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水[1]（2020）在《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商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促进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放缓,国有大行盈利规模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但城商行整体业绩明显下滑,风险逐步暴露,个别排名靠前的城商行被市场出清。这既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城商行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也引起了对城商行发展未来之路的现实性思考。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文章分为4个部分,具体包括9个章节。第一部分介绍了论文立题依据和研究思路的总体情况。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即第2章,论述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地方金融发展的关系,包括城商行性质、定位与发展环境等;探讨了地方政府干预、城商行发展两者的逻辑关系;梳理了城商行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第三部分,是论文研究对象的作用机理与实证部分。这部分主要是研究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和对内对外开放对城商行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开放条件下的城商行风险、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置,以及国际经验借鉴和对中国的启示,包括第3章到第8章。第四部分是促进城商行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依据前面的研究结论,具体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推进城商行进行结构性重组,提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提高监管效能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区域均衡战略是城商行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要求后发地区加强对先发地区的追赶,客观上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城商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的主体,天然成为区域均衡发展的受益方和风险承担方。经实证检验,GDP增长与城商行信贷规模关联不大,而与城商行利润总额呈显着相关关系。（2）在政府主导背景下,城商行的经营行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干预,甚至民营城商行未能例外。政府干预扭曲了“银行—企业”间的自由契约模式,以政府意志引导资金流动,形成政府推动型关系融资制度。（3）通过使用辽宁地级市政府信用指数和13家城商行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证明了:政府信用指数和城商行贷款规模存在着正向关系,即地方政府信用变好,城商行的贷款规模会扩大,反之亦成立。（4）以数理模型证明,在金融开放条件下,本地城商行、开放条件下新进入的其他城商行、新进入的外资银行3类银行之间会产生竞争效应:均衡贷款量会下降,但市场贷款总量上升;存款均衡利率会提升;本地城商行利润下降。（5）选取成本收入比、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等12个指标,构建了一套判断城商行发生风险可能性的预警指标体系。以辽宁省的城商行为样本,实证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即该模型对城商行监管工作有现实意义。（6）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有:一是银行风险暴露后要尽早、尽快干预,不宜过度考虑道德风险。二是提前准备好干预“菜单”,包括及时提供流动性,政府接管以提高信用等级,迅速处置不良资产等。三是确保干预力度的有效性,否则会抬高干预成本,甚至损害市场信心。四是健全风险处置和退出的规制保障,明确各金融管理部门权责。五是谨慎使用央行再贷款等公共资金,合理分摊处置成本。（7）提出了城商行的发展建议:包括推动城商行改革重组,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健全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强化金融委横向协调和纵向牵动功能以提高监管效能等。
赵婷婷[2]（2020）在《中国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经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后,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增长动力不足等因素,近年来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逐步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推动以区域创新为核心动力的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而产业集群依托于企业、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已成为区域创新能力培育的主要载体。目前关于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实际效果并没有形成统一结论,且研究重点大多放在省级区域范围内。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对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从省际、城市及微观企业的全视角出发,运用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实际影响,并对广东省产业集群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案例分析,在拓宽现有区域创新能力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对于产业集群布局及内部结构的优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梳理。目前关于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试图通过剖析不同产业集群特点及区域创新能力成因对相关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产业布局与集聚理论、增长极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等产业集群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新竞争优势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等区域创新能力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对中国产业集群及区域创新能力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先,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历程以及现状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由政策性产业集群占主导地位向市场性产业集群为主导转变,产业集群的分布呈现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其次,从区域绝对创新水平和相对创新效率两个方面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演变与产业区集群区位转移特征基本一致。最后,本文通过构建Tobit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分析。对产业集群与集群创新的演化阶段和路径进行梳理,分析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中创新的演化逻辑。从区域内部企业和区域整体两方面探讨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集群对内部企业产生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显性动力和隐性动力,同时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第四,产业集群影响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现有研究大多从省级宏观层面检验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市级及微观企业层面。首先以微观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产业集群对区域内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并且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和所有制异质性。接着以宏观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以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集群能够显着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虹吸效应。