21首诗、2篇文被萧统选录。在游览、行旅类诗歌中,谢灵运入选数量均位居首位,在杂诗、行旅类诗歌中,谢朓入选数量位居其次,可见在萧统眼中,他们均可视为此类诗的代表诗人。二人被选录的作品,或由于思想内容,或由于艺术形式,符合萧统的思想志趣及选录标准。因此结合萧统的文学偏好和《文选》中选录的作品,探讨他的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及政治意图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本文从谢氏家族的文化熏陶、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二谢”的政治遭际,探讨他们思想意趣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深化对二人作品的了解、对萧统选录标准的把握。结合《文选》在唐代的传播,探析《文选》中二人作品在唐代的接受,深入挖掘其人、其作的审美特征及文化价值。本文绪论对“二谢”研究现状作出梳理,并将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具体分析二人入选的诗歌类型,《文选》的诗歌共24类,谢灵运以10类居于榜首,谢朓则以8类的数量位列其次,在入选数量上,二人分列第二、五位,可见萧统对他们作品的推崇。根据萧统在《文选》中的诗歌分类,每一节对二人入选的每种类型诗歌的发展渊源作出梳理,对诗歌内容等作出分析,在与未入选作品的对比中总结入选作品的共同特征。第二章通过对入选作品的内容情感、艺术形式归纳,探究它们在语言清丽、艺术浑融、情景并茂等方面的精妙。这些作品不仅精于锤炼、善于用典、巧用拟人等手法,而且写景角度多变,呈现出自然山水的清新风貌。在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对他们意象、观察角度、情景交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细加分析,展现二人独特的艺术风貌。第三章对谢朓入选的《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齐敬皇后哀策文》两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的特征分析,并梳理笺文和哀策文的流变,以期对文体内涵作出阐释。第四章由“二谢”入选作品的共同特征,探究萧统的选录标准,并结合他本人思想志趣,细化、深化对这一标准的认识。谢灵运、谢朓的作品虽然类型不一,但都具有思想雅正,抒发真情实感,艺术形式华美,典故质实丰富等方面的特点,与萧统《文选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陶渊明集序》等文中提出的观点较为一致,表现出他文学实践与思想的谐和。结合《文选》与《诗品》对二人评价的异同,又可参视萧统、钟嵘等人的文学互动及文学演变规律。第五章通过《文选》在唐代的独特地位,探析“二谢”入选作品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王维、李白、大历诗人等都表现出对其人其诗的不同程度接受,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可见《文选》对二人作品的经典化。本文将“二谢”作品研究与《文选》结合,从《文选》选录的二人作品入手,深入探析共同的思想特征及艺术特色,并对选录标准作出分析,结合在唐代的接受情况,探讨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崇高地位以及《文选》对作品的经典化。

邢云龙^[5]（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张群^[6]（2019）在《论模拟的创作机制与影响 ——以汉魏六朝的模拟创作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模拟创作是文人对艺术化生命状态的追求,它以种种形式与姿态构筑文人内心世界,融入日常生活与人生曼妙情思,求心灵之自由。汉魏六朝作家深谙模拟的创作机制,在模拟过程中表现自己的情感态度与艺术趣味,重视在形似基础上对神韵的表现和挖掘,尤其注重时代所赋予的崇尚悲怨和优美的审美情怀。模拟的类别多样,在模拟过程中,作家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选择合适的模拟对象。模拟对象的选择取决于作家审美观与情感需求,也受政治环境、权威话语、社会思潮流派、文化心理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因素影响,即因人而异,亦因势而改、因时而变,作家在拟中学、在学中评,遣怀寄兴、以拟会友、标立门户。第二阶段是作家与模拟对象的沟通。作家通过阅读介入对话,实现审美视域融合与自我转化,以跟随、改良或背离态度应对模拟对象。第三阶段是模拟者的具体创作。作家对情与辞的安排关乎为文造情与为情造文两类创作理念,又涉及到作家情感的真与伪、有用与无用的取向问题。模拟的三个阶段不是独立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拟作的诞生标志着模拟过程结束,模拟创作完成后,它对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作家方面,模拟具备学习属文、较量才华、审美品藻、遣兴娱情、同情共感与托古言志等意义;在文体方面,汉魏六朝时期的模拟加速了赋体与诗体的转型,促进作家对文体源流、特征与分类的认识,提高作家文体研究意识的自觉性;在文风方面,作家以模拟的方式进行变革,实现对新变、复古及古今融合文风的建设。可以说,模拟者的影响焦虑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他们在“述”经典的同时又超越前人,突出自我,参与到当时的文学史建构。总而言之,模拟就是为了创新,为了主体性的建构,为了人的发展。在当下,研究者可以对模拟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求同存异,深化对其认识和理解。

