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华南大学学报总目录（社会科学版）

一、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黄凯^[2]（2021）在《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文中提出现存的汉译《杂阿含经》大本、单本经共有57部,这一经典群的汉译有三个阶段:（1）汉魏两晋《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2）南北朝《杂阿含经》大本的传译;（3）唐宋《杂阿含经》单本的再翻译,时间从后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贯穿中国佛教译经史的始终。从经典传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并非只重视大乘经典,而是以大、小乘经典同步传译、多元并存的结构,支撑、建构起了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六朝、隋唐时期的各家判教学说发展的主流趋势是重视大乘经典,轻视《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认为《阿含经》是佛为声闻乘所说的经教,是佛陀最早、最浅的说法。但剥离掉那些贬义评价的外衣后会发现,其实各家判教学说都已经认可了“阿含为初”,即《阿含经》是最基础经典的身份,只是这一层认识被中古佛教思想论争的光芒所遮盖,没有被充分彰显。尽管被判释为小乘经典而不能进入中国佛教的顶层思想世界,但是《杂阿含经》却在中国佛教的一般知识世界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乃至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整合中,以《杂阿含经》为代表的小乘佛教典籍不但没有被清理出局,反而一直是中国佛教知识体系的稳定来源,是中国佛教知识世界的底色和背景,是佛教知识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近代以来,受欧洲和日本学界的影响,梁启超、吕澂、聂耦庚、印顺等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杂阿含经》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逐渐扭转了国人对该经的传统认识,推动了对《杂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杂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间的交流。应当说,《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举,显教、密教并重,理论、实践并行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经也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贡献。

李梦玲^[3]（2020）在《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文中认为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有着一定数量的翻译小说,与近代其他地区的报刊翻译小说一样,这些刊于岭南报刊的翻译小说同样是近代翻译小说大潮中的一抹别样的浪花。据统计,近代岭南地区刊载翻译小说的报刊多达34种,共刊有101篇翻译小说,1部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译本,82则）,翻译小说单行本也有至少40种。可见,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具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除去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其兴起背景进行探究,涉及小说界革命、岭南地域文化、译者来源以及读者与市场这四个因素。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这四个阶段。第二章对其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挖掘,既有与近代报刊翻译小说相似的一般特征,即在呈现传统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的同时,也蕴含着西方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又彰显了岭南地域文化色彩,如粤方言、岭南风物与民情、岭南画派以及岭南革命风潮等特色。第三章对突出刊物与名篇译作进行个案研究,不同报刊有着不同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队伍,这对所刊翻译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关注世界名着在近代岭南报刊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译作与原着之间的关系,探析译介手法。第四章考察其对自着小说产生的影响,如观念的革新、题材的拓宽以及小说叙事手法的突破等。最后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总结,并评价其在岭南小说史和翻译小说史上的地位。

黄绮莉^[4]（2020）在《台湾研究生教育哲学选题与方法研究 ——以2000-2019年学位论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台湾教育哲学继承和发展民国时期教育哲学,与大陆教育哲学一脉相承。但是由于两岸制度、历史、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者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在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台湾教育哲学引介西方教育哲学理论,反思教育研究方法,指导一线教育工作,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为探究2000年以来台湾教育哲学的发展状态,本文以该时间段中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为切入点,使用文献计量学和访谈法对其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以下六部分:首先为引言。对研究缘起、研究目的与意义进行阐述,并对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台湾教育哲学等研究和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最后对论文的内容和框架进行简述。第一部分为研究理论基础与设计。在对核心概念教育哲学和学位论文进行界定后,以诠释学和文献计量学为理论基础进行研究设计,交代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研究过程。第二部分为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整体情况分析。对2000年-2019年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的年度数量趋势、地区分布、学校分布和作者系所分布等整体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第三部分为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首先对该段时间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数量趋势进行概述,然后结合其与第二部分的整体情况叙述,总结2000年-2019年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特征,最后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第四部分为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首先对该段时间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数量趋势进行概述,然后结合其与第二部分的整体情况叙述,总结2000年-2019年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所呈现的特征,最后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反思。首先对本文所归纳的2000年-2019年台湾教育哲学方向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特征和所分析的原因进行总结,然后在进行反思后,结合访谈内容尝试寻找可供未来研究进行完善的方向。