第五,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分析。在理论分析和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强度、知识嵌入度、智力资本投入对于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地理距离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集群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效应。第六,广东省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案例分析。首先,梳理并分析了广东省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分布特征、发展现状等,揭示广东省产业集群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其次,深入并全面剖析广东省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及区域创新能力现状。最后,对广东省产业集群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模式进行了总结,并在借鉴广东省创新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以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第七,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在对全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及案例分析结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针对现存问题对我国区域创新导向型产业集群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强化政府支撑作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科技中介机构关键作用。
许从宝[3]（2020）在《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股权融资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融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深化,截止2020年3月底共有3808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股权融资规模持续攀升。虽然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新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亟需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质量提升,因此深入研究股权融资如何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遵循“宏观层面（国民经济及省域经济）→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绩效、研发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来探究股权融资对宏微观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旨在为促进股权融资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首先深入学习领会国内外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为后文研究奠定文献基础;然后从宏观层面研究股权融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以便对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形成一个总体判断;接着进一步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分别探究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研发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系统研究了具体的影响机制和调节因素,因此该部分内容旨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最后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部分内容旨在回答未来应该“怎么做”这个实际问题。在股权融资对宏观层面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方面,本文运用TVP-SVSVAR模型分析了股权融资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股权融资显着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从股权融资的类型来看,虽然IPO融资和股权再融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有所差异,但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从省域经济增长视角来看,三种经典实证模型均证实了股权融资显着促进了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东部沿海省份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省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由于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细胞,所以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需要落实到微观企业层面。（1）本文首先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SGMM）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投入机制的重要中介功能,并考察了独立董事制度和资产负债率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融资显着正向影响着企业经营绩效,且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和区域异质性;扩大再生产和研发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股权融资能够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其经营绩效;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强化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业绩的正向作用;而资产负债率水平制约着企业资金的优化配置,因此弱化了股权融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效应。（2）创新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本文以中国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均随着股权融资的增加而增加,且这种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集团企业中;股权融资主要通过货币资金供给增加和中小股东激励监督两个影响机制来提升企业创新投入;资产负债率水平是制约企业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削弱了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3）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企业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和公司治理等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独立董事制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着正相关,且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但区分所有制性质后发现该正向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股权融资能够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其高质量发展能力;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着强化了股权融资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不仅对宏观层面国民经济融资结构的优化有所启示,也为微观企业选择合适的资金来源渠道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股权融资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充分发挥股权融资在宏微观实体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促进效应,真正让股权融资资金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实现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高质量发展。