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还是欺诈——东西方小说中两性关系的异常表现

一、引诱不成则诬害——东西方小说中两性非正常关系的一种表现（论文文献综述）

李岩^[1]（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指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王洁^[2]（2019）在《《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研究》文中指出《创造》季刊是1922年3月15日创刊的,同年的5月1日正式发行,共出版了二卷,其中第一卷有四期,第二卷只有两期,总共六期,终刊于1924年2月28日。《创造》季刊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以创造社同人为主撰写的文学作品,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和通信。还有翻译作品和对外国思想的介绍,以及直接的外文原文欣赏。作为初期创造社同人的第一份期刊,《创造》季刊情爱书写的文学作品以它的不容忽视性成为了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文学状况、当时的留日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以及思想的一个绝佳的切入点,从这个切入点我们甚至能够追索出存在于那个特殊的时代中的一些未被关注到的缝隙,新文学和现代性的人的认知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又是如何限定了文学的特性的?为什么不同题材中的乌托邦构建是相反的?《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是一个可以与历史因素以及诸多复杂因素连接贯穿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点。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既是创造社同人借以“异军突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感性经验的绝妙手段,也是在文学救国和文学启蒙的重任下,肩起救国,乃至建立心目中的现代性国家和重建新文学的使命系托之所在。因此以《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同时期重要报刊上的刊载的有关情爱书写的文章,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系统梳理《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挖掘其中的深层价值,并对其缺失和偏颇之处进行反思是有意义的。第一章对《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进行分类研究。简单的梳理介绍戏剧与小说中的情爱书写、诗歌中的情爱书写。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情爱书写的模式化因素和构成要素,并进行分析。通过对初期的创造社同人对终极问题的理解的梳理,继续分析形成《创造》季刊文学作品情爱书写中的模式化因素和构成要素的原因。第二章对伴随着《创造》季刊文学作品情爱书写中的觉醒与选择进行研究。新人的构建与对五四个性主义的继承不无关系,因此初期创造社同人所构建的新人和新人的觉醒层面,都带上了浓厚的启蒙气息。但启蒙下的以情爱名义对于旧礼教的反抗、对社会层面与身份定位上的反抗,并存的是面向自然与原初的逃避、趋向死亡的逃避和对争取独立自主权利的懦弱逃避。第三章具体论述《创造》季刊文学评论中的情爱文学化书写。要体现情爱为神圣的本性、要符合“真”的审美要求以及要表现出创造性的精神是初期创造社同人对情爱文学化书写内容的要求。情爱文学化书写的新结构方式、对心理描写表现的强调以及反对旧的形式和其中的旧思想是初期创造社同人在文学评论中对情爱文学化书写形式的要求。新文学追求背景下的情爱文学化书写、情爱的文学化书写中的生之不安与爱之痛苦以及情爱中的社会现实指向性与颓废感的根源都是文学评论中情爱文学化书写的问题。初期主要的创造社同人的了解上分析他们的情爱思想观念也能为我们理解情爱文学化书写中的问题作出贡献。第四章反思《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情爱书写的成因大致与大正文风、日本求学背景、五四运动后的文坛需求和初期创造社同人的文学倾向性、初期创造社同人的个人因素这几方面的影响有关。《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不仅为新文学探索了新的可能性,也表现出新文学中乌托邦构建的两歧性。《创造》季刊上的情爱书写中所表现的对于五四以后的个性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对20年代初期自我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的展示以及其后革命转向的种子的表现有其深刻的意义。但也折射出前期创造社同人对于生命与生活的认识的有限性,理性也往往淹没于浓厚的情绪表现中,形成了一种直白浅露的语言文字风格,缺少文学的审美性,但如果把这种感性及其倾诉式的书写方式放到文学救国与文学启蒙的时代命题里来看,却又在情理之中。

李嘉懿^[3]（2019）在《夹缝之中—论王小波《似水柔情》中双性恋的生存困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作品主人公身处性别、主体和生存的夹缝,探析王小波的小说《似水柔情》所表现的双性恋精神困境和生活困境。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性少数群体天生的个性特征与后天性别规训的冲突。首先探究主人公阿兰的性别身份,发现他是一名自认为女性的生理上的男性。他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男性身份,处于“双性同体”的状态,在两种性别之间摇摆,但他的性别选择依然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其次,探究主人公小史的性向身份,挖掘他被压抑、却在不经意中显现的同性情欲本能。他的性向是在同性中发现异性情欲、在异性中实践同性情欲的混杂状态。