孔庆蓉^[7]（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提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李春霞^[8]（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应薇^[9]（2019）在《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接受与发展》文中指出先秦两汉时期,自《诗经》编订传播以来,各家对早期诗歌艺术的运用和解说就不绝如缕,《诗经》孕育于礼乐而又反映了礼乐所体现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识。尤其以儒家学派最盛,他们引《诗》、解《诗》来阐发弘扬他们的学说和政治思想,由此形成了儒家早期的诗学批评萌芽。然而当时诗、乐、礼杂糅的大文学环境和文史哲不分的政治礼教形势形成了诗歌早期的一些特点。孔子是儒家学派中最早说《诗》并以诗为教的学者,也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在出土文献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也揭示了孔子诗学观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又下启孟、荀儒家诗学理论,可以说先秦儒家的诗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和中国文艺思想的萌芽。魏晋六朝的文论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这得益于魏晋六朝文学家在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的积极接受继承中进一步对文学创作本质规律的探索和发现。魏晋六朝作家们开始关注诗歌的情感、风格、创作构思、辞采等艺术特征,既发扬先秦两汉时期正确的儒家诗学观念又对其加以革新,他们在自己的诗论着作中破而后立式的将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六朝文论重新整理结合成新的适应文学发展的批评理论,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魏晋六朝文论不仅继承了儒家对诗歌本质特征及其功能的认知,还对诗歌抒情言志的艺术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做了尝试性的探索。文章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魏晋六朝文论对儒家诗歌本体论的承继与改造,通过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之发生以及诗学思想的具体内涵进行概括和总结,进而从魏晋六朝诗学之深化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探求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诗歌本质特征的再认知和新发现。第二章围绕诗歌功能论进行论述,主要以魏晋六朝时期的主要诗论和文论为研究对象,从中寻找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歌功能论的接受与发展。论述的重点在于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巨着《文心雕龙》中所凝结的诗学思想和诗论专着钟嵘《诗品》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迁移。通过对先秦两汉及魏晋六朝时期诗歌功能的发展变化来考察魏晋六朝诗歌功能的发展演变特征。第三章论述魏晋六朝文论对儒家诗歌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扬弃。围绕诗歌创作论和批评论分别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六朝时期的诗歌理论进行甄别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来探究魏晋诗歌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极大丰富与发展以及魏晋文论家们所产生的新的诗歌创作方法和批评视角的转移。第四章专论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歌风格论的拓展。针对先秦两汉诗歌风格的萌芽以及其早期观点来探讨魏晋六朝时期诗歌风格的集大成发展及诗歌风格的发展趋势。第五章论述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论接受与发展的价值意义。分成两节,第一节讨论魏晋六朝文论建构了成熟的具有中国文论特色的诗学观以及对诗歌审美艺术本质的准确认知,魏晋六朝以后的诗学理论和诗学价值范畴都是熔铸了前代诗歌理论成果而进行升华的。第二节则要用批评性的视野谈及先秦两汉和魏晋六朝文论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价值,而这两种价值最终要归于“人文”的价值关怀,甚至渗透到整个诗歌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中。