在具体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拓宽股权融资渠道;鼓励发展直接融资,提升实体经济股权融资比重;增加创新资源供给,提升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维持实体经济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张钟元[4]（2020）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利润率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在新时期如何发挥创新驱动作用,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进行理论拓展,以传统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创新投资、知识溢出、创新组织要素产生的创新效应差异问题。具体工作如下:在已有的创新价值链定义基础上,按照创新难度的不同提出了创新价值链结构定义,并提出长链—中链—短链结构模型;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企业创新效应理论模型,确定了影响企业创新效应的技术投资、知识增长、组织结构三个核心要素;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创新价值链结构与企业创新效应的相关关系;构建集群网络中核心要素在不同层面的影响的机理模型,在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企业组织层面分别进行创新效应理论及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效应逐步增强。理论分析表明:除了企业人力投资,生产投资,技术基础等经典变量以外,ETIA指数是内生增长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该变量与企业产出具有短期负相关、长期正相关的相关关系,具体相关性受IVC结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使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验证了ETIA指数与企业产出具有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门槛模型显示出ETIA指数在IVC结构影响下的阶段性特征,与理论模型分析一致。制造业整体已初具长链结构IVC特征,但高水平研发人员作用仍然较弱,企业仍以技术应用和再创新的顺轨发展为主,突破性发展条件尚不明晰。不同行业中存在分工协作关系,高技术行业企业充当了集群网络中新知识生产中心的角色。传统制造业企业整体水平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阶段,行业中可作为核心企业的企业数量较少,但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产业结构已经逐步升级,从低端向高端迈进,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体现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特征。（2）企业知识溢出效应的累积,形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理论研究表明:创新价值链结构对企业创新形成门槛效应,核心企业知识溢出具有更好的内部效应,表现为知识存量优势,可以促进网络内部企业结构优化;而非核心企业具有更多的外部效应,表现为知识密度优势,可以提升网络知识的整体竞争力;同时由于集群网络发展具有动态性特征,导致非核心企业知识溢出具有二次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知识密度具有门槛效应,第一门槛下知识溢出具有负效应,两门槛间及超过第二门槛后具有正效应,与ETIA指数的门槛效应符号相反,那些高投资水平企业虽然在五年期的创新效率较低,但其知识溢出效应更高。知识溢出的数据结果显示东南沿海集中了中国六层以上的企业资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区域划分结果显示:华东地区知识相关指标遥遥领先实力强悍,整体创新结构非常完整,创新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经济区划分结果显示:沿海地区优于沿江地区,沿河地区优于内陆地区,知识生产及知识溢出活跃地带与地域分布联系紧密。而不论哪种划分,东北和大西北的数据呈现出双低状况,说明不仅高水平的核心企业缺乏,非核心企业也同样不足,区域的集群网络可能存在结构不够完整,创新生态系统不够完善的问题。（3）不同企业创新组织结构下,企业知识产出差距较为明显。将非核心企业创新组织结构细化,具体分为引领式、内化式、并列式组织结构,针对三种创新价值链结构确定了九种创新参照方案,模拟亚微观层面非核心企业增长效应问题。在这九种非核心企业创新参照方案中,模拟结果显示:利用式学习过程中九种方案效果各异,短链创新引领式创新占优,中长链创新并列式在知识增量上占优但到达峰值周期过长。在探索式学习过程中,企业组织结构稳定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后,文章根据模拟分析结果,给出非核心企业创新发展最优路径建议。
彭雄亮[5]（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赵静[6]（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贾占华[7]（2020）在《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然而,在经济向好发展的同时,背后隐藏的一系列矛盾也逐渐显现:供给体系不能有效满足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结构失衡;创新驱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对经济的约束逐渐增强等。其中,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国家将调结构、稳增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了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推进结构调整是突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深层次障碍的利器,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东北地区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和资源性矛盾凸显。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一定程度上缓减了经济下行压力。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北地区经济再次陷入困境,结构性问题愈加突出,主要表现为:在产业结构方面,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重化工业比重高,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的偏好远远高于消费,使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协调,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传统物质资本投入大于科技创新,增长动力不足等。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2016年国家提出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明确指出推进结构调整是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因此,在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研究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结构性因素,有助于深入剖析“新东北现象”的症结,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考。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采用因子分析、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面板门槛回归、空间计量模型等技术方法,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深入剖析了这三种效应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提升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转型路径及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论文系统梳理了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相关理论。其次,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将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划分为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结构;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将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为直接效应、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简称三种效应）,并系统阐述产生三种效应的理论逻辑,以此为论文的研究主线展开实证研究。