两位主人公虽然违背了传统的性别规训,但因没有完全挣脱桎梏,因此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为自己确立合法性地位,陷入无法消解的身份夹缝之中。第二部分,阐释主人公试图在受虐中满足生存的需求,但无法在这种虚假的角色扮演中获得真正的主体位置之间的矛盾。小史与阿兰的性虐关系是一种主奴关系,这种主奴关系同时带有夫妻、母子关系的影子。作为奴隶,阿兰在对小史的完全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种强烈的联结关系中找到一种归属感。小史和阿兰又是警察与犯人的关系。阿兰作为犯人,在被逮捕中感受自己的美丽和自尊,在与警察的博弈中诱惑正统的一方走向邪恶,获得一种隐含的掌控权。然而,他追求自我价值的行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主体操演,是一种过程的体验而不是结果,本质上是一场意义的自我赋予及自我感动,他处在主体的夹缝中无法自拔。第三部分,探究人类原始生物性与社会文明性的对抗。一方面,主人公按照人类的慕美倾向生活,看似践行了多样的审美天性,但仍无法破除社会单一规范的桎梏;另一方面,主人公按照人类生物需求的快乐原则生活,不愿成为道德文明要求下掩藏本性的虚伪之人,却反而被划为“贱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现实地位,陷入二元性、本质性文明下的话语夹缝之中。第四部分,探究性少数群体无从抵抗社会规训的生存夹缝。一方面,社会对他们进行嘲弄式的惩戒和放逐式的隔离,让他们丧失反抗的外部资格;另一方面,社会规训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使他们丧失反抗的内部力量。同时,梳理王小波的理念与酷儿理论的差异和契合,回归文学史,概括《似水柔情》的价值与启示。

杨华杰^[4]（2017）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心理——从引诱不成反诬母题谈女性的堕落与反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文学的一些作品中时常会出现女性对于男性引诱不成便加以诬陷的文学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与存在是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在男权社会中,这类母题模式显然对其统治有利,成功地控制第二性在第一性心中的形象,从而为政治服务,为家教服务。其次,从女性心理层面看,女性的这种行径不能不说明男权社会的压抑使其心理受到扭曲,从而产生了这种反抗、报复手段。

谭苏^[5]（2015）在《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研究》文中认为鲁迅的小说开启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序幕,成为彰显鲁迅文学功绩和文化贡献的重要载体。鲁迅的小说文本体现了多种艺术特质的交汇和融合,寄寓了鲁迅深广的历史审思和现实创设。本论文的写作主要从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的文本呈现、意义形式、审美功能等三个层面予以描述和阐说,旨在挖掘鲁迅小说中维度多样、形式生动、内蕴丰富、意旨深刻的语言形式和表达策略,从而揭示出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所蕴含的美学内涵和诗学内涵。尽管各个层面的探讨内容不同,阐述方式也不近相同,但彼此之间互为勾连,互相印衬,共同形成了本论文对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的整体观照。考察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文本呈现是本论文的出发点。从人类的五官感觉起步,分别从视觉、听觉、肤觉、嗅觉、味觉的角度还原鲁迅小说中富有艺术魅力的形象色彩特征。通过基于视觉的颜色修辞观照鲁迅小说中不同颜色语码的形象色彩义,勾勒出鲁迅小说色彩世界的风貌；透过不同颜色语码所内含的隐喻意义,探讨鲁迅关于国民性、启蒙、复仇等重要主题的思考；以鲁迅对色彩的选择和偏好把握鲁迅的情感基调和生命姿态。通过基于听觉的声音修辞,发掘声响修辞在鲁迅小说中的多重内涵；把握鲁迅对人声的情感化的处理意图和技巧,了解鲁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切身体悟；领会鲁迅小说中语音表达的表意性和情感性,进而观照小说所传递出的社会内涵的思想旨意。通过基于肤觉的感觉修辞,探究鲁迅对国民之间的现实关系和人际社会的洞察；透视鲁迅对国民性的审视、揭露,以及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设想和期许。基于嗅觉和味觉的感觉修辞,主要表现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态度,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心理感受和具有空间意义的情绪体验。阐述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形式意义是本论文的着力点。从小说文本的语言要素出发,探讨形象色彩修辞在鲁迅小说中文本主题和风格特征的确立、文本环境和整体氛围的营造、人物形象与心理的刻画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策略方式和艺术效果。鲁迅小说中不论是生的艰辛,还是死的悲凉,甚至是人心的隔阂,都寄寓了鲁迅对人类存在感的形象化反映和深重思索。不论是自然环境的压抑,还是社会环境的逼仄,亦或是心理环境的隐秘,都是事件发展和人物活动的背景,也是各个环境因素的交融与叠加,更是鲁迅小说文本整体氛围的外显形式。形象色彩修辞的魅力在人物塑造及心理烘托上同样具有事半功倍的表达效果,通过语言的形象色彩把握人物群像的共同特征及具有共同点的心理内涵,从而把握鲁迅小说文本的深刻意旨。挖掘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审美功能是本论文的落脚点。意象作为意义多元化的载体,具有可供深入挖掘的精神意蕴,撷取鲁迅小说中的月亮意象、铁屋子意象、吃人意象,探讨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在意象的确立和构建上所发挥的艺术效应。