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倩[1]（2021）在《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加速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质量兴农战略的重要命题。目前,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化学投入品的过量施用,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地板”的抬升,而且容易引发农业污染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推进农药减量施用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但是农药减量行动的开展依然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农户家庭就业非农化现象严重,留守劳动力生产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农药减量施用的替代技术较为复杂,农药减量行动的技术支撑体系还不完整。因此,有必要从技术推广视角研究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切实破解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中的劳动力困境与技术难题,达到技术要素助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效果。基于此,本文以蔬菜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在系统综述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技术推广框架理论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理论,构建了“技术推广类别（推广技术属性）——技术推广组织方式——技术推广渠道”的分析框架,系统研究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利用山东省和陕西省957户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对样本区域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分别从技术推广的内容属性、组织方式、推广渠道三个维度,考察其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的影响机理,并分析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的行为效应,旨在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蔬菜生产中农户农药过量施用问题严重。从农户层面看,菜农过度依赖农药,对农药减量施用存在认知偏差;从村庄层面看,农户行为羊群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从政府层面看,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农药减量支持体系缺乏;从技术层面看,农药减量替代技术较为复杂,替代优势不明显。（2）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在行为意向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在行为决策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3）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在行为意向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则具有显着负向影响,三者边际效应绝对值为农资经销商>合作社>农技推广站。在行为决策阶段,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有显着负向影响,农技推广站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农资经销商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负向影响。（4）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不同渠道之间存在替代、互补关系。在技术推广渠道影响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及其下属的人际渠道数量和人际渠道质量、互联网渠道下的互联网浅层使用和互联网深层使用变量均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在行为意向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互联网深层使用均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呈现替代关系。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均对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具有显着的替代作用,互联网深层使用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均呈现互补关系。（5）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和食品安全效应。进行农药减量施用对蔬菜种植户的亩均年产出影响不显着,对蔬菜种植户亩均年净收益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可以提高蔬菜种植户亩均年收入1845.49元。蔬菜种植户进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农业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水平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6）典型案例分析中,合作社的推广示范、替代技术的推广、良好的产销体系,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且农药减量会带来经济、生态、食品安全多方面效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韦超[2]（2021）在《基于常规MRI和T2WI-影像组学对子宫肌瘤病理分型、HIFU消融难度和即刻消融率的预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MR-T2WI影像组学区分不同病理类型子宫肌瘤的诊断价值背景:子宫肌瘤为良性肿瘤,好发于育龄期女性,可引起尿频、尿急、月经量增多、盆部疼痛等一系列症状,给女性患者带来较多的痛苦或不适。子宫肌瘤最常见的三种病理类型为富细胞型、退变型及普通型,术前子宫肌瘤的病理类型的准确区分决定其治疗决策和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MRI是子宫肌瘤治疗前最重要的无创性评估手段,不同病理类型的子宫肌瘤在MRI上存在一定的信号差异,根据磁共振T2WI和DWI信号值的差异可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子宫肌瘤病理类型,但不同病理类型的子宫肌瘤T2WI及DWI信号有一定重叠。影像组学通过挖掘常规影像背后高通量数据来反映组织的异质性和生物学特征,目前已应用全身诸多脏器,体现出较高的临床价值。然而影像组学在子宫肌瘤病理分型的应用相对较少,值得进一步研究。目的:总结不同病理类型子宫肌瘤T2WI及DWI信号特点,探讨影像组学区分子宫肌瘤病理亚型的可行性,重点识别富细胞型子宫肌瘤。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20年6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63例65个子宫肌瘤的临床和常规MR资料,其中普通型肌瘤20例21个,富细胞型肌瘤22例23个,退变型肌瘤21例21个,回顾性分析、总结不同病理类型子宫肌瘤的T2WI、DWI信号特点及构成比。然后使用图像分割软件（ITK-SNAP）在T2WI图像上对子宫肌瘤进行三维分割和A.K软件进行特征提取,对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应用Pearson、f-SBF（随机森林函数）和10重交叉验证抽样方法进行特征选择;再利用R语言Caret包中train函数对筛选后的训练集进行训练,建立条件推理树模型,用ROC曲线和混淆矩阵计算模型总体的诊断性能。最后将65例子宫肌瘤分为富细胞型子宫肌瘤和其它组两组,将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常规MR特征和筛选出的具有重要诊断价值的影像组学特征纳入logistic模型,比较常规MRI、影像组学和两者联合诊断富细胞型子宫肌瘤的效能。结果:1.三种病理亚型的子宫肌瘤T2WI、DWI信号构成比存在统计差异,富细胞型子宫肌瘤呈T2WI均匀高信号的比率最多（65.2%）,退变型子宫肌瘤在T2WI呈混杂高信号最多（61.9%）,普通型子宫肌瘤在T2WI上均呈低信号,富细胞型子宫肌瘤DWI高信号比率大于退变型子宫肌瘤和普通型子宫肌瘤（P<0.001）;三组子宫肌瘤间年龄、发病部位、类型无明显统计学差异（F=1.17,P=0.317）。富细胞型子宫肌瘤和其它两种病理亚型子宫肌瘤T2WI及DWI信号构成比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2.每个病灶共提取828项特征,共筛选出12项在三类子宫肌瘤间最具有鉴别诊断价值的特征。以这些特征建立起来的条件推理树模型鉴别普通型、富细胞型和退变型子宫肌瘤训练组的AUC分别为0.97,0.82,0.91,敏感性分别为100%,70.6%,80%,特异性分别为93.8%,90%,90.6%,阳性预测值88.2%,80%,80%,阴性预测值分别为100%,84.4%,90.6%。验证组的AUC分别为0.92,0.73,0.78,敏感性分别为85.3%,50%、66.7%,特异性分别为100%,75%,75%,阳性预测值100%,50%,57.1%,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2.3%,75%,82%。3.单独的常规MR特征鉴别富细胞肌瘤和其它两类肌瘤的曲线下面积（AUC）=0.909（95%CI:0.812;0.966）,正确性86.96%,敏感性82.61%,特异性95.24%,阳性预测值90.5%,阴性预测值90.9%;影像组学特征鉴别诊断的AUC=0.954（95%CI:0.872;0.991）,正确性91.3%,敏感性91.3%,特异性97.62%,阳性预测值95.5%,阴性预测值95.3%;两者联合的AUC为0.997（95%CI:0.939;1）,正确性95.65%,敏感性95.65%,特异性100%,阳性预测值100%,阴性预测值97.7%。结论:1.富细胞、退变型及普通型三类子宫肌瘤T2WI及DWI构成比不同,根据T2WI及DWI信号可以一定程度上识别不同类型子宫肌瘤,但不同病理亚型子宫肌瘤间MR信号之间存在重叠。2.条件推理树三分类模型可以有效区分子宫肌瘤的三种病理学亚型,其中鉴别普通型子宫肌瘤诊断效能最高,富细胞型最低。3.单独的影像组学特征或常规MRI特征法建立起有效的富细胞型子宫肌瘤鉴别诊断模型;影像组学和常规MRI联合则可以建立起具有较高的模型拟合度和准确性的鉴别诊断模型,两者联合的鉴别诊断价值依次高于影像组学特征和常规MRI。第二部分MR常规特征联合影像组学预测子宫肌瘤HIFU治疗难度背景:子宫肌瘤HIFU治疗前需对消融难度和投放剂量进行评估;能效因子（EEF）是对子宫肌瘤HIFU消融难度判断和肌瘤投放量化最重要的指标。以常规MRI为基础的EEF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常规MRI基于定性影像学,不同信号强度之间存在交叉,人眼常无法识别,具有一定局限性。影像组学则可以从常规影像学图像上挖掘海量数字信息以反映组织内部的细微差别,在EEF的预测方面具有潜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目的:分别建立HIFU治疗子宫肌瘤所需EEF的常规MRI预测模型以及常规MRI、影像组学特征联合预测模型,探讨模型中EEF的影响因素,并对两种模型进行比较,进一步探索影像组学对常规MRI的附加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10月至2020年3月间216例行高强度超声消融术治疗的子宫肌瘤临床和常规MRI资料,记录术前基线临床资料、MRI相关参数和术后消融结果,根据以上结果计算出实际EEF。采用图像分割软件（ITK-SNP）和影像组学提取软件（A.K.）对子宫肌瘤横断位T2WI图像进行三维分割和特征提取,对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应用最大相关最小冗余（minimum redundancy and maximum correlation,mRMR）方法进行筛选,保留20个与EEF具有较高相关性但是互相无冗余的特征。采用SPSS软件对常规MRI参数和常规MRI、影像组学联合参数分别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找出两种模型EEF相关参数值,并对两种模型预测效能进行统计学比较,最终模型的预测效能的验证采用预测EEF值和实际EEF值相关性分析。结果:1.常规MRI模型结果显示子宫肌瘤T1WI增强程度(X11:轻度=0,中度=1,重度=2)、T2WI信号强度（X9:低信号=0,等信号=1,高信号=2）;子宫肌瘤的位置（X4:前壁=0,后壁=1,侧壁=2）正向影响EEF,肌瘤大小（X2:用最大直径表示）负向影响EEF,回归方程为EEF=12.11+4.261X11﹣2.067X2+3.868X9+3.371X4。2.常规MRI和影像组学特征联合模型结果显示wavelet＿HHH＿firstorder＿Skewness(X12)、T1WI强化程度(X11:轻度=0,中度=1,重度=2)、T2WI信号强度（X9:低信号=0,等信号=1,高信号=2）和DWI信号强度（X10:低=0,等=1,高=2）正向影响EEF,original＿shape＿Maximum2DDiameter Slice(X13)负向影响EEF,回归方程为:EEF=14.901+58.177X12+3.753X11﹣0.260X13+3.089X9+2.828×X10。3.