再次,分别从省域和市域两个尺度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时空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经济结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探究了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为研究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效果奠定基础。然后,将经济结构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传统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从省域层面分别探讨了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三种效应的差异性。最后,分析了国内外发达地区“调结构、促增长”的典型案例,从中获得提升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启示,并针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一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变特征: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方向演进;要素投入结构由传统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投入转变;投资消费结构始终呈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区域结构保持非均衡状态;国际收支结构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二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水平空间差异显着,并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各结构要素的合理化水平由低到高排名依次为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产业结构。三是要素投入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投资消费结构和区域结构具有抑制作用。此外,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市际差异。四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投资消费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负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投资消费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交互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负向交互作用。五是部分结构要素（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且具有明显的省域差异。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区域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长期和短期差异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转型路径,即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提高结构变动对东北地区经济的正向推动效应;培育合理的结构互动体系,以增强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要素间的正向交互效应;完善制度化区域合作机制,以强化经济结构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王海荣[8]（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王彦芳[9]（2019）在《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 ——基于GVC与NVC对接的视角》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升级问题已然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形成的国内分工体系融入全球分工网络,通过采取“干中学”与竞争性模仿策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快速工业化。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技术复杂度也已经远超过同等收入国家,甚至接近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参与垂直分工,加之“技术封锁”、“市场限制”、“贸易壁垒”等因素,国内代工企业被“俘获”于GVC中低创新能力的低附加值环节,无法向价值链高端跃升。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着力推动我国产业向GVC中高端迈进,加快培育若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同时也明确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然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旋律。诚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扩大,将加剧社会矛盾与不安定因素。从各地区融入国际专业化分工与国内分工的实践不难发现,GVC与国内价值链（Natiaonl Value Chain,NVC）分工有效对接机制的缺失将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例,其低附加值的GVC嵌入模式主要是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供给为前提与基础的,与中西部地区的分工协作被限制在初级生产要素的供给层面,并没有很好地履行GVC与NVC之间的二传手功能。不仅东部地区自身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而且也限制了其经济扩散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不利于欠发达地区摆脱低端技术路径依赖的贫困陷阱。这在一定程度将加剧区域经济差异与不平衡问题,致使我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叠加,中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难以为继,更加迫使我国加快价值链升级进程,并从双重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探索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可行路径。由此,我们不禁思考,NVC与GVC分工是如何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GVC与NVC分工之间的对接态势如何?如何通过GVC与NVC双重价值链的对接互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是促使本文展开相关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本文基于克鲁格曼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尝试从价值链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出发,为协调我国地区差距、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提供新的思路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的逻辑思路在于首先对现有相关研究及理论进行梳理与计量分析,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及参与NVC和GVC分工的程度及演变态势进行全面系统地测度与把握,在此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考察国内外价值链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与机制,以及GVC与NVC双重价值链对接互动对于协调地区差距的作用路径,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本研究论文主要包括八章,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及结论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相关背景、理论及现实意义、研究框架、主要方法、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等方面,并基于此提出了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第二章为范畴界定及文献综述。在这一章,本文先基于现有文献对于区域经济差异、GVC与NVC的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而后运用Cite Space软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最后从区域经济差异、价值链分工、双重价值链对接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概括及综述。第三章是关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差异现状的典型事实。