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9年法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分类表

一、1989～1999年法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分类表（论文文献综述）

熊辛格^[1]（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钱馨蕾^[2]（2020）在《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效应研究 ——以专利权为主》文中研究指明国际知识产权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和影响力日益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愈加密切。无论是包含知识产权的有形商品贸易,还是知识产权做为标的的无形贸易,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知识产权在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调动人类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意义重大,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其产权所属国别决定着国际利益的分配关系。在国际知识产权受到明确保护前提下,国际市场自由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国际知识产权所有权决定了国际贸易流向和格局。现有文献大多是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角度研究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关系,少有文献从产权角度探究。论文从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总体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方式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产品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边际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贸易壁垒效应、利权的贸易效应以及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与贸易关系的七个方面梳理和评述相关研究文献,阐明现有文献的研究特点以及本文的核心思想。中国已经是国际专利申请大国,但是距离成为创新强国仍有较大差距。1995-2019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年增长率位于世界前列,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专利处于领先地位也对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及结构变化产生了一定贡献。但是中国国际专利存在技术分布不均衡、过于集中在领先技术中的数字通信和计算机领域、忽略其他技术领域的发展、技术结构与创新大国差距较大、中国国际专利的技术垄断贸易效应较弱,引进外国专利权费用成为出口的成本负担等问题,这些不足致使我国国际知识产权的贸易效应还不明显。知识产权权力大小和权力覆盖范围成为决定国际贸易流动的重要因素,它构成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因素和新解释,这表明基于知识产权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颠覆了基于要素禀赋多寡及成本所产生效率和优势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论文从知识产权的法权角度研究对贸易的影响,依次用数理模型和实证检验验证五种贸易效应,以期丰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一,是知识产权的技术垄断贸易效应。论文从微观角度出发,用博弈论方法分别分析进口国企业和进口国政府、进口国企业和出口国企业的博弈结果,发现在进口国中,企业在利益诱惑下侵权,政府查处侵权;在出口国得知进口企业一定会侵权的前提下,出口量先增加后减少。论文用实证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的技术垄断效应。首先验证中国知识产权的技术垄断效应。论文用进口国的专利相对数量作为衡量技术垄断程度的代理变量,通过中介效用模型发现,中国在进口国申请的专利数量越多,在该国的技术垄断优势越大,但专利权对技术垄断提高的作用非常小。其次验证他国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技术垄断效应。由于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创新能力强大的发达国家,结果显示他国的专利权会明显提高这些国家对中国贸易的技术垄断优势,而且对技术垄断的提高作用很大。第二,是知识产权的贸易排他效应。本文参考乘数效应模型,构造知识产权乘数模型。若存在两家除了知识产权其他完全相同的企业,假设拥有知识产权多的企业技术水平高,进而出口总额也多。每家企业抽取固定比例的利润作为下一期研发投入,这样经过多期迭代后,起初知识产权多的企业出口总额越来越多,市场占有量越来越大。最终竞争对手被挤出市场,潜在竞争者在知识产权保护下无法进入市场。知识产权数量最多的企业占领了市场。由于难以找到除知识产权数量外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两家或多家企业,因此贸易排他效应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第三,是知识产权的市场控制效应。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和载体的多样性会让知识产权所有人迅速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若知识产权所有人在他国获得产权,出口企业利用知识产权的支配权迅速控制进口国市场。无论产权所有人利用何种手段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其对进口国都构成控制效应。另外,市场规模不是评判市场控制力的优良指标。若市场规模最大的经营者没有获得知识产权授权,市场规模再大也是不合法的。现有的市场控制力随时会因被侵权起诉而丧失。即使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市场份额较小,但强大的支配力随时可以让知识产权所有人控制市场上流通产品的价格、数量和交易行为。由于没有很好的测算产权人控制力的指标,这个控制效应理论也仅停留在理论分析上。第四,是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效应。论文用几何分析法,直观展现技术标准如何减少出口种类、抑制出口数量、提高出口价格。在实证分析部分,考察不同生产阶段引入技术标准对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国在研发阶段、生产制造阶段、销售阶段采用或获得技术标准,会显着促进出口,而进口国采用技术标准对出口国出口行为的影响受进口国创新能力影响。中国采用技术标准的本土企业少、技术标准低,使得中国进口采用技术标准后对出口国的出口行为没有影响。若进口国是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出口。第五,是知识产权的出口替代效应。论文假设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需要购买方支付一定费用,利用数理推导得到知识产权费用会导致购买方的出口价格提高,出口数量减少。在实证分析部分,把出口数量用三元分解模型分解成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集约边际,研究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如何影响中美间贸易。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向中国转让知识产权,会提高中国出口价格,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数量,而中国向美国转让知识产权,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价格、数量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知识产权的出口替代效应受到知识产权费用比值大小的影响。根据知识产权贸易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我国标准化发展,本文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知识产权结构,提高贸易优势:第一,优化专利技术结构,提高国际专利质量;第二,推进发展中国家专利布局,差异化海外专利策略;第三,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并购能力;第四,储备专业人才,建设“技术、市场、法律、管理“四方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

