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国家现代中国研究新动向

一、英语国家近来对近代中国研究之新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刘倩^[1]（2021）在《李斯特与近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

吴春宣^[2]（2020）在《《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文中指出《儿童教育》杂志是中国近代教育类杂志中,最早以儿童为研究对象,以幼稚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为研究内容,以幼稚园、小学教师为目标读者的学术性刊物。自1928年创刊至1937年因战乱停刊的10年间,一共发行8卷68期,在儿童教育领域中具有很强的开创性与引领性。《儿童教育》杂志与其背后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的诞生,得益于中外儿童教育思潮的蓬勃发展,也是我国先进教育者进行幼稚教育改造运动的直接体现。《儿童教育》杂志依附于中华儿童教育社发行,目的在于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沟通幼稚园与家庭教育、宣传幼稚教育事业。《儿童教育》杂志以其“供给具体教材,讨论切实方法”的办刊宗旨、专业的作者队伍以及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在当时脱颖而出,影响力较大,成为儿童教育界师生的必读刊物。《儿童教育》杂志在研究队伍的培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专业知识的探究与传播这三大方面,为近代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儿童教育》杂志在其主编陈鹤琴的引领下,凝聚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幼稚教育研究者。这一群体中有大学教师、小学教师、幼稚园教师及杂志编辑等各类从业者,他们都接受过先进的儿童教育理念,有着较强的学术功底,且对儿教改革事业有着极大热情。《儿童教育》杂志注重引导作者的研究方向、为其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提供持续稳定的专业输出通道,培养了一支稳定且专业的近代幼稚教育研究队伍。第二,《儿童教育》杂志初步构建了近代幼稚教育理论体系的框架,树立并推广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幼稚教育观念,提出了整体化、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课程观,并且从幼稚教育的目标、课程内容、幼稚园设备、以及乡村幼稚教育的建设与推广等多个方面,积极探索并推进了近代幼稚教育的中国化。第三,《儿童教育》杂志作为交流沟通的载体,实现了幼稚教育者对专业知识的探讨,解决了一些幼稚教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同时它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影响了大批幼稚教育研究者、一线教师以及在校的师范生,增强了读者对幼稚教育改革的信心,解答了读者对于幼稚教育的种种困惑,指导了当时幼稚教育的实践工作。《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的自觉探索,是近代中西儿童教育思想文化的交互融汇,更是近代幼稚教育中国化的独立探索的生动体现。

宋波^[3]（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指出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黄诗敏^[4]（2020）在《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可谓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值此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留学生是最先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风美雨洗礼、接受世界文化与域外新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胡适、吴宓无疑是留学生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两位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旧交替之际,同是庚款留美生群体中的一员,担负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但二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受教经历之中,二人在留美期间及归国后对中、西方文化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影响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复兴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以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作为主要文本,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文化冲突体验及其调适文化冲突的基本路径,以期为当下留美生实践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借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与比较胡适、吴宓二人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受教经历方面的异同,从而为分析二人分别是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全面的考察。首先,在家庭背景方面,幼年丧父的胡适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与全幅期待下,养成了隐忍、宽容、和气等性格,并逐渐树立了“以期作圣”的人生准则。与胡适不同的是,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吴宓在其祖母的溺爱与强压下养成了孤独、固执、冲动等性情。但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吴宓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在开放包容的徽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胡适继承了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品质。而吴宓自幼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对内省修德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珍视,都离不开关中浓厚的经世致用、厚重务实的学术气息的浸润。另外,同受到传统教育长期浸润、也从新式教育中接触新的文化因子的二人,在留美之前在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二人今后的文化选择、德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别。论文第二部分,考察胡适、吴宓留美期间的文化冲突体验,从学习课业、社会生活两方面展开论述。学习课业上的语言障碍、中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在宗教、家庭、婚姻、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胡适、吴宓二人对中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有着更为直接的或同或异的感受与体悟。论文第三部分,考察胡适、吴宓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心态,重点考察二人是如何通过转校、择师、交友等选择来进行文化调适的。胡适由农转文、由康乃尔大学转校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的“实验主义”,广交朋友,使其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吴宓深陷悲观主义难以自拔,但缘遇白璧德、转校哈佛大学的选择,让他在彷徨与纠结中找了一盏明灯,更在名师益友的指引与陪伴下,明确了一生志业所求。二人的转校、择师、交友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了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调适过程。论文第四部分,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二人归国后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分析二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认同状况,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二人参与民族文化复兴实践的。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学理以再造新文明;而吴宓倡导昌明国粹、理性输入,融合中西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活动,以践行理想志业、推动民族文化复兴。最后,论文总结了胡适、吴宓作为近代中国留美生之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特征,为当下留美生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塑造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快民族文化复兴进程提供借鉴。

