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远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年会

一、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远距离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年会（论文文献综述）

朱明亮^[1]（2020）在《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文中研究表明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延长了预期寿命,降低了个体对抚养后代的偏好（Ladd和Murray,2001）,同时个体也不再追求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加关注劳动力质量。而老龄化社会下个体和家庭成员为了能提高技能水平以获得更高的长期报酬,会增加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Boucekkine et al.,2002;Gradstein和Kaganovich,2004）,从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所以人口老龄化虽然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并不是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Barro,1995）。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例外,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在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是有差别的,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同时需要深刻认识本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形成内因等。中国正在经历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7.9%;而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开始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劳动力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衡、未来劳动力缩减等在中国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促使中国人口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月,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同时开展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研究。“未富先老”、“老年人数最多”、“老龄化速度快”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并且有足够的数据验证和支撑。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也在进一步加深。为了客观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老龄化带来的影响,需要科学的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国际中处在什么位置,横向的跨国对比也能更合理的借鉴不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无论是从储蓄还是从生产的视角,人口对于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过去数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发展阶段,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学者把过多的目光放在了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人口质量。随着全球人口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人口质量的研究上。以健康、教育指标来衡量的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人口质量的研究意义也在不断深化。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好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指数,世界银行也统计了157个国家人力资本指数,以此来衡量和预测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率,进而推测各国经济发展动力。中国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近占到了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这部分人见证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了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也享受着医疗卫生条件快速进步带来的福利,这两代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健康水平都前所未有,人口质量也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30年代到2040年代,随着这两代人口进入老年期,预示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的显着提高则预示着中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到来。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学术界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充分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应对老龄化过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人口数量的角度出发,认为老龄化社会生育意愿降低,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而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因而提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从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人口质量,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为止,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并且多数研究局限于中国层面,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国际对比也有实际意义。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进行了以下创新和改进:第一,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在该模型中同时引入了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并且这两项指标共同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而本文中人口老龄化也是通过影响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变,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既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本文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结果的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在新古典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本文的数学模型中,还分别验证了延迟退休政策、育儿补贴政策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效果,为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将中间变量人力资本存量拆分成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然后分别选取了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作为人口数量的衡量指标;选取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这样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并且这种拆分不仅可以让实证结果更加稳健,而且能更加全面的了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第三,在研究范围方面,本文将研究扩展到国际层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进行对比。通过国际间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同,然后再逐一对比各国人口政策。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既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更近一步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丰富了实证检验。结合前文总结的创新和改进,本文首先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并得到结论和证明;为了检验数学模型的结果,本文又进行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国之间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中国1997-2017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并分别通过全样本面板模型、分区域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选取了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AR（1）时间序列模型,在韩国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一般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对中美四国人口政策的对比,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数学模型的证明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个体抚养后代的偏好,当个体在面临更长的生命预期时会在自我投入和抚养孩子数量之间进行权衡,在不降低抚养单个孩子成本的同时增加自我投入,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减少抚养孩子的数量。