常规MR模型调整后的R2为0.144,所拟合的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19.176,P<0.05）,模型的Durbin-Watson值为2.007。常规MRI和影像组学特征联合模型R2为0.297,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9.739,P<0.05）,Durbin-Watson值为1.958。联合模型预测的EEF值为9.61[3.60;15.22]J/mm3,实际EEF值为6.24[3.40;11.01]J/mm3,两者相关系数r=0.5。结论:1.常规MRI,常规MRI和影像组学特征联合均可建立合理的EEF预测模型。2.常规MR模型显示EEF与T1WI强化程度、T2WI信号强度和子宫肌瘤的位置正相关,与子宫肌瘤最大直径（Dmax）负相关。3.联合模型显示EEF与wavelet＿HHH＿firstorder＿Skewness、子宫肌瘤T1WI强化程度、T2WI和DWI信号强度正相关,而与original＿shape＿Maximum2DDiameter Slice负相关。4.联合模型对EEF预测效能显着大于常规MRI模型,影像组学对常规MR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最终预测模型预测的EEF值和实际EEF具有中度相关性,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第三部分MR常规特征联合影像组学预测子宫肌瘤HIFU术后即刻消融率背景:子宫肌瘤HIFU消融术后的即刻消融率（NPVR）是评估疗效的重要参数,与长期预后密切相关。MRI是子宫肌瘤HIFU术前评估和病例筛选的最重要手段,目前临床术前常用常规MRI进行初步疗效预测和消融难度判断,并已有相关研究基于常规MRI建立了NPVR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常规MRI在预测子宫肌瘤术后NPVR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影像组学在识别组织的异质性和细微差别方面优于常规影像,已广泛应用在全身诸多脏器病变的诊断、鉴别诊断、疗效预测等方面,并显示了较好的临床价值,但目前尚未有影像组学特征应用于建立子宫肌瘤HIFU术后NPVR预测模型的报道,影像组学特征预测子宫肌瘤HIFU术后消融率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目的:分别建立子宫肌瘤HIFU术后NPVR的常规MRI和常规MRI、影像组学特征联合预测模型,探讨模型中NPVR的影响因素,并对两种模型进行比较,进一步探索影像组学对常规MRI的附加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10月至2020年3月间216例行高强度超声消融术治疗的子宫肌瘤临床和MRI资料,记录术前临床资料和MR参数和术后消融结果,根据以上结果计算出NPVR。采用ITK-SNP和A.K.软件分别对子宫肌瘤横断位T2WI图像进行三维分割和特征提取,对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应用最大相关最小冗余（minimum redundancy and maximum correlation,mRMR）方法进行筛选,保留20个与NPVR具有较高相关性但是互相无冗余的特征。采用SPSS软件对常规MR参数值和常规MR参数值、组学参数值分别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找出与两种模型NPVR相关参数值,并对两种模型预测效能进行统计学比较。最终模型的预测效能的验证采用预测NPVR值和实际NPVR值相关性分析。结果:1.常规MR模型结果显示子宫肌瘤HIFU术前T2WI信号强度（X9:低信号=0,等信号=1,高信号=2）、T1WI强化程度(X11:轻度=0,中度=1,重度=2)、子宫肌瘤的位置（X4:前壁=0,后壁=1,侧壁=2）均负向影响NPVR,回归方程为:NPVR=103.851-11.868X9﹣5.64X11-2.984X4。2.常规MR和影像组学特征联合模型结果显示HIFU术前子宫肌瘤T2WI信号强度（X9:低信号=0,等信号=1,高信号=2）、T1WI强化程度(X11:轻度=0,中度=1,重度=2)、子宫肌瘤的位置（X4:前壁=0,后壁=1,侧壁=2）、glszm＿Size Zone Non Uniformity(X12)、wavelet＿HHH＿firstorder＿Skewness(X13)均负向影响NPVR,回归方程为:NPVR=104.030﹣11.886X9﹣5.459X11﹣2.776X4﹣0.20X12﹣16.913X13。3.常规MR模型和联合模型调整后的R2分别为0.385、0.408,所拟合的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参数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的Durbin-Watson值均接近标准值2。最终的联合预测模型所预测的NPVR值为81[71;91]%,实际NPVR值为89[77;97]%,两者相关系数为r=0.655（P<0.001）。结论:1.常规MRI,常规MRI和影像组学特征联合均可建立合理的EEF预测模型。2.常规MR模型显示HIFU术前子宫肌瘤T2WI信号强度、T1WI强化程度、子宫肌瘤的位置负向影响NPVR。3.联合模型显示HIFU术前T2WI信号强度、T1WI强化程度、子宫肌瘤的位置、glszm＿Size Zone Non Uniformity、wavelet＿HHH＿firstorder＿Skewness均负向影响NPVR。4.联合模型对子宫肌瘤HIFU术后NPVR预测效能稍大于常规MRI模型,提示影像组学对常规MRI有一定补充价值,但价值有限。联合模型预测NPVR和实际NPVR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赵佳佳[3]（2020）在《农民创业中信任作用机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推进农民创新创业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尚不完善的正式制度与农村地区要素制度改革期的不稳定引致农民创业活动创业风险加剧、不确定性攀升,严重阻碍了农民创业活力的激发,制约了农民创业效益的提升。信任,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位时发挥重要的补充替代作用。信任不仅可以降低不确定性、抵御风险,还能促成合作、提高协作效率,为新时期新阶段提升农民创业发生率和提高创业成功率提供新思路。因此,将信任概念引入农民创业优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创业过程理论、机会识别理论、资源基础观等多维理论,构建创业过程视角下信任对农民创业影响的理论逻辑框架,详细阐述信任对农民创业选择决策、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农民创业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在梳理农民创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年全国农村地区的微观数据与课题组在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等地搜集的890份农民创业者专项调查数据,总结了农民创业者的主要特征,测度了农民创业者的信任水平。运用Probit、Lewbel-IV等模型实证检验了信任对农民创业选择决策的影响;运用链式多重中介（Serial Mediation）模型和层级回归法实证检验了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直接影响以及信任通过创业警觉性和外部知识获取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间接影响;运用Probit、IV-Probit等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对农民创业资金获取、劳动力获取、信息资源获取的影响;运用有调节的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模型和Bootstrap法检验了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信任通过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环境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看,全国农民创业发生率约为8%,且存在显着的区域异质性,长江三角区和珠江三角区部分省份高于其他省份,因此须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差异,全面提升农民创业概率。从实地调研数据看,种植业为农民创业者的首选行业,其次是养殖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农民创业者识别的机会数量主要在3个以内,以量表得分衡量的农民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处中等偏上水平,且在行业和区域间呈现异质性。创业资金方面,个人积蓄为农民创业资金的首要来源,其次是来自亲戚朋友的资助和借款,而将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农民创业者占比较低。创业信息方面,农民创业者的主要信息来源渠道为家人亲戚和朋友熟人,选择政府等正规部门获取信息的样本占比较少。创业绩效方面,农民创业者群体纯收入的中位数约为12万元,超过未创业的普通农民群体。以量表得分衡量的农民创业绩效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在分维度绩效间存在异质性,其中生存绩效大于个人绩效大于成长绩效。总体来看,农民创业大多处于存活阶段,创业绩效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信任水平方面,农民创业者的整体信任水平中等偏上,其中分维度的制度信任大于情感信任大于社会信任,且农民创业者的信任水平存在显着的区域异质性。第二,信任显着提高了农民创业选择的概率,持“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态度的农民进入创业的概率比持“与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态度的农民高出1个百分点,约为全国平均农民创业发生率的八分之一,具有显着的经济意义。从信任的分维度看,以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来表征的情感信任显着促进了农民创业选择决策;以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来表征的社会信任显着正向影响农民创业选择决策,且社会信任的边际效应量略大于情感信任;而以对地方官员信任程度来表征的制度信任显着负向影响了农民创业选择决策。此外,年龄、受教育水平、民族、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等变量也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汉族、理财投资经历对农民创业选择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年龄、家庭老年人占比、家庭总收入对农民创业选择具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民创业者在创业机会识别方面更具优势。外部知识获取在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农民创业者的信任可通过影响外部知识获取进而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作用。创业警觉性在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民创业者,其创业警觉性越高,因而能更敏锐地识别出有前景的创业机会。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在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除创业警觉性和外部知识获取两条单独的中介路径外,还包括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影响,从中介效应量大小看,创业警觉性的效应量大于外部知识获取的效应量大于链式中介的效应量。第四,信任对农民创业资源获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创业资金获取方面,信任可显着提高创业者通过亲戚朋友筹集资金的概率,其中,情感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促进创业者通过亲戚朋友获取创业资金,且情感信任的边际效应量大于制度信任,而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着。此外,信任对创业者通过社会关系获取创业资金与通过银行贷款获取创业资金的影响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创业劳动力获取方面,信任能显着促进创业劳动力资源的获取。其中,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对劳动力获取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情感信任的边际效应量大于社会信任的效应量,但制度信任的影响不显着。创业信息资源获取方面,信任对创业信息资源获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其中,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均正向促进创业信息获取,且情感信任的影响程度略大于社会信任,但制度信任对创业信息获取的影响未通过显着性检验。第五,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即农民创业者信任水平越高,创业绩效越好。分维度看,制度信任的正向作用大于情感信任大于社会信任。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信任通过提高农民创业者对信息和知识的接纳度,促进农民创业者开展创业学习,增强创业技能,进而提升创业绩效。其中,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量在情感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中最大,制度信任次之,社会信任最小。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了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创业环境对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未得到验证。此外,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仅在创业领域、创业类型、创业者性别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还受到信任“差序格局”的影响。