刘林^[3]（2019）在《西安城郊乡村转型研究 ——基于空间与功能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郊区作为以服务城市为主要功能,与城市联系密切的城乡过渡区域,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城市用地的不断扩展,其功能内涵和空间范围也在不断变化。郊区的过渡性,决定了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保障粮食安全等多个宏观战略实施的空间载体,从而使郊区功能及其空间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着复杂的演化过程,准确把握这种演化规律,有利于科学的引导城乡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分析郊区功能内涵和空间演化特征及过程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城郊乡村转型的“区域—村域”两个尺度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遵循“概念—特征—机理—模式”的研究范式,以西安为例,开展了大城市郊区以土地利用转型为表征的城郊功能转型研究。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市郊区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上乡村转型特征,解析了影响城郊乡村转型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出了城郊乡村发展模式。本文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随着城市的发展及其对郊区需求的变化,郊区的空间范围与功能结构不断地发生演化,各种功能空间也不断地发生位移。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变并协同增减是郊区乡村土地利用演变的总体特征,并体现在功能用地面积变化、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提高和空间圈层波浪式外扩位移等多个方面。期间,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活配套和生态服务四类功能的服务能力与价值均不断提高。其中,农业生产功能由粮、蔬生产基地转变为果、蔬、粮综合生产基地,工业生产功能在乡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降低,生活及生态服务功能的构成则日益丰富。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形成“圈层+板块”的分布格局,工业生产功能空间集中化和规模化态势明显,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则在特定化与泛在化的基础上呈现出综合化特征,生活功能空间则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且距城市越近转变越明显。城郊乡村区域主导功能经历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态服务”的转变,中心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拓展,都市区发展需求的不断提升是城郊乡村功能演变的主要原因。（2）从构成城郊乡村的基本单元——村域尺度考察,其功能与空间演变除符合前述郊区整体特征外,由于各村间区位交通及资源禀赋的差异,还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类型。其中,近郊区村域依托良好的交通及区位条件,形成了旅游休闲或乡村工业为主的村域功能,并由于村域自身及周边资源禀赋差异出现了多种经济类型（如农家乐、文化旅游、纸箱加工、家具加工等）;远郊区村域的功能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但部分村庄依托其周边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等自然、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休闲服务功能。不同功能类型的村域形成了与之匹配的用地结构和农户收入结构,但微观村域的消费观念和关系网络并未随功能演变和农户的收入变化而出现明显分化。（3）大城市城郊乡村功能与空间演变是规划政策调控下的空间用途管制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有效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内外互馈”机制下实现“路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郊区功能的变化导致空间响应,推动功能空间演变。其中,郊区的生态服务功能日益凸显,应遵循生态地租的理论指导功能空间布局。“内外互馈”机制包括外部动力主导下影响城郊乡村转型各要素之间的“内外互动”机制和城郊乡村“区域—村域”的“作用反馈”机制。内外互动机制是指在外部动力主导下,“自身条件—外部环境”要素综合作用改变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引发城郊乡村区域空间及其表征的功能演变的“自上而下”复合作用过程。不同影响因素在城郊乡村转型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作用反馈机制是指上述外部影响因素作用于不同交通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条件的村域,改变村域的发展要素构成,实现村域功能与土地利用变化,进而构筑宏观区域整体功能和空间结构的微观村域“自下而上”“螺旋上升”式反馈过程。所谓路径创造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城郊乡村发展突破了对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经济制度下的乡村发展路径的依赖,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乡村发展路径创造——城郊乡村功能转型及其空间响应。基于西安郊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不断提高的特征,本文提出西安城郊乡村生态地租竞租曲线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付租能力呈现出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增加先快速下降,转而逐渐上升的态势。（4）城郊乡村不同村域所处的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导致驱动村域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就西安郊区而言,存在包括政策驱动、技术驱动、需求拉动和综合驱动四类乡村发展模式。不同乡村发展模式对应的典型村域在不同的影响因素互动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特征及空间结构。

Suvalova Yuliya^[4]（2019）在《贸易伙伴关系变化对白罗斯农业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白罗斯的重要经济部门,农业结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前苏联时代,白罗斯是全苏重要的农业基地和农产品重要供应地,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白罗斯作为加盟共和国在全苏经济空间布局中所承担的使命,其贸易伙伴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内贸易,农业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都与计划经济发展的特点相适应。但随着前苏联解体,白罗斯不得不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贸易伙伴关系也随之变化,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和保护一同消失,市场成为影响农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白罗斯国内市场需求十分有限,作为东欧小国,白罗斯曾经明显依赖于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大国的市场,但在以独立国家身份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白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国别空间结构逐步变化,贸易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转型一样,都可能成为白罗斯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和质量提升的重要刺激因素。