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武雪子[2]（2019）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与防范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日渐加剧,极端天气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气候适应型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因素,若不加以防范就会进一步扩大,直到爆发严重的气候灾害事件,阻碍城市的发展。论文以西安市为例进行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与防范研究,旨在识别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关键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构建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多部门协同防范体系。围绕这一目标,论文展开如下研究:首先,分析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的生成机理并识别风险因素。基于风险管理理论及风险生成的一般机理,分析气候灾害事件生成及演化过程,推导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的生成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进行识别,并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分类,形成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清单;其次,构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基于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的生成机理,通过气候灾害事件因果逻辑推演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间相关关系进行识别,根据识别出的相关关系构建邻接矩阵,得到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然后,以西安市为例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已构建的风险网络,通过专家打分对网络边权进行赋值,采用改进的PageRank算法对网络节点进行重要性评估,得出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关键因素;最后,针对关键因素进行风险防范。在微观层面,从风险源和风险中介两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在宏观层面,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结合西安市的基本情况,从组织设计、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三方面构建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多部门协同防范体系。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案例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识别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因素28个,风险事件1个、风险结果1个。28个风险因素中有9个风险源（风险因素）和19个风险中介（风险因素）;2)通过因果逻辑推演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间相关关系进行识别,构建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3)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以西安市为例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的风险源关键因素7个,主要表现在城市相关规划中未考虑气候变化因素、政策法规不健全、专业人才培养迟缓等方面。风险中介关键因素8个,主要表现在城市气候适应性技术缺乏、城市气候适应性资金缺乏、责任主体界定不清等方面,进而针对关键风险因素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4)基于风险管理理论,从组织设计、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三方面构建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多部门协同防范体系。在组织设计方面,构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作为风险防范体系的“大脑”;在运行机制方面,基于多部门协同办公,搭建“风险监测—风险预测与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处置—后评价”的线下运行流程及线上基础平台;在保障措施方面,通过人才、资金、技术和制度保障,为风险防范体系能够落地提供全方位支持。论文研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一方面拓宽了风险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另一方面为政府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为城市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王敬照[3]（2018）在《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生态保护的发展历程中,大众媒介一直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媒体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本文以白洋淀生态保护中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40多年来白洋淀生态报道的发展变化,从微观角度探究中国媒体在生态保护中的角色及作用,并力图揭示媒体生态报道背后的影响和制约因素,以期为白洋淀生态保护乃至中国的生态保护提供参考。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选取了1972年至2018年的有关白洋淀生态保护的（报纸）新闻报道,同时结合保定市、安新县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环境年鉴河北部分、河北经济年鉴环境保护部分的内容以及有关白洋淀四次综合治理的文件档案,进行整理、统计、分析,从政府主导下的白洋淀生态报道、媒体构建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和雄安新区语境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三个阶段进行系统阐述。本文认为,媒体在生态报道中受政府、公众以及媒介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媒体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切实担负起生态政策的宣传者、生态风险的监督者、生态对话的参与者和生态教育的推动者的角色和职责。
张灏[4]（2018）在《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科技飞速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频次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扩展,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逐渐增强。科技作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由科技应用而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具有的各种特性也带来了许多风险,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活动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后,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有关的风险理论与风险学说,一般说来,科技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科技自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有限性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使科技治理增加困难,甚至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内部风险的受体主要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主体。外部风险是科技治理与应用等过程中,科技活动或人工物对已有物（如生态环境、有限资源等）、人自身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危害（如科技活动主体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转嫁各类风险,导致风险分配不正义而成为影响社会与世界稳定的风险源）。外部风险受体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主体外,还有各类非直接参与的主体,以及自然生态等非人主体。科技风险的存在就需要治理。科技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不同行动者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具有差异性。