李金培[4]（2020）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公共交通是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的经济性基础功能却甚少得到关注。公共交通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系统中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当前中国城市追求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正确认识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交通的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本文以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四个方面:（1）构建研究框架。首先,以城市化快速推进引起的“职住空间分离”现象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城市居民出行需求视角,进一步阐释公共交通发展的可行性。然后,从公交设施规模、服务效能和民众公交消费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2）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角度出发,选取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表征公交设施规模,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相对西部地区,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相对中等城市,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小城市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且不显着。（3）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产出的效率角度出发,采用客运量与公交车辆数的比值作为公交服务效能的代理指标,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曲线关系;劳动生产率在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就越大。（4）从公众出行需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即民众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消费行为（简称“民众公交消费”）。利用2016年334份常州市调查问卷数据,以民众的通勤出行方式为例,应用Probit模型,从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这两个角度实证考察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并特别检验了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结构和群体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尊重需要显着抑制民众公交消费;改善公交服务可以显着提升民众在通勤出行中选择公交的可能性;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最小成员年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从分群估计结果看,尊重需要对女性、低学历、高收入和外地户口的群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结合起来,拓展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现有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航运等方面,体现的是交通运输的货运及跨区域客运功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承担城市内部主要客运任务的公共交通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验证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与人们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服务,同样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当斯-托马斯悖论”的存在。本研究利用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4-2016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第三,基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公交出行选择结合,从出行心理角度探讨了民众公交消费的原因,丰富了现有关于出行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基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背景,将民众对尊重的心理诉求和对公交服务的满意度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了民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为政府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李娟[5]（2020）在《安全利用类轻中度镉污染农田土壤原位调理修复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土壤类型多,性质差别较大,整体上呈现“南酸北碱”的实际情况,且不同区域土壤受重金属镉污染的程度不同,其中安全利用类农田土壤中受轻度和中度镉污染的农田面积较大。在诸多的修复方法中,稳定化修复是最适宜于大面积推广且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方法,镉污染土壤稳定化修复的成功取决于土壤中镉的低生物有效性和土壤生态功能的改善,1-2年的实验室实验或小规模田间实验不足以支撑规模化推广应用。本研究以安全利用类弱酸性轻度和中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弱碱性中度镉污染小麦田土壤为研究对象,以生物炭、海泡石和黄腐酸微生物菌剂为调理剂,通过田间小区实验和大田规模化实验、多参数评价,并结合自动建模,研究镉污染农田土壤原位修复和培肥的可行性。田间小区实验优选出修复安全利用类轻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时生物炭和海泡石调理剂的合理用量为1.00%（生物炭0.50%+海泡石0.5%）;在此基础上,采用低剂量多次施用调理剂的方式,对弱酸性轻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进行4年大田修复实验。生物炭和海泡石的施用有效抑制了水稻对镉的吸收和迁移转化,修复后的土壤pH提高1.46,有效镉降低22.42%,糙米镉降低53.06%-88.03%,实现糙米镉100%稳定达标,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对大米中镉的最大限值0.2 mg/kg的要求;水稻产量最高为9010 kg/hm2。生物炭和海泡石共同作用下土壤养分、有机质、根际微生物和酶活性均得到改善。土壤经生物炭和海泡石连续3年修复的效果优于1年或连续2年修复,在第4年停止施用调理剂后,糙米镉含量和水稻产量保持稳定。相关分析表明,土壤有效镉、糙米镉与土壤pH呈负相关,稻米镉、稻壳镉、稻草镉、根系镉之间呈极显着的正相关（P<0.01）,水稻植株各部分镉含量与环境参数之间存在极显着的相关关系（P<0.01）,但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这些参数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引入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自动线性建模得出糙米镉与稻壳镉呈显着正相关,土壤有效镉和稻草镉共同影响稻壳镉,模型的准确性达到96.6%。糙米镉的降低是生物炭和海泡石共同调理作用下土壤pH升高、土壤有效镉降低和镉在水稻植株体内的转移受到抑制的结果。在安全利用类轻度镉污染土壤修复的基础上,尝试将生物炭和海泡石用于同类弱酸性中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的修复中,通过大田小区实验,得出生物炭和海泡石共同施用量均为2.00%和2.50%时,糙米镉达标田块占比分别为60.00%和80.00%,最低糙米镉含量分别为0.041 mg/kg和0.098 mg/kg。土壤pH、土壤有效镉和糙米镉两两之间呈现极显着相关关系（P<0.01）,弱酸性中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修复与弱酸性轻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修复在机制上存在一致性。自动建模得到拟合方程Y=1.227+0.792X1-0.173X2（R2=0.856,Y、X1和X2分别代表糙米镉、土壤有效镉和土壤pH）,方程的准确性达到84.4%,每个自变量的显着性水平都小于0.01,回归系数具有极显着的统计学意义。为了避免土壤过度碱化,对于安全利用类弱碱性镉污染小麦田土壤的修复,在利用生物炭和海泡石的基础上,引入弱酸性黄腐酸微物生菌剂,同步实现修复和培肥,以田间小区的形式进行实验。3种调理剂（黄腐酸微生物菌剂0.03%,生物炭0.46%,海泡石0.12%）及其混合物（黄腐酸微生物菌剂0.01%+生物炭0.15%+海泡石0.04%）的低剂量施用,使土壤有效镉降低39.86%-71.33%,小麦镉降低41.94%-87.10%,混合调理剂使小麦镉的含量降至0.08 m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中小麦镉含量的限值0.1 mg/kg。小麦最高产量达7590 kg/hm2,黄腐酸主要改善土壤有机质、养分和根际微生物;生物炭提高土壤有机质,抑制小麦镉和土壤有效镉;海泡石可有效降低小麦镉和土壤有效镉。混合调理剂通过降低弱碱性镉污染农田土壤中有效镉、抑制镉经小麦植株向小麦籽粒转移,对土壤修复和培肥作用更佳。小麦产量与土壤有机质、有效氮、有效磷呈显着或极显着正相关,土壤有机质、土壤养分和土壤根际微生物共同促进土壤健康改善。降低土壤有效态镉、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是弱碱性镉污染土壤修复与培肥的关键。模型估算得出,有效镉和小麦镉间的关系更趋向于线性关系,所建线性模型的准确性97.0%,模型可靠。
林雯璐[6]（2020）在《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成效及其博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宅基地的合理利用关系着农村长远发展和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新时期的工作部署中,农村宅基地的制度改革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总结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成效、经验,分析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是对现有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检验与推广,也是深入分析改革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前提之一。本文选取江西省惟一“三块地”试点地区——余江区作为研究区域,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开展定量调查。本研究在总结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分析影响政策满意度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博弈的视角理顺改革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诉求,找到均衡各类诉求的策略,再结合我国其他地区的试点经验,为余江区宅基地管理、维护宅基地制度改革成果提供政策建议。主要的结论如下:（1）通过调查可知:余江区宅基地改革政策成效较好。其中,村民理事会制度、有偿使用、无偿退出、空闲地盘活利用以及进城落户各项政策的执行度较高;不动产确权登记、农民建房“三到场”、集体成员、有偿使用四项政策规定的认知程度最高;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的政策接受度最高。（2）根据建立的不完全信息非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改革满意程度受到性别、收入来源、农民建房“三到场”认知程度、进城落户的支持度、宅基地流转政策支持度、“增减挂”政策支持度六个因子的正向影响;受到择位竞价支持度和不动产确权登记的反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方式受到家庭宅基地基本特征、自家地公用的意愿程度、宅基地抵押支持度的正向影响。受到宅基地流转支持程度、“增减挂”政策认知度的负向影响;有偿使用满意程度受到学历、宅基地流转政策支持程度、村民理事会满意程度、农民建房”三到场”满意程度的正向影响;农民建房冲突解决方式受到家庭宅基地基本特征、不动产登记确权登记意愿程度的正向影响,受到学历、宅基地流转政策认知程度的负向影响力。（3）通过典型案例调查及其博弈模型分析得出:无偿退出政策需要在公平的氛围下,政府加大工作宣传、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投入,普通村民能克服一家的损失,配合整村改革工作的推进;有偿退出的情境建立在村民损失很小、村民理事会加大宣传力度、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有偿使用政策需要由村集体追加C5、C6的前提下促进二者的博弈均衡;农民建房的均衡需要村民理事会实行建房申请审批权的把控,促进普通村民配合实现本村建房制度的均衡。
