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乡镇基层站管理整改工作

一、搞好乡镇基层站所的治理整顿（论文文献综述）

杨梦晓^[1]（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见证了党取得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变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赋予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新时代下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农业农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对“三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建立健全,使得广大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提出了建设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要求,乡村发展迎来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直面乡村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原则性问题,为彻底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提供了重大政策依据。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农业农民在新时代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更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概念分析,建构问题讨论的理论框架;二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行回顾,探究其中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从历史回溯的视角总结建设经验;三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现状进行分析,既看到取得的成绩,又辩证看待存在的问题;四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对策,并展开对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思考。

梁永成^[2]（2018）在《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一个华南县级区为研究单位,以该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的纠风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和理解基层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逻辑,并探讨基层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党政关系互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纠风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曾是反腐败的三项工作之一。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是“一元双塔”党政体制互动并不断回应实践需求的产物。纠风是革命政党“党治”手段和现代行政监察手段的糅合,具有鲜明的政党意识形态特征。它借助纠风办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不正之风”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和治理。这种实践为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必要的权威、资源和秩序基础,由此而形塑了基层法治运行（特别是执法活动）的“法纪整合”的特点。纠风工作近三十年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党治”向推行“法治”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监督的机制不断被消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催发下蓬勃发展,而新兴的法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和应对,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种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建设面临着失序失控的危险。换而言之,在这种不正之风气中建设法治,面临着权威、组织和资源的困境,需要一种主导力量进行全面的整合。这项工作主要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自身两个“科层体系”（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的科层体系）的组织、权威等资源完成整合。纠风就是这种整合实践中的一项,具有鲜明“法纪”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纠风的工作机制,将这种法纪手段在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科层体系中传导,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而完成对基层权力腐化分裂、合法性弱化、秩序混乱的治理;同时,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职业伦理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对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整合,确保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总体可控。2014年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后,纠风工作从反腐败重点工作演变为一般性工作,纠风也由先前对治理全面介入转变为逐渐退出,纠风的“萎缩”意味着国家监察权力的上收,监察工作朝着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纠风工作的扩张和收缩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治理方式的转型,是党政关系日益融合的框架下更加强调技术治理的结果,纠风的困境也源于此。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糖区的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呈现出来的既不是“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的革命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严格法律维持的现代法治秩序,而是在法纪整合框架下融合乡土性、现代性的治理秩序。第二,在纠风的实践中,纠风实际是一种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克服了行政监察“悬浮化”和党的纪律全面控制所面临的法治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整合作用。第三,当前纠风工作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兴起意味着规则治理、技术治理越来越成为主导,在治理话语上,纠风背后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步被法治的话语所掩盖,由此形成了一个纪律不断弱化、强制权力不断强化的法治秩序。

许金柜^[3]（2014）在《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模式研究（1949-2013）》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完善立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它在一国的政治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了一国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法进行筹资、分配和管理财政资金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规范、约束和监督政府行为的一种根本方法。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府预算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预算经验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府预算制度,当时称为“国家预算”。之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转轨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政府预算制度先后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转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四个时期60余年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与各时期相应的预算内容与特点,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初步建立起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基本相适应的政府预算制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未来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现行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框架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我国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展开分析。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变迁过程,揭示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变规律、特征与经验教训,为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预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的绩效、难点与局限,提出今后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基本思路、对策建议和未来政府预算的目标模式。我国政府预算改革近期目标主要不是强化预算绩效问题,而是要强化和实现预算在行政层面的全面控制,中长期目标主要是要实现预算在立法层面的全面控制,未来政府预算模式是通过构建“五级政府、三级预算”的中间过渡型预算模式改革,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级政府三级预算”的分级分权预算体制和以基金制为特征的完善的政府复式预算体系,走向预算国家。

吴国斌^[4]（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连宏志,陈亚强,王大庆^[5]（2011）在《矿业秩序治理整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矿业开发力度的加大和矿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尽管各地矿产资源管理部门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持续进行矿业秩序治理整顿,但许多地方的违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