为此,本文主要拟发挥作为白罗斯公民的独特优势,基于白罗斯相关数据和研究资料,初步探索农产品贸易国别空间结构调整对白罗斯农业结构转型的可能影响,以期对贸易空间结构与转型国家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研究有所裨益。论文共分为七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目标,主要内容、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等;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状况及本文的相关理论等,以期夯实本文研究的基础,进一步明确研究的着力点和价值;第三章是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前苏联转型经济体的特征、困难以及独立后的前苏联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及影响的理论分析,初步形成了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假设;第四章是前苏联解体以来白罗斯农产品贸易关系变化的资料分析,主要从农产品贸易空间结构、产品结构及贸易方式变化等方面,梳理了白罗斯农业发展的变化过程;第五章是对白罗斯农业结构转型特征和趋向的分析,主要分析了农业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科技、资本等要素条件的变化和农业领域的结构调整,系统分析了白罗斯农业部门自独立以来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第六章是白罗斯农产品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变化与农业转型升级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基于白罗斯农业发展相关数据,进行的定量分析;第七章是简单的结论和讨论。论文主要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初步探究了贸易伙伴关系变化与农业转型发展的关系,并基于1992-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相关假设进行了初步验证;此外,还分别对原苏联、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亚洲等地区白罗斯的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的调整进行了深度分析。研究表明:白罗斯农产品贸易国别结构发生了大幅变化,农业转型升级的成效也很显着,在贸易伙伴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白罗斯农业从以种植业为主逐渐往以畜牧业为主,生产计划不再影响农业发展进程,国际市场开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主要贸易伙伴国组层面来看,近年来与欧洲和亚洲地区国家的贸易关系对白罗斯农业结构优化有积极影响,而与前苏联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则制约了白罗斯的农业结构转型,不过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与白罗斯在农产品领域合作的积极性也逐渐下降。也就是说,贸易伙伴往欧亚方向的逐渐转移成为促进白罗斯农业向高附加值畜牧业产品生产转型的重要积极因素。

黄金宇^[5]（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仇景万^[6]（2018）在《多哈回合农业补贴谈判与中国农业补贴政策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与粮食安全、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承担着为社会提供最基本消费品的功能。不仅如此,农业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农业补贴成为一国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的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正是由于农业的重要地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即便是一直倡导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也为农业制定了特殊的支持和保护规则。农业问题自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起即被纳入多边贸易谈判的有效约束内,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已经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这也是世界上首部关于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国际规则。但自《农业协定》签署以来,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进程一直较为缓慢,成员国在农业议题上的分歧较大,这也成为阻碍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农业谈判在WTO的进展较慢,但是农业谈判却一直处于WTO谈判的中心位置。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在农业领域的补贴方式多样,而选择既能维护粮食安全、又不造成贸易扭曲、同时维护农业基本收益及发挥比较优势在农业领域的运用,仍有在理论上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多边贸易体制下农业规则的变化势必对我国农业的生产产生重要的影响,加强和完善中国的农业补贴制度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未来在农业领域的发展方向,对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在国内农业进口关税削减方面进行模拟分析,提出中国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方面的谈判策略,同时结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具体国情及生产现状,提出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策略上,由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在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削减上分歧严重,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大幅度削减国内进口关税从而获得发达国家农业市场的目标很难实现。为了实证检验农业补贴的效果,本文使用WWZ增加值分解法,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对43个国家（地区）的双边农业出口额进行分解,计算出一国参与全球农业生产的实际利得。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口补贴与农业增加值的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增加了一国农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并促进了出口额和国内增加值占比的提升。农业补贴可以分为生产者支持、一般服务支持和消费者支持三个部分。在对三种补贴类型的实证检验后发现,生产者支持对一国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一般服务支持的促进作用,而消费者支持对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并不显着。而现实情况中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与这一实证结果较为接近。在考虑国家异质性的情况下,我们在回归中引入是否发达国家交互项,对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偏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可以看出,农业补贴对于提升一国在全球农业生产分工中的实际利得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农业补贴的改革政策上,我国属于粮食净进口国,取消出口补贴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影响不大,但对于少数粮食出口企业有一定的影响。在后续的谈判中,中国应积极参与,争取在公共粮食储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贸易安排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维护我国农业的产业安全。开放发展本身是把双刃剑,必须有正确的开放战略和有效的措施,才能保证在开放中趋利避害。一方面既要加快对农业的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外的土地资源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又要坚决保证以粮食安全为目标的公共储备良好发展;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既要坚持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方向,又要坚持以粮食安全为目的公共储备的落实。既要坚持不降低现有农产品的补贴水平,又要坚持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降低巨额农业补贴的总量,减少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扭曲作用。