康利机^[5]（2020）在《服务业集聚、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服务业经济时代步伐的逐渐加快,知识经济比重的日益攀升,使得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与推动力不断发生改变。现阶段,倘若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内涵的思考依旧停留在“工业化驱动”的思维层面上,那么必然会出现对城镇化的推动力把握不准确、机制理不顺、模式摸不透的局面,这将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无法有力的破解困扰社会各界多年以来的“城市病”问题。为了能够使城镇化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深挖服务业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城镇化的驱动力与发展模式,本文将从新思维、新高度、新视角、新业态层面对城镇化发展加以研究。首先,本文基于我国已步入服务业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事实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一核心变量,并在理论层面上详尽梳理了服务业集聚、人力资本与城镇化之间的作用传导机制,提出两大研究假设。假设1: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依赖于人力资本变量的门槛效应。假设2:人力资本对城镇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会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而受到强化。其次,为了验证两大研究假设,找出驱动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0-2017年的历史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人力资本与城镇化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能够有效的促进城镇化发展,但是并不会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受到强化,否定了研究假设2;（2）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并不会促进城镇化发展,反而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3）非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一定人力资本水平区间内才能得以实现,具有“倒U型”关系,论证了研究假设1;（4）在控制变量方面,不管是线性回归模型还是非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中,它们的作用方向均未改变,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具体为:政府干预水平和交通密度有效的推动了城镇化建设,而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则显着的抑制了城镇化发展。最后,依据所得结论,分别从政府、产业、教育、金融、外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孙海燕^[6]（2020）在《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两周时期,在黄河淮水之间,存在着许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本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十个国家的铜器铭文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十个国家分别是:卫、许、陈、应、胡、郑、蔡、宋、凡、虢,後文简称为中原十国。黄淮间中原十国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铜器铭文的典型代表,是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十国的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着显着的变化,这和两周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关系。对位於黄淮间的中原十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对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革状况,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兴衰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文分域研究是当前金文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学界对中原地区金文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进行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搜集到的铜器国别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对最近几十年来公布的新见铜器进行收录,对国别有异议者进行辨别。如王子婴次炉、京叔盨、京叔盘等器,有学者认为是郑国之器。经本文研究,这几件器并非郑器。王子婴次炉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郑庄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旧以为其为沈国之器,经学者们的研究,“沈子”是“冲子”之义,此器应是凡国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旧研究者多以此器为江国之器,经本文研究,此器应为郑器,是春秋早期郑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补正诸家释文之不足。在校订释文後,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校注,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进行研究。前代学者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难点字词,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不便於当代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诸家意见进行汇总,比较得失,观其正确与否。如:根据王子扬先生对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对西周凡国铜器进行仔细辨别;综合学者们对沈子它簋铭文的各种意见,重新对其铭文进行句读等。三、对中原十国金文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既包括对疑难字词的考释、铜器的断代,也包括对铜器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与中原十国相关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对胡应姬鼎、凡伯怡父鼎、卫夫人鬲、郑子耳鼎、郑宝皿鼎等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提出己说。如胡应姬鼎旧释为“辞”之字应释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读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国之器;金文中常见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来表示“重复”“重叠”义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义和殷周时代“士”的丧葬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卫夫人鬲中的“卫夫人”应是卫惠公的夫人;郑伯匜中的“郑伯”应是郑武公。在综合研究方面,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对许、陈、应、蔡、宋的历史地理中存有异议的地方进行研究,对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问题提出己见,并对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录的513件铜器铭文的基础上,编纂出《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职官索引和铜器自名索引,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个方面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於本人学识尚浅,行文论述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所提新说亦或有资料不足之缺,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教後学!

