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决策

一、让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决策（论文文献综述）

谭文邦^[1]（2021）在《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系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关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把“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见,探究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现实困境以及实践路径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阐释、论证,旨在回答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为什么”、“有何趋势”“有何问题”,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怎么做”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一部分探析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概念和时代内涵,主要解决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的问题。从基本定义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国家治理效能:一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要有目标的正确性;二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还需要国家治理手段或者方式的合理性。国家治理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才能体现目标正确性,只有实现过程民主化、程序法治化才能体现手段合理性。国家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存在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目标指引和价值基础,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国家治理能力则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供动能,既提供了协调力和凝聚力,又提供了创新力和发展力,还提供了意志力与执行力。第二部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逻辑,从理论上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缘起,遵从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发展规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有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对传统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超越,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阶级超越,对苏联国家治理理论的模式超越,实现了价值与真理的统一。第三部分主要阐明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历史逻辑,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探寻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密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效能初步显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作出深刻调整,实现了治理取向的转变,国家治理效能逐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充分激发。第四部分揭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包括:国家治理的根本领导制度与时代要求在存在差距、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制约和挑战、制度执行的软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等等。深入发掘这些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问题导向,是解决困境的根本出路。第五部分阐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为我们揭示了内在规律,历史逻辑提供了经验启示并揭示了“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的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则树立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因此,新发展阶段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要把坚持和完善根本领导制度作为政治基础,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制度保障,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式,优化治理主体结构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新动能,把构造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作为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目的与方式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最终达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

吴腾飞^[2]（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陈思^[3]（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马明^[4]（2020）在《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指出了前进的道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区越来越成为人们利益的共同体,社区治理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要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鼓励扶持为重点和以能力提升为基础,从而使社会组织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云南省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指出,“2020年,云南省要基本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因此,尝试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城市社区的发展。在创新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服务,积极推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本研究通过对昆明市官渡区38个城市社区、35社会组织、396个城市社区居民进行调研,从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和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及路径进行探究。通过实地调查,笔者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主要是以“三社联动”为导向的“外引内培”模式。从整体视角出发,整合宏观、中观、微观三种不同层次的路径,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应坚持五方面的发展趋势:坚持政府自上而下的购买,供需平台的搭建;坚持街道、社区“三社联动”工作站可持续的建设;坚持社区“自下而上”的“内培外引”的策略;坚持社会组织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量身定做”的策略;坚持社会组织党建全覆盖及社区自组织的建设。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以“三社联动”为导向的“外引内培”模式和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应坚持的发展趋势都指向社区治理的核心主题:共治和共享。本文总结的官渡区探索模式适用于城市中心城区,另外,本文通过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希望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及推进西部地区城市社区共治共享的模式创建提供支持。

黄丽娟^[5]（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孙东山^[6]（2020）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结合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实践经验所创立的科学国家管理理论。他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历史、本质及职能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而且结合巴黎公社的国家实验,阐明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性质、依靠主体、过渡形态等。深入挖掘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坚持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本与文献结合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马克思原着中关于国家本质、国家消亡、国家职能等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体系,继而探讨其理论定位及主要治理模式,从而更好的服务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本文基本结构共分为六章。论文的主要思路为:第一章,绪论部分包含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框架等。第二章,是对马克思相关原着进行爬梳剔抉,以梳理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具有深刻的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痕迹,欧洲社会内部资本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为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为马克思思考国家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武器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治理思想。第三章,主要围绕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逻辑演进进行讨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成熟的理论。这是因为19世纪无产阶级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并不充足,有限的革命实践（如巴黎公社）并不足以为马克思思考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当然也不能检验其理论的真伪。但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等基本问题的思考规定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的规定揭示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批判揭示其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构想则孕育了未来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国家形态。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国家治理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构想;国家权力的社会化;未来国家治理中人的生存状态四个发展阶段。第四章,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及实践构想进行科学的解释,不仅阐释了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还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同时也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做了挖掘,挖掘出核心观点和要素条件。并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的治理模式进行梳理和甄别,分析出治理的社会形态和基本方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出发,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主权、国家职能等,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治理思想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以国家治理来界定其相关国家理论,但马克思关于国家主权、治权等问题的思考已经孕育现代意义上国家治理的“胚胎”。马克思基于有限的革命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储备,创造性的构想无产阶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后来欧洲及亚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这一实践构想具备非常科学的战略远见。第五章,主要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其治理模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一种不断吸取各种科学理论成分而逐步丰富完善自身的“活”理论,这是马克思关国家治理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同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即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角度解释国家的形成、发展及灭亡全过程。具体来说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管理国家的主导思想,随着（国家-社会）关系变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为此,需要探究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之间关系,以及探讨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联,并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这些方面来拓展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并加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治理模式。第六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实践与运用的探索过程。以及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以马克思自身的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之间的关系做分析前提,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的国家合理相互契合之处,来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实践成果,这样更能清晰勾勒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性表达。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战略层面综合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实现路径:民主巩固水平、资源汲取能力、制度治理水平、基层渗透能力以及国家学习能力现代化。结语部分概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及主要观点,着重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之中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启发之用。

