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一、加强管理,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周希禛^[1]（2021）在《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均普遍存在,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研究,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有企业为当地GDP、就业以及资本市场总额作出了突出贡献。传统上看,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演变,国有企业在能源航天、船舶制造、汽车工业以及军工等高科技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体,开展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发显着,而且时至今日,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列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中。有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福布斯全球2000家世界最大企业排行榜,还是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有控股企业比例正逐年提升。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许多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都对国有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寄予很高的厚望。因为国有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力度较大,并且具有整体战略眼光和国内外市场影响力,所以这些政府需要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国际化发展,并带动中小民营企业共同创新发展。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目前,国际环境伴随着新冠疫情正面临着深刻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就是科技创新。过去通过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自身再不断学习和积累,我国科技实力从“跟跑”“并跑”并向着“领跑”超越,在一些领域进入了无人区,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从多方面加以阻挠,我国必须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别是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超百万人,拥有高科技人才超两百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2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数量占全国的1/5,国有企业必须发挥创新功能,在举国体制中发挥中坚作用,率先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率先建成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设科技创新“特区”,努力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牢牢掌握主导权。从理论上来讲,国有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其应该具有创新功能。比如,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公共部门和企业属性,可以作为体现国家创新意志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战略技术领域完成国家“创新”使命。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创新研发投入和培育一批私营企业难以冒险承担的新兴产业,协助国家实施产业创新政策。同时,国有企业可以提供足够的“耐心资本”解决基础研究密集产业市场失灵问题。此外,国有企业和政府有着“天然关系”,这种关系使国有企业在公共投资、创新网络和创新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国有企业能够更积极地融入公共创新网络和探索新的知识。尽管如此,国内外一些主流观点基于西方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不适合创新,或对其创新功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国有企业仍抱有“效率低”“行业垄断”“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看法。因此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对澄清上述争论,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创新理论、普适性的国有企业创新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中国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推动中国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文首先从世界大范围角度考察国有企业存在的作用,即国有企业的传统功能,再通过对历史资料梳理总结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演变进程;其次,通过剖析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理论逻辑和梳理相关文献,把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定位在五个方面:知识管理、创新政策工具、原创技术策源地、技术预见、开放式创新组织者。第一,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知识管理上。国有企业因其能够提供“耐心资本”、自身平台优势以及网络优势,有助于知识的长期累积、知识获取和创造和知识传播。第二,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创新政策工具上。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企业,可以把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创新中承担的职能合为一体,解决创新政策组合中各参与者间协调问题,发挥创新政策工具作用。第三,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原创技术策源地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创新高地、科技人才高地、科技创新“特区”是必然要求,而且国有企业对于攻克原创技术、“卡脖子”技术这种目标导向的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基础研究则是攻克原创技术的基石,国有企业是承担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第四,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技术预见上。国有企业是国家重大创新项目的主要实施者,是创新政策的支撑工具,其中本身也包含了与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过程,从而依靠这种过程机制选择能产生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技术研究领域和通用技术。技术预见活动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本身具有社会特征,不是一般中小企业能够承担的,大型国有企业有能力、有条件也有责任协同政府组织开展技术预见活动,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其中把握未来技术的发展机会,确定创新投资策略。同时,在技术预见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将开展项目清单和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结合企来,与不同参与者沟通交流并达成共识,以解决国家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实现问题。第五,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开放式创新组织者上。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掌握了许多优势资源,具有庞大的创新网络,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网络,整合国内外经济资源和要素,充分联合各创新主体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为了验证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相关定位,本文采用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相关定位进行了验证,进一步证实了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功能。首先,本文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归纳了一个二元框架分析了国有企业作为创新政策工具这一创新功能定位。在这基础之上,本文对电力行业的三家世界500强企业,分别是瑞典大瀑布集团、中国的国家能源集团以及印尼电力公司进行案例分析。结论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所以国有企业和创新政策之间也有多种互动形式。鉴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治理情况,瑞典大瀑布集团和中国的国家能源集团是系统性创新者,而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则是独立创新者。所以,国有企业不仅仅能作为独立创新者,还可以作为创新政策工具,嵌入到国家创新系统中协调各个参与者推动创新变革,最终成为系统创新者。因此,在研究国有企业问题时,需要考虑到宏观层面的治理因素。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微观组织特性（企业创新能力、组织惯例等）对于国有企业成为系统性创新者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条件,比如政策协调能力等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成为独立创新者,还是系统性创新者。其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作用。本文使用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央企、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并从创新功能视角研究了知识溢出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央企在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上都具有最佳的表现。并且,央企在样本期内的平均通用性指数要高于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反映了央企承担了较多的基础研究;在制造业行业,地方国企的创新质量要高于私有其他企业,但在非制造业行业中,这种现象不明显;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国企的创新质量要高于私有其他企业。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在创新数量和质量上并没有明显差异。从整体上看,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较高,其中以广东和安徽省最为突出,而在东北、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相对较弱;相对于私有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水平较高。