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的下降在长期会引起人口总数的下降,进而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在短期,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而现有劳动力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可以反映出国家劳动力供给情况。（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并且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对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影响的相对大小: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大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小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来看,延迟退休政策是否能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老年人工资水平;育儿补贴政策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会抑制经济增长,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会促进经济增长;教育补贴政策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下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3）从中国层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在基于全样本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2007-2017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负效应。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但与此同时人口质量显着提升,而由于不同时期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不同,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效应。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并且在2007-2017年期间正效应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在分区域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不太显着,而西部地区这种正效应则非常显着;但在2007-2017年期间,这三个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都非常显着。而且由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存量不同以及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不同,因此人力资本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不同,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西部地区。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可知,这种区域差异性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当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着提高。（4）在国际层面的实证分析中,对于美国和日本采取了AR（1）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对韩国采用多元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美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都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中,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大于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5）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同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快了这种下降趋势。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抚幼政策还有待完善。由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最长,因此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并且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让其长时间享受着人口质量红利;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寿命最长的国家,教育、医疗系统极其完善,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并且越来越多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高效的工作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韩国人口对教育的偏执让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并且国家对儒家文化的宣传,提倡家庭养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负担。

程文^[2]（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董博^[3]（2019）在《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人才问题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重大问题。选择研究“人才发展治理”问题,主要基于以下时代背景: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全球人才竞争变革。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已经逐步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由于人才资源的稀缺性,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竞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薪酬、待遇、平台的比拼,而日益成为全方面、系统性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二是治理理论的出现引发对人才发展路径的反思。治理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以来,被应用于各类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与此同时,人才发展格局正在改变,政府不再是推动人才发展的唯一责任主体,市场经常性在人才配置中出现失灵,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开始参与人才发展事务,人才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推动人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促使我们必须用治理理念去重新审视人才发展问题。人才发展已经踏入治理时代。三是破解人才发展实践难题需要构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我国人才发展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力不足、区域人才发展不平衡、面向未来的高端人才开发体系不成熟三大挑战,需要用开放包容的制度、运行高效的模式、科学规范的机制解决,这些都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四是党管人才体制加速人才发展治理进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作出一系列讲话、批示和指示,体现出丰富的治理思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构建适应创新驱动要求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推动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成为当前我国人才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特别是2016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做出“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部署,为人才发展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人才发展治理开始在更广范围内受到关注。这些重大变革趋势,凸显了人才发展治理的重要性,为人才发展治理创造了条件。本研究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在理论上,用治理理论思考人才发展问题,梳理人才发展治理形成脉络、概括人才发展治理特征、提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应然框架,丰富和拓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范畴。二是在实践上,从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发,系统分析我国人才发展治理案例,概括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实践困境,尝试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构建路径,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参考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法。一是通过查阅文献,对人才发展治理的概念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研究,确定研究重点,梳理理论基础。