张冲^[6]（2011）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乡镇政府作为我国基层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管理的最前沿,乡镇政府的行政控制力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特别是随着2008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农业与农村工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乡镇政府职能如何进一步转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中央对此尤为重视。为使现实中突出的矛盾及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各级党政部门相继制订了多项改革措施,加大了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从新闻对改革的追踪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确实有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乡镇仍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从而从整体上影响了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效,职能转变仍不到位。从内部因素看,一是很多职能被肢解使得其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效率低下；二是人员膨胀,分流人员回流现象严重,机构臃肿,人员素质低,财政支出失衡,没有固定的税源；三是履职过程出现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该管的事情没有管,不该管的却管了,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从外部因素看：一是基层民主的需要；二是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职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新农村建设既对乡镇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由此可见,为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乡镇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突出一个“干什么、怎么干、干多少”的问题。为此,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构建新型行政生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乡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干部建设,提高干部素质。

李正华^[7]（2010）在《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嬗变路径及经验》文中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底至1987年底,是结束人民公社体制,实现政社分设阶段;从1988年《村组法》试行到1998年《村组法》正式实行,是以试行村民自治为重点的阶段;从1999年至今,是乡政村治模式正式推行、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推进阶段。新时期乡村治理过程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持续推进过程,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落实的过程,是从单纯推进乡村经济发展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田先红^[8]（2010）在《息访之道 ——国家转型期的桥镇信访治理研究，1995-2009》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代中后期至税费改革之前,乡村社会出现维权型上访主导的信访小高潮,不过,此时期的农民上访问题并没有对基层治理构成太大威胁,主要原因是间接治理模式的维系给乡村基层政权有效应对农民上访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税费改革之后,在国家的推动下,乡村治理逐渐从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换,个体的权利意识被调动起来,而乡村集体权力遭到削弱,乡村干部在干群关系中由原先的优势转为弱势。与此同时,从乡村集体解放出来的农民个体理性过度伸张,谋利型上访在农民上访类型中逐渐凸显,基层政权因无法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进行区分而影响了信访治理的绩效,农民上访出现新高潮。出于稳定与秩序的考虑,国家通过压力型的信访治理体制强化地方和基层政府的维稳责任,督促其重视信访治理工作,却使得地方和基层政府日益被动,基层信访治理陷入困境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谋利型上访不断蔓延,并形塑出越来越多的上访专业户,上访产业初现雏形。在这个意义上,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随着信访治理压力的加大,基层政府不得不疲于应对,并将信访维稳工作提升到政治高度。发展与稳定构成当前基层政府的两大任务,二者共同形塑了当前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基层政府不得不以降低合法性为代价,牺牲治理能力。这表明,国家试图通过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行直接治理模式的改革措施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监控,却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弱化的意外后果。基础权力的弱化掣肘了专断权力的行使和运用,使得专断权力与基础权力呈现出并弱的局面。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而这又要求从根本上增强基础权力的同时,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总之,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依然面临着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问题,只是这种进入不是简单的权力下沉,而是如何与乡村社会有效对接的问题,亦即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问题。