总体来说,国有企业和私有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对样本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均具有正向影响。相对地方国企,央企的知识溢出对样本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国有企业开展ESG活动越多,对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也越大。但是,相对央企和私有其他企业,ESG对地方国企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升作用较大。这些发现证明了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功能,且在央企和地方国企上具有不同体现。结论对理解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使国有企业在十四五期间更好地发挥创新功能具有启示意义。最后,本文详细探究了五个典型创新型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挪威、法国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经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概括来说,芬兰的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国有资本支撑“创新型国家”;瑞典国有企业创新功能主要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挪威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推动整体产业创新;法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协助各类企业创新创业及知识探索;新加坡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成为积极活跃的国有投资者。这五个国家中都有数量较多的国有企业,虽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和我国的国有企业相比还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创新功能发挥上还是具有较多的共通性的。并且,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依据所在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对其创新功能做出了较好的定位,对其成为位列世界榜首的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启示有: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在支持和培育创新上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和结构,使其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在开放条件下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积极建立科技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环境;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组织者作用;积极担当知识创造和传播者。本文论证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并从宏观、微观、历史、现状等多层面多角度展开研究,对国有企业创新功能进行定位,并验证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本文结论肯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创新功能,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关于国有企业创新问题的争论,为国有企业更好的发挥创新功能应对为来的挑战,为中国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杨良平^[2]（2021）在《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作为体现全民意志的组织形式,理应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走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前列。然而在以管资产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下,与政府干预行为相联系的政治成本以及内部治理缺乏制衡机制等常常导致国有企业在创新行为中普遍存在动力缺乏、意愿不强和投资不足等诸多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为深入推动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逐步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因此,如何利用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突破国有企业创新瓶颈,在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梳理国资监管体制的演进历程,并分析国资监管体制由以管资产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内在逻辑,也指出推动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的核心举措。其次,本文基于现有理论不仅分析了国资监管体制影响国有企业创新的直接作用机理,而且也分析国资监管体制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来优化企业创新决策行为、减轻政策性负担来增加企业创新资源投入行为以及缓解高管薪酬管制来增强创新意愿和主动性行为这三个路径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间接作用机理。然后,由于研究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需要准确测算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所以本文介绍了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测度的主要方法并从地区、行业等方面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现状进行分析。再次,本文利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中介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政策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中介作用机制。最后,考虑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实现形式,本文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基于混改后的股权结构变动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国有企业整体的创新效率低于民营企业,但差距并不明显。而且自从2015年之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增速加快,这也意味着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之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得以明显提升。第二,无论是以DEA方法测度企业创新效率还是以SFA方法测度的企业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估计系数都显着为正。而且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和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估计系数依旧显着为正,表明实证研究结果是可靠的,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确实具有促进作用。第三,国资监管体制转变除了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行为、企业创新资源投入行为和创新意愿和主动性行为三个途径间接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第四,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还受到企业类型、企业行政层级、区域改革进程等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第五,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股权变动作为衡量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微观实现形式的代理指标,结果表明股权融合度不仅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减轻政策性负担和缓解高管薪酬管制等途径间接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理论层面,基于中国国资监管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现实,本文提出了“制度创新—企业创新行为—企业创新效率”这一符合国有企业创新效率决定机制的理论假说,丰富了制度创新对微观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也为实践中通过制度创新来优化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行为进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供新思路。第二,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不仅从宏观政策变动和微观实现形式两个维度对国资监管体制政策变动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效果及其中介作用机理展开分析,还研究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丰富了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内容体系。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已有文献中涉及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相关内容基本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尝试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维度展开实证研究:一方面,在宏观政策变动维度方面,本文将国资监管体制政策转变看成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PSM—DID模型研究国资监管体制宏观政策变动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微观实现形式维度方面,本文以混改后的股权变动作为反映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进程中微观层面的代理变量,分析混改企业股权变动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第四,研究观点方面,本文创新性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基本实现形式和手段。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东实股权多元化改革,混改企业中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非国有股东会积极寻求参与企业公司治理来维护自身权益,也会对国有股东形成有效制衡。而且,随着非国有股东占企业全部股权比重的提升,这种制衡力量会更加明显,从而促使国资监管机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法人治理结构行使股东权利。因此,本文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监管体制转变的基本实现形式和手段。