二是对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发展基础的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进行梳理和对比,从中寻找人才发展治理基本规律。三是深入3个省的15个县市的农村、园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实地走访、访谈座谈等,选择重点人才发展案例进行“解剖麻雀”式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构建路径。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论共分四章:第一章“人才发展治理概念阐释和理想愿景”。基于对有关概念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的梳理阐述,对本研究涉及的人才、人才发展和人才发展治理三个核心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界定,对人才发展治理的整体特征进行初步描述,提出了多中心布局、多层次结构、多关系网络的人才发展治的理想愿景,使研究问题范畴更加精准。第二章“人才发展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借鉴”。一是依次剖析对人才发展治理研究有支撑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和治理理论,探讨阐述这些理论对于丰富人才发展治理理论和指导人才发展治理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二是梳理、回顾、对比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历程,挖掘国外人才发展过程中的治理思想。三是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等四个维度,归纳国外人才发展治理基本要素特征。最后,对世界主要国家人才发展治理共性经验进行概括,从中寻求对人才发展治理的规律性认识。第三章“人才发展治理的中国探索和理论反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才发展治理孕育发展历程进行概括,对4个人才发展典型案例和东北J省人才发展治理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遇到的治理目标不明确、治理体制不顺、治理环境不优等实践困境,以及我国人才发展治理面临的适应人才自由全面发展需要、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适应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需要等4方面趋势要求。第四章“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建构路径”。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应然构架,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机制构成进行概括。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路径,从夯实运行基础、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方式手段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从人才自身、人才资本和人才事业三者共同发展的视角提出“人才发展”的概念。学者们对“人才”概念研究论述得较多,但对于“人才发展”少有探讨。研究中在对人才发展概念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历史上与“人才发展”内涵相似、使用语境相近的有关概念进行比较基础上,跳出基于“人才发展”语义层面的理解,提出人才发展是“包括人才自身发展、人才资本增值、人才事业进步在内的诸多公共事务的总和”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助于准确确定“人才发展治理”的研究范畴。二是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等4方面概括了世界主要国家人才发展治理的特征。通过将人才发展置于治理视角下进行探讨,从人才竞争战略、人才培养开发、人才引进、人才法律法规等4方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12个国家人才发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概括出治理主体多元与协同、治理方式法制与规范、治理能力现代与科学、治理结构立体与高效等人才发展治理规律性特点。并从操作层面对政府主导的宏观决策机制、畅通的跨部门合作机制、人才资金投入多元化机制、市场化运作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全链条人才开发体系等5方面经验做法进行阐述。此前没有学者对人才发展治理的特点和经验进行概括。三是用治理理论对中国人才发展实践进行剖析,对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孕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并通过案例分析概括了当前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主要理念和方法。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产生发展过程概括为“基础积累期”“雏形出现期”“格局加快构建期”和“体系形成期”4个阶段。并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人才争夺战降温”“区域间人才平衡发展”“推动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等4个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单位层面人才发展治理实践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概括出政府间合作、推动政府角色重塑、公共服务市场化、多中心治理等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从而对我国人才发展实践困境和趋势要求进行了科学判断,对于科学客观判断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状况具有一定意义。四是提出中国人才发展治理的体系框架和构建路径。基于对国际和国内人才发展治理实践的分析,对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是什么”“怎么办”问题进行阐释,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概括为以“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为目标,由“党委统筹的领导机制”“政策引导的运行机制”“市场配置的动力机制”“依法治国的保障机制”构成的网络化治理,并对建设目标和机制构成进行深入阐述。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通过深化改革、优化生态、提升信息化水平和加强监测评估等策略加快构建我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赵彦云^[4]（2019）在《例践透视中国统计40年》文中指出以峨嵋会议1978年年底召开为始点以来40年,回顾了"峨眉会议"时代的统计教育,包括本科和研究生,阐述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成果所内涵的经济社会统计精髓,投入产出分析研究中的分配系数与消除UV法中负投入系数等成果,"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课程开创发展,统计学与交叉学科研究,国际竞争力与创新指数研究,互联网统计与广义统计学研究成果,以及统计学学科做大做强的确定性统计与随机性统计的深入融合发展。

郑茹^[5]（2018）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文中认为学术期刊是以探索、积累和传播人类的科技知识、先进思想为基本目标的特殊出版物。学术期刊凝聚着学者的智慧,对科学研究具有导向作用,学者以期刊为阵地分化出动态聚合的论域,催化新的成果的产生。学术期刊的出版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学术期刊出版活动的诸多环节以及出版要素,揭示学术期刊出版的演化历程,探索学术期刊出版规律,揭示出版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贯穿出版活动始终的准则和规范等。相比于自然科学期刊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研究更容易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制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具有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独特功能,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出版进行长时段研究,能够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对学术知识、先进思想的需求情况,以及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所呈现出的表现形态和差异性,可以镜观不同时期的学术发展情况。本研究采集1949-2016年CNKI近60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征稿启事,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并且有针对性的利用CNKI公开的期刊出版数据,作为征稿启事的补充,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历年期刊出版史料进行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的时间跨度涵盖建国至今,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19个一级学科,因此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揭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基本情况,梳理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的概貌。包括期刊种类走势、地域分布、学科的基本分布等。（2）揭示建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演变及完善历程。包括审稿制度、出版要求,如稿件类型以及论文格式（题名、摘要、引文）等方面的要求。