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强调3月避免经济危机

一、日首相强调避免经济三月危机（论文文献综述）

沈丁心^[1]（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认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李少鹏^[2]（2021）在《近代日本“满蒙危机”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文中研究说明昭和初年的日本,弥漫在担心失去中国东北殖民权益的所谓"满蒙危机"中。日本陆军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存在两种构想,一种是后来被关东军实施的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即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另一种是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实行国家改造。为推行后一构想,樱会和民间右翼势力结合,曾阴谋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一次政变,目的是拥立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相,史称"三月事件"。此次政变虽然在发动前被宇垣叫停而流产,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两种构想合流,合力推进了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

黄忠^[3]（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朱昀彤^[4]（2019）在《第一次日据时期（1914-1922）青岛地区建筑装饰风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岛地区在1914—1922年期间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日据时期,在1914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青岛是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致使青岛早期的建筑风格多以德式建筑为主。这个建筑风格在第一次日据期间发生了改变,同一时期青岛城市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德据时期的城市规划中,青岛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军事基地和商业港口并行,而在第一次日据时期青岛城市性质发展则更偏向于商业化。该时期的青岛兴起了众多的商业建筑,建筑的体量和外观都相较德据时期有所变化。本文研究重点放在第一次日据时期的建筑装饰及建筑细部样式,从建筑整体的一个微观层面解读该时期建筑风格及其特点,从而了解青岛近代建筑史上关于这段时期的建筑风格发展及变化情况,同时也更加深刻清晰的连贯起青岛近代建筑发展脉络。本文从对日本本土建筑的研究入手,重点论述日本近代建筑变迁及发展,抓住日本建筑从东方木构架建筑风格向西式“拟洋风”建筑过度的发展过程,从而探寻第一次日据时期青岛地区建筑中来源于日本本土的建筑装饰形式。在研究日本近代建筑的同时对近代相关建筑思潮进行论述,寻找其对这个时期建筑装饰风格的影响。在对建筑细部进行分类整理的同时寻根溯源,找出建筑装饰及细部样式发展的根源。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也发掘该时期留存建筑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建筑保护中的一些漏洞。随后本文对该时期建筑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从而引出历史建筑保护的策略及历史建筑更新的方法。为该时期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更新方案,并针对现有保护不当的部分提出改进方法,为该时期建筑保护及再利用提供借鉴。