呼延高娃^[3]（2021）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路》文中研究说明目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迎来了全新挑战,因此,国有企业亟需进行改革。本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文章主要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关系,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管理的创新思路与对策,希望可以提供借鉴和参考。

张强,葛佳鑫^[4]（2021）在《跨国并购的行业政策风险控制分析——以汤臣倍健并购LSG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推向了高潮。然而跨国并购过程复杂、风险丛生,往往无法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文章以汤臣倍健跨国并购LSG为例,追溯了汤臣倍健从2018年高溢价收购LSG到2019年受到电商法冲击,公司业绩因计提巨额商誉减值惨遭"滑铁卢"的全过程。分析汤臣倍健首次海外并购所遭遇的行业政策风险以及控制措施,旨在为其他有意跨国并购的企业提出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建议。

杜一鸣^[5]（2021）在《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发展趋势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国有企业作为重要创新主体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是一贯的政治原则,也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任务对企业党组织建设提出新要求,如何通过党组织建设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丰富党建理论、发展国有企业党组织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回答“何以能够”的问题,通过梳理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逻辑,从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辨证关系出发,论证党组织建设具体作用于企业创新必要且可行;其次梳理党组织建设“如何开展”,建构党组织职能的理论框架,为研究创新任务下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分析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与有效作用”,依托现实案例、归纳具体路径,在具体实践基础上归纳党组织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党组织建设提升国有企业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识与能力,以学习促进企业内部对于创新资源的吸收力并依托党组织这一有效平台加强与外部网络的沟通交流,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

李尚^[6]（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迟也迪^[7]（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陈晨^[8]（2021）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中粮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体制是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进入全球化战略时代的客观的发展需求。国有资本的法定资产代理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主导地位,保障国有资本的地位和优势也是新时代经济期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要求条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明晰政府与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对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重新界定分配。实现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促进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改进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积极在国有企业开展改革混合所有制对于提升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增强核心主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文中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角度考虑,分析国企改革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并选择中粮集团以及旗下专业化公司分类分层次推动混改的实践进行经典案例分析,总结出中粮集团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并提高治理效果和经营业绩。本文主要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对比分析方法开展案例研究,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来对公司治理开展科学研究剖析。全篇一共被划分成六个部分,第一章首先是简单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章对文中几个核心概念和论文涉及到的主要理论进行了介绍,为接下来的案例分析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第三章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中粮集团的基本情况和阶段性公司治理策略,然后详细地介绍了中粮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的原因和动机,最后又系统地介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混改后的公司治理特征。第四章从公司内部治理的结构与外部治理的机制两个角度来分析国企改革之后的公司治理效果,并用杜邦分析法分析和评价企业经营绩效。公司治理包括股东层面治理、董事会层面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其他外部主体和外部市场机制的治理,从这四个方面来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中粮集团治理的实际效果展开剖析。通过对第四章节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在第五章中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与启示。概括了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对同类型国企的启示,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全过程中对公司治理的提升应从公司内外部环境一同考虑,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伴随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将成为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中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给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参考意义,也为健全公司治理提供了具有学习借鉴价值的实例。