（3）通过分期研究将建国后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分成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揭示每个阶段期刊的发展特征;通过分层研究重点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以及网络期刊等特殊类型,揭示名刊工程期刊的示范作用、核心期刊的引领效应以及网络期刊的倒逼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的研究中宏观层面、全景式、整体性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从宏观层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演化状况所做全景式描摹,是对以往以单一期刊或某类期刊、某地区出版期刊为主的个案式研究的补充,能够从多维度揭示建国以来学术期刊出版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能够从微观层面,揭示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期刊的出版特征。（2）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长时间段连续性研究的方法、区别于节点研究。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建国至今,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生态,既可以形成时间上的演化研究,也可以针对某一时间进行横向比较,在已有的期刊出版史研究中较为少见。本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其一,建国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基本生态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发展过程较为波折,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的发展差距较大。其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规范受欧美影响,日益与世界对接,审稿制度、稿件类型以及论文的写作规范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其三,从分期情况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期刊出版在种类、发展速度、学科组成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学术水平、科学技术的影响,期刊的出版呈现不同的状态。从分层情况看,核心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规范具有引领效应,“名刊工程”对大学学报的发展具有示范效应,网络期刊对纸本期刊具有倒逼效应。本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呈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出版的整体面貌和出版规范发展的完整过程,从学术期刊出版中出现的基本现象出发,涉及到学术期刊出版的诸多方面,揭示学术期刊发展中经历的低谷和浪潮,从而为本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管辉^[6]（2018）在《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7年印度独立,宣告英国近2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独立之后获得新生的印度,根据本国国情并借鉴他国经验,在批判地继承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同时,也确立起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印度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重大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为此,阐明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深化印度社会的认识以及为现有的中产阶级理论或思想提供佐证或反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中产阶级文化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他们的形成与成长也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与印度中产阶级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相比,目前的研究力度显然是无法匹配的。目前,虽然有关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娱乐、文化等领域的成果不少,但总体上说来,大多还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做相应的研究,鲜少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对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演变轨迹、结构成分、政治地位、婚姻家庭状况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领域作系统性的研究。本文选题的出发点正基于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吸收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分层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关于阶级划分的理论,透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多维视角,本文沿如下逻辑顺序对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和分析。第一章,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从历史的“纵轴”分时段考察印度中产阶级历史变迁过程。第五章,辨析了独立以来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间的联系。第六章,分析了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婚姻、生活方式与教育状况在历史“横轴”上的各个截面。最后,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近期转变、未来问题、提供的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中产化道路等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有如下收获。一是对南亚地区进行中产阶级的“个案研究”,结合史实,在现代化背景下考察印度中产阶级的历史变迁,厘清其60多年的兴替荣辱。二是拓展了史料的来源,使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印度部分地区所获得社会调查资料,以解决无法赴印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相对困难的问题,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阐明了现代化进程对印度中产阶级变化的影响,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揭示印度中产阶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形式和途径,认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个“平稳——波动——平稳”的运行轨迹。四是论证了印度中央政府主导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是印度中产阶级兴衰荣辱背后的引领者和决定者,只有在国家主导下,才能逐步解决印度种姓阶级教派的纷争、社会政策与中产阶级的培育、中产阶级经济政治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婚姻家庭、教育投资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指出经济增长是印度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提升的最根本动因,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战胜阶层与贫富分化的可行选项,也是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印度中产化理想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的变通和创新之外,还需置身于开放和流变不拘的世界格局中,采用通行的准则来考量本国的中产阶级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本文将澄清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历史演变的主要节点,展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构建超越西方经验的印度中产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我们理解当代印度中产阶级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陈晓峰^[7]（2017）在《高中“课堂教学信息化”的现状与改进 ——基于上海CY高中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运用,"信息化"在教育教学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教育部于2012年3月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同年10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当前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教育信息化"受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的高度重视。本文以高中"课堂教学信息化"的现状与改进为研究主题,基于上海市CY高中的实践,针对现阶段课堂教学信息化中存在的不足,探究问题的成因,寻求改进的途径与策略。本研究也反映了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问题,具有其代表性。笔者作为CY高中主管"信息化"与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从CY高中多年的实践基础出发,采用行动研究方法,结合笔者在学校具体管理工作中的实践体会与思考,辅以调查、访谈以及对比研究等手段,分析总结了现阶段CY高中课堂教学信息化中的主要问题:"信息化"资源在日常教学中使用率较低;师生对"信息化"功用认识不足,缺乏共识;"信息化"在课堂教学方式的改进中作用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从课堂教学中师生主体视角、管理者政绩观视角和学校内部管理视角探寻问题的成因。基于对问题及其成因的思考,开展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学习,借鉴国内外学校的成功经验,研究国内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与举措,并学习了"信息化"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笔者设计并组织了 CY高中的"课堂教学信息化"改进行动,并在2014-2016开展了两轮实践与研究。通过对CY高中两轮改进行动的反思,结合典型案例的分析,从"效用"角度反思与分析学校改进行动中的不足与问题,提出现阶段"课堂教学信息化"效用提升的四个要素: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结合;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的优势互补;技术更新与日常便利性的平衡;学生体验反馈机制的完善。总结了现阶段"课堂教学信息化"进一步改进的主要途径:明确分布式领导绩效责任,形成行政、教学、技术三方的合力;完善综合集成评价结构,应对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师生是主动的、有适应性的主体,适应产生复杂性）;丰富供给途径,打破信息化教学资源封闭系统;从集中到分散地投入学校资源,支持日常课堂教学改进。期待以此作为学校后续改进的新起点。