反讽是鲁迅具有自觉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透过鲁迅小说中的言语反讽、意象反讽、情景反讽,以观照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在反讽维度上的艺术张力。“陌生化”重视个体的感知状态和情绪体验,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和感觉的陌生化挖掘鲁迅小说中形象色彩修辞的奇异效果及蕴含其中的特殊用意。“修辞”是一个内涵外延极为丰富的具有诗学意义的概念和术语,其意义所在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修辞主要指传统文论中的修辞格,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将其称为“微观修辞技巧”；广义的修辞,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需求,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有目的、有方法、有技巧地组织并调整话语。本论文所论及的“修辞”正是基于“修辞”的广义层面所展开的探讨,特此予以说明。

洪潇楠^[6]（2014）在《华语恐怖电影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的增加，人们需要一种心理的释放、感官的刺激和心灵的震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恐怖文化蔚然成风。恐怖电影作为恐怖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全球拥有大量的主流观众，恐怖电影的商业价值也就愈加体现。在此影响下，华语恐怖电影的发展进入快速期。小成本高回报的恐怖电影市场让众多电影人都看好了这个市场。但与票房火热相对的，却是观众对影片质量的诟病。影片口碑与票房的倒挂暴露了华语恐怖电影的尴尬处境。高票房意味着恐怖电影在市场上的强大号召力，而持续的低口碑只会让华语恐怖电影最终走向末路。当前华语恐怖电影在表面繁荣的景象下，潜伏着许多不定因素和危机。因此，对华语恐怖电影进行梳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华语恐怖电影研究，对推动其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学界对恐怖电影反应冷淡，认为其研究价值不高，因此针此类型电影的研究成果不多。2000年以后，随着恐怖电影的商业价值凸显，国内学术界对恐怖电影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的增加。但以整个华语地区的恐怖电影为内容，进行系统分析论述的成果仍然很少。纠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三地恐怖电影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内地恐怖电影起步晚，另受国情政策等限制，与其他恐怖电影产业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影片总体数量不多，发展不充分，类型概念较为模糊。但近些年，由于三地电影产业的融合，两岸三地在电影上的合作也越加频繁，而这俨然已经成为两岸三地电影产业发展的趋势。且两岸三地同祖同宗，血脉相连，拥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电影表现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观众审美经验与审美接受也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虽然内地恐怖电影较港台地区滞后，但其本质上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将香港、台湾和内地作为研究整体对象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选取大陆、香港、台湾整个华语地区为研究内容，通过对其发展脉络、亚类型以及美学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和概括华语恐怖电影在创作上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就华语恐怖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华语恐怖电影中的文化与民族焦虑进一步解读，以研析华语恐怖电影的文化价值，以期为今后华语恐怖电影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綦亮^[7]（2013）在《弗·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认为,在特殊时代背景以及自身性别和种族身份的综合作用下,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作家、移民和流散作家相类似的民族身份认同情结和困惑。与福斯特和劳伦斯等男性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大英帝国的盛极而衰让宗主国作家伍尔夫产生了一种自卫和防御心理,促使她对英格兰的帝国身份进行文本建构。异域环境中的家园回望（《远航》和《奥兰多》）和都市背景下的帝国空间建构（《达洛维夫人》和《岁月》）是伍尔夫建构“英格兰性”的两种策略,两者均演绎了以他者为参照凸显自我的身份认同逻辑,体现了“英格兰性”的殖民主义话语特征。但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对渗透男性殖民意志的民族叙事又有一种天然和内在的排斥和抗拒,在建构“英格兰性”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异域背景作品改写旅行文学和殖民探险文学殖民主义叙事；二是“伦敦小说”在都市空间之外开辟乡村叙事追寻英格兰的本源,塑造一个不依赖他者、自为自立的英格兰形象；三是历史题材小说（《奥兰多》、《岁月》和《幕间》）将公共事件和人物背景化,颠覆官方和正统历史编纂,将英格兰“去殖民化”和“去帝国化”。然而,特定历史背景下女性与帝国的关系决定了伍尔夫与英格兰帝国身份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而是存在一种更为深层和微妙的抗拒和共谋。