吴月^[9]（2021）在《松阳县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的良好发展推动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增长。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有企业为了解决经营体制上所产生的问题,不断进行着各方面的改革。自2013年起,国资国企改革自进入新时期。2015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形成了以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为核心的“1+N”制度体系,对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开展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并仍在不断补充及更新各项改革要求的政策制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面临着向“管资本”为主的职能转变,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度体系指导下,稳步推进国资国企各项改革。因此,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对国有资产监管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内容较多,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资产监管都有所研究,而对于盈利能力弱、资产量小的县级国有资产监管的研究对比之下较少。松阳县自2018年起,开启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因此国有资产监管处于过渡阶段。本文以松阳县国有资产监管为例展开研究,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归纳整理研究主题成果,并提炼了研究框架。其次,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了阐释,并回顾了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变迁,对主要概念及理论进行了陈述。接着,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对目前已开展的县国有资产体制改革现状进行分析,再结合调研访谈法得出松阳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原因。然后,提出明确监管部门权责定位、优化国资监管制度规范,形成有效制衡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搭建多元监管体系,健全人才引入及培养机制五个针对性对策建议,改善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根据前面部分的研究得出结论。这对于完善松阳县国有资产监管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县开展国资监管提供了参考。

贾姝^[10]（2021）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党建研究 ——以山西省怀仁市S国有煤炭企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地位重要、作用关键、不可替代,“必须搞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是中国国有经济立于不败之地的成功之源。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作为中国基层党建的重要一环,关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基层国企的贯彻落实,在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与完善。中共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国有企业党建必须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改革新情况,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当前,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暴露出诸多与改革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既不利于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在国有企业的充分发挥,也阻碍了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突破口的国企改革进程。本文立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山西省怀仁市S国有煤炭企业为例,对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展开研究,旨在针对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剖析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国有企业今后更好地开展党建工作有所帮助。全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展开研究和探索。其中,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是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阐述的是国有企业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加强国有企业党建的必要性,首先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党建面临的挑战,其次通过案例分析,提炼出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存在的共性问题。第四部分以山西省怀仁市S国有煤炭企业为例,归纳其针对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对策措施,并分析了对策的合理性。第五部分则根据前文得出启示,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在党建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总结共性经验,主要围绕思想政治引领、人才队伍建设、党建融入中心、体制机制创新、精神文化建设等五个方面展开研究。

二、加强管理,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管理,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4）跨国并购的行业政策风险控制分析——以汤臣倍健并购LSG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中粮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松阳县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党建研究 ——以山西省怀仁市S国有煤炭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强管理,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D]. 周希禛. 吉林大学, 2021
• [2]国资监管体制转变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杨良平. 吉林大学, 2021
• [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路[J]. 呼延高娃. 现代营销(经营版), 2021(10)
• [4]跨国并购的行业政策风险控制分析——以汤臣倍健并购LSG为例[J]. 张强,葛佳鑫. 当代会计, 2021
• [5]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杜一鸣. 浙江大学, 2021(01)
• [6]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8]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中粮集团为例[D]. 陈晨.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9]松阳县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问题研究[D]. 吴月.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10]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党建研究 ——以山西省怀仁市S国有煤炭企业为例[D]. 贾姝.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