李新文^[5]（2019）在《媒体视角：1927-1931年《申报》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是日本逐渐走上武力侵华道路、预谋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展开了相较以往更加积极的侵略活动,并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为其实施侵华战争进行准备。《申报》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民营大报之一,以其对时局特有的敏感性对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进行了关注,并刊发了大量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报道。这些报道不仅记录了日本在东北进行侵略活动的整个过程,而且还将之作为当时重要的时事政事焦点,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意欲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东方会议期间,《申报》对其进程和内容保持了密切的关注,从会议公开的文件以及日本媒体的报道中,觉察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申报》在对事件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还跟踪报道了时人对事件幕后肇事者的调查情况,认定日本关东军就是制造事件的凶手,并准确地分析出日本欲借该事件侵占中国东北的图谋;东北易帜期间,《申报》对日本屡次以警告和恐吓的方式阻挠易帜实现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展示出日本为不使其侵略计划受到影响而无理干涉中国内政的蛮横形象;中东路事件期间,《申报》对日本“中立”名义下不断增加东北驻军、发动军事演习、营建军事建筑、制造挑衅事件等各类侵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揭露日本乘中苏冲突之机大肆扩张其在中国东北侵略权益的实际情况;1931年以后,《申报》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活动进行了更加积极的报道和分析,并通过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和中村事件,预见性地分析了日本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总结1927年-1931年9月《申报》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活动的报道,可以发现《申报》始终坚持着揭露日本侵略阴谋、认清日本侵略真相、反对日本侵略的价值导向,并在对时局的认识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敏感性、洞察力和预见力,不仅揭露出日本为侵略中国东北进行了长期的预谋和精心的准备活动,而且发表大量时事评论为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积极出谋划策、呼吁国人关注和抵制日本侵略,这些,都显示出这一时期的《申报》作为中国近代报刊舆论界的突出代表,一直都在努力实践其总经理史量才所制定的“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的办报宗旨,在当时民族危急的时刻,积极发挥媒体的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并忠实履行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单明明^[6]（2017）在《《申报》视野中的马克思学说》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报刊中,《申报》以其“不偏不倚”的办报宗旨着称,对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学说自“五四”以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干思潮。那么,《申报》对马克思学说是怎样报道的呢?不同历史时期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时局、当局以及《申报》馆的同人对报道产生怎样的影响?《申报》如何报道马克思学说,影响了很多读者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同时也反映出马克思学说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本文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从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开始讲起,一直到蒋介石发动“清党”。主要论述最初《申报》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和《申报》有关北京政府取缔、打击马克思学说的报道,以及国民党内部对马克思学说看法的不同及其变化。第二章从蒋介石“清党”至“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时期的《申报》在言论上的“不偏不倚”受到了挑战,实际上其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很大,刊出了很多以国民党的口吻诬蔑、歪曲马克思学说的内容,并频频刊出马克思学说被查禁的报道。然而,它毕竟与国民党的报刊不同,且当时国民党对报刊的控制力还不是很强。因此,《申报》中的一些言论也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知识界对马克思学说的别样认知。第三章、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针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之策,《申报》刊出了很多激烈的言论,尤其惹人注目的是开辟了《自由谈》,给“左联”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舞台。但随着的史量才遇害,《自由谈》被迫停刊。“七七事变”后,《申报》辗转于汉口、香港,最终回到了上海,在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日子里,《申报》刊出了很多支持抗日,传播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及国民党势力的介入,《申报》的言论又重新受到制约。第五章主要论述抗战胜利后和国共内战时期《申报》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这一时期,《申报》基本由国民政府控制,所有言论几乎是国民党的口吻。比如,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不民主”、“无民族”、崇尚“暴力”、“不合时宜”的主义,并将内战原因归咎于中共。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之时,发行中的《申报》还在报道中贬低马克思学说。因而,上海解放的同一天,《申报》即被停刊。《申报》在报道中如何客观陈述马克思学说,不仅取决于时局亦或是政府对马克思学说的看法及态度,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舆论情况;《申报》的社论或者是主观性较强的评论如何看待马克思学说,则与《申报》馆的访员、编者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密切相关,也与相关人物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及政见脱不开关系。