而且长期以来,有些风险无法进行归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当代科技正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当前由科技应用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主题之一,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将科技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现阶段科技风险研究领域来看,全社会对于科技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相关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地指导科技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科技风险的成因、属性及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积极探索在风险社会下治理科技风险的新型模式,尽可能地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促进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选题是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绿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引领下,综合当代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科技风险做出新的界定,由于科技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使科技在其应用过程中或应用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并且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危害。我们需要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快的扩散性、连锁反应性和生成的渐进性等特征,就科技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以及成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努力克服或降低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夸大、市场经济中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以及对科技盲目崇拜的价值观和科技道德的滑坡等导致科技风险增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科技风险的治理,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社会和公众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要加强法制控制、道德控制、科技控制、完善科技风险评估机制、全球协同治理科技风险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手段,期望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科技风险的目的。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如下: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省,加快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朝着绿色的路径发展。只有以绿色发展观作为指导建设现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科技风险治理创新机制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科技风险,加快社会架构的调整,将绿色社会从理论变为现实。为此首先界定什么是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就是指在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负面效应。科技所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物、信息、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实际消费和享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显性危害、隐性危害和潜在危害。科技风险主要分为狭义风险和广义风险。科技既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让人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使用价值,也会给人类带来科技风险,带来灾难。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科技风险。为了治理科技风险,我们需要树立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念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发展观念创新的结果,彰显了由科学发展观直至五项发展观念的改变,不但是意识领域创新的体现,还是实践形成的结果,这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行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是利用绿色发展带动生态文明建设,以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我们看到,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在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同时发现科技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其自身本身也存在风险。传统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不能回应来自当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现实转向:坚持绿色发展: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际之间的和谐与自由。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如何引导科技发挥积极动力。在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治理我国的科技风险,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达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玉”的目的。在以绿色发展观指导探讨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对策时,我们初步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对策。我们认为,风险是科技的内在属性之一,虽然科技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可以将科技风险的负效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最终促使科技为人类社会造福。坚持绿色发展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担当。我们应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张泽芳[5]（2018）在《基于GIS的北京市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文中指出水资源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基于北京市水资源极度短缺的现状,国家正在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但是关于水源涵养功能的评价一直以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和体系。因此本研究以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建立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市的水源涵养功能进行评价,对该区域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建设及水资源保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次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1）建立水源涵养功能评价体系。针对研究区的特点,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确定植被因子、地形因子、土壤因子、气候因子作为评价准则层。选取土地利用方式、植被覆盖度、植被类型、坡向、坡度、海拔、土壤质地、土壤厚度、土壤最大持水量、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蒸发量和年平均温度作为评价指标。（2）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相结合,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模型。通过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结合GIS技术,得到各指标因子空间化分布图和标准化图,最终叠加得到北京市多因子综合的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分布图。（3）对北京市水源涵养功能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北京市水源涵养功能良好,评分最高值为92.4178,最低值为17.4949,从平原区向山区水源涵养功能逐渐增加。通过分级发现,北京市水源涵养功能以高度重要（42.22%）和重度重要（39.79%）为主。北京市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与北京市水系分布一致,高度重要区主要分布在海拔100-500m的林地上,重度重要区主要分布在旱地和草地上。而轻度重要区则主要分布在城区。一般重要区占比很小,不到0.1%。对各个行政区的评价结果表明,水源涵养功能较高的地区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怀柔区、昌平区,最差的是西城区和东城区,几乎全境都是轻度重要。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加强对水源涵养功能较好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建设生态循环经济带并提高区域的水资源承载力。