王安岩[7]（2020）在《高校勤工助学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研究 ——以北京地区高校为例》文中提出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人才,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并成才,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资助政策。勤工助学作为高校资助政策重要组成部分,从资助贫困生为主的单一模式,演变为覆盖全体学生的资助体系,积极推动了大学生的发展和成才。探讨勤工助学在解决大学生经济困难的同时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是勤工助学政策效果评估的新内容,反映了高校勤工助学资助政策的质量,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梳理了勤工助学和学生发展的文献,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工作如下:第一,在学生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学生投入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高校勤工助学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初步路径。研制形成了勤工助学环境量表、勤工助学实践量表、学生自我调节量表和学生发展收获量表,采用44个问项对勤工助学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测量。第二,构建了高校勤工助学对大学生发展影响的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勤工助学和大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检验。研究发现:勤工助学的政策环境、物理环境、人际环境分别对勤工助学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通过学生自我调节机制,具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参与勤工助学工作认识、感知、体验和筛选不同的信息,形成学生的思维认知、实践能力、自我效能三方面能力。体现出勤工助学政策在全覆盖资助体系下的溢出效应,突破了仅为解决生活困难的传统手段,产生了促进学生能力提升和发展的新效应。第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勤工助学对学生生活改善程度、自我调节能力、学习进步、获得奖学金、未来职业选择有正向影响。但大强度月均工作量对学生获得奖学金有负面影响,强度为每单位0.095,且未来职业选择方面的影响对男生比对女生每单位强0.183。最后,对学生背景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学生的学科背景、学生性别、家庭平均月收入对勤工助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有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建议:增加勤工助学等高校资助活动的多样性、优化勤工助学实践活动的整体环境、重视对学生发展的全程追踪,并推动勤工助学向勤工促学转变。
底会娟[8]（2020）在《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研究 ——基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各国教育的竞争实质就是师资的竞争。一个国家的教师质量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还会间接影响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也因此,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把教育改革的目光和重点从“教育质量”延伸到“教师质量”,将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化水平,作为提高基础教育办学质量的突破口。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然而,当前的幼儿园教师质量现状如何?能否担负起教育改革和时代发展的重任?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影响幼儿园教师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有效支持和促进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提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按照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原则,基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视角研制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和工具,以上海市为例,从上海市7个区81所幼儿园中抽取了1768位幼儿园教师进行质量监测,以全面了解和深度考察上海市幼儿园教师的质量状况和影响因素,为上海市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本研究以文化存在论教育学为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在借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设计流程及实施程序的基础上,确定了研究的整体思路:核心概念界定-指标体系构建-监测工具研制-监测样本抽取-监测调查实施-监测数据分析-形成监测报告-提出对策建议等环节。研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及项目分析、因素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文化存在论教育学思想下的幼儿园教师质量从“完整的人”的视角出发,认为幼儿园教师质量是教师满足教育教学及自我生命价值实现需要所应具备的能力、特质、品性等,集中体现为教师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和有效性。研究在明确幼儿园教师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视角,结合国内外有关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的相关研究,初步凝练出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构成要素,随后邀请专家对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修订,最终确定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的五因素模型,即幼儿园教师质量由生存之基、专业之智、文化之品、自由之性、信仰之情五个一级维度构成。研究者在对幼儿园教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遵循自编与借鉴相结合的方法初步编制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问卷》,在小范围试测后开展大范围问卷调查,经由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对问卷的框架和项目进行调整及验证,形成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正式问卷: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折半信度为0.94;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提取五个因子,五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7.64%,五个公因子所包含的项目与问卷设计之初所预想的结构基本一致。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假设模型指数均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建议值,且大部分指数都具有较高的拟合性,说明问卷具有一定的结构效度。运用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正式问卷对上海市幼儿园教师质量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上海市幼儿园教师的质量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幼儿园教师专业之智维度质量明显优于其他质量维度;2)专家教师、成熟教师相较于新手教师、经验教师的优势主要体现为教师的文化品性以及对职业的坚贞信仰;3)幼儿园教师质量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主城区幼儿园教师质量整体高于郊区幼儿园教师;4)公办幼儿园教师在教师质量的大部分维度优于民办幼儿园教师;不同园所等级的幼儿园教师质量整体呈现出由二级园-一级园-示范园递增的状态;5)从教师的人口学变量来看,随着教师年龄、教龄的增长、职称晋升、职务提高、学历提升、薪资水平的增加,幼儿园教师质量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幼儿园教师质量明显优于非学前专业幼儿园教师;优秀绩效的幼儿园教师质量明显高于普通绩效教师;6)幼儿园教师质量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教师的职务、年龄、工作绩效、职称、学历、所在地域是影响幼儿园教师质量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本研究界定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内涵,构建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研制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分析了上海市幼儿园教师质量现状,提出了上海市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提升路径。这些研究和发现对于更好的理解幼儿园教师质量及教师质量监测,为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和幼儿园教师质量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也为本领域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温弗乐[9]（2020）在《基于控制感视角的护士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我国三级综合性医院病房护士创新行为现状,构建并验证基于控制感视角的护士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干预方案,且检验其可行性和初步效果,为丰富护士创新行为理论、加强护士创新行为、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通过文献回顾厘清影响护士创新行为的个体因素、工作因素、与组织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构建基于控制感视角的护士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2）以我国东、中、西部9个省/直辖市18家三级综合性医院3659名执业注册病房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护士创新行为量表、心理资本问卷、护士组织支持问卷、工作控制量表中文修订版进行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3）形成以提升护士创新行为为目的的工作控制感干预方案初稿,经专家会议法进行方案论证和确立;（4）选择上海地区1家三级综合性医院对该方案进行初步应用,并初步评价其效果和可行性,为护理创新实践管理提供依据。结果:（1）我国三级综合性医院护士的创新行为、工作控制感、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均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工作控制感得分较低;西部地区护士创新行为、工作控制感、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的得分均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护士;（2）工作控制感、心理资本对护士创新行为有直接正向作用,组织支持感可对护士创新行为有间接正向作用,整体模型可解释护士创新行为的47.2%,其中工作控制感对护士的创新行为的效应最大（0.487）,高于组织支持感（0.381）及心理资本（0.434）的作用。（3）干预方案初步应用结果显示干预可提升护士的工作控制感水平,对护士创新行为中的取得支持维度有效;且护士对方案接受度较好、总体评价积极,方案可行性较强。结论:我国三级综合性医院护士创新行为仍处于中等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构建护士创新行为影响作用模型明确了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工作控制对护士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工作控制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以提升创新行为为目的的工作控制感干预方案可以提升护士工作控制感,对护士创新行为有一定积极作用,其适用性和可行性得到了初步验证。