庄蕾^[7]（2020）在《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做出了许多方向性、战略性的部署,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安全。但我们仍要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等杂音、噪音仍然存在。高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使命职责。加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对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归纳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循着厘定内涵——理论建基——查找问题——挖掘成因——提出对策的思路,阐述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和作用,探究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分析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整体状况并挖掘存在问题及成因,最后针对问题成因提出新时代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除绪论外,论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其作用。一是从安全及意识形态两个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新时代高校的特点,阐释了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内涵。二是基于当前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内容的普遍共识,从指导思想安全、政治信仰安全、道德观念安全和民族精神安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内容。三是从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和对高校自身职能定位的作用角度,提出了维护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有利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有利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有利于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利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第二部分,探究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一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基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体现,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等基本理论。二是阐述了列宁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等在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进行分析和概括,并将其作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理论指南。四是吸收借鉴了西方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如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自觉”思想,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思想等。第三部分,分析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总体状况,探究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一是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总体稳定向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占指导地位,高校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总体坚定,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针政策在高校得到贯彻落实,高校师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到增强,高校师生对错误思想观念具有较强的辨识和抵御能力。二是查阅整理了近两年来有关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调查问卷,在对实证数据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发现部分学生还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认识模糊,对社会主义政治信仰认识偏差的情况,多元价值取向在少数学生中仍然存在,一些学生的民族担当责任意识还不够强烈,在那些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生当中部分还存在知行不统一的现象。三是深刻剖析了以上问题的产生原因,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对复杂多样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也受国内外错误思想舆论的冲击,还与高校意识形态责任制压的不实以及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不到位有关。第四部分,新时代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思考。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为指导,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掌控,坚持“两个巩固”根本任务,充分运用“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工作方法。二是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制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完善的制度体系压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守住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安全。三是强化课程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让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程协同育人,在课程中巩固高校师生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四是坚持正确网络舆论导向维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强化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加强对校园网络舆情监管,创新话语体系,做大做强校园网络正面舆论宣传。五是不断加强校园环境建设,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利用仪式等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强化活动管理防范宗教势力向校园渗透,积极营造高校校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氛围。

魏惠兰^[8]（2020）在《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艺术产业集聚是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推动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与升级是提升文化艺术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国民人均支出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艺术需求的迸发为艺术产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国家于2017年明确提出了助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艺术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其集群化发展与价值链的升级是未来各级政府部门、各类文化艺术产业主体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并完成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以期为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扩展与升级、艺术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集群视域下的艺术产业价值链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演化路径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动态转换过程。该研究范畴属于艺术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领域,需要综合运用艺术学、管理学、艺术市场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本论文在对国内外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思路、目的、内容和方法,界定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概念和特征,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演化路径分析模型和内容,并运用专家意见法验证了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以昙华林艺术区为对象开展案例研究、检验了理论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本论文的主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论文的第1章、第2章,为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研究部分。该部分总结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艺术产业价值链及其演化路径、艺术产业集群及其演化路径、艺术产业集群价值链及其演化路径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借鉴艺术产业集群、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和特点,界定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内涵、范畴和特征,并提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理论的研究原理。第二部分由本论文的第3章、第4章构成,为理论模型构建部分。该部分首先借鉴产业集群结构理论、产业价值链结构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企业价值链模型的理论原理,结合“动因-行为-结果”分析范式,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其次,在借鉴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中演化路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一般产业和文化艺术产业的产业价值链、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基本规律,基于“起点-轨迹-终点”研究范式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分析模型和内容。然后,运用专家意见法对理论成果进行了验证与优化。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第5章,为案例研究部分。该部分选取昙华林艺术区为案例研究对象,在系统的调查设计、采集数据的基础上,识别了昙华林艺术区中的艺术产业价值链、并系统地分析了这些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特征。接下来,针对昙华林艺术区中艺术产业价值链发展的基础条件、主要问题与未来发展动因,提出了昙华林艺术区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优化对策。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厘清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概念和特征;二是构建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模型;三是设计了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演化路径的分析模型。

陆俊杰^[9]（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认为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张陶^[10]（2019）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灿烂文明的中华文化是民族的根,奠定着中国人的品位、教养和传承。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一种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公益性文化。它是一国基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其中,尊重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是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政府的作用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何最大化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决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提高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水平,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公众文化权利、培育社会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物质基础不断增强的同时,人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稳步增加。但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公共文化供给体系逐渐呈现出供给能力不足,文化内容单一、文化结构固化等问题,使其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由此来看,要想提高公共文化的供给能力,就必须提高文化的内涵,增强文化的丰度,加快文化的供给效率,创新文化供给的模式。PPP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合作模式,是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基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而构成的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两者在功能上存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作用,在合作上采用了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将PPP模式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不仅能够打破传统文化供给模式的局限性,促进政府部门的文化供给模式改革;还能够借助社会资本的优势技术和先进理念,来全面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的丰度,增强公共文化的供给质量。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文首先对公共文化服务和PPP模式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解读,进而在总结现有三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背景、必要性与可行性、特点、设计目的几个维度来论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引入PPP模式的内在逻辑。接着通过对其参与主体的探究,找寻参与主体之间的内在耦合关系,根据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性”的根本属性,探究出三元主体之间互动博弈过程要具有相互性、互动性和规范性。在确立参与主体的权、责、利后,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PPP模式运作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尤其针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构建出风险分担的框架,最终形成较为清晰明确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PPP模式的运作流程,也对三元主体各自的职责和彼此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划分。通过以上的理论阐释,进一步厘析我国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透视了日本、美国、英国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多元化的实践历程,撷取了其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的有效镜鉴。最后,针对上述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分别从制度保障、财政保障、项目保障三个维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PPP模式,最终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让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决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让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1）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让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决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D]. 谭文邦.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3]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4]社会组织参与官渡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D]. 马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5]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6]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孙东山.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7]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庄蕾. 辽宁大学, 2020(01)
• [8]集群视域下艺术产业价值链的演化路径研究[D]. 魏惠兰.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9]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10]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PPP模式研究[D]. 张陶.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