一方面,英格兰女性与帝国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在帝国式微的背景下,进化论和优生学形成合力,赋予女性为种族和民族生育的神圣职责,使得女性私人领域活动具备了公共话语性质。而帝国政客也利用女性的特权地位,提出“母国”观以巩固帝国殖民统治。《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优生母亲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即体现了女性与帝国的这种互惠关系,她们既是伍尔夫对排斥女性的优生学理论建构的回击,也表达了一位宗主国白人女性作家的种族和民族优越感。另一方面,与帝国的关联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父权制社会的他者,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无法充分享有公民权利。这种缺失性体验促使伍尔夫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利用殖民扩张和征服的修辞为女性现实中缺乏的政治权力进行文学补偿。无论是《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优生话语和“母国”意象,还是伍尔夫作品中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都归结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立场,同时也都表现了伍尔夫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如果说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建构体现了种族身份对其文学创作的制约,对“英格兰性”的解构表明性别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那么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及其作品中众多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则揭示了种族和性别作为一个整体在塑造伍尔夫文学想象方面发挥的作用。综合来看,伍尔夫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书写表现为一种对女性共同体的想象,一种对英格兰帝国身份有条件的依附和挪用,目的在于确保女性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为拓展女性的生存空间提供平台和资本,进而建构女性言说的政治和文化权威。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书写表明她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和时代的高度相关性,而她既不鼓吹民族主义,也不盲从世界主义的做法也为认识当今世界诸多地缘政治问题提供了启示。

张伟伟^[8]（2013）在《潘纶恩《道听途说》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道听途说》的研究情况，论述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意义。第一方面，介绍各种选集对《道听途说》中部分篇章的选录，这些选录说明了《道听途说》的价值，有些选集还对《道听途说》及潘纶恩做了简单介绍。第二方面，介绍工具书及专着对《道听途说》的涉及。很多工具书及专着中都涉及到了潘纶恩《道听途说》，对潘纶恩其人及《道听途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做了简单的介绍，但论述还不够系统、深入。第三方面，介绍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对潘纶恩《道听途说》的研究。有五篇学位论文提到过《道听途说》，但它们都仅仅涉及到其中的某一两篇文章，提到《道听途说》的期刊论文虽然有十几篇，但大部分都是稍微提及或就某一方面进行论述，缺乏深入性和全面性。陆林的两篇关于潘纶恩《道听途说》的专题论文很值得关注，对潘纶恩的生平、《道听途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述，说明了《道听途说》的价值正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力图对《道听途说》的成书背景、作者生平、《道听途说》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专题研究，使这部小说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潘纶恩的生平与《道听途说》的创作。第一节，主要探讨潘纶恩的家世、生卒及与潘纶恩《道听途说》联系比较密切的族人，将潘纶恩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二节，对《道听途说》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考述，分析清末的政治文化环境对《道听途说》的影响。第三部分探讨《道听途说》的思想内容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首先，作为传统的下层文人，淑世劝世和孤愤是潘纶恩创作《道听途说》很重要的两个动机；其次，对神异故事的描述和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是作者救世之心的重要体现；再次，生活在一个行将就木的清末社会，面对官场的黑暗、科场的腐败、世风的沦丧，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世情如鬼的末世社会的图卷。第四部分，从叙事、写人、语言三个方面探讨《道听途说》的艺术特色。第一节，从征实的态度、曲折的情节、“箨园氏曰”的结构模式几个角度分析《道听途说》的叙事艺术。第二节，论述《道听途说》塑造了生活化、个性化的底层社会人物群像，同时人物塑造达到了立体化、复杂化的艺术效果。第三节，探讨《道听途说》的人物语言、论述语言、描写语言，总结《道听途说》在艺术上达到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探讨文言小说及通俗小说对《道听途说》的影响。《道听途说》风格既不完全等同于《聊斋志异》又不同于《阅微草堂笔记》，它开辟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条路。表现在它同时受到《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与四大名着等通俗小说的双重影响上，这是本部分重点讨论的内容。