李心苑^[7]（2020）在《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文中指出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主体,其中的观音感应信仰也一直是中国佛教菩萨感应信仰的典型。而在观音感应信仰当中,回应众生诉求的观音菩萨往往外化为观音经、观音像、观音道场、观音圣号、观音咒语等很多不同形式的神圣象征,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观音感应,其中观音经典感应是源于观音经典崇拜的一种观音感应信仰,其突出特色是信仰者在观音经典的多重神化之后,通过具体的经典崇拜方式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从而出现各种神奇效应,并最终使信仰者获得某种满足。在这种宗教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体验中,观音信徒与观音菩萨之间的感应关系表现为观音信徒与观音经典之间的感应关系,观音菩萨的神圣性及其现实救度职能借助于观音经典的神圣性及其神奇效应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观音信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化的菩萨信仰,并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之客体的观音经典,经历了从教义诠释体系向感应信仰体系的转变,诠释观音神力保佑、净土接引、智慧觉悟、密仪持咒等教义的经典以及介于这些经典之间并实现不同教义相互贯通的一些经典,支撑了观音信仰的基本教义体系。在教义诠释型经典体系之外,中国化的神力崇拜型观音经典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框架便是: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所谓一经独领,就是《普门品》独占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主体地位;所谓二经呼应,就是《心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尤其是其中的《大悲咒》紧随《观音经》之后兴起并流行;所谓诸经支撑,就是在此三经之外,还有《华严经》《楞严经》《授记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的全方位辅助支撑作用;所谓伪经偕行,就是像《高王观世音经》这样的大量民间观音经典与正统观音信仰相伴而行,彼此互动。汉译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前提之一便是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之源是观音菩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超凡智慧,而观音经典的神圣化则是信众在观音信仰实践中对观音经典神圣性的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情感表达。就神圣性而言,主要取决于经典的来源、内容、价值等三个方面;就神圣化而言,主要体现在信众对观音经典的受持、传承、安奉等三个方面神圣性的基础与神圣化的进程正是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直接推动力量。《普门品》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第一载体,在其初期流行过程中便与当时非常盛行的经典研习热潮相互激荡。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观音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在努力证明《观音经》在与《法华经》《维摩经》《涅盘经》《华严经》等诸多经典的并立争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奇价值,从而在诸经竞秀的时代以一种神力崇拜型经典信仰,与众多义学诠释型经典信仰并立而行,既为《观音经》拓展了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中国佛教的经典运用开辟出一条神圣的路径。第一本汉译观音经典诞生后不久,中国便陷入激烈的夷夏冲突之中。所谓“五胡乱华”所引起的人间灾难,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受难者将观音菩萨作为应对生命危急的依赖,而诠释这种依赖的经典本身,也成为信众心目中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由此产生很多以诵念《普门品》来应对夷夏冲突所带来的各种个体灾难的信仰实践。这些信仰实践体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信仰需求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信仰趋向之间的融合。分裂动荡的南北朝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权之间以及不同官僚之间交织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各级官僚在面对其政治角色的所引发的生命危急时,同样难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安危,只好像普罗大众一样通过诵念《观音经》而向观音菩萨发出虔诚的呼唤。这种观音经感应信仰实践见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基本人性需求方面的趋同性以及由此共同需求所激发的信仰选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体现在个体生活方面,在忠君爱国、天下使命等宏大理想之外,作为最底层的家庭生活始终是中国人的社会根基和情感归宿。通过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看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惑与危难应对,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家庭完整、家族延续、生命健康、家庭和美、来世向往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美好向往。这些信仰实践把日常生活与观音经典链接在一起,反映了神圣信仰的世俗基础,也说明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已经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汉地四大领域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探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观音经典感应信仰中所蕴含的神圣与世俗彼此交织的关系,如:作为信仰对象的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作为信仰者的信众的世俗性;受持经典方法的神圣性与受持经典动机的世俗性;受持观音经典所调动的主体力量（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仁善、孝顺、建寺、布施、持戒等的辅助力量的世俗性;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观音神力显化对接苦难时的世俗性。在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接中,理性与超理性、人间与超人间等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均清晰地显露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在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胡夏然^[8]（2020）在《基于空间句法的湘南民居井院空间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民间真实生活载体,湘南传统民居基数庞大、分布广泛,真实承载着湘南民间人文活动,是物质建成环境整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井院作为湘南传统建筑最独特的建筑形态,融会了当地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部分,切实映射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院”文化,“围合”文化。正如勒·柯布西耶所说“平面是根本”,目前对湘南民居的保护更新多运用复古造型及符号拼贴,对于建筑空间的继承严重不足。由此,研究湘南民居井院空间,是对传统的继承。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指“井院”,是天井及院落的简称,而非单一天井空间的研究。首先,溯源湘南地区传统民居的历史沿革及风土民俗,探究其井院空间的形态因素,基于目前已公布的五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制定调研方案,深入考察湘南地区地域环境特征,调研典型传统民居现状并进行实地测量,初步发掘井院空间形态所具有的历时性,通过与周边典型民居的对比从空间尺度、围合方式、屋顶形式三个方面探讨湘南民居井院空间形态特征。其次,对实测所得数据通过CAD进行校正,绘制平面图,分类选取案例以展开下面的分析研究。同时,对空间句法理论、参数指标及三种模型进行梳理,针对本研究选取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即凸空间模型、整合度、选择度、空间深度建构研究所需的井院模型。再次,基于空间句法研究空间关系的思路对案例平面进行空间单元的划分,运用Depthmap软件定量分析空间组构及其之间的拓扑关系,获得每个案例整合度、选择度和空间深度的值。同时将井院分为堂屋、院落、天井三部分分别进行论述,基于所得数据分析每部分的组构特征,并提出组构层面分析民居空间的新视角,探讨其空间设计手法。最后,由于井院空间形态的多维性决定了其形态特性的多样性,因此,基于前文选取的参数指标绘制散点图,总体分析井院空间组构特征及其在湘南民居拓扑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从句法视角对湘南民居进行再解读,重新认知我们“知而不知”的湘南民居。这一视角有助于研究动态、本源、发展地对待湘南民居空间形态的历时演化和当代适应性发展,结合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当代住区设计探求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的根源所在,提出如何运用现代材料在当代住区设计中营造古典空间感,在社会城镇化进程中定量与定性结合地指导湘南新农村建设。