本章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态势,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考察了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区域差异。我们发现,各省市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大多数省份内部的经济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运用夜间灯光数据的测度结果与官方统计数据大体不差。第四章是对不同地区参与GVC和NVC分工的测度。本章主要基于现有GVC分工的理论框架及分解逻辑,将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整合到世界投入产出表中,考察我国各省区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演变。研究表明,部分东部省份参与NVC的程度明显下降,而参与GVC的程度有所上升;省际中间品贸易规模趋于扩大,分工日益密切;国内贸易增加值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国外贸易;大部分地区的生产链不断延伸,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仍处于微利运营阶段。第五章是关于NVC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本章主要基于新经济地理和区域专业化分工构建了理论框架,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了NVC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及潜在机制。结果显示,各区域之间的简单NVC分工与区域经济差异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GVC分工对于NVC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调节效应并不确定,简单NVC分工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与产业偏向性。第六章为GVC分工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经验检验。本章首先对GVC框架下中间品关联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机理分析,然后测度了我国各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及后向关联指数,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中间品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弱化了经济集聚效应,有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企业的生产率,进而缩小区域差距;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则强化了本地市场效应,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倾向于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第七章为GVC与NVC双重价值链对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路径。本章基于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理论,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维度分析了双重价值链对接互动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协调路径,提出相关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基础设施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利于促进GVC与NVC的有效对接,而双重价值链的对接互动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同质竞争,进而缩小地区差距。第八章为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深化NVC分工体系、优化GVC中间品关联及促进双重价值链对接三个方面提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建议。总而言之,相比于现有文献,本文对价值链分工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将中国省区差异及价值流纳入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同时考察GVC与NVC分工及其对接互动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并运用现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实证检验,这有别于只考虑NVC或仅关注GVC的研究。其次,将现有研究中笼统的“国外（或境外）”或“国内”进一步细分到国内各个省市和主要贸易伙伴国,以期更准确细致地把握不同省市在GVC与NVC分工系统中的融入程度及地位演变。第三,本文立足于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矛盾,提出通过构建GVC与NVC的有效对接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突破了以往研究关注因果关系忽视实际问题的限制。
田光辉[10]（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区域经济增长与城商行发展 |
| 1.2.2 政府干预与城商行发展 |
| 1.2.3 城商行风险识别、预警及处置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范围界定 |
| 1.3.2 研究逻辑和研究思路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逻辑 |
| 2.1 区域均衡发展挑战、区域金融资源失衡和商业银行的崛起 |
| 2.1.1 经济增长的区域极化与区域金融资源失衡的相互作用 |
| 2.1.2 区域金融资源再配置与城商行的定位及其发展环境 |
| 2.2 区域金融资源再配置中的地方政府与城商行的关系 |
| 2.2.1 城商行在区域金融资源再配置中的作用 |
| 2.2.2 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行政干预 |
| 2.3 金融开放对城商行影响的数理模型论证 |
| 2.3.1 城商行的利润函数 |
| 2.3.2 金融开放条件下各类银行利润函数与反应 |
| 2.3.3 金融开放对各类银行的影响 |
| 2.4 本章研究小结 |
| 第3章 中国城商行发展历程及主要情况 |
| 3.1 中国城商行发展历程及主要特征 |
| 3.1.1 中国城商行发展历程及不同阶段的定位 |
| 3.1.2 中国城商行发展的主要特征 |
| 3.1.3 中国城商行发展的主要问题 |
| 3.2 中国城商行发展面临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区域经济不平衡是城商行发展的大背景 |
| 3.2.2 城商行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 |
| 3.2.3 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 |
| 3.2.4 新常态条件下的发展要求 |
| 3.2.5 金融开放对城商行的冲击 |
| 3.3 本章研究小结 |
| 第4章 区域经济与城商行发展 |
| 4.1 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本质 |
| 4.1.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表现 |
| 4.1.2 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
| 4.1.3 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
| 4.2 区域经济与城商行的互动作用机理 |
| 4.2.1 城商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4.2.2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商行的作用机理 |
| 4.3 区域经济与城商行互动绩效实证检验——以辽宁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
| 4.3.1 主要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
| 4.3.2 计量模型建立 |
| 4.3.3 计量处理与结果 |
| 4.3.4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研究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干预对城商行发展的影响 |
| 5.1 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干预:历史、模式与动力 |
| 5.1.1 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系统的干预:金融分权的历史视角 |
| 5.1.2 地方政府干预城商行的动力 |
| 5.1.3 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干预模式 |
| 5.2 地方政府对城商行干预的作用机理 |
| 5.2.1 政府行为对城商行的直接作用机制:基于股权控制和行政干预渠道 |