李妮妮[10]（2020）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股权质押因其融资快速、手续简便、变现容易等优点而备受股东青睐,成为股东在资本市场上新兴的融资工具。其中,控股股东更是成为股权质押市场的“主力军”,其高频率和高比例的股权质押行为受到市场参与者与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了股权质押动机及经济后果的研究热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是其自身融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有可能引发控制权转移风险,进而会传导至股权被质押企业,而且作用于企业的财务决策。而投资决策作为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风险与价值创造。因此,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常态化、企业投资结构扭曲以及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的现实背景,深入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首先回顾了企业投资决策影响因素以及股权质押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等相关文献;接着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等经典理论提炼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基础,同时阐述了控股股东控制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等制度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提高了企业金融投资水平,且这一现象在“牛市”行情下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企业实业投资水平;（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4）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但加剧了代理冲突引发的过度投资,而且恶化了融资约束引发的投资不足。最后,根据结论针对性地向企业、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提出了对策与建议。论文立足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以企业投资决策为切入点,并细分为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为全面、有效地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延伸了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丰富了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研究内容,同时为企业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监督与治理以及其内部投资决策机制的优化提供了经验依据。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农药施用相关研究 |
| 1.3.2 蔬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技术推广相关研究 |
| 1.3.4 技术推广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户农药减量施用效果研究 |
| 1.3.6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蔬菜种植户 |
| 2.1.2 技术推广 |
| 2.1.3 推广技术属性 |
| 2.1.4 技术推广渠道 |
| 2.1.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 |
| 2.1.6 蔬菜生产中的农药减量施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技术扩散理论 |
| 2.2.4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5 技术推广框架理论 |
| 2.3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分析 |
| 2.3.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阶段划分 |
| 2.3.2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蔬菜生产特征与产业发展趋势 |
| 3.1.1 蔬菜生产特征 |
| 3.1.2 蔬菜产业发展趋势 |
| 3.2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与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2.1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 |
| 3.2.2 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 |
| 3.3.1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 |
| 3.3.2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 |
| 3.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 |
| 3.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果 |
| 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问题 |
| 3.4.1 农户层面:生产习惯使然,农户农药施用存在认知偏差 |
| 3.4.2 村庄层面:羊群行为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
| 3.4.3 政府层面: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减量支持政策乏力 |
| 3.4.4 技术层面: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农药减量替代技术推广任重道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2.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3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 4.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4.3.2 研究方法 |
| 4.4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4.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5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5.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6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6.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7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分析 |
| 4.7.1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分析 |
| 4.7.2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2 农资经销商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3 农技推广站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3 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6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7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进一步讨论 |
| 5.7.1 内在传导机制:安全生产认知的中介作用 |
| 5.7.2 农户感知差异: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 |
| 5.8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进一步讨论 |
| 5.8.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空间自相关判断 |
| 5.8.2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施行为实施影响的空间效应 |
| 5.8.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示范效应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2 互联网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3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 |
| 6.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6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7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分析 |
| 6.8 老龄化背景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与行为实施讨论 |
| 6.9 稳健性检验 |
| 6.10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模型选择 |
| 7.4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t检验结果 |
| 7.4.2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决策方程估计 |
| 7.4.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蔬菜产出和收入影响估计 |
| 7.4.4 双重检验 |
| 7.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生态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食品安全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7 稳健性检验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的案例分析 |
| 8.1 调研方法选择与案例选取 |
| 8.2 访谈设计与过程介绍 |
| 8.3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3.1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3.2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3.3 典型经验总结 |
| 8.4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4.1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4.2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4.3 典型经验总结 |
| 8.5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5.1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5.2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5.3 典型经验总结 |
| 8.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潜力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蔬菜生产中农户过量施药问题严重 |
| 9.1.2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 |
| 9.1.3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 |
| 9.1.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不可忽视 |
| 9.1.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多维效应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 |