戴雄赐[6]（2016）在《紧凑城市理论与北京蔓延研究》文中提出1990年代以来,紧凑城市（精明增长）被西方国家视为城市蔓延的主要治理政策。紧凑城市具有高密度、混合使用、公共交通等特征,目的在于促进城市土地与能源集约利用,提高社会公平与城市活力等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段期间,北京中心城边缘出现聚集性圈层蔓延（摊大饼）,并带动周边乡镇农村的分散性点状蔓延。北京蔓延导致交通堵塞、绿带蚕食、中心城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然而,城市蔓延并非仅为负面名词,它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社会总体福利具有正面贡献;蔓延不等同城市空间增长,是指不规则、低密度、与规划脱序的城市边缘区开发。论文比较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大都会区蔓延影响、机制、治理成效,期能理解中西城市蔓延机制差异,找出适用于北京蔓延治理对策。主要结论:1紧凑城市的直接效用在于节约土地利用、提升能源效率、基础设施成本,间接促进社会公平与城市经济发展,但对减少交通量与能耗效果不佳。英美城市蔓延动力机制由市场（价格、供需与竞争）带动,中国则由政策（土地、住房与产业）与制度（土地、财税、政府、规划）推动。城市蔓延是政府、开发商、农民与环保团体,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博弈过程。比较分析发现,英国与中国台湾城市边缘区农业土地利用较集约,美国与中国较粗放。原因在于英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单位农场面积小、社会监督力量大、土地移转交易成本高、制约农地移转规模;城乡规划管理规范化、规划与财税工具并用,奖励与引导并行、有序引导人口向城镇紧凑集中。2北京蔓延:北京蔓延是中心城聚集性蔓延与周边乡镇农村分散性蔓延的综合表现。北京在郊区人口增长量、建设用地/常住人口增量比、交通成本增加与耕地流失四个测度上,以及建设活动与规划脱节方面,证实出现城市蔓延现象。北京蔓延表层原因是工业外移、房地产、新城规划等政策推动,深层原因是二元土地制、分税制、市辖区制度与城乡规划法缺陷导致。论文对通州新城与周边乡镇土地利用变化的实证研究,发现通州已经出现类似北京蔓延现象与问题,蔓延甚至延伸至河北燕郊、大厂地区。治理对策:采取引导性与限制性综合治理对策,通过设置区域性的增长边界、服务边界、税收共享与发展权移转等工具,促进人口与产业向新城紧凑集中,维护乡村生态绿地系统。同时,为了保证政策工具永续实施,建议完善相应土地与财税、行政与规划制度。
IUD中国政务舆情监测中心[7]（2014）在《京渝沪“洋顾问”今年带来哪些“洋”点子》文中提出继5月27日北京市召开第十一届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9月21日重庆市召开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九届年会后,11月2日,第26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在沪召开。作为三城市政府一把手的洋智囊团,历年咨询会上,这些来自全球知名跨国企业的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都不遗余力地为京渝沪三市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设立这样的国际顾问团机制是三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同样也是让国际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发展与各城市间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钟华[8]（2014）在《基于生态承载力的土地利用优化研究 ——以怀来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一定区域有限土地供给与无限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加严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冲突更加突出。如何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使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世界各国以及各个地区尺度都在谋求解决的现实问题。论文选取位于北京西北部、永定河上游的河北省怀来县进行基于生态承载力的县域土地优化研究,通过土地优化协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山地、盆地、黄土、沙丘、河流、水库等地貌类型多样,林地、耕地、园地、草地、荒地等生态植被类型复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河北张家口区域较为先进,因此,研究其在全国有一定代表性,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采用地理信息技术、生态足迹法、多目标规划模型等方法,针对怀来县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生态承载力、适宜性、土地优化等方面的研究。首先,论文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规律及原因进行研究。通过解译怀来县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卫星遥感图像获得其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然后结合调查获取的其他信息,利用转移矩阵及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结构、空间分布、动态度（时间序列）、类型转换等变化情况及原因。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各种类型土地面积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同一类型的土地不同时期其变化不同,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土地其变化不同。变化速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是,未利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园地>水域>草地>耕地>林地。11年间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1.26%,其中,2000年-2005年为1.91%,2005-2010年为0.87%。其次,论文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与分析。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对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进行了改进,使其计算结果更符合怀来县实际。根据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怀来县2000～2010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生态赤字）、生态压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引起变化的关键因素及变动趋势进行了挖掘和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虽然从趋势看总体都处于上升,但两者升幅大不相同,人均生态赤字呈扩大趋势。生态压力指数从2000年的0.52较安全变为2010年的1.15较不安全,11年间的平均值为0.95,总体处于较不安全状态。再次,论文采用指数加和法和限制因子法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根据怀来县的自然条件和评价因子的选取原则,结合专家咨询结果,经过论证、筛选,选取了坡向、高程、坡度、水资源、土壤有机质等。采用极限因子法和指数加和法,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怀来县土地资源不同用途的适宜性和适宜程度进行评定,找到土地利用的最适宜方式。结果表明：怀来县东西部平原区最适宜耕地和园地的种植；南北丘陵区较为适宜园地、林地、草地；而南北山区更加适合种植林灌。最后,论文对土地优化预测、分析、评价及对策进行研究。采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2020年怀来县土地利用结构。采用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以土地利用生态承载力和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作为目标函数,设置生态最优、生态优先、生态经济并重、经济最优、经济优先5个情景进行不同目标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预测。然后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结构下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产出的经济效益,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未来生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可能筛选优化方案,最终选择了经济生态并重情景：与2010年相比,生态承载力增加了39.50%,经济效益增加了130.95%,基本能够满足2020年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对土地的需求。同时依据怀来县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确定的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结构进行空间分布优化,得到怀来县2020年土地利用优化图。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分别针对怀来县的水资源、耕地、林地、园地、草地和建设用地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为当地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赵强[9]（2012）在《城市健康生态社区评价体系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对能源资源的消耗日益加增，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城市环境恶化、人体机能弱化等一系列问题，“健康”、“生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社区作为人居环境科学五大层次之一，是城市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衔接宏观生态城市层面和微观绿色建筑层面的中观层面人类聚居栖地，在降低居住建筑能耗，改善社区居住环境，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社区生态系统内源性循环与外源性循环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和细致梳理，按照问题探源——分析提炼——研究解决——实例引证的逻辑方式，针对社区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探源，首先是在分析健康、生态、社区各类定义的基础上，抽象出健康生态社区的定义、内涵和基本特征；然后分析中西方生态价值观的演进，构建多维生态价值观；最后分析诊断与社区发展相关的城市“病症”，为下一步研究“治疗良药”提供基础资料。