| 5.2.2 政府干预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间接作用机制:基于信用体系渠道 |
| 5.2.3 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及政府行为的反作用影响 |
| 5.3 地方政府对城商行干预影响的实证检验:以辽宁为例 |
| 5.3.1 政府行政干预指标设计及模型建立 |
| 5.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研究结论 |
| 5.4 本章研究小结 |
| 第6章 城商行的风险及监测预警机制 |
| 6.1 城商行的风险类型及表现 |
| 6.1.1 市场约束带来的风险 |
| 6.1.2 政府干预带来的风险 |
| 6.1.3 城商行自身风险 |
| 6.2 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基于熵值法 |
| 6.2.1 指标设计 |
| 6.2.2 监测预警体系 |
| 6.2.3 实证分析及预警效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府救助和处置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危机救助的经验借鉴 |
| 7.1.1 次贷危机期间的美国政府救助经验 |
| 7.1.2 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救助经验 |
| 7.1.3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教训 |
| 7.2 市场化处置和退出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2.1 健全法律法规 |
| 7.2.2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
| 7.2.3 退出的条件 |
| 7.2.4 退出的方式 |
| 7.3 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明确职责及流程 |
| 7.3.2 丰富市场化处置手段 |
| 7.3.3 存款保险向“风险最小化型”转变 |
| 7.3.4 建立危机信息共享和处置协调机制 |
| 7.4 小结 |
| 第8章 A城商行案例分析 |
| 8.1 案例背景 |
| 8.2 发展历程 |
| 8.2.1 经营规模扩张情况 |
| 8.2.2 经营效益增长情况 |
| 8.2.3 与地方政府关系 |
| 8.2.4 区域经济对A城商行的支持情况 |
| 8.3 风险承担 |
| 8.3.1 风险规模 |
| 8.3.2 原因探析 |
| 8.4 风险处置 |
| 8.4.1 处置框架 |
| 8.4.2 政府注资的方式 |
| 8.4.3 风险资产处置 |
| 8.5 处置效果 |
| 8.5.1 逐步恢复市场信心 |
| 8.5.2 有效修复监管指标 |
| 8.5.3 资产负债结构改善明显 |
| 8.6 经验总结 |
| 8.6.1 银行自身经验 |
| 8.6.2 政府层面经验 |
| 第9章 发展建议 |
| 9.1 推动城商行整合重组 |
| 9.1.1 整合重组的思路与模式 |
| 9.1.2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9.2 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 9.2.1 厘清政府与银行边界,给与银行充分的自主权 |
| 9.2.2 加强与政府融资平台合作,拓展城商行生存空间 |
| 9.2.3 加快向零售银行转型 |
| 9.3 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
| 9.3.1 多渠道促进财政收支平衡 |
| 9.3.2 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
| 9.3.3 健全区域社会信用体系 |
| 9.4 多措并举提高抗风险能力 |
| 9.4.1 将贷款权向总行集中,足额建立贷款损失专项准备 |
| 9.4.2 引入战略投资者,提高综合竞争力 |
| 9.4.3 实施市场扩张战略,拓展利润来源渠道 |
| 9.5 提高对城商行的监管效能 |
| 9.5.1 加强“一委一行两会”监管框架的横向协调 |
| 9.5.2 强化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协调 |
| 9.5.3 发挥好金融科技在监管中的功能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评述 |
| 1.2.1 关于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演进机理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相关研究 |
| 1.2.3 关于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群 |
| 2.1.2 区域创新能力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
| 2.2.2 区域创新发能力相关理论 |
| 2.3 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逻辑 |
| 2.3.1 产业集群促进创新集群的形成 |
| 2.3.2 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产业集群及区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
| 3.1 中国产业集群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历程 |
| 3.1.2 中国产业集群的现状特征 |
| 3.2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现状 |
| 3.2.2 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机制分析 |
| 4.1 产业集群创新的演化阶段与路径 |
| 4.1.1 阿霍坎加斯的三阶段模型 |
| 4.1.2 产业集群创新的演化路径 |
| 4.2 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创新动力模型 |
| 4.2.1 组织动力 |
| 4.2.2 外部动力 |
| 4.2.3 机制动力 |
| 4.2.4 文化动力 |
| 4.3 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的知识溢出机制分析 |
| 4.3.1 知识溢出源分析 |
| 4.3.2 知识溢出渠道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集群影响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 |
| 5.1 产业集群对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产业集群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分析 |
| 6.1 研究假设推衍 |
| 6.1.1 产业集群的创新投入强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
| 6.1.2 产业集群的知识嵌入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
| 6.1.3 产业集群的社会环境因素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
| 6.1.4 产业集群的地理集聚程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
| 6.2 模型的选择及设定 |
| 6.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调节效应检验 |
| 6.4.3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东省产业集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案例分析 |
| 7.1 广东省产业集群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7.1.1 广东省产业集群发展历程 |
| 7.1.2 广东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
| 7.1.3 广东省产业集群发展挑战 |
| 7.2 广东省集群创新模式及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
| 7.2.1 广东省集群创新模式 |
| 7.2.2 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
| 7.3 广东省产业集群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模式及经验借鉴 |
| 7.3.1 广东省产业集群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模式 |
| 7.3.2 广东省产业集群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经验借鉴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强化政府在产业集群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中的支撑作用 |
| 8.2.2 发挥企业在产业集群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中的主体作用 |
| 8.2.3 完善科技中介机构在产业集群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中的关键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股权融资研究综述 |
| 2.1.1 股权融资的内涵、特征和影响因素 |
| 2.1.2 股权融资效率与成本研究 |
| 2.1.3 中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研究 |