| 9.2.2 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 |
| 9.2.3 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 |
| 9.2.4 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 |
| 9.2.5 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英文缩写略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ACT |
| 第一部分 MR-T_2WI影像组学区分不同病理类型子宫肌瘤的诊断价值 |
| 引言 |
| 1.材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影像学检查 |
| 1.3 影像资料分析 |
| 1.4 影像组学数据处理 |
| 1.5 特征筛选及模型建立 |
| 2.统计学方法 |
| 3.结果 |
| 3.1 一般资料和常规影像 |
| 3.2 影像组学特征的提取和模型建立 |
| 3.3 常规MR特征与影像组学特征联合鉴别富细胞型子宫肌瘤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MRI常规特征联合影像组学预测子宫肌瘤HIFU治疗难度 |
| 引言 |
| 1.材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影像学检查 |
| 1.3 术前影像资料分析 |
| 1.4 影像组学数据处理 |
| 1.5 子宫肌瘤HIFU治疗 |
| 1.6 子宫肌瘤HIFU术后MR评价 |
| 2. 统计学方法 |
| 3.结果 |
| 3.1 子宫肌瘤基线资料 |
| 3.2 子宫肌瘤HIFU消融结果 |
| 3.3 子宫肌瘤HIFU术前影像组学特征 |
| 3.4 基于常规MRI的 EEF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 |
| 3.5 基于常规MRI和影像组学特征的EEF多元线性联合回归模型的构建 |
| 3.6 子宫肌瘤HIFU消融EEF预测模型效能评估 |
| 3.7 HIFU消融子宫肌瘤EEF预测模型验证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MRI常规特征联合影像组学对HIFU治疗子宫肌瘤术后消融率的预测研究 |
| 引言 |
| 1.材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影像学检查 |
| 1.3 术前影像资料分析 |
| 1.4 影像组学数据处理 |
| 1.5 子宫肌瘤HIFU治疗 |
| 1.6 子宫肌瘤HIFU术后MR评价 |
| 2.统计学方法 |
| 3.结果 |
| 3.1 子宫肌瘤基线资料 |
| 3.2 子宫肌瘤HIFU消融结果 |
| 3.3 子宫肌瘤HIFU术前影像组学特征 |
| 3.4 基于常规MRI的 NPVR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 |
| 3.5 基于常规MRI和影像组学特征的NPVR多元线性联合回归模型的构建 |
| 3.6 子宫肌瘤HIFU术后NPVR预测模型效能评估 |
| 3.7 子宫肌瘤HIFU术后NPVR预测模型效能验证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第?及第三部分附图 |
| 附录 |
| 致谢 |
| 综述 多参数MRI在子宫肌瘤HIFU术前评价和疗效预测中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信任及相关研究 |
| 1.3.2 农民创业及相关研究 |
| 1.3.3 信任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 |
| 1.3.4 国内外文献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信任 |
| 2.1.2 农民创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创业过程理论 |
| 2.2.2 创业选择理论 |
| 2.2.3 创业机会识别理论 |
| 2.2.4 创业资源基础观 |
| 2.3 信任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分析框架 |
| 2.3.1 信任与农民创业选择决策 |
| 2.3.2 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
| 2.3.3 信任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 |
| 2.3.4 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任与农民创业的现状分析 |
| 3.1 农民创业发展历程及扶持政策演变 |
| 3.1.1 创业萌芽阶段(1978-1991) |
| 3.1.2 探索成长阶段(1992-2006) |
| 3.1.3 返乡创业阶段(2007-2014) |
| 3.1.4 蓬勃发展阶段(2015-至今) |
| 3.2 农民创业测度与特征分析 |
| 3.2.1 创业选择决策的特征分析 |
| 3.2.2 创业机会识别的特征分析 |
| 3.2.3 创业资源获取的特征分析 |
| 3.2.4 农民创业绩效的特征分析 |
| 3.3 信任测度与特征分析 |
| 3.3.1 信任的测度 |
| 3.3.2 信任的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任与农民创业选择决策 |
| 4.1 信任对农民创业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 信任对农民创业决策影响的估计策略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
| 4.2.2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信任对农民创业决策影响的结果与分析 |
| 4.3.1 信任对农民创业决策影响的估计结果 |
| 4.3.2 信任分维度对农民创业决策的估计结果 |
| 4.4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4.5 信任对农民创业决策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
| 5.1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影响的研究假说 |
| 5.1.1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直接影响 |
| 5.1.2 外部知识获取的中介效应 |
| 5.1.3 创业警觉性的中介效应 |
| 5.1.4 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
| 5.2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影响的估计策略 |
| 5.2.1 样本与数据 |
| 5.2.2 变量与测量 |
| 5.2.3 信度和效度 |
| 5.2.4 变量间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影响的结果与分析 |
| 5.3.1 假说检验 |
| 5.3.2 结果讨论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任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 |
| 6.1 信任对农民创业资源获取的研究假说 |
| 6.1.1 信任对农民创业资金获取的研究假说 |
| 6.1.2 信任对农民创业劳动力资源获取的研究假说 |
| 6.1.3 信任对农民创业信息资源获取的研究假说 |
| 6.2 信任对农民创业资源获取影响的估计策略 |
| 6.2.1 样本基本情况 |
| 6.2.2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信任对农民创业资源获取影响的结果与分析 |
| 6.3.1 信任对农民创业资金资源获取的估计结果 |
| 6.3.2 信任对农民创业劳动力资源获取的估计结果 |
| 6.3.3 信任对农民创业信息资源获取的估计结果 |
| 6.4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分析 |
| 6.5 信任对农民创业资源获取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信任与农民创业绩效 |
| 7.1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说 |
| 7.1.1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7.1.2 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 |
| 7.1.3 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 |
| 7.2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的估计策略 |
| 7.2.1 样本基本情况 |
| 7.2.2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
| 7.2.3 共同方法偏差与信效度检验 |
| 7.2.4 模型设定 |
| 7.3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的结果与分析 |
| 7.3.1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检验 |
| 7.3.2 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3.3 创业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
| 7.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7.5 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全面提升乡村地区信任水平 |
| 8.2.2 营造公平市场秩序,降低创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
| 8.2.3 优化创业培训服务,缓解农民创业人力资本瓶颈 |
| 8.2.4 拓宽资源获取渠道,破解农民创新创业资源约束 |
| 8.2.5 着力创业环境升级,激活乡村地区创新创业潜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现实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框架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学分析理论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2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2.2.1 绿色经济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 2.2.2 城市绿色经济及效率的概念 |
| 2.2.3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 |
| 2.2.4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
| 2.3.1 公交基础设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3.2 公交服务效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4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 |
| 2.4.1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概念 |
| 2.4.2 出行决策行为相关理论 |
| 2.4.3 公交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3.1 引言 |
| 3.2 需求视角下的城市公交发展分析 |
| 3.3 城市公交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框架 |
| 3.4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4.1 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2 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中介效应检验 |
| 4.5 拓展性分析 |
| 4.5.1 地区差异 |
| 4.5.2 城市规模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拓展性分析 |
| 5.5.1 地区差异 |
| 5.5.2 城市规模差异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交发展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量表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拓展性分析 |
| 6.4.1 家庭结构差异 |
| 6.4.2 分群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科学发展城市公交,关注客运量提升 |
| 7.2.2 转变民众固有观念,培养公交优先出行意识 |
| 7.2.3 实行公交优先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图表 |
| 附录2: 中国大中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调查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农田土壤镉污染现状和原因 |
| 1.2 农田土壤镉污染的危害和修复的必要性 |
| 1.3 农田土壤镉污染修复方法 |
| 1.4 农田土壤镉污染的原位稳定化修复 |
| 1.4.1 农田土壤镉污染稳定化修复基础 |
| 1.4.2 典型稳定化调理剂的特点与应用 |