第二部分为分析提炼，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生态社区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叙述各指标体系的概况，分析指标体系的构架、指标项内容、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得出不同指标体系的特点和优缺点，通过对不同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和相关性提炼，为健康生态社区评价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案例基础。第三部分为研究解决，客观地总结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分析我国与“社区疾病”有关的城市问题，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影响社区生存和发展的各类因素，并将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引入社区，立足于指标体系的系统性、综合性，充分挖掘了各层级指标之间和同层级内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按照横向分类和纵向分级的方法，创建了社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搭建了一个科学的健康生态社区评价数学模型，为社区决策工作的可操作性构建了客观、实用的基础平台。第四部分为实例引证，详细介绍了社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践案例检验。即利用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将指标体系应用到中新天津生态城的社区评价中，收集基础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论证健康生态社区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樊华[10]（2010）在《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陕北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陕北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岩盐资源丰富,具有发展能源化工产业的良好资源条件,但陕北地处中国黄土高原中部,多属于长城沿线风沙滩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这样一个生态脆弱地区发展能源化工产业,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基地大规模开发,已造成局部生态环境恶化,成为陕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解决好基地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保证陕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运用生态足迹方法,从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等方面,对陕北1997～2006年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变化进行定量评估,并运用灰色系统模型对陕北2010～2020年的生态环境供需情况进行预测。基于以上基础运用万元GDP生态足迹模型、万元GDP生态赤字模型、生态足迹多样性及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模型和主成份分析法对陕北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生态足迹社会经济驱动力因子进行了分析。特别针对陕北水资源匮乏这一发展制约因素,建立了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对陕北1997-2006年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评价。以上分析结果揭示了陕北已有社会生产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当前生态环境供需情况和将来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小生态足迹、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途径和对策,构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和保障体系。以下是本文的基本结论：1.1997～2006年陕北生态足迹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从1997年的765.9万hm2,到2006年1735.31万hm2,增长了2.27倍。从生态足迹的组成结构来看,10年间生态足迹总量中化石能源用地所占比例最大,为80.2%,这说明对能源消耗的控制是减少生态足迹的关键。2.1997～2006年陕北生态承载力的波动较大,10年间最低点为329.98万hm2,最高点为431.31万hm2。这说明生态承载力不稳定,受环境波动影响较大。陕北的生态承载力主要由耕地、林地和草地构成,10年总值占到总生态承载力的93.22%。但是这三项的生产力均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是陕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保障陕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3.1997～2006年陕北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从1997年的765.90万hm2增长到2006年的1735.31万hm2,增长了近2.3倍。这说明,陕北作为能源化工基地在能源与矿产的开采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是巨大的,目前本地区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通过不同地类生态赤字对比,发现通过单一的提高生物能源生产性土地面积来消减生态赤字是不可行的,生态赤字需要从更大区域尺度和生态补偿等方面进行消减。4.利用灰色系统理论预测模型,预测陕北2020年人均生态足迹将达到7.774hm2／人,人均可利用生态承载力为0.670 hm2／人,生态赤字将达到7.104hm2,陕北地区生态环境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大。5.陕北万元GDP生态足迹、万元GDP生态赤字自1999年来开始呈下降趋势,表明陕北的资源利用效率向呈上升趋势,说明工业经济的发展能较大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6.陕北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1997～2006年整体呈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下降0.031。期间Ulanowicz发展能力指数从整体保持上升势头,平均每年上升0.049。这说明陕北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生态足迹需求的增长来实现。在生态承载力有限的前提下一味依靠提高生态足迹来满足经济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必将导致生态赤字进一步加大,生态系统将严重受损。7.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对陕北区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发现影响陕北生态足迹的主要因素为非农业人口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说明由于非农业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区域系统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了区域对自然资源的生态需求,因此占用了更多的资源与能源。8.本文借鉴生态足迹方法,对陕北地区水资源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从1997～2006年,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量由1997年的9.42×10-4hm2／人增加到2006年的22.01×10-4hm2／人,10年间人均生态赤字量增加2倍多。这对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合理有效利用成为陕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9.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陕北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建设、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循环经济的建设、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恢复、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的建设。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气候适应型城市的研究综述 |
| 1.2.2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的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述 |
| 2.1.1 气候适应型城市 |
| 2.1.2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风险管理理论 |
| 2.2.2 复杂网络理论 |
| 2.2.3 城市治理理论 |
| 2.3 风险生成机理 |
| 2.3.1 风险生成一般机理 |
| 2.3.2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的生成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识别 |
| 3.1 风险识别方法介绍及选取 |
| 3.1.1 风险识别方法介绍 |
| 3.1.2 风险识别方法选取 |
| 3.2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识别 |
| 3.2.1 基于案例研究法的风险识别 |
| 3.2.2 基于文献分析法的风险识别 |
| 3.3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清单确定 |
| 3.4 本章小结 |
| 4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拓扑构建 |
| 4.1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构建 |
| 4.1.1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间相关关系识别 |
| 4.1.2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的确定 |