王帅^[7]（2017）在《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文中研究表明“德国问题”可谓东西方欧洲冷战场上最重大、最核心的议题。二战之后它基本上经历了 1941—1949年两个德国分裂局面的形成、1949—1963年围绕德国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1963—1985年德国问题的“缓和”及其困境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从这段历史中德国人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德国问题的所谓的自主权仅仅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之下。不过,“缓和”时期种下的合作、协商等解决问题的方式给以后处理德国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路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并进一步根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沉疴旧病、调整苏联因过度扩张而导致的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全盘皆输的风险,提出了对苏联从内政到外交实施全面改革的“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新思维”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是鼓励东欧等社会主义卫星国效仿苏联推进自由化改革并默认其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化改革加上联邦德国对“东方政策”的背离诱使了民主德国危机的全面爆发。德国问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再次回归国际政治舞台。以“克服欧洲分裂”为目标的美国谨慎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惧怕“德意志民族侵略性性格”的英国首相撒切尔不顾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坚持公开反对统一;法国的立场则是矛盾的,私下里反统一因担心统一破坏既有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公开对统一的友好因担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破坏法德互信。苏联仍然抱守传统的两德分裂政策,但戈尔巴乔夫无差别地鼓励东欧改革连同苏联自身无力帮助东德走出危机,使得苏联难再胜任“保持两德统一大门关闭”的守门人的角色。联邦总理科尔在极度微妙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旨在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他凭借该计划树立了国内权威、进一步稀释了民主德国的主动权与稳定性、有力抵制了欧洲邻国的迟疑和反对、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十点计划”遭到了欧洲的联合抵制,美国坚定地站在联邦德国一边一面安抚苏联,一面对英法施压。德美协作构建了德国统一之路坚实的外部基础。科尔通过对波德边界的公开承诺以及对欧洲建设法国式路径的允诺最终得到了密特朗在统一问题上的中立。撒切尔拉拢密特朗组建英法反统一协约因此失败。与此同时,苏联面对科尔一步步将东德推向深渊的“大步子政策”,不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显得无能为力。1990年1月底四大国相继承认统一不可避免后,各方启动了对协商框架的研判。美国国务院主张的“2+4”框架无意中贴合了法、苏私下里的想法。与英国方面的接触使国务院坚定推行“2+4”框架路线而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的“1+1”事实统一路线。贝克对联邦德国推广这一框架时德国外交部仅仅表现出了兴趣但并未给出承诺。英、法迫于两德内部事实统一进程的推进迅速接受了六方框架并加入到了美国劝说德国接受六方框架的努力中,这又迫使德国总理府表示并不反对“2+4”框架。贝克的莫斯科之行顺利取得了戈尔巴乔夫对框架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及贝克在框架的形成中扮演了倡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四大国随后一方面对“2+4”框架进行筹备,另一方面谋划统一后德国的安全身份、地理版图、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地区机制约束潜在的地区霸权。“2+4”框架的议程之争中,在德美协作以及两德事实统一的压力下,英法逐步倒向德美。联邦德国对苏联经济与政治要求的迎合促使莫斯科做出了谨小慎微的妥协,“2+4”谈判的四大议程（边界、政治军事、柏林、终结四大国权利与责任）问题得以确立。安全议题上,虽然美国内部的不同立场给了联邦德国、英国以及法国政策空间,但德美戴维营再协调推翻了德国外交部的“图青构想”（北约不能东扩）。东德大选的结果挤压了莫斯科的政治空间、华沙条约凝聚力的式微、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分散了精力、国内各派在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巨大使得苏联难以再出台统筹性立场等。联邦德国与美国分别从经济、政治、北约改制等方面促动苏联接受德美路线并最终在苏德高加索峰会取得了成功。边界议题上,出于国内选举政治考量的科尔不愿公开惹恼国内的保守派,并且确认波兰德国间的奥德-尼斯边界与德国统一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在国际舞台上发起的外交战得到了英法的支持,国内执政联盟的持续压力最终迫使科尔答应邀请波兰进入“2+4”谈判。边界问题上的争执实际上是波德两个民族实现历史和解的重要内涵。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约束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泛欧主义构想遭到了西方盟国的一致孤立。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激烈竞争以法国的不彻底让步告终。这种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答应美国召开北约峰会以共同就大西洋联盟的未来进行磋商;另一方面与德国一道加速欧共体进程建设并凸显欧共体的主要地位。这又为1991年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欧共体转型成为欧洲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争论也促使美国急切地推动北约转型,并冠之以说服苏联接受德国北约身份这一理由。受制于国内保守派的苏联在“2+4”层面虽然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不妥协,但盟国先后展开的多轮游说充分显现出盟国对苏的极大诚意以及盟国之间的牢不可破。德国主导的对苏经济援助以及美国主导的北约改制这双轨策略帮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战胜莫斯科的保守派并巩固了最高权威,科尔的访苏之行为两德的最终统一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四大国与两个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总的来说,“2+4”谈判的成功离不开柏林四国协调一致的立场,也离不开盟国对苏联利益的关切。