| 2.2 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 2.2.1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 |
| 2.2.2 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 |
| 2.3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股权融资与国民经济增长 |
| 3.2.2 股权融资与省域经济增长 |
| 3.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3.3.1 TVP-SV-SVAR模型(全国层面) |
| 3.3.2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省级层面) |
| 3.3.3 指标度量与数据说明 |
| 3.3.4 描述性统计 |
| 3.4 全国层面:股权融资与国民经济增长 |
| 3.4.1 平稳性检验 |
| 3.4.2 参数估计结果 |
| 3.4.3 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3.5 省级层面:股权融资与省域经济增长 |
| 3.5.1 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 |
| 3.5.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微观绩效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股权融资与企业经营绩效 |
| 4.2.2 扩大再生产和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 |
| 4.2.3 独立董事制度和资产负债率的调节效应 |
| 4.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4.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4.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中介效应检验 |
| 4.5.2 调节效应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创新效应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分析 |
| 5.2.2 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分析 |
| 5.2.3 资产负债率对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影响分析 |
| 5.3 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 |
| 5.3.1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5.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内生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分析 |
| 5.5.2 资产负债率与股权融资的企业创新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股权融资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股权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
| 6.2.2 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 |
| 6.2.3 独立董事制度的调节效应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6.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3.3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研发投入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2 独立董事制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创新投资效应 |
| 1.2.2 企业创新知识效应 |
| 1.2.3 企业创新组织效应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研究局限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第2 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创新价值链理论及演进 |
| 2.1.1 创新价值链内涵 |
| 2.1.2 知识视角下创新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3 价值视角下创新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2 创新价值链结构的内涵及划分 |
| 2.2.1 创新价值链与企业创新行为 |
| 2.2.2 创新价值链结构:“长链——中链——短链” |
| 2.2.3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企业创新路径 |
| 2.3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创新效应内涵 |
| 2.3.1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创新投资效应 |
| 2.3.2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知识溢出效应 |
| 2.3.3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组织结构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 章 创新价值链结构下企业创新效应机理模型 |
| 3.1 企业创新综合效应理论模型构建 |
| 3.1.1 企业创新效应理论基础 |
| 3.1.2 企业创新综合效应理论模型 |
| 3.2 创新价值链结构与创新效应数理模型构建 |
| 3.2.1 技术投资要素与企业创新效应 |
| 3.2.2 知识增长要素与企业创新效应 |
| 3.2.3 组织结构要素与企业创新效应 |
| 3.3 企业创新效应机理分析 |
| 3.3.1 技术投资效应机理模型 |
| 3.3.2 知识溢出效应机理模型 |
| 3.3.3 组织结构效应机理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 章 技术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基于ETIA指数的技术投资效应模型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模型稳态分析 |
| 4.1.3 IVC结构对企业知识增长的门槛效应与核心企业特征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计量模型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
| 4.2.3 分析方法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变量统计性描述 |
| 4.3.2 基准模型及门槛模型检验 |
| 4.3.3 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
| 4.4 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讨论 |
| 4.4.1 实证分析结论 |
| 4.4.2 研究结果的拓展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 章 知识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知识溢出效应模型构建 |
| 5.1.1 正向知识溢出与反向知识溢出 |
| 5.1.2 IVC结构视角下知识溢出测度模型构建 |
| 5.1.3 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知识溢出效应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及统计量描述 |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统计量描述 |
| 5.3.2 门槛检验及回归分析结果 |
| 5.3.3 区域层面知识溢出效应差异 |
| 5.4 实证分析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 章 组织结构效应仿真模拟 |
| 6.1 组织结构效应模型构建 |
| 6.1.1 非核心企业创新组织内涵及系统基础结构 |
| 6.1.2 IVC结构与IONE结构双元约束下组织结构效应理论模型 |
| 6.1.3 IVC结构与企业创新路径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边界确定 |
| 6.2.2 相关前提假设 |
| 6.2.3 主要变量设定及因果关系图 |
| 6.2.4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方程及参数设计 |
| 6.3 模型仿真分析 |
| 6.3.1 流图的构建 |
| 6.3.2 基准模型检验与分析 |
| 6.3.3 非核心企业组织结构效应跨方案比较 |
| 6.3.4 仿真结论及非核心企业创新发展路径 |
| 6.4 模拟仿真结论 |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与目标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经济结构的评价 |
| 二、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三、相关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