| 4.2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边权确定的方法 |
| 4.3 本章小结 |
| 5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 |
| 5.1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方法 |
| 5.1.1 复杂网络模型理论基础 |
| 5.1.2 网络节点重要性评估方法的选取 |
| 5.2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
| 5.2.1 西安市基本概况及气候变化现状 |
| 5.2.2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边权的确定 |
| 5.2.3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网络节点重要性评估 |
| 5.2.4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关键因素的确定 |
| 5.3 本章小结 |
| 6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防范 |
| 6.1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防范措施 |
| 6.1.1 风险源防范 |
| 6.1.2 风险中介防范 |
| 6.2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多部门协同防范体系 |
| 6.2.1 多部门协同防范体系的构建思路 |
| 6.2.2 多部门协同防范的组织设计 |
| 6.2.3 多部门协同防范的运行机制 |
| 6.2.4 多部门协同防范的保障措施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七大地理区域灾害情况统计(2012-2016 年) |
| B 基于文献分析法的风险因素合并过程 |
| C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邻接矩阵A |
| D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相关性问卷 |
| E 西安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风险加权邻接矩阵W |
| F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G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创新点 |
| 1.3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3.1 白洋淀 |
| 1.3.2 环境新闻与生态新闻 |
| 1.4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政府主导下的白洋淀生态报道(1972-1998) |
| 2.1 白洋淀第一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72-1983) |
| 2.1.1 白洋淀污染问题的产生与第一次集中治理简介 |
| 2.1.2 沉默与回避:1972-1976年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2.1.3 启蒙与科普:1977-1983年的白洋淀环境报道 |
| 2.2 白洋淀第二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84-1991) |
| 2.2.1 数量分析 |
| 2.2.2 内容分析 |
| 2.2.3 效果分析 |
| 2.3 白洋淀第三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92-1998) |
| 2.3.1 整体分析 |
| 2.3.2 案例分析:以“燕赵环保世纪行”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为例 |
| 第3章 媒体建构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1999-2016) |
| 3.1 本阶段白洋淀生态报道综述 |
| 3.1.1 报道主体分析 |
| 3.1.2 报道理念分析 |
| 3.1.3 报道手段分析 |
| 3.2 党报与都市类报纸的比较分析:以白洋淀干淀与补水报道为例 |
| 3.2.1 案例与研究设计 |
| 3.2.2 新闻来源 |
| 3.2.3 新闻体裁与报道主题 |
| 3.2.4 报道基调 |
| 3.2.5 报道细节 |
| 3.2.6 结论与讨论 |
| 3.3 本地与异地媒体的比较分析:以白洋淀死鱼事件报道为例 |
| 3.3.1 四次死鱼事件报道的整体分析 |
| 3.3.2 第二次死鱼事件报道的个案分析 |
| 第4章 雄安新区语境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2017-2018) |
| 4.1 传统媒体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4.1.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专家角色 |
| 4.1.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政府形象 |
| 4.1.3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公众诉求 |
| 4.1.4 讨论与结论:反思与监督性报道不足 |
| 4.2 新媒体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4.2.1 数量分析 |
| 4.2.2 效果分析 |
| 4.2.3 案例分析:以白洋淀芦苇问题的全媒体报道为例 |
| 第5章 白洋淀生态报道制约因素分析:政府、公众与媒介 |
| 5.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地方政府 |
| 5.1.1 地方政府与生态报道的正向互动 |
| 5.1.2 地方政府对白洋淀生态报道的负面制约 |
| 5.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 |
| 5.2.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环保意识 |
| 5.2.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环保行动 |
| 5.3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媒介 |
| 5.3.1 媒介的双重属性让白洋淀生态报道在夹缝中生存 |
| 5.3.2 媒介的报道观念让白洋淀生态报道片面发展 |
| 5.3.3 媒介的记者素养让白洋淀生态报道质量参差不齐 |
| 第6章 白洋淀生态保护中媒体的角色和未来之路 |
| 6.1 白洋淀生态保护中媒体的角色 |
| 6.1.1 生态政策的宣传者 |
| 6.1.2 生态风险的监督者 |
| 6.1.3 生态对话的参与者 |
| 6.1.4 生态教育的推动者 |
| 6.2 白洋淀生态报道的未来之路 |
| 6.2.1 创新机制,优化白洋淀生态报道的外部环境 |
| 6.2.2 转变观念,重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科技风险治理的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课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1.2.1 绿色发展 |
| 1.2.2 科技风险 |
| 1.3 研究方法及重点与难点 |
| 1.3.1 论文研究方法 |
| 1.3.2 本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2章 我国科技风险问题的产生及其后果 |
| 2.1 科技风险与特征 |
| 2.1.1 科技风险的界定与分类 |
| 2.1.2 科技风险的特征 |
| 2.2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风险的可能性 |
| 2.2.1 科技风险问题的明确 |
| 2.2.2 科技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2.3 科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
| 2.2.4 科技中社会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 |
| 2.3 我国科技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及特征 |
| 2.3.1 生态资源风险 |
| 2.3.2 生命生存风险 |
| 2.3.3 社会风险 |
| 第3章 绿色发展观的兴起 |
| 3.1 绿色发展观的生态内涵及基本特征 |
| 3.1.1 生态内涵 |
| 3.1.2 基本特征 |
| 3.2 绿色发展观的理论缘起 |
| 3.2.1 中国传统文化中“见素抱朴”观 |
| 3.2.2 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 |
| 3.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 |
| 3.3 绿色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3.1 社会进步的现实困境 |
| 3.3.2 全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
| 3.3.3 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 |
| 3.4 绿色发展观的现实评价 |
| 3.4.1 从文明形态的角度来看 |
| 3.4.2 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来看 |
| 3.4.3 从发展愿景的角度来看 |
| 第4章 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的治理 |
| 4.1 在防控科技风险上容易发生的可能性 |
| 4.1.1 偏离以人为本理念的可能性 |
| 4.1.2 偏离全面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1.3 偏离协调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1.4 偏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2 我国在科技风险防控策略上存在的问题 |
| 4.2.1 观念缺失 |
| 4.2.2 科研逻辑缺失 |
| 4.2.3 内在属性缺失 |
| 4.2.4 工具缺失 |
| 4.2.5 政策缺失 |
| 4.3 传统治理方式面临的挑战 |
| 4.3.1 责任主体分配不明晰 |
| 4.3.2 公众风险意识不清醒 |
| 4.3.3 科技理性工具化与政策选择失衡 |
| 4.4 绿色发展对科技风险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
| 4.4.1 绿色发展观对科技风险治理的意义 |
| 4.4.2 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