秦成志^[8]（2016）在《英国哈罗德·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60年代,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结束,英国经济发生重要转折,英国世界经济地位下滑,国际影响力日趋没落,“英国病”问题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保守党已经连续执政13年,然而,60年代英国经济出现的严重问题导致保守党连续执政的局面最终被打破,工党政府在大选取得胜利。1964年至1970年与1974年至1976年,哈罗德?威尔逊连续两次执政。威尔逊政府时期,英国政府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利用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70年代初期,保守党希思政府的“U型转弯”标志着英国两党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上共识的终结。两届威尔逊政府对凯恩斯主义经理理论的最大化利用,也预示着此时期英国经济指导思想的转变。在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指导下,威尔逊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实行了紧缩型的财政政策,平衡国际收支,开源节流,弥补财政赤字。同时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规模实施国家计划,将市场至于国家控制之下,减少私营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在微观经济政策方面,政府大幅度调整收入政策,严格限制工资增长。在国有化的问题上,威尔逊政府制定并通过《1967年白皮书》,掀起英国国有化的第二次高潮,70年代《工业法》的制定进一步加大了英国的国有化程度。但是,纵观两届威尔逊政府,在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与外部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作用之下,试图利用凯恩斯主义经理理论对英国经济做最后挣扎,但是威尔逊已经错判英国经济复杂性,因此,威尔逊政府在英国经济上的建树不多,被认为是“失败的工党政府”。学术界关于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对威尔逊政府的经济政策做出简要概括与评述。论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共计五章。序言部分主要阐述了选择研究哈罗德·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的缘由与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位首相两次担任英国首相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研究综述。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战后威尔逊政府上台前面临的主要经济形势。威尔逊第一次上台前面临保守党执政13年所留下的光辉的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实力相较于以前有大幅度增长。但英国此时也面临收支平衡、通货膨胀和工资等问题,英国病逐渐开始展露迹象,其中收支平衡问题最为严重。到第二届政府时,主要问题变成了失业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滞涨”的“英国病”已经令英国经济病入膏肓。第二章介绍了威尔逊政府时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重点介绍了政策形成的过程、经济政策的效果与作用,并且通过对宏观政策的介绍总结了威尔逊政府两种经济政策的具体特点。本章的侧重点在威尔逊时期的预算案出台过程以及效果。预算案紧随英国收支状况的脉络,政府通过调整收入和开支来达到稳定英国收支平衡和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一般认为,威尔逊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缓解通货膨胀和稳定收支平衡有一定的作用。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威尔逊政府采取的微观经济政策,重点讨论了其收入政策、福利政策和国有化等几个重要的方面。威尔逊时期的收入政策较之前的政府有明显加强,政府继续加强管对收入的控制,制定最高工资标准。在福利政策方面加大了财政投入,一方面保证了人们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在国有化方面则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相比于第一次国有化,威尔逊在国有化企业的数量以及程度上都要更深,国有经济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第四章主要讨论了威尔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经济指导思想。本章介绍与追溯了威尔逊政府经济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以及威尔逊本人经济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工党内部对于经济理论的斗争。威尔逊时期凯恩斯主义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是凯恩斯主义最辉煌的时期。第五章主要讨论和总结了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的特点和对其做出简单的评价。在总结的过程中主要是对其前后两届的经济政策进行对比,前后对比得出政策变化的结论。在对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中主要参考的是政府是否解决上台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继任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

牛赛^[9]（2016）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参政会研究（1938-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与其他中间党派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既适应了全中国人民渴望实行政治民主、实现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要求,同时也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全民族的全面持久抗战进行的不懈努力。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零年四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都积极热情地为抗战献计献策。中共参政员表现出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坚定信念。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在参政会上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摩擦和分裂的端倪。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九月第二届和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国民党与其军事上反共高潮相配合,在国民参政会上开始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欺骗社会舆论,并逐渐排挤进步势力,使国共合作濒于破裂边缘。中共参政员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口号,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与拥护,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在抗战后期的参政会上首次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巨大作用。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国民党在参政会内进一步增加反动分子,排挤进步人士,维护一党专政,抵制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声明不参加国民参政会。随着解放战争中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使国民参政会完全沦为其与其他党派制造分裂、鼓动国共两党内战的工具,中国共产党评价其“破车不能再开”!