区少铨（Au Siu chuan）^[5]（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张权^[6]（2019）在《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

李强^[7]（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张光润^[8]（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赵晓晖^[9]（2017）在《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文中研究指明谢颂羔（1895-1974）,笔名济泽,英文名Zong-KaoZia（简称Z.K.Zia）,曾长期担任广学会的编辑部主任,兼任沪江大学教授,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陈垣、张伯苓、丰子恺等近代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他一生有着译近200部,发表文章600多篇,在宗教教育、文学翻译及创作、青少年教育、社会启蒙等多方面均有不凡成就,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但1951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致湮没无闻,至今尚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为揭示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在大量搜集一手资料和深入考证、实地走访的基础上,首次对谢颂羔的文化理想和人生实践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他的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思考。本文共八章。鉴于谢颂羔被湮没很深,前四章主要考述了他的家世背景、求学经历、人生实践及与各界友人交游的情况,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纠正了目前学界的一些错误,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一章《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查考了基督教进入宁波的经过并对谢颂羔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深入考证。家庭出身使得基督教文化在他的成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他的思想根源。第二章《文化人格的形成》通过梳理谢颂羔的中英文着述,结合国内外校史资料拼接出了他的求学经历。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培养了他的人格,留学经历给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造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第三章《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了谢颂羔的人生实践,他深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要求自己"既能说,又能行",为用基督教改变中国人而奋斗。第四章《人生的拓展》通过多方印证的方法爬梳了谢颂羔与胡适、丰子恺、贺川丰彦等大量中外友人交游的经历及内容。他的交游以基督教为中心,又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中人。通过与这些友人的交游,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感染了朋友,也影响了社会。后四章是本文的主要部分,论述了谢颂羔文化理想的内容及其在各方面实践的成就,对其翻译、着述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及宗教文学思想作了深入分析与评价,并探究了他对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贡献。第五章《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分析了谢颂羔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辅以科学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并就他对"人格救国"理念的发展和宗教教育的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六章《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论述了谢颂羔在编辑翻译、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的贡献。第七章《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主要论述了谢颂羔在编写教材、为青少年提供读物及英语教育方面的成就。第八章《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分析了谢颂羔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启蒙工作,有显性启蒙和隐性启蒙两个维度,重点突出了他的公民观、妇女观及家庭观在现代中国的价值。本研究以谢颂羔为标本,运用"内部的他者"的概念,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谢颂羔在各个方面的成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突破了"内部的他者"专指进入某一系统主体的外国人这一局限,更加侧重中西文化对他的影响和他作为基督徒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从而加深了对那一个时代和当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认识。本文还强调了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进行接触的时候,作为弱势文化"内部的他者",更应注意自己角色定位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界对以谢颂羔为代表的近现代基督教知识分子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跨文化研究能在一个更为客观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展开。

朱子静^[10]（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二、英语国家近来对近代中国研究之新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语国家近来对近代中国研究之新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2）《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9）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英语国家近来对近代中国研究之新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李斯特与近代中国[D]. 刘倩.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D]. 吴春宣.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6)
• [3]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D]. 黄诗敏.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D]. 张权. 南京大学, 2019(01)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9]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D]. 赵晓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10]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