| 一、大推进理论 |
| 二、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地理二元结构理论 |
| 四、结构转变理论 |
| 第三节 系统科学理论 |
| 一、系统论 |
| 二、协同论 |
| 三、耗散结构理论 |
| 第四节 其他相关理论 |
| 一、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理论逻辑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东北地区 |
| 二、经济结构的内涵 |
| 三、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一、直接效应作用机理 |
| 二、交互效应作用机理 |
| 三、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机理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现状评价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演进特征 |
| 一、省级层面的变化特征 |
| 二、地级市层面的时空演化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合理性评价 |
|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
| 二、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区位因素 |
| 二、资源禀赋 |
| 三、历史因素 |
| 四、技术进步 |
| 五、政府与市场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
| 一、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总量分析 |
| 二、直接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 |
| 三、直接效应的计量模型结果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交互效应 |
| 一、交互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造 |
| 二、交互效应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一、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造 |
| 二、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第六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问题剖析与调控措施 |
|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问题剖析 |
| 一、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对增长产生负效应 |
| 二、经济结构各要素间的交互效应有待提升 |
| 三、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调控措施 |
| 一、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经济的正向推动效应 |
| 二、培育完善合理的结构互动体系,增强结构间的正向交互效应 |
| 三、构建制度化区域合作机制,强化结构要素的正向溢出效应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主要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及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2.1 基本思路 |
| 1.2.2 主要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研究范畴界定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范畴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1 区域经济差异的界定 |
| 2.1.2 全球价值链的界定 |
| 2.1.3 国内价值链的界定 |
| 2.2 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2.1 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2.2 关于价值链分工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3 文献梳理及综述 |
| 2.3.1 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
| 2.3.2 价值链分工及其分析框架 |
| 2.3.3 GVC与 NVC对接互动 |
| 2.3.4 GVC与 NVC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
| 2.3.5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及演变 |
| 3.1 区域经济差异的识别及测算 |
| 3.2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及演变 |
| 3.2.1 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 |
| 3.2.2 中国区域内部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 |
| 3.3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区域经济差异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NVC与 GVC分工测度 |
| 4.1 GVC与 NVC分解的理论框架 |
| 4.1.1 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 |
| 4.1.2 GVC与 NVC的分解框架 |
| 4.1.3 GVC与 NVC产业微笑曲线的检验 |
| 4.2 投入产出数据整合及说明 |
| 4.2.1 多国(区域)投入产出表的整合 |
| 4.2.2 投入产出数据归并及处理 |
| 4.3 国内各地区GVC与 NVC分工测度 |
| 4.3.1 GVC与 NVC中间品关联网络 |
| 4.3.2 双重价值链分工的参与程度 |
| 4.3.3 双重价值链的收益率与产业微笑曲线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NVC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框架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均衡分析 |
| 5.1.3 存在NVC分工的情形 |
| 5.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实证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3.1 散点图趋势分析 |
| 5.3.2 基准估计 |
| 5.3.3 倒U型及GVC调节效应检验 |
| 5.3.4 内生性检验 |
| 5.4 进一步分析及检验 |
| 5.4.1 对不同区域GDP增长的影响 |
| 5.4.2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4.3 对要素流动及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GVC分工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间品关联视角 |
| 6.0 作用机理与假设分析 |
| 6.0.1 中间品关联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 |
| 6.0.2 中间品关联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中介效应 |
| 6.1 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
| 6.1.1 基准模型设定 |
| 6.1.2 中间品前后向关联测度 |
| 6.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
| 6.2.1 基准回归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2.3 内生性检验 |
| 6.3 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GVC与 NVC对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路径 |
| 7.1 内在机理与研究假设 |
| 7.1.1 理论框架 |
| 7.1.2 直接效应假设 |
| 7.1.3 间接效应假设 |
| 7.2 分析方法及指标说明 |
| 7.2.1 GVC与 NVC对接态势的评价方法 |
| 7.2.2 作用路径的分析方法选取 |
| 7.2.3 相关指标选取及说明 |
| 7.3 实证分析及路径检验 |
| 7.3.1 GVC与 NVC对接态势的评价结果分析 |
| 7.3.2 GVC与 NVC对接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路径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NVC分工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
| 8.2.2 优化GVC中间品关联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
| 8.2.3 促进GVC与 NVC有效对接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