| 1.4.3 影响镉污染农田土壤修复的主要因素 |
| 1.5 农田土壤镉污染稳定化修复效果评价指标 |
| 1.6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7 本文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7.1 研究目的 |
| 1.7.2 主要研究内容 |
| 1.7.3 技术路线图 |
|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1 主要实验试剂和仪器 |
| 2.2 实验材料 |
| 2.2.1 生物炭、海泡石和黄腐酸微生物菌剂 |
| 2.2.2 实验田 |
| 2.2.3 作物品种 |
| 2.3 实验设计 |
| 2.3.1 安全利用类弱酸性轻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原位调理修复 |
| 2.3.2 安全利用类弱酸性中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原位调理修复 |
| 2.3.3 安全利用类弱碱性中度镉污染小麦田土壤原位修复与培肥 |
| 2.4 分析方法 |
| 2.4.1 生物炭、海泡石表面结构分析 |
| 2.4.2 植物和土壤中镉的测定 |
| 2.4.3 土壤中有效氮、磷、钾的测定 |
| 2.4.4 土壤中酶活性和根际微生物的测定 |
| 2.4.5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
| 2.4.6 土壤pH和CEC的测定 |
| 2.4.7 土壤容重 |
| 2.4.8 重金属富集系数 |
| 2.5 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
| 3 安全利用类弱酸性轻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原位调理修复应用研究 |
| 3.1 引言 |
| 3.2 调理剂降低糙米镉的可行性 |
| 3.3 调理剂长期施用降低糙米镉的效果和主要作用机制 |
| 3.3.1 调理剂长期施用降低糙米镉的效果 |
| 3.3.2 调理剂特征和安全性 |
| 3.3.3 调理剂提高土壤pH、降低土壤有效镉 |
| 3.3.4 镉在土壤和水稻植株中的迁移 |
| 3.4 调理剂提高水稻产量的效果和作用机制 |
| 3.4.1 调理剂提高水稻产量的效果 |
| 3.4.2 土壤有效营养成分的改善 |
| 3.4.3 土壤有机质和CEC的提高 |
| 3.4.4 土壤根际微生物数量和酶活的增加 |
| 3.5 土壤镉污染修复与环境参数间的相关性和自动线性建模 |
| 3.5.1 土壤镉污染修复与环境参数间的相关性 |
| 3.5.2 以糙米镉为目标参数自动线性建模及变量的重要性分析 |
| 3.6 经济性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安全利用类弱酸性中度镉污染水稻田土壤原位调理修复应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调理剂用量对糙米镉的作用 |
| 4.3 调理剂用量影响糙米镉的主要作用机制 |
| 4.3.1 调理剂用量影响土壤有效镉 |
| 4.3.2 调理剂用量影响土壤pH |
| 4.4 土壤pH、有效镉和糙米镉的相关性分析和自动线性建模 |
| 4.4.1 土壤pH、有效镉和糙米镉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糙米镉自动线性建模 |
| 4.5 经济性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安全利用类弱碱性中度镉污染小麦田土壤原位修复与培肥应用研究 |
| 5.1 引言 |
| 5.2 调理剂对小麦镉含量的影响及主要作用机制 |
| 5.2.1 调理剂对小麦镉含量的影响 |
| 5.2.3 调理剂降低小麦镉含量的作用机制 |
| 5.3 调理剂提高小麦产量的效果和主要作用机制 |
| 5.3.1 调理剂提高小麦产量的效果 |
| 5.3.2 土壤营养成分的变化 |
| 5.3.3 土壤根际微生物的变化 |
| 5.4 土壤修复与培肥的相关性分析和自动线性建模 |
| 5.4.1 土壤修复与培肥的相关性分析 |
| 5.4.2 小麦镉与土壤有效镉的复核估算 |
| 5.6 经济性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博士在读期间成果清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1 宅基地管理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
| 1.4.2 宅基改革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
| 1.4.3 博弈论在国内外宅基地管理中的研究进展 |
| 1.5 全国试点地区的先进经验 |
| 1.5.1 主要进展情况 |
| 1.5.2 总结 |
| 1.6 研究内容 |
| 1.6.1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成效 |
| 1.6.2 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1.6.3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博弈分析 |
| 1.7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技术路线图 |
| 2 研究区域与问卷调查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余江区宅基地改革基本经验 |
| 2.2.1 制定“1+3”工作组织指导文件 |
| 2.2.2 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政策体系 |
| 2.2.3 整合资源合力,协调联动推进 |
| 2.2.4 强化宣传培训,凝聚改革共识 |
| 2.3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 |
| 2.3.1 成效分析影响因素及问卷设计 |
| 2.3.2 问卷发放调查过程 |
| 2.4 数据特征分析 |
| 2.4.1 样本基本特征 |
| 2.4.2 家庭宅基地基本特征及其参与方式 |
| 3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情况 |
| 3.1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前的状况 |
| 3.1.1 宅基地利用现状 |
| 3.1.2 宅基地管理现状 |
| 3.2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后的成效分析 |
| 3.2.1 余江宅基地改革政策体系执行情况 |
| 3.2.2 余江宅基地改革政策认知现状 |
| 3.2.3 余江宅基地改革政策意愿与支持程度 |
| 3.2.4 余江区宅基地改革政策满意度 |
| 3.3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成果 |
| 3.4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3.4.1 研究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分析 |
| 3.4.2 研究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3.5 小结 |
| 4 宅基地改革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样本信度及效度检验 |
| 4.1.1 信度检验 |
| 4.1.2 效度检验 |
| 4.2 自变量多重共线性诊断分析 |
| 4.3 模型估计与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宅基地改革满意程度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2 村有偿、无偿等退出方式满意程度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3 有偿使用满意程度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4 农民建房解决方式支持程度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小结 |
| 5 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各参与主体的博弈分析 |
| 5.1 博弈各方的行为目标分析 |
| 5.2 研究区宅基地制度改革测算 |
| 5.2.1 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价值测算 |
| 5.2.2 房屋及附属设施价值补偿价值测算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无偿退出情境下的博弈分析 |
| 5.3.2 有偿退出情境下的博弈分析 |
| 5.3.3 有偿使用情境下的博弈分析 |
| 5.3.4 农民建房情境下的博弈分析 |
| 5.4 小结 |
| 6 宅基地改革及其管理的政策建议 |
| 6.1 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的建议 |
| 6.1.1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建议 |
| 6.1.2 推行不同政策的建议 |
| 6.2 新形势下宅基地管理的政策建议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宅基地改革基本情况调查(县乡政府) |
| 宅基地制度改革资料清单(各乡镇) |
| 针对行政村、自然村的宅基地基本情况调查表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及技术路线图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1.5 概念界定 |
| 1.5.1 勤工助学 |
| 1.5.2 学生发展 |
| 1.5.3 自我效能感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勤工助学的发展脉络 |
| 2.1.2 勤工助学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3 学生发展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4 勤工助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
| 2.1.5 学生发展的测量方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学生发展理论 |
| 2.2.2 社会学习理论 |
| 2.2.3 学生投入理论 |
| 2.2.4 建构主义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研究模型与量化方法 |
| 3.1 实证研究思路 |
| 3.2 个案访谈 |
| 3.3 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 |
| 3.3.1 构建研究模型 |
| 3.3.2 本文研究假设 |
| 3.4 调查量表及操作变量设计 |
| 3.4.1 量表设计原则 |
| 3.4.2 测量量表及问卷内容 |
| 3.4.3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方法 |
| 3.5 结构方程模型 |
| 3.5.1 结构方程模型的内涵 |
| 3.5.2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步骤 |
| 3.6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3.6.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内涵 |
| 3.6.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步骤 |
| 3.7 本章小结 |
| 4 勤工助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试调查研究 |
| 4.1.1 试调查的样本收集 |
| 4.1.2 测量问项净化 |
| 4.1.3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1.4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 |
| 4.2 数据来源及数据描述 |
| 4.2.1 数据来源及抽样方案 |
| 4.2.2 数据描述 |
| 4.3 因子分析 |
| 4.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4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4.4.1 数据的信度分析 |
| 4.4.2 数据的效度分析 |
| 4.5 勤工助学对学生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
| 4.5.1 模型拟合及评估 |
| 4.5.2 模型修正及比较 |
| 4.5.3 模型结果及假设验证 |
| 4.6 本章小结 |
| 5 勤工助学对学生生活、学业、职业的影响 |
| 5.1 勤工助学对学生生活改善程度的影响 |
| 5.2 勤工助学中影响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因素 |
| 5.3 勤工助学对学生学习进步的影响 |
| 5.4 勤工助学对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影响 |
| 5.5 勤工助学对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6 影响学生勤工助学发展的背景变量 |
| 6.1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2 性别变量对学生发展路径的调节作用 |
| 6.3 不同学科变量对学生发展路径的调节作用 |
| 6.4 家庭月收入变量对学生发展路径的调节作用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建议 |
| 7.2.1 增加勤工助学等高校资助活动的多样性 |