马涛^[8]（2016）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内外系统中各个要素,例如:外部系统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内部系统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出现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好的或是我们期望的一面,又有不足或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一面。“今天是昨天的明天”这一经典未来学命题想表达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源头都已潜藏于昨天。过去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人类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和立足现在以自己的行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未来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如果我们期望未来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待或任其发展,而必须积极的行动起来。为了避免行动的盲目性,确定符合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和行动方案是必要的,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目标和制定行动方案?自古以来,人们对未来根深蒂固的执着和探究从未停止,建立在不同观念、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的预测是其主要途径和方法。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未来是怎样的,如何使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符合其本质属性且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过程中能做什么,应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都需要通过事先预测和调控的方法来完成。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外系统要素的变化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学者给予较高关注的研究领域。对高等教育规模未来发展的研究,预测是学者们采取的主要途径,预测又因观测和研究角度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具体方法:即社会需求法、国际比较法、成本收益法、毛入学率预测法、百万比例法和地方政策法、基准增减法等;这些具体方法应用在探索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规律和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状态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仅为我们确定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目标提供了参考,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的规律,为预测技术和模型选择提供了依据。基于预测思路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又有:时间序列分析法（包括趋势外推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马尔可夫链概率分析法、灰色预测法等）、学生流法、回归预测分析法等。这些统计预测方法设计的思维逻辑主要是事物以往发展的趋势或影响因素会延续到未来,或可以根据以往趋势推导出未来,或过去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仍然是未来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这种思路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以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为基础,但从设计目的的角度来看,对未来期望精确判定则是预测走向末路的最大问题。为了达到对未来的精确预测,在缺乏系统关照和数据的条件下,只能采取越来越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基于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现实分析和目前研究成果的借鉴,依据高等教育的本质、现实条件和未来目标,通过假定影响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因素多数不变,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高中生源、主体专业为变量,以重点行业、产业、工种与本专科专业的拟合系数及其权重为参量,预测未来五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的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专业规模及办学条件规模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与状体,预测结果被称为预测量。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和专业规模的预测量和预测量趋势可以作为对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量和需求趋势的参考值;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为变量和现有办学条件为定量,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预测在现有办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随预测在校生规模的变化,办学条件可能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差度。在这一预测思路的指导下,本项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八核预测模型,即由八个核心预测步骤构成:（1）总招生数预测;（2）本专硕博招生总数预测;（3）各本专科招生数预测;（4）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5）各高校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6）各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预测;（7）各高校办学条件系数与在校生规模比较;（8）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核定高校办学条件总规模和各高校办学条件规模。为了证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将s区域2015年高校办学规模数据带入模型,以基础数据和预测数据,预测和分析了s区域高校办学规模的现状与趋势;根据预测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未来发展可能趋势和状态,结合专业与重点产业、行业、工种的吻合系数,以调节和控制专业、产业、行业、工种权重,进行办学规模和教育资源的动态调控。预测本身并不是目的,预测是为了给决策者提供决策和行动方案制定的客观依据,决策和行动方案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因此,预测也不会一次完成,必然是一个预测与调控持续循环反复的过程。本项研究建构的预测模型就是建立在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理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是对2016年——2020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与调控模型,乃至今后各年度办学规模,均可以据此模型进行预测和调控。该模型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模型,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增加指标,扩张数据库;同时,还可添加高教系统中的其它指标,比如专业评估、学生学习成绩与发展、教师教学与发展、网络课程与教学互动运行、管理效力等,实现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而且还可以扩展到基础教育,通过添加基础教育学校与各项办学指标,构建整个教育信息系统,以实现对整个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历史责任,也是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一种社会责任。尽管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还存在着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如社会需求预测、对行业产业结构未来变化的预测、预测数据的收集、存贮、使用的技术和制度障碍等;但这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基于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理想在这一极其困难的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项研究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提供一点具有可行性的参考。