段鹏^[9]（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郑英^[10]（2020）在《走向书台之路 ——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苏州评弹是发源于苏州地区的、有着400余年历史的曲艺说唱艺术,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苏州评弹的生存环境恶化,面临着长篇失传、书目紧缺、后继乏人、市场萎缩的困境,“出人”即苏州评弹艺术表演人才的培养,成为解决以上四大困境的根本对策。在人才培养方面,苏州评弹自产生以来就采用了师徒制,目前,这一制度同样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1962年苏州评弹学校的出现标志着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的开启。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与传统艺徒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因为现代职业学校的介入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本文遵循现代艺徒制展开的自然过程、按照学生真实的学习和发展进程,对以小D和小M为代表的现代艺徒的学习和成长过程进行了深描,呈现了他们考取评弹学校成为学生后的校园生活与学习、课外专业活动,考取“传预班”成为“准艺徒”,升入“传承班”并拜师后成为艺徒,破口出道成为演员的发展历程。并从这个历程中分析现代艺徒制与传统艺徒制、与现代学徒制的联系与区别,最后从中归纳概括出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理论。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由现代职业学校教育和现代师徒制教育构成,是一种政府介入、艺术职业院校和艺术表演团体共同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的、校团深层密切合作的现代非遗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它是一种完整的、持续性的终身教育过程,是一个以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为旨归的政、行、团、校合作育人的教育传承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教育主体及其关系不明确、相关系统要素缺位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现代艺徒制教育共同体,完善各类法规,市场参与、鼓励发展商业性书场与私营艺术表演团体,重兴光裕社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促进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的发展与完善,促进苏州评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而最终促进人的发展,实现现代艺徒制的教育学价值。

二、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台湾研究生教育哲学选题与方法研究 ——以2000-2019年学位论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服务业集聚、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空间句法的湘南民居井院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走向书台之路 ——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D]. 黄凯. 上海大学, 2021
• [3]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D]. 李梦玲. 暨南大学, 2020(04)
• [4]台湾研究生教育哲学选题与方法研究 ——以2000-2019年学位论文为例[D]. 黄绮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服务业集聚、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关系研究[D]. 康利机. 南华大学, 2020(01)
• [6]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孙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7]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D]. 李心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基于空间句法的湘南民居井院空间形态研究[D]. 胡夏然. 南华大学, 2020(01)
• [9]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10]走向书台之路 ——苏州评弹现代艺徒制的个案研究[D]. 郑英.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