| 第5章 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我们的重新思考 |
| 5.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 5.1.1 美国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2 英国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3 日韩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4 其他国家科技治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治理 |
| 5.2 对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启示 |
| 5.2.1 从社会参与者层面来讲 |
| 5.2.2 从政府治理的层面来讲 |
| 5.2.3 从各组织因素差异层面来讲 |
| 第6章 中国科技风险治理应对策略探讨 |
| 6.1 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 |
| 6.1.1 对中国当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基本思路 |
| 6.1.2 基本原则 |
| 6.1.3 策略选择 |
| 6.2 主要对策 |
| 6.2.1 全面认识绿色发展战略 |
| 6.2.2 政府职能由主导向引导转变 |
| 6.2.3 市场导向机制的完善 |
| 6.2.4 公众参与和协商制度的设立 |
| 6.3 保障机制 |
| 6.3.1 切实推进绿色产业链建设 |
| 6.3.2 强化绿色配套保障措施的建设 |
| 6.3.3 建立绿色成果共享机制 |
| 结语 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2.1 水源涵养功能研究现状 |
| 1.2.2 GIS在水源涵养功能评价中的运用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环境条件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土壤植被 |
| 2.1.4 气象水文 |
| 2.2 社会经济条件 |
| 2.2.1 社会经济情况 |
| 2.2.2 土地利用情况 |
| 2.2.3 人口情况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德尔菲法(Delphi) |
| 3.2.2 层次分析法(AHP) |
| 3.3 技术路线 |
| 4 水源涵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 4.2 水源涵养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依据 |
| 4.3 指标权重确定 |
| 4.3.1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
| 4.3.2 构造判断矩阵 |
| 4.3.3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
| 4.3.4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
| 4.4 水源涵养功能等级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
| 5 指标数据获取及标准化 |
| 5.1 指标数据来源 |
| 5.2 各指标数据的获取 |
| 5.2.1 植被覆盖度 |
| 5.2.2 植被类型 |
| 5.2.3 土地利用方式 |
| 5.2.4 海拔 |
| 5.2.5 坡度 |
| 5.2.6 坡向 |
| 5.2.7 土壤质地 |
| 5.2.8 土壤厚度和土壤最大持水量 |
| 5.2.9 年平均降水量 |
| 5.2.10 年平均温度 |
| 5.2.11 年平均蒸发量 |
| 5.3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
| 5.3.1 评价指标标准化方法 |
| 5.3.2 各指标标准化结果 |
| 6 水源涵养功能综合评价 |
| 6.1 水源涵养功能综合评价结果 |
| 6.1.1 水源涵养功能指数 |
| 6.1.2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空间分布 |
| 6.1.3 水源涵养功能综合评价 |
| 6.2 对策及建议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主题 |
| 1.1.1 紧凑城市理论研究 |
| 1.1.2 美国、英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城市蔓延 |
| 1.1.3 中西城市蔓延现象、机制、治理与内涵差异 |
| 1.1.4 中西蔓延机制与治理对策的横向比较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北京市区摊大饼与郊区蔓延 |
| 1.2.2 快速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借鉴意义 |
| 1.4 研究视角和创新点 |
| 1.4.1 蔓延机制视角 |
| 1.4.2 社会制度视角 |
| 1.4.3 京津冀视角 |
| 1.4.4 国内相关研究 |
| 1.4.5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国内研究回顾 |
| 1.6.1 城市蔓延测度 |
| 1.6.2 蔓延机制解释 |
| 1.6.3 土地集约利用 |
| 1.6.4 紧凑城市内涵与应用 |
| 第2章 城市蔓延研究与紧凑城市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密度 |
| 2.1.2 紧凑度 |
| 2.1.3 直观感觉 |
| 2.1.4 可达性与机动力 |
| 2.2 城市蔓延研究 |
| 2.2.1 定义、历程、测度 |
| 2.2.2 蔓延机制解释 |
| 2.2.3 蔓延经济贡献与负外部作用 |
| 2.2.4 蔓延治理的政策工具效益分析 |
| 2.2.5 蔓延治理中的反政府干预 |
| 2.3 紧凑城市理论 |
| 2.3.1 紧凑城市概念、目标与形态 |
| 2.3.2 土地与能源消耗 |
| 2.3.3 社会公平与环境质量 |
| 2.3.4 交通量与交通能耗 |
| 2.4 紧凑城市政策 |
| 2.4.1 紧凑城市与精明增长政策差异 |
| 2.4.2 市场接受度 |
| 2.4.3 政治可行性 |
| 2.5 本章小结 |
| 2.5.1 再城市化研究兴起 |
| 2.5.2 “紧凑新城”还是“紧凑旧城”？ |
| 第3章 美国精明增长理论政策、策略与实施 |
| 3.1 城市蔓延历程 |
| 3.1.1 西进运动（1801-1920 年） |
| 3.1.2 蔓延前导期（1870-1920 年） |
| 3.1.3 第一次大蔓延（1920-1940 年） |
| 3.1.4 第二次大蔓延（1960-1990 年） |
| 3.1.5 1990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发展变化 |
| 3.2 蔓延机制与影响 |
| 3.2.1 制度性因素 |
| 3.2.2 政策性因素 |
| 3.2.3 社会经济性因素 |
| 3.3 精明增长政策实践 |
| 3.3.1 政府管制或自由放任 |
| 3.3.2 精明增长政策实施的四种导向 |
| 3.3.3 区域管制 |
| 3.3.4 公共交通 |
| 3.3.5 城市设计 |
| 3.3.6 公共治理 |
| 3.4 增长管理技术工具 |
| 3.4.1 城市增长边界 |
| 3.4.2 城市服务边界 |
| 3.4.3 房产税、税收级差与税收共享 |
| 3.4.4 发展权移转 |
| 3.4.5 区划法调整 |
| 3.4.6 实施效果评估 |
| 3.5 本章小结 |
| 3.5.1 美国城市蔓延机制、社会经济贡献、再城市化 |
| 3.5.2 美国精明增长政策对中国城市蔓延治理的借鉴 |
| 第4章 英国城市蔓延与紧凑城市政策 |
| 4.1 城市蔓延历程 |
| 4.1.1 圈地运动、早期工业城市 |
| 4.1.2 伦敦第一次与第二次蔓延 |
| 4.1.3 伦敦第三次蔓延 |
| 4.1.4 伦敦再城市化 |
| 4.2 蔓延机制与影响 |
| 4.2.1 制度性因素 |
| 4.2.2 政策性因素 |
| 4.2.3 社会经济性因素 |
| 4.3 紧凑政策与实践 |
| 4.3.1 1990 年代以来的紧凑城市政策 |
| 4.3.2 紧凑城市政策实施的三个策略 |
| 4.3.3 区域与城市规划法案、城市管理与财税条例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政党轮替背景下的英国紧凑城市政策实施 |
| 4.4.2 英国新城政策实施对北京新城规划的借鉴 |
| 第5章 中国台湾地区城市化与土地利用政策 |
| 5.1 城市化历程 |
| 5.1.1 二战后的台湾城市扩张 |
| 5.1.2 城市发展特征与土地利用情况 |
| 5.2 土地集约利用机制与影响 |
| 5.2.1 制度性因素 |
| 5.2.2 政策性因素 |
| 5.2.3 社会经济性因素 |
| 5.3 都市发展管制与引导政策 |
| 5.3.1 城市规划管理、可持续发展与社区治理 |
| 5.3.2 都市更新与容积移转 |
| 5.4 本章小结 |
| 5.4.1 农村土地改革的借鉴 |
| 5.4.2 土地征收制度的借鉴 |
| 5.4.3 城乡规划法与建筑法规的借鉴 |
| 5.4.4 基础设施建设的借鉴 |
| 第6章 北京城市蔓延历程, 测度与问题 |
| 6.1 北京城市蔓延历程 |
| 6.1.1 地域概念 |
| 6.1.2 中心城建成区扩张历程 |
| 6.1.3 城乡建设用地变化 |
| 6.2 北京城市蔓延测度 |
| 6.2.1 蔓延测度与空间特征 |
| 6.2.2 空间扩展特征 |
| 6.2.3 土地利用变更 |
| 6.2.4 土地利用调控目标 |
| 6.3 北京蔓延正向贡献与负外部作用 |
| 6.3.1 正向贡献 |
| 6.3.2 负外部作用 |
| 6.4 本章小结 |
| 6.4.1 北京摊大饼是“蔓延”还是“紧凑”？ |
| 6.4.2 中心城“摊大饼”的经济贡献与负外部作用 |
| 6.4.3 城市蔓延的经济贡献与副外部作用 |
| 6.4.4 北京与英美城市蔓延特征的国际比较 |
| 第7章 北京蔓延的社会经济、政策、制度性因素 |
| 7.1 北京蔓延的社会经济性因素 |
| 7.1.1 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 |
| 7.1.2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与水平 |
| 7.1.3 就业区位 |
| 7.1.4 商业购物空间 |
| 7.1.5 房地产建设 |
| 7.2 北京蔓延的政策性因素 |
| 7.2.1 土地有偿使用 |
| 7.2.2 房屋货币化 |
| 7.3 北京蔓延的制度性因素 |
| 7.3.1 土地制度 |
| 7.3.2 财税制度 |
| 7.3.3 治理制度 |
| 7.3.4 规划制度 |
| 7.4 本章小结 |
| 7.4.1 英美与北京蔓延机制的国际比较 |
| 7.4.2 北京蔓延机制中的制度性因素 |
| 第8章 北京蔓延治理政策建议与通州区的实证研究 |
| 8.1 北京蔓延治理政策回顾 |
| 8.1.1 中心城发展规模控制目标与成效 |
| 8.1.2 第一道与第二道绿化隔离带 |
| 8.2 北京蔓延治理政策、制度改革与紧凑新城规划 |
| 8.2.1 政策工具选择 |
| 8.2.2 城市增长边界 |
| 8.2.3 城市服务边界 |
| 8.2.4 税收级差与税收共享 |
| 8.2.5 发展权移转 |
| 8.2.6 土地产权与变更制度改革 |