许庆双^[10]（2017）在《三国文人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动荡的阶段之一,在此期间,传统的儒家经学式微,文士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不断强化,他们追求思想解放,精神自由,所以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式逐渐被打破,文学创作活动十分活跃。曹魏、蜀汉、孙吴以三足鼎立之势共同建构了当时三国对峙、互动共存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在乱世之中绽放的文人其生存状态和理想人格都是极具文学、史学、美学价值的研究对象,下面简要概述本文关于三国文人各个章节的主要论述内容。第一章:三国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首先将本章研究的时段划分为东汉乱世、三国形成、三国鼎立、三分归晋四个阶段。二是三国时期文人的生活状态主要表现为修书、观书、讲学。三是三国文人的地理分布,三国的动乱促成了地理格局的变化,形成了三大文人集团:魏国之曹氏文人集团、蜀国之刘备文人集团、吴国之南方文人集团。四是总结了三国时期文人的三种结局:进入世途、漂泊迁移、不得善终。第二章:汉末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新的文学思潮,曹操稳定了北方,唯才是举,雅好文学的曹氏父子与邺下文人共同参与创作,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曹操较为壮阔、积极;曹丕风格婉约、清丽;曹植前期骨气翩翩,后期宏肆沉痛。邺下文人诗歌中最突出的是“风”和“飞鸟”的意象,前者象征着内心悲凉的感情,后者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三曹及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士人阶层的政治理想,促进了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第三章:诸葛亮本身是文人,他在潜藏时淡泊、辅政时忠心、失势后尽责,有着文人应具备的道德操守与人格情怀。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映射到了他的作品之中,其文章叙事视角广、思想内涵深,语言上用词娓娓道来、淡定从容,情感上一唱三叹、委婉动人。他的作品中体现了文人的理想,表现出了独特的气质。第四章: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政治上混乱、社会上苦痛,正始名士罹难后,竹林七贤避世不世,成就了精神上的自由。七贤交游的地点主要在山阳旧居和嵇山别墅,郊游的时间范围从嵇康移居山阳至嵇康被诛,交游的性质是在乱世中因意气相投而结成的文人群体。魏晋风流是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政治斗争的激烈使得老庄哲学成为显学,这种文士风流表现在行为上即为放诞任情、纵酒昏酣、吟啸山林。第五章:东汉末年,士族思想家们将道家思想融入儒家政治理念,比如夏侯玄率先提出调和道家任性自然与儒家纲常名教之间的矛盾;何晏在自己的经学着作中提出了用道家的无为思想去改造传统的儒家观念;王弼大胆改革,正始玄学的理论体系在其手中建构完成。从宏观上看,正始之音还包括偏重文学的竹林七贤,代表人物为阮籍、嵇康,阮籍对现实的超越,嵇康对心灵的超越,促进了这一时期从外向内的精神转向。第六章:三国时期的蜀国文学在发展上相对薄弱,其特点一是文体相对单一;二是文风质朴。东汉末年形成了荆州文人团体,荆州文人作品中饱含流寓文人的感伤情怀。吴国文学的特点,一是文体多样,主要以儒学为宗,四言诗、体物赋也得到发展;二是有地域特色,吴国文学的重要推手是江东之地的世家大族;三是风格质朴,这种相对的保守性更加侧重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解读。第七章:在充满了变动与纷争的时代中,三国时期的文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往往依据地域的不同,而有种种精神风貌与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同时,地域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影响着文学,表现为以汝颍人士为代表的地域士大夫群体对儒家经典的叛离;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尽管被压制,却还是以支流的方式构成对主流的影响。第八章:本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一方面是三国文人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审美精神,主要体现为:第一,“清”的审美意蕴对后世文学意境营造的影响;第二,“风骨”促成了后代文学中苍凉劲健的格调;第三,“情”性关系着后世文人的抒情方式。另一方面是三国文人本身,不仅作为历史形象,还作为文学形象以不同面貌存在于后世作品中。

二、建安前期文学创作与文人文学观念的情感深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安前期文学创作与文人文学观念的情感深化（论文提纲范文）

（1）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梁陈宫体诗“轻艳淫靡”下暗含的主体审美意识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4）《文选》“二谢”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模拟的创作机制与影响 ——以汉魏六朝的模拟创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8）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接受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三国文人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安前期文学创作与文人文学观念的情感深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3]梁陈宫体诗“轻艳淫靡”下暗含的主体审美意识新变[D]. 程琳. 喀什大学, 2020(07)
• [4]《文选》“二谢”作品研究[D]. 张珊.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5]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论模拟的创作机制与影响 ——以汉魏六朝的模拟创作为中心[D]. 张群. 宁波大学, 2019(06)
• [7]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接受与发展[D]. 应薇. 宁夏大学, 2019(02)
• [10]三国文人论[D]. 许庆双.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