李德瑞^[9]（2009）在《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一个“再研究”。在“学术与时势”这一主题下,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对1990年代以来这段乡村政治研究做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二是在此基础上对这段具有公共运动色彩的研究展开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与考察。本研究一方面是将这几十年来的乡村政治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事件与学术运动,并将这一“事件”和“运动过程”安放回影响、决定与形塑其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平台,由此来理清这一段乡村政治研究发展的缘由,勾勒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演化轨迹,并总结这段研究的影响与得失。另一方面,是在回望这样一段带有公共运动色彩的乡村政治研究时,考察它之所以能够突显出来的宏观时局与社会背景,考察这段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参与力量及其中的碰撞、交错与融合,考察学术研究与这些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缠绕关系与内部张力,以及这些关系状况对于乡村政治研究的演化轨迹与内在特点的影响。最终,通过对这样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梳理分析与知识社会学考察,展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这种互动过程之中的隐秘。本文认为,乡村政治研究在1990年代之后之所以得以突显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中的亮点,既有学者们不甘现状进而追求研究突破的努力所在,但也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变迁乃至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烘托而出的颇有几分“意外”的结果。因此本文对这段学术历程进行知识社会学考察所要揭示的问题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这样一段可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乡村政治研究来讲,这段并非已成往事的历史,其产生兴起、其发展演变、其深入分化,有着怎样的“过程”、“事件”与“经历”?那些伴随这段历史而出现的“过程”和参与其中的“事件”,对这段研究及仍在继续的学术探索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在这段公共学术运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和事理?本研究对这些问题及其背后事理的分析揭示,是通过对学术与时势二者互动关系的分析来展现的。而本文对学术与时势互动关系的考察,具体又是通过四条线索和三组关系来实现的。贯穿本研究的四条线索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化状况及国际局势变迁的宏观环境因素、乡村社会与政治体制变化及村民自治实践的线索、学术思想界的概况与演变趋势及其与乡村政治研究有关联的方面、乡村政治研究的兴起与演化历程。这四条线索也就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四个方面。其中,乡村政治研究的丌端、兴起、突显与演化的历程,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学术”这一端,也是本文的核心线索。其他三个方面,是参与乡村政治研究这段“学术”的兴起与演化历程并与之发生互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所以也就是作为“时势”的一端。本文所展现的三组关系也即“学术”与“时势”发生互动的三对关系:宏观国内国际背景因素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及村民自治实践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术思想界的状况及转变趋势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时这三方面的时势背景因素是单独与乡村政治研究发生互动作用的,有时是它们其中的两方面先发生关联作用后,又共同构成一种时势背景因素来与乡村政治研究产生互动。这四条线索与三组关系的相互编织,便构成了本文各章节的安排与具体内容的展开。前两章侧重展现社会背景因素也就是“时势”的方面,同时开始追溯和回顾关于“学术”方面的乡村政治研究的初期阶段和早期研究。后面三章,着重考察在这些“时势”性背景因素下或它们所营造的氛围中,乡村政治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演化状况。并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学术理论及研究者群体和个体行动的考察,来分析和揭示社会时势因素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整体上,本文通过前后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照来展现学术与时势之间的互动状况与实践形态。通过研究这样一段“微观历史”,本文在对这段乡村政治研究本身的线索进行梳理和回顾的同时,也对这段“学术运动”的特点、效应与影响做出反思和总结,并由此反观这近二十年（乃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历程、脉络图景及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张新华^[10]（2008）在《中国三农现代化进程及其引发的理论思考》文中指出新中国近6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三农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中国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回顾新中国推进三农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实践,分析当代中国三农现代化的成就和问题,力求对破解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做出一些理论探索和实践对策设想。本文由绪论和10章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中国三农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意义,回顾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情况,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本文的主旨。第一章主要回顾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对于三农现代化的艰辛探索。第二章主要回顾了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三农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第三章主要介绍了21世纪初中国三农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几经调整三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因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稳定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也还没有根本改变,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因此,新世纪三农问题仍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三农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重大任务之一是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2003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这个“重中之重”,并陆续出台了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任务之一是“在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注重加强薄弱环节,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协调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五年出台了五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三农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预示着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步入了更加科学的轨道。第四章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中国三农现代化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问题的成因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中国三农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同时还存在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消费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影响,犯了“左”的错误,逐渐放松了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是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实施偏重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农民和农业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和牺牲等原因,三农问题逐渐发展,不仅使三农的基础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使三农现代化充满了艰辛曲折;改革开放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新成为中心任务,三农现代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党的十六大之前继续偏重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战略没有根本改变,这是使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并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造成了中国严重的内需不足,阻碍了城市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差距扩大,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第五章至第十章是在以上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作了一些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对策设想。第五章主要分析了衡量三农政策的标准是是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就三农问题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农民为本。强调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第七章主要分析了怎样通过改革和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主要阐述怎样在三农问题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第八章主要阐述怎样在实践中落实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指导思想。第九章主要阐述了坚持城乡协调发展重点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难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第十章主要分析了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必要性。

二、搞好乡镇基层站所的治理整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搞好乡镇基层站所的治理整顿（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模式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矿业秩序治理整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6）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息访之道 ——国家转型期的桥镇信访治理研究，1995-2009（论文提纲范文）

（9）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三农现代化进程及其引发的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搞好乡镇基层站所的治理整顿（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D]. 杨梦晓. 河北科技大学, 2019(07)
• [2]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D].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3]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模式研究（1949-2013）[D]. 许金柜.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
• [5]矿业秩序治理整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连宏志,陈亚强,王大庆. 资源导刊, 2011(10)
• [6]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D]. 张冲. 山东大学, 2011(06)
• [7]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嬗变路径及经验[J]. 李正华. 武陵学刊, 2010(06)
• [8]息访之道 ——国家转型期的桥镇信访治理研究，1995-2009[D]. 田先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9]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D]. 李德瑞. 华中科技大学, 2009(11)
• [10]中国三农现代化进程及其引发的理论思考[D]. 张新华. 天津师范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