| 8.2.7 公共与社区治理制度改革 |
| 8.2.8 紧凑新城组团、环线TOD、楔形绿地系统规划 |
| 8.3 通州蔓延历程、问题与紧凑发展对策 |
| 8.3.1 城镇发展政策与历程 |
| 8.3.2 通州城市蔓延指标 |
| 8.3.3 通州城市蔓延问题 |
| 8.3.4 通州紧凑新城规划与蔓延治理建议 |
| 8.4 本章小结 |
| 8.4.1 英美城市蔓延治理政策对北京蔓延的借鉴 |
| 8.4.2 北京新城的政策制度完善建议 |
| 第9章 结论 |
| 9.1 紧凑城市理论与北京城市蔓延 |
| 9.1.1 紧凑城市理论的效用与实施 |
| 9.1.2 紧凑城市理念与中国土地集约利用政策的差异 |
| 9.1.3 北京蔓延的经济贡献与负外部作用 |
| 9.1.4 中国台湾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借鉴意义 |
| 9.2 蔓延动力机制 |
| 9.2.1 中西城市蔓延机制差异 |
| 9.2.2 土地移转机制与政府规划管理模式 |
| 9.3 北京蔓延治理 |
| 9.3.1 政策性工具 |
| 9.3.2 制度性改革 |
| 9.4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上海第26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热议自贸区建设 |
| 国际专家为上海自贸区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
| 一是要进一步开放 |
| 二是一系列和自贸有关的项目要加速发展 |
| 三是要进一步扩大自贸区规模范围 |
| 四是全方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
| 洋顾问对上海自贸区各领域发展的建议 |
| 上海如何发展总部经济 |
| 推进自贸区金融业的开放有助于国内外服务业企业的受益 |
| 上海自贸区最合适发展成中国天然气中心 |
| 鹿特丹原油期货对上海期货交易所有借鉴意义 |
| 自贸区可注重发展国际离岸贸易中心 |
| 自贸区政策要关注促进创新型产业 |
| 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九届年会破题智慧城市难题 |
| 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九届年会呈现四大特点 |
| “洋顾问”从四领域为重庆发展智慧城市提出建议 |
| 智慧安保——惠普全球副总裁、中国区董事长毛渝南 |
| 智慧交通——福特全球副总裁罗礼祥 |
| 智慧旅游——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罗荣力 |
| 智能医疗——野村证券会长古贺信行 |
| 北京第十一届“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议”聚焦城市品质提升 |
| “洋顾问”为北京市提升发展品质各抒己见 |
| 永易克典 |
| 安东尼·佛莱罗 |
| 蔡澈 |
| 罗楠 |
| 亨利·普格里奥 |
| 冯恩博 |
| 唐羡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生态承载力 |
| 1.2.2 土地适宜性 |
| 1.2.3 土地利用及优化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2 研究区域概况 |
| 2.1 自然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与地貌 |
| 2.1.3 水文水系与水资源 |
| 2.1.4 气候条件 |
| 2.1.5 土壤与植被 |
| 2.2 社会经济概况 |
| 2.2.1 行政区划面积及人口密度 |
| 2.2.2 第一产业概况 |
| 2.2.3 二三产业情况 |
| 2.2.4 社会概况 |
| 2.3 生态建设概况 |
| 2.3.1 水土保持 |
| 2.3.2 农田基本建设 |
| 2.3.3 库区综合治理 |
| 2.3.4 植树造林 |
| 2.3.5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
| 2.3.6 国家级生态县建设 |
| 2.4 本章小结 |
| 3 研究方法 |
| 3.1 生态承载力研究方法 |
| 3.1.1 生态足迹法计算步骤 |
| 3.1.2 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 |
| 3.1.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的生态足迹模型改进 |
| 3.2 土地适宜性研究方法 |
| 3.2.1 土地适宜性评价原理 |
| 3.2.2 土地适宜性评价原则 |
| 3.2.3 土地适应性评价体系 |
| 3.2.4 土地适宜性评价程序 |
| 3.2.5 土地适宜性评价方法 |
| 3.3 马尔科夫预测法 |
| 3.4 土地利用优化方法 |
| 3.5 本章小结 |
| 4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
| 4.1 图像处理 |
| 4.1.1 遥感数据及辅助数据获取 |
| 4.1.2 遥感数据预处理 |
| 4.1.3 遥感图像分类 |
| 4.1.4 分类系统确立 |
| 4.1.5 图像分类 |
| 4.1.6 分类后处理 |
| 4.2 土地利用研究 |
| 4.2.1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研究 |
| 4.2.2 土地利用空间研究 |
| 4.2.3 土地利用动态(时间序列)变化研究 |
| 4.2.4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研究 |
| 4.3 怀来县土地利用变化原因 |
| 4.3.1 水域减少与气候干旱、用水的增加有直接关系 |
| 4.3.2 受经济利益驱动,构成园地面积扩张 |
| 4.3.3 未利用地减少、建设用地增加主要是县城扩张和交通用地增加造成 |
| 4.3.4 生态建设有一定成效 |
| 4.4 本章小结 |
| 5 怀来县生态承载力分析 |
| 5.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均衡因子与生产力因子修正 |
| 5.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 |
| 5.1.2 均衡因子的确定 |
| 5.1.3 生产力因子的确定 |
| 5.2 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 |
| 5.2.1 消费项目的划分 |
| 5.2.2 生物资源足迹计算 |
| 5.2.3 能源足迹计算 |
| 5.2.4 生态足迹计算 |
| 5.3 生态承载力计算与分析 |
| 5.4 生态盈余/赤字计算与分析 |
| 5.5 生态压力 |
| 5.6 本章小结 |
| 6 怀来县土地适宜性评价 |
| 6.1 土地用途及评价对象的确定 |
| 6.2 评价因子选取及确定 |
| 6.2.1 因子选择原则 |
| 6.2.2 评价因子选择 |
| 6.3 评价方法与计算 |
| 6.3.1 评价方法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因子分级及分值 |
| 6.3.4 因子权重的确定 |
| 6.4 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怀来县土地利用优化研究 |
| 7.1 人口预测 |
| 7.2 马尔科夫模型预测 |
| 7.3 多目标线性优化预测 |
| 7.3.1 决策变量 |
| 7.3.2 目标函数 |
| 7.3.3 约束条件 |
| 7.3.4 情景设置 |
| 7.3.5 模型求解 |
| 7.4 方案选择与评价 |
| 7.4.1 优化预测方案选择 |
| 7.4.2 目标方案评价 |
| 7.5 土地利用空间优化 |
| 7.5.1 生态功能分区 |
| 7.5.2 空间分布优化 |
| 7.6 本章小结 |
| 8 怀来县可持续发展对策 |
| 8.1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
| 8.2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
| 8.3 能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讨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导师简介 |
| 个人简介 |
| 成果清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气候变化 |
| 1.2.2 城市环境恶化 |
| 1.2.3 人体机能弱化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范围、概念界定 |
| 1.4.1 健康、生态、社区、健康生态社区概念界定 |
| 1.4.2 健康生态社区内涵、基本特征 |
| 1.4.3 与健康生态社区相关的典型社区概念和内涵辨析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跨学科与跨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5.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5.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5.4 文献分析、公众调查、专家咨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1.7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态价值观的演进及城市“社区病”诊断 |
| 2.1 前工业文明：服从自然 |
| 2.1.1 西方朴素生态价值观 |
| 2.1.2 中国朴素自然观 |
| 2.2 工业文明：征服自然 |
| 2.2.1 空想社会主义 |
| 2.2.2 城市美化运动 |
| 2.2.3 田园城市理论 |
| 2.2.4 现代主义对自然的关注 |
| 2.2.5 邻里单元 |
| 2.2.6 《雅典宪章》 |
| 2.3 后工业文明：回归自然 |
| 2.3.1 绿色运动和增长的极限 |
| 2.3.2 新城市主义运动 |
| 2.3.3 精明增长 |
| 2.3.4 国内城市社区研究 |
| 2.4 多维生态价值观构成因素 |
| 2.4.1 生态平衡 |
| 2.4.2 经济发展 |
| 2.4.3 社会公平 |
| 2.4.4 健康宜居 |
| 2.5 城市“社区病”诊断 |
| 2.5.1 社区的伪生态绿色外表 |
| 2.5.2 城市空间结构及土地利用不完善 |
| 2.5.3 资源能源循环利用不足 |
| 2.5.4 环境污染及保护 |
| 2.5.5 社区地域性特征缺失 |
| 2.5.6 缺乏人文关怀和公众参与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发展演变 |
| 3.1 指标体系定义、构建意义和分类 |
| 3.1.1 指标、指标体系的定义 |
| 3.1.2 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
| 3.1.3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类型 |
| 3.2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
| 3.2.1 国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
| 3.2.2 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