殷昭鲁^[10]（2015）在《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战后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争端频仍。此争端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布局,而且也牵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的神经。诚然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而其内里却充斥着大国间的战略选择与利益博弈。因此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的价值,更有对国家利益现实的关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图籍可以证明。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有关钓鱼岛岛名记载的最早的文献,这足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最早的发现和“命名权”。并且明清两朝历届册封使的使录对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则更为翔实,这些使录不仅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琉航道的航标,而且也明确指出中琉之间的界线为“黑水沟”,或是琉球姑米山。不仅如此,钓鱼岛在明清两朝还被纳入到中国海防的范围之内,《筹海图编》、《台海使槎录》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所以从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及使用和管辖上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日本、琉球与西方等国的古文献和地图也对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给予了佐证。因此,对这些事关钓鱼岛历史文本的梳理与解读,是我们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主权诉求的源流。晚清以降,由于中国国运式微,激发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早在1885年,日本政府就指使冲绳县政府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窥伺和调查。通过对该时期日本与冲绳县之间往来文书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窥伺经过了最初的迟疑、搁浅,而甲午战场的胜利,使得日本最终有恃无恐,假胜利之威,乘胜追击,窃占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对日本窃占钓鱼岛经纬的分析,也可以显示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之下清日两国的衰兴与实力消长。因此把钓鱼岛问题放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和考察,从源头上寻觅日本窥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径,使我们更能有力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不仅事关中日两国,还与美国息息相关。钓鱼岛问题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无论是战时对琉球地理情报的搜集,还是战后旧金山会议上寻求对琉球的排他性托管,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冲绳“归还”无不体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安排。但是美国这种战略利益安排却因对琉球的地理界域错误性认知以及对本国利益的考量把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挟裹其中,到冲绳“归还”时与日本私相授受而终于酿成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纠葛。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所谓的“行政权归还不涉及主权”的“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美国假“中立之名”,而行逃脱历史责任之实。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和抗议。在钓鱼岛争端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同美日两国还没有改善和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联合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所以在对外交涉上面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在此期间仍积极地与相关学者研讨应对钓鱼岛争端策略,并向外发表声明,表达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在中日建交前后,中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提出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导人的赞同。《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前后,发生“钓鱼岛渔船”事件,在中国领导人的妥善处理之下,很快平息下去。随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并与日本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钓鱼岛争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其附近海域发现了潜在的石油资源。琉球政府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怂恿和支持之下,在战后首次发声,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并在钓鱼岛上设立界碑等标志物。作为对美琉当局举措的反制,台湾当局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此时台湾当局的着重点在于对钓鱼岛海域附近大陆架石油资源开发问题,与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石油。但当钓鱼岛争端表面化后,在强大的保钓运动压力之下,台湾当局开始在钓鱼岛主权诉求立场上日趋坚定,开始与美日交涉,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求于美日,最后还是没有改变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事实。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以来,中间虽有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但是总体发展还算良性。但是新世纪以来,日本部分领导人和右翼势力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特别是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钓鱼岛争端陡然升级。中国以强硬的战略布局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管控”局面,实现了“交叉管控”,而日本也采取战略应对,同时美国也加强对亚太的战略资源投递,以获得更多权益。在这场中美日的战略博弈中,使得钓鱼岛问题更趋复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孤悬于东海上的几座岛礁,钓鱼岛问题已经由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凸显的是中日之间领土主权的争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对二战历史遗绪的记忆、以及东亚场域中大国利益的博弈。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进行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仍在继续,从目前来看解决的前景虽不甚明朗,但是我们应有未雨绸缪的精神,为此在钓鱼岛问题提出以下三个展望:两岸合作乃维护领土主权之幸;中日应寻求和平解决以破解零和博弈之殇;而中国自身应大力提升国力以应不时之需。

二、日首相强调避免经济三月危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首相强调避免经济三月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日本“满蒙危机”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3）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4）第一次日据时期（1914-1922）青岛地区建筑装饰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媒体视角：1927-1931年《申报》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申报》视野中的马克思学说（论文提纲范文）

（7）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论文提纲范文）

（8）英国哈罗德·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参政会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10）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首相强调避免经济三月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2]近代日本“满蒙危机”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J]. 李少鹏.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3]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第一次日据时期（1914-1922）青岛地区建筑装饰风格研究[D]. 朱昀彤. 青岛理工大学, 2019(01)
• [5]媒体视角：1927-1931年《申报》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报道研究[D]. 李新文.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6]《申报》视野中的马克思学说[D]. 单明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D]. 王帅. 南京大学, 2017(04)
• [8]英国哈罗德·威尔逊政府经济政策研究[D]. 秦成志.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3)
• [9]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参政会研究（1938-1945）[D]. 牛赛. 郑州大学, 2016(02)
• [10]多维视野下的钓鱼岛问题研究[D]. 殷昭鲁.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