唐湘雨^[7]（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程敏^[8]（2016）在《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在国内实施强制减排,由于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国际气候公约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率先实施减排政策的国家以不公平竞争和碳泄漏为由提出向没有实施同等减排措施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碳关税成为了发达国家将其所倡导的低碳规制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展、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普遍约束力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大力推行碳关税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度过了碳排放的高峰期,能源消费结构较为合理,拥有低碳技术的领先优势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低碳消费市场的支撑。在气候变暖、能源问题日渐突出的国际大背景下,碳关税的提出既能让发达国家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又能获得全球低碳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碳关税立法并不顺利,但是发挥低碳技术优势、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对该利益的追求也将加快碳关税由制度设想进一步发展为贸易政策的步伐。碳关税无疑是针对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其一旦变成现实,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对碳关税的经济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短期影响的理论分析参考Gros（2009）的两国模型,同时建立了一个供求模型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关税会使我国高排放行业生产和出口大幅减少,国内价格下降而进口国国内价格上升,在不考虑外部性的情况下还会使我国福利水平下降。短期影响实证分析采用GTAP模型,模拟了几种碳关税税率情况下的影响情景,其结果与理论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实证分析还表明如果美、日、欧同时对我国征收4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关税,将会使我国GDP下降0.89%；碳关税长期影响主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分析分别从要素视角、需求视角和技术进步视角来进行,通过模型推理、产业结构信息熵等方法来分析碳关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包括能源消耗在内的新的C-D生产函数,将能源消耗通过公式转化为碳关税,从而生成一个反映碳关税和各产业（行业）增加值关系的生产函数。结果表明：碳关税每增加1%,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将减少0.6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将会增加0.41%；碳关税每增加1%,制造业增加值减少0.46%,仓储和邮政业等服务业增加值增加0.53%。理论与实证分析均表明：长期来看,碳关税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综上,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抑制和长期促进并存的。因此,面对碳关税,需要综合考察其在短期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的积极影响,设计出从战略到策略、从短期到长期、从宏观到微观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应对政策。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对碳关税的总体思路与发展战略,并分别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给出了应对碳关税的长短期对策与建议。

刘婷^[9]（2016）在《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美国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提出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问题。美国法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与欧盟法的规定有显着不同,这些差异已经突破国内法的层面,上升并演变为国际法问题。因此,本文对美国倡导的自愿标识制度和欧盟倡导的强制标识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剖析并进一步揭示出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导致的严重问题。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不仅使得有关转基因食品贸易的国际争端凸显,非关税壁垒增加;还导致地理标志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与判断;更严重影响了经济自由化和贸易的公平性。基于国际贸易中现有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以及对美国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现状的分析,进而揭示出美国自愿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最后对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进行了深层的总结与剖析。与美国不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建立在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监管框架下,强制标识制度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制度本身特点鲜明。目前,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协调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在WTO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诸如同类产品的认定问题、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的优先性问题和SPS协议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问题。虽然国际协调乏力,但是多种规则的协同与差异还是为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留有一定的商榷空间。WTO的法律制度为国际贸易中的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限定地理标志,还是基于SPS协议建立一套新的监管评级制度,都是力求通过完善WTO规则来解决问题。