| 3.3 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研究 |
| 3.3.1 WHO 提出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
| 3.3.2 加拿大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
| 3.3.3 上海、苏州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
| 3.4 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 |
| 3.4.1 生态城市概述 |
| 3.4.2 中新天津生态城 |
| 3.4.3 唐山湾生态城（曹妃甸） |
| 3.4.4 瑞典哈马碧生态城（Hammarby） |
| 3.4.5 阿联酋马斯达尔生态城（Masdar City in Abu Dhabi） |
| 3.4.6 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 |
| 3.4.7 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比较与分析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研究 |
| 4.1 国外社区指标体系研究 |
| 4.1.1 英国 BREEAM Communities 可持续社区评价体系 |
| 4.1.2 美国 LEED-ND 社区规划与发展评价体系 |
| 4.2 国内社区指标体系研究 |
| 4.2.1 《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 |
| 4.2.2 《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 |
| 4.2.3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生态住宅（住区）》 |
| 4.2.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 4.2.5 《省地节能环保型住宅国家康居示范工程技术要点（2010 版）》 |
| 4.2.6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 |
| 4.2.7 《中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 |
| 4.3 国内外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比较 |
| 4.3.1 研究对象基本状况比较 |
| 4.3.2 指标体系框架结构和指标项分类比较 |
| 4.3.3 启示与优化策略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健康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 健康生态社区评价体系的制定思路 |
| 5.1.1 既有指标体系构成方法总结 |
| 5.1.2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的引入 |
| 5.2 健康生态社区评价的结构模型 |
| 5.2.1 技术路线 |
| 5.2.2 评价模型 |
| 5.3 健康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 |
| 5.3.1 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构建步骤 |
| 5.3.2 指标项的选取原则 |
| 5.3.3 评价体系框架的建构 |
| 5.4 健康生态社区的评价方法 |
| 5.4.1 评价标准的选择 |
| 5.4.2 健康生态社区评价体系与指标项系统 |
| 5.4.3 指标权重计算 |
| 5.4.4 指标测评函数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健康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的实测研究——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社区为例 |
| 6.1 中新社区概况 |
| 6.1.1 社区现状概述 |
| 6.1.2 建设条件分析 |
| 6.1.3 土地适宜性评价 |
| 6.1.4 用地功能规划 |
| 6.1.5 道路交通规划 |
| 6.1.6 绿化及开放空间布局 |
| 6.1.7 水资源规划 |
| 6.1.8 能源利用规划 |
| 6.1.9 防灾规划 |
| 6.1.10 社区特色设计 |
| 6.2 中新社区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 |
| 6.2.1 调查人群基本信息 |
| 6.2.2 评价体系相关信息 |
| 6.3 中新社区各参评项权重的确定 |
| 6.4 中新社区指标体系测评 |
| 6.4.1 根据门槛条件筛选指标项 |
| 6.4.2 指标项的量化赋值 |
| 6.4.3 中新社区评价结果综述 |
| 6.5 中新社区测评结果评价和分析 |
| 6.5.1 中新社区的总体趋势 |
| 6.5.2 中新社区的优势领域 |
| 6.5.3 中新社区的可提升领域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健康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的探索价值 |
| 7.1.1 国内外城市、社区指标体系的系统梳理 |
| 7.1.2 多住区、多城市案例、多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
| 7.2 健康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的构建特点 |
| 7.2.1 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 |
| 7.2.2 生态、社会、经济、健康相融合的指标体系 |
| 7.3 健康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的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生态足迹的研究进展 |
| 1.2.1 生态足迹概念及原理 |
| 1.2.2 模型出现的理论背景 |
| 1.2.3 生态足迹国外研究进展 |
| 1.2.4 生态足迹国内研究进展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陕北地区自然环境状况 |
| 2.1.1 自然环境状况 |
| 2.1.2 自然环境问题 |
| 2.2 陕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城乡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
| 2.2.2 农业及产业发展情况 |
| 2.2.3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与发展状况 |
| 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3.1 研究内容 |
| 3.2 技术路线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资料收集整理 |
| 3.3.2 生态足迹理论模型 |
| 4 陕北生态环境供需能力分析 |
| 4.1 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
| 4.1.1 陕北总生态足迹动态变化 |
| 4.1.2 陕北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变化 |
| 4.2 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
| 4.2.1 陕北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 |
| 4.2.2 陕北人均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 |
| 4.3 陕北生态赤字动态分析 |
| 4.3.1 陕北生态赤字变化 |
| 4.3.2 陕北人均生态赤字变化 |
| 4.4 生态环境供需能力预测 |
| 4.4.1 灰色系统建模 |
| 4.4.2 生态足迹预测 |
| 4.4.3 预测结果分析 |
| 4.5 小结 |
| 5 陕北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
| 5.1 万元GDP生态足迹分析 |
| 5.2 万元GDP生态赤字分析 |
| 5.3 生态足迹多样性及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分析 |
| 5.3.1 生态足迹多样性及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模型 |
| 5.3.2 生态多样性及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计算与分析 |
| 5.4 陕北生态足迹社会经济驱动力因子分析 |
| 5.4.1 主成分分析法 |
| 5.4.2 区域系统生态足迹社会经济驱动力因子分析 |
| 5.5 小结 |
| 6 陕北水资源生态足迹分析 |
| 6.1 陕北水资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
| 6.1.1 水资源生产能力 |
| 6.1.2 水资源产量因子 |
| 6.1.3 水资源全球均衡因子 |
| 6.2 水资源生态足迹计算方法 |
| 6.3 陕北水资源人均承载力与生态足迹 |
| 6.4 小结 |
| 7 陕北可持续发展对策 |
| 7.1 陕北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 |
| 7.1.1 北部长城沿线风沙区防风固沙林体系建设和湖泊的保护 |
| 7.1.2 中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治理开发 |
| 7.1.3 南部黄龙山、崂山沿线次生林区的建设和保护 |
| 7.2 陕北农业生产力提高对策 |
| 7.3 陕北循环经济建设 |
| 7.3.1 循型环企业建设 |
| 7.3.2 循环型经济园区建设 |
| 7.3.3 循环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 |
| 7.4 陕北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恢复 |
| 7.5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
| 7.6 陕北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 |
| 7.6.1 生态型政府的建设 |
| 7.6.2 循环经济建设的保障措施 |
| 7.6.3 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 |
| 7.6.4 生态环境监控体系的建设 |
| 7.7 小结 |
| 8 讨论与结论 |
| 8.1 结论 |
| 8.2 讨论 |
| 8.3 本研究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导师简介 |
| 个人简介 |
| 在读期间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