| 7.2.2 优化勤工助学实践活动的整体环境 |
| 7.2.3 重视对大学生发展的全程追踪 |
| 7.2.4 推动勤工助学向勤工促学转变 |
| 7.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勤工助学对学生发展影响的问卷调查 |
| 作者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时代性:质量监测的时代背景及国家对教育质量监测的重视 |
| 二、重要性:幼儿园教师质量是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
| 三、必要性:对幼儿园教师质量进行监测是提高教师质量的重要途径 |
| 四、可能性:相关法律文件的颁布为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提供政策支持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概念探析及维度划分 |
| 二、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及评价相关研究 |
| 三、幼儿园教师质量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四、幼儿园教师质量的保障机制相关研究 |
| 五、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反思与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核心概念辨析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的新视角:文化存在论教育学 |
| 第一节 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思想渊源及理论阐释 |
| 一、文化存在论教育学思想的源起:达沃斯之辨 |
| 二、文化存在论教育学思想的理论奠基:存在主义哲学 |
| 三、文化存在论教育学思想的理论借鉴:众多哲学流派的精华 |
| 第二节 文化存在论教育学视角下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内在寻绎 |
| 一、生命存在:关注教师作为“完整的人”的生存与发展 |
| 二、文化养成:关注文化对教师内在心灵的滋养和陶冶 |
| 三、关系营造:教育是一场充满“境遇”的人生旅程,要重视关系的营造 |
| 四、自由精神:让教师心灵成长与精神解放有迹可循 |
| 五、信念使命:教师自主、内生性的成长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
| 第三节 文化存在论教育学视角下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的应然转向 |
| 一、监测目的:指向幼儿园教师质量的诊断、指导与改进 |
| 二、监测标准:基于对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总体性”把握 |
| 三、监测过程:彰显幼儿园教师在监测与评价中的主体地位 |
| 四、监测结果:重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结果的反馈与应用 |
| 第三章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建构 |
| 第一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一、目标导向性(GOAL ORIENTED) |
| 二、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E) |
| 三、具体可测性(SPECIFIC TESTABILITY) |
| 四、文化适宜性(CULTURAL SUITABILITY) |
| 第二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建构与修订 |
| 一、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建构 |
| 二、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的专家修订 |
| 第四章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编制及模型验证 |
| 第一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的编制 |
| 一、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的编制原则 |
| 二、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的初步编制 |
| 三、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的评估与试测 |
| 第二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的修订 |
| 一、研究对象及抽样设计 |
| 二、数据收集及质量控制 |
| 三、项目分析 |
| 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
| 五、验证性因素分析 |
| 六、问卷信效度检验 |
| 第五章 幼儿园教师质量现状调查与差异分析 |
| 第一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现状的调查设计 |
| 一、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目的 |
| 二、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对象 |
| 三、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 |
| 第二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现状分析 |
| 一、幼儿园教师质量的总体特征分析 |
| 二、幼儿园教师质量的类型差异分析 |
| 三、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 |
| 四、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园所差异分析 |
| 五、幼儿园教师质量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
| 六、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研究讨论与结论 |
| 一、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之智质量维度优于其他质量维度 |
| 二、幼儿园教师质量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区教师质量略显优势 |
| 三、幼儿园教师质量在教师个人自然属性上存在诸多差异 |
| 四、幼儿园教师质量在教师个人社会属性上存在诸多差异 |
| 五、幼儿园教师质量在教师的单位属性上存在诸多差异 |
| 六、不同维度教师质量影响因素既有共同点也有特定性 |
| 第六章 幼儿园教师质量提升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经由“情感与关怀”,提升幼儿园教师的生命自觉和生存质量 |
| 第二节 经由“反思与实践”,提升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知能和实践智慧 |
| 第三节 经由“陶冶与唤醒”,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文化品性和文化底蕴 |
| 第四节 经由“自由与解放”,提升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利与意识 |
| 第五节 经由“熏陶与化育”,提升幼儿园教师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坚贞信仰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明确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的内涵 |
| 二、构建了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指标体系 |
| 三、研制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工具 |
| 四、分析了上海市幼儿园教师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 五、探索了建设和提升幼儿园教师队伍质量的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不足之处与展望 |
|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模型 |
| 二、进一步探究幼儿园教师质量影响因素 |
| 三、进一步深入应用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模型 |
| 四、进一步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监测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
| 参考文献 |
| A 普通图书类 |
| B 期刊杂志类 |
| C 学位论文类 |
| D 电子文献类 |
| E 其他类 |
| 附录 |
| 附录A 研究工具 |
| 附录B 专家咨询工具 |
| 附录C 数据收集工具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护士创新行为 |
| 1.5.2 工作控制感 |
| 1.5.3 心理资本 |
| 1.5.4 组织支持感 |
| 1.6 论文章节安排 |
| 1.7 技术路线 |
| 2.基于控制感视角的护士创新行为作用机制的理论诠释 |
| 2.1 护士创新行为的文献回顾 |
| 2.1.1 护士创新行为的概念 |
| 2.1.2 护士创新行为的测评工具 |
| 2.1.3 护士创新行为前因变量研究 |
| 2.1.4 护士创新行为相关理论研究 |
| 2.1.5 小结 |
| 2.2 基于控制感视角的护士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理论诠释 |
| 2.2.1 工作控制感的内涵、测评工具及其与创新行为等变量的关系 |
| 2.2.2 心理资本的内涵、测评工具及其与创新行为等变量的关系 |
| 2.2.3 组织支持感的内涵与创新行为等变量的关系 |
| 2.3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概念框架 |
| 2.3.1 场动力理论 |
| 2.3.2 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 |
| 2.3.3 资源保存理论 |
| 2.3.4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基于控制感视角的护士创新行为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
| 3.1 第一部分:工作控制量表的汉化与修订 |
| 3.1.1 研究目的 |
| 3.1.2 研究方法 |
| 3.1.3 研究结果 |
| 3.1.4 讨论 |
| 3.1.5 小结 |
| 3.2 第二部分基于控制感的护士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研究目的 |
| 3.2.2 研究设计:横断面调查 |
| 3.2.3 研究方法 |
| 3.2.4 研究结果 |
| 3.2.5 讨论 |
| 3.2.6 小结 |
| 4.以提升创新行为为目的的护士工作控制感干预方案的构建 |
| 4.1 研究目的 |
| 4.2 以提升创新行为为目的的护士工作控制感干预方案的构建与修订 |
| 4.2.1 干预方案的制定原则 |
| 4.2.2 干预方案的目标 |
| 4.2.3 方案构建的依据和设计思路 |
| 4.2.4 基于工作控制的护士创新行为干预方案初稿 |
| 4.2.5 基于工作控制的护士创新行为干预方案修订 |
| 4.3 基于工作控制的护士创新行为干预方案确定 |
| 4.3.1 专家主要意见整理 |
| 4.3.2 基于工作控制的护士创新行为干预方案修订稿 |
| 4.4 讨论 |
| 4.4.1 本研究的干预方案具有科学性 |
| 4.4.2 本研究的干预方案具有可行性 |
| 4.5 小结 |
| 5.以提升创新行为为目的护士工作控制感干预方案的初步应用 |
| 5.1 研究目的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场所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干预实施过程 |
| 5.2.4 评价指标 |
| 5.2.5 数据收集 |
| 5.2.6 数据分析 |
| 5.2.7 质量控制 |
| 5.2.8 伦理考虑 |
| 5.3 结果 |
| 5.3.1 样本纳入情况 |
| 5.3.2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5.3.3 干预效果分析 |
| 5.3.4 干预过程评估 |
| 5.4 讨论 |
| 5.4.1 以提升创新行为为目的的护士工作控制感干预方案可行性较好 |
| 5.4.2 干预可有效提升护士工作控制感水平 |
| 5.4.3 干预对护士创新行为有一定积极影响 |
| 5.5 对护理管理的启示 |
| 5.6 局限性 |
| 5.7 小结 |
| 6.总结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2 控股股东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研究综述 |
| 2.3 股权质押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研究综述 |
| 2.4 研究述评 |
| 3 理论基础、制度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制度背景 |
| 3.3 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4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创新之处与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