2015年TPP协议达成,TPP协议中对于SPS措施的规定,为WTO的SPS协议的完善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从目前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与监管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和规则并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他们在转基因食品的监管问题上都持有谨慎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并不完善,转基因食品发展中也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江涛^[10]（2014）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已成为阻碍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带来了广泛、持续与频繁的影响。因此,对TBT的实施及其效应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国际贸易学界需长期研究与探索的重大问题。多年来,对TBT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其贸易效应,而对TBT可能激发出口企业技术进步的技术效应研究相对较少且欠系统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TBT的普遍应用,深入研究并正确认识TBT的技术效应,积极利用TBT的技术效应,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为有效应对国外TBT,实现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全面剖析TBT技术效应的存在性、生成机制、表现形式和实现条件。在理论分析部分,论文分别假设了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和TBT约束下的开放经济三种环境,通过出口企业角点决策推导出外生技术要求下的强制技术创新的阈限。在TBT约束下的开放经济中,通过TBT外生技术要求与技术创新双重阈限的比较得到了受企业初始技术水平、劳动产出弹性、进口中间品比例等因素决定的企业技术创新和出口选择的分岔均衡。从理论层面揭示了TBT技术效应存在性,以角点决策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和出口选择的分岔均衡为特征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强制性技术创新作为TBT技术效应表现形式和以初始技术水平、劳动产出弹性、进口中间品比例为约束因素的技术效应实现条件。为更充分地探究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与数值规律,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上述理论分析结论进行模拟分析。动态直观地展示TBT技术效应与初始技术水平、劳动产出弹性、进口中间品比例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趋势,形象地再现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和出口选择的分岔均衡状态。数值模拟方法通过环境与参数取值区间的设定有效模拟了理想状态下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弥补了实证研究中因经验数据的获得性不足和不可重复性而带来的研究欠缺。最后的实证研究,以中国遭遇的欧盟RoHS指令和日本PLS法案为例,分别检验机电出口企业和农产品出口企业在遭遇上述两类TBT时是否表现出了显着的技术创新效应。首先确定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以出口企业TFP作为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采用半参数方法对此进行有效测度,以TBT的制订和正式实施时点作为描述TBT特征的两类虚拟变量,并分别界定了企业初始技术水平、进口中间品比例和企业性质等控制变量。其次,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对在RoHS指令和PLS制度约束下的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出口企业在RoHS指令和PLS制度约束下存在显着的TBT技术效应。全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1）鉴于贸易与技术的内在联系,TBT的技术效应是客观存在的。（2）TBT的技术效应是在TBT技术要求约束下,通过出口企业的强制性技术创新实现的。（3）出口企业的强制性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出口学习和进口中间品学习实现。（4）鉴于企业的异质性特别是其初始技术水平与劳动产出弹性差异,出口企业的强制性技术创新存在分岔现象,均衡状态的出口企业技术分布呈现断崖特征,技术水平出现两极分化。（5）中国出口企业在RoHS指令和PLS制度约束下表现出了显着的TBT技术效应。（6）实证结果表明,初始技术水平对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而进口中间品对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因不同的TBT技术约束而异。本文将TBT技术效应研究融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即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之中。在诠释TBT技术效应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上,通过内生技术创新阈限和外生TBT技术要求的设置,展示了异质性初始技术水平的出口企业在遭遇外生性技术壁垒时体现出的差异性技术创新选择和出口选择。重点梳理了TBT技术效应与诸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出口企业遭遇外国TBT时所实施的强制性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本文的研究为出口企业积极应对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快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寻找了一条新的实现途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并为TBT的理论研究引向规范化和主流化方向做了探索性尝试。

二、1989～1999年法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分类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89～1999年法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分类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效应研究 ——以专利权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3）西安城郊乡村转型研究 ——基于空间与功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贸易伙伴关系变化对白罗斯农业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多哈回合农业补贴谈判与中国农业补贴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8）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10）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1989～1999年法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分类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效应研究 ——以专利权为主[D]. 钱馨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0)
• [3]西安城郊乡村转型研究 ——基于空间与功能视角[D]. 刘林. 西北大学, 2019(07)
• [4]贸易伙伴关系变化对白罗斯农业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D]. Suvalova Yuliya.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
• [6]多哈回合农业补贴谈判与中国农业补贴政策选择[D]. 仇景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7]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D]. 程敏. 云南大学, 2016(12)
• [9]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D]. 刘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10]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技术效应研究[D]. 江涛. 浙江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