通过理论分析,本项研究构建了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希望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现代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思维、方法的提出和应用都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提供了更好的技术路径,我们也意识到本项研究构建的预测与调控模型还有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朝着真正能够促进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雷培梁^[9]（2016）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认为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城镇化的根本追求。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教育,教育作为城镇化的“绿色引擎”,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集聚、支撑、塑造、引领及示范等方面作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既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发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与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遵循“从问题到对策、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具体,国内与国外相结合、历史与当前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对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提出了人的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分析框架。以福建省为个案,综合分析了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特点,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特征与变化趋势。基于福建省8个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县市的具体实践,对不同主题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主题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差异性特点、共性特征及对教育的影响和启示。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社区教育、高等教育四个方面剖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积极借鉴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教育制度内、外部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福建省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发展的路径取向和体制机制改革建议。

张帆^[10]（2016）在《我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常态”,竞技体育试图通过自身“微调”来优化备受诟病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进程也逐渐遭遇瓶颈,尽管国家通过出台相应政策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归根结底诸如对金牌和物质利益的一元化强烈追求,使运动员主体地位日趋下降,尤其是淡化主体精神、人生价值等人文素质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未有根本改变。鉴于此,对我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培养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应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本质要求与未来趋势。本研究以理论与实证、量化与质化相结合,以“培养出来什么”、“什么影响培养”、“如何进行培养”三个核心关键词为指引,将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培养分为三个研究。研究一运用模糊德尔菲法、模糊层次分析法建构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指标体系,并采用决策试验与实验评估法、折衷排序法进行各指标的影响关系及达到理想绩效的优劣比较;研究二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45所“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约1000名后备人才作为研究样本,以建构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影响因素模型;研究三则在前述两个研究成果基础上,辅以实地调查及专家访谈等方法,建构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良性发展的教育路径。获致结论如下:1、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指标体系建构方面（1）指标体系结构上包含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65个三级指标、111项观测点。4个一级指标为“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及“人文精神”等。其中以“人文精神”指标权重比率（30%,30%）为最高;“人文精神”指标中心度（8.59）与原因度（0.09）为最高;“人文知识”指标绩效排序（7.85）最佳与差距值（0.21）最小。（2）各一级指标及各次指标之间亦具有中度以上的相关性,但评定委员、竞技体校成员及兼具两者身份的人员对整体指标及“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人文精神”等一级指标的评价有显着性差异存在。2、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影响模型建构方面（1）“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会直接对人文素质产生效果,而且也会间接通过“人际因素”因素的中介作用,同时对人文素质产生效果。（2）“学校因素”、“人际因素”会直接对人文素质产生效果,但不会通过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对人文素质产生间接效果。（3）“学训因素”不会直接对人文素质产生效果,而是通过“人际因素”的作用后,才会对人文素质产生效果。（4）“表现因素”不会对“人文素质”产生效果,也不会通过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对人文素质产生间接效果。（5）“家庭动力学理论”、“差别接触理论”与“需求-压力理论”于本研究中可获得验证,至于“一般紧张理论”仅获得结果的部分支持。3、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教育路径方面（1）部分青少年运动员存在竞技理想模糊、人生价值取向扭曲、奥林匹克精神薄弱、运动协作精神不强、竞赛心理素质欠佳、道德人格不够高尚、自我调控能力较差、文明行为修养缺失、社会责任意识淡薄、艰苦奋斗精神匮乏等消极现象。（2）在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是青少年运动员夺标育人的助推器、人性回归的指南针、专业素质的耦合剂、体育发展的矫正器。（3）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应把握好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素质教育的关系、人文素质教育与金牌主义教育的关系、人文性与职业性教育的关系。（4）实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教育,要树立“先成人再成才”、“先育人再夺标”竞技能力与人文素质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要激活文化教学与专项训练、文化教师与专项教练之间的2种联动;要重塑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实施体系等3类体系;要处理好师资队伍、校本课程、校园环境、评价体系等4项建设。

二、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远距离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年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远距离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年会（论文提纲范文）

（1）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例践透视中国统计40年（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6）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高中“课堂教学信息化”的现状与改进 ——基于上海CY高中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远距离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年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D]. 朱明亮.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中国人才发展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研究[D]. 董博. 吉林大学, 2019(10)
• [4]例践透视中国统计40年[J]. 赵彦云.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9(05)
• [5]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D]. 郑茹. 东南大学, 2018(05)
• [6]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D]. 管辉. 云南大学, 2018(12)
• [7]高中“课堂教学信息化”的现状与改进 ——基于上海CY高中的个案研究[D]. 陈晓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8]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D]. 马涛. 西南大学, 2016(04)
• [9]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雷培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10]我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人文素质培养研究[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