徐杨^[9]（201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来,都市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崛起于中国文坛。作为现代都市化进程所催生、滋养起来的都市小说,集中地呈现着都市景观的繁华与苍凉、都市生活的快乐与忧愁、都市人生的光鲜与艰辛。在都市小说中,作为人类文学主要母题之一的“婚恋”,自都市小说诞生之日起,就在这一文学类型中备受关注,并且日益成长,蔚为大观。观诸中国现代文学都市书写的几大流派,如海派小说、京派小说以及以启蒙文学、左翼文学等,都在都市婚恋书写中留下了大量笔墨,并且积累了宝贵的文学经验:海派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对人的欲望细致入微的分析、对“物”精妙鲜活的展现,京派都市小说对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都市人爱情、家庭、婚姻生活的诸种弊端的揭露,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婚恋叙事所隐含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社会进步等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都市小说创作的基本文学和思想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即推广、都市化步伐的飞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极大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文学生态”,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阅读、接受,中国文学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消费文化的兴起带给文学的挑战。作为回应,中国都市小说一方面保持和延续了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开创的启蒙、先锋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探索在新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如何与时偕行、寻求新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所呈现的诸种风貌、特点,诸如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身体和欲望的表达、对市场逻辑的适应等等,都可以视为这种探索的成果。本文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的探究中,尤其关注它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新风貌和新走向,从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模式、文化底蕴等几个方面入手,选取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对当下文学进行跟踪阅读,力图全景展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的新变。从人物形象塑造上说,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所着力刻绘的人物紧贴现实,集中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在快节奏和物质景观极大丰富的都市生存中的焦虑、惶惑等情感体验。压抑和焦虑成为都市婚恋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底色,它明确指向当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物质、欲望与情感、婚姻的博弈中所流露出的道德忧虑和情感困惑。除此之外,对于当下都市所出现的新的人物,如“剩女”、“剩男”等,都市小说也投入了大量的笔墨,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都市小说婚恋叙事对于“第三者”的集中书写可以说是一种“贴地飞翔”的书写,它一方面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爱情、婚姻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超越单纯的道德、伦理判断,探寻救赎之路的诉求。都市小说还对“都市外来者”、打工者等身处都市底层的人的爱情、婚姻、家庭予以莫大的关注,集中书写了都市底层在城市/乡村二元结构中所面临的身份尴尬、生存苦难和情感创伤。可以说,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长廊。从叙事模式上讲,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古代、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即对“家族”问题的关注、对“才子佳人”模式的借鉴、对自由婚恋的呼吁、对“爱情”与“家国理想”的同一性想象的坚守等;另一方面,出身新的文化语境中,它又华丽转身,积淀、形成了一套拥有自身特色的叙事模式,那就是日常生活在婚恋叙事中的崛起:生活不再是爱情和婚姻理想所必须超越、扬弃的背景,而成为婚恋的主体——人们在生活中恋爱、结婚,在生活中体味爱情和婚姻,又以生活的目的来掌控自我的爱情和婚姻。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搜奇”、“传奇”,发现日常生活中婚姻、爱情的“奇异”之处,并藉由带有后现代意味的现代都市婚恋传奇书写铭刻下来。这种现代都市婚恋传奇,大都蕴含着一定的挑战常情常理,亦即“纯情”和“伦理”的意味,因而既展现出可贵的先锋姿态,又不免暴露了媚俗、猎奇的嫌疑。影像化叙事是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的一大特点,它主要受到高速发展的大众影视文化的影响,因而在叙事上追求直观的语言风格、模式化的主题选择等,这些特点在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中是很难发现的。回顾与反思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不难发现,“人”尤其是“个人”包括个人立场、个人情感、个人欲望的张扬是其最大的特点。这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彰显出的“人的觉醒”的实绩,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传统所呼唤的目标,另一方面却也因其背后的市场化、消费化的内在逻辑而应予以高度警惕。与此相类似,性别意识、女性（女权）主义在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中的凸显也暴露出它的两面性:处在男性强势社会中的女性如何在爱情、婚姻、家庭中改善自己的境遇,获得自主自立的权力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从未间断的关切,然而过分的张扬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又导致在文学叙事中“身体写作”等一系列不尽人意的缺陷,因此,探寻一种“两性和谐”的婚恋叙事的方法,高扬爱情与婚姻、家庭生活中“爱”与家庭、社会理想的同一性,是当下中国都市小说婚恋叙事须得直面的困境。

唐海东^[10]（2010）在《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 ——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指出最近一个多世纪,美国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作品一直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即以这些用英语写作的中国题材作品为主要论述对象,探讨其中国形象的流变史、形成机制和传播效用。由于中国题材创作者包括了白人作家、华裔作家和中国移民作家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主体,而这些不同文化身份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十分明显的制约作用,因而,本文将与塑造中国形象有关的美国英语文学分为“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和“原乡记忆”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指代由白人作家、华裔作家和中国移民作家创作的相关中国题材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传达的中国形象。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论述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和原乡记忆。《导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和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这三个由外到内的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形象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课题史回顾,并列出了本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六、十章是各编的“概述”,主要分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轨迹。第二至五章讨论异域情调。第二章对中国形象制作史上一首划时代的诗歌、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解读,分析了这首艺术水准差强人意的诙谐短诗风靡全美并影响后世的深层社会根源。第三章分析了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系列小说,剖析了“黄祸”套话的生成原因、演变过程和主要内涵。第四章对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进行了重新解读,分析了小说展现的中国形象之特殊性和历史地位。第五章对约翰·赫塞的小说《孤石》和《召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从科技殖民者和美国来华传教士的角度剖析他们的中国经验之于其制作的中国形象的关键作用。这四章中探讨的美国作家观察中国时所采取的角度各不相同,在写作时代上也大致构成了一种延续关系,他们的作品分别展示了异域情调中鄙视、恐惧、同情、沟通这四种对待中国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第七、八、九三章探讨故国想像。第七章以华裔文学中常见的唐人街叙事为切入点,探讨了水仙花和雷庭招两位与异国情调化的唐人街叙事进行对抗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唐人街叙事作品。第八章以刘裔昌、黄玉雪、汤亭亭和赵健秀四位华裔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为例,呈现了族裔自传中的中国形象,探究了族裔自传的创作机制及演变发展的文化历史动因。第九章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华裔文学中的种种表现方式,追溯华美作家利用中国文化的个体和社会动机。第十一至十六章以历时的方式罗列了不同时期的原乡记忆。第十一章以李恩富、容闳、林语堂三位文化传播者的作品为例,分析早期西游学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第十二章以德龄公主和黎锦扬两位作家为例,探究了商业化和娱乐化写作中体现的异国情调化的中国形象。第十三章介绍了一位以往被忽略的移民作家蒋希曾,并对他在海外进行的革命文学创作进行了文本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研究,厘清其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来源和机制。第十四、十五两章分析了新移民中非常流行的英语文革写作,对其发展历程、主题、重点作品以及写作中的程式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国内新时期的“伤痕文学”进行了比照研究。第十六章则专章介绍新移民作家中最有成就的哈金的创作,研究其作品中展现的几个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通过对大量中国题材作品的讨论、分析和归纳,本文在第十七章《综论》中指出,写作语言及其蕴含的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品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作者身份这三点是决定某个特定中国形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制作者身份是指种族、族裔以及性别这三种主要的身份标志,当然,作者的社会阶层、政治倾向、职业特征、采用的文类的特点、作者在中国的境遇等等因素,也对他塑造中国形象有直接的影响。本文认为,某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既主要反映了美国文化内部的动力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某些真实信息,而中国形象的演变既不能仅仅归因于中国自身事实上存在的历史性变化,也不能仅仅归因于作为形象制作者的“美国”自身文化结构的变化,而是这两者之间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联合作用和互动关系。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一面并不光滑的镜子,从中可以照见美国社会、文化和具体创作者自身的面相；但中国形象也是一块毛玻璃,透过它可以隐隐约约照见许多中国的真相。形象学既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人文科学。对中国评论者而言,如何对待中国形象,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既要坚守人文学科固有的价值关怀,又要遵守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实证性和客观性。从某种程度而言,批评者是形象传播路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关键一环。

二、引诱不成则诬害——东西方小说中两性非正常关系的一种表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引诱不成则诬害——东西方小说中两性非正常关系的一种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1）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2）《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夹缝之中—论王小波《似水柔情》中双性恋的生存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5）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华语恐怖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弗·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潘纶恩《道听途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 ——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引诱不成则诬害——东西方小说中两性非正常关系的一种表现（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2]《创造》季刊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书写研究[D]. 王洁. 广西大学, 2019(01)
• [3]夹缝之中—论王小波《似水柔情》中双性恋的生存困境[D]. 李嘉懿. 武汉大学, 2019(09)
• [4]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心理——从引诱不成反诬母题谈女性的堕落与反抗[J]. 杨华杰.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7(04)
• [5]鲁迅小说形象色彩修辞研究[D]. 谭苏.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6]华语恐怖电影研究[D]. 洪潇楠. 吉林大学, 2014(09)
• [7]弗·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研究[D]. 綦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6)
• [8]潘纶恩《道听途说》研究[D]. 张伟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9)
• [9]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婚恋叙事研究[D]. 